她怀着那个秘密过日子，情况没有好转。这年夏天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比里会在便盆里大便了。“好，比里！”她称赞比里，特德称赞比里，比里也称赞自己。据说应该多给孩子鼓励。几天以后，比里说要“大便”，自己便去大便了，所以当特德打电话回家，说商定了一笔交易，安排好每个月刊登的整版广告时，乔安娜也有好消息告诉他：“他说‘大便’，接着自己就去大便啦。”其实这功劳没她的份，大便也不是她的。
　　比里两岁了。乔安娜的妈妈准会说他一点不给人添麻烦。有时候他性情固执，或行动缓慢，但总的说正在长得象样起来，原先老是把奶酪塞在耳朵里，现在逐渐变成了个半文明的人，可以在星期天带着上中国餐馆去啦。
　　乔安娜让他看电视节目“芝麻街”，他就坐在那儿眨巴着眼，并不完全理解。这样乔安娜可以清净一个小时。
　　特德的生意蒸蒸日上。起初，比较年轻时他处于摸索阶段，没有野心，但勤于钻研，到三十九岁他成了一位有见识的广告经纪人。去年，他赚了两万四千元，虽然在纽约算不上大数目，但以前他还没有赚过这么多——而且他还在步步高升。他勤勉地工作以掌握业务知识，他的顶头上司广告经理称他为“我的左右手”。他从不在广告业人士聚集的地方去喝酒，也不跟办公室里的女同事开下流玩笑。他是个有家室的人，家里有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漂亮的孩子。
　　乔安娜周末比较轻松，因为有时他们一起上街，有时特德把比里领一段时间，那她就可以去买东西或是溜达溜达。同事问他：在城里养孩子感受如何？他会回答：很够味；他说这话的时候，比里可能正在用积木搭车库。乔安娜想尽量不要冷落了他，但是他却说：“不，妈妈，你陪我玩。”她就只好做到下午四点钟不要打瞌睡，五点钟之前不喝酒。
　　经常定期和朋友们互相宴请是他们社交生活的主要内容。女权运动也波及到他们，家里有过一些关于男女作用的讨论，有一度男人们饭后都站起来同女人一起收拾杯碗瓢盆。特德有时在吃中饭时会见老朋友，乔安娜却见不到她的老朋友。她在儿童游戏场上新结交了以前当教师的爱米。她们谈的还是孩子。
　　“特德，我想找个工作。”
　　“为什么？”
　　“我无聊极了。我不能老陪着两岁小孩过日子。”
　　“你去雇个人来每周看几个小时孩子，怎么样？”
　　“我不光是要轻松一两个下午。”
　　“乔安娜，亲爱的，小孩子需要自己的妈妈照料呀。”
　　“琳达有工作，同样是母亲，她每天早出晚归，而我呢，老跟比里、杰里米和克里奥在一起，克里奥老巴不得我快走，她好去看《当世界转动的时候》。”
　　“你看吗？”
　　“跟你谈正经的，你别开玩笑。”
　　“行，你想要去干什么工作呢？”
　　“我想干以前所干的。”
　　“那你的收入必需超过雇个管家，或是保姆，或是诸如此类的人的工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钱不多，不能因为你去工作而得不偿失。”
　　“我们已经在蒙受损失了。”
　　“你在讲些什么？你是一个出色的妈妈，比里也是个顶刮刮的孩子。”
　　“我渐渐对比里不感兴趣了。两岁的孩子玩的幼稚游戏和积木叫我烦死了，你成天跟成年人讲话，而我却得坐在地上拿积木堆汽车房。”
　　“要知道，你很健忘。记得吗？你生孩子以前，不是越来越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烦吗？”
　　“所以我将来要干别的工作。”
　　“干什么呢？干什么才能收支相抵呢？”
　　“总有可干的事。我熟悉公共关系，不是吗？”
　　“你当过秘书，乔安娜。如此而已。”
　　“不。我是助理——”
　　“那只是说得好听罢了。你不过是个秘书。”
　　“这种话听来刺耳，懂吗？”
　　“这是事实。对不起，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破坏一个两岁孩子的幸福，而让你上哪个公司去当秘书？你已经过了那种年龄啦。”
　　“是吗？”
　　“哎，等他长大些，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上学，你就可以去找个非全日性的工作干。”
　　“多谢你的批准。”
　　“乔安娜，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这是由于这两年来厌烦透了。”
　　“我倒想知道旁的母亲是怎么对付的。”
　　“并不是每个母亲都呆在家里，有些人有工作。”
　　“嗯。嗯——”
　　“怎么样？”
　　“让我稍微考虑一下。”
　　“我已经通知你啦。”
　　“真滑稽。我原来在想，我们可能应该谈谈再生个小孩的问题。”
　　“真的吗？”
　　“据说时间拖得太长，就越来越难。”
　　“有这样的说法？”
　　“我是说——”
　　“我不想再生孩子了，特德。”
　　“不过你把比里带得这么好。我们都很能做父母。”
　　“想到从头开始再来一遍我就受不了。天呐！又得重新喂他，干那么多无聊的事。”
　　“可能会很有趣。我们可以在你的摩托车上安个座位，到城里到处兜风。”
　　“那你去租一个吧，特德。”
　　很明白，她指的是租个孩子，而不是租个摩托车上的座位。她去找她新交的朋友爱米。乔安娜一口气全讲给她听了——她提不起兴趣，心烦意乱，穷极无聊。可她找错了对象。爱米爱孩子，爱当母亲，想到自己孩子大了，自己又可以到教室里去跟小学生在一起就感到高兴；她支持了特德的论点，并且干脆说厌烦都是“自己造成”的。乔安娜听了，仿佛感到自己的品德分数给评了个不及格似的。接着，自以为是的爱米又叫乔安娜吃了一惊。爱米心头也有没法对人讲的隐私。她有了外遇。对方是有妇之夫，是个精神病医生。乔安娜只是在出嫁之前独身的时候才有风流事。她的朋友里只有爱米一个人结了婚还承认有外遇——而且对方还是个精神病医生呢。
　　“精神病医生能这么干吗？”乔安娜问道，竭力掩饰自己的窘态。
　　她们分手之前又是拥抱，又是接吻，她们现在彼此吐露了衷曲，成了心心相印的姐妹，只不过乔安娜还拿不准自己是否换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外遇？她想：这不解决问题。这会引起一连串其他性质的麻烦。然而，雇个保姆以便自己能脱身去寻欢作乐的想法，却给了她一点儿乐趣。
　　特德说他是同情女权运动的。他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比如在回家之前打个电话给乔安娜，问她家里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不过管家是乔安娜的职责。特德也会帮着照看比里，给他洗澡，周末带他出去玩几个小时。不过家里的事还是乔安娜的责任：给孩子洗衣服，给他安排饮食，关心他的健康，带他去看儿科医生，留意他的各个发展阶段——什么时候教会他大便，什么时候让他从睡小床改睡大床。特德是爸爸，然而乔安娜是妈妈。特德想帮些忙。他觉得自己应该帮忙。不过只限于帮忙。比里从根本上说，还是她的责任。
　　儿童游戏场里每一个跟比里同龄的孩子，在一定时间里都去推同一种长颈鹿玩具，然后大家去骑同一种小摩托车，到了三岁，又一齐上幼儿园。特德思忖自己没上过每年一千四百元学费的幼儿园，怎么也会长大成人；给一个三岁孩子付这么多钱让他去瞎画画是否太浪费了？不过乔安娜明白：要是比里去上学，她每天就能闲上几个小时。可是她对特德说的却是家家的孩子全上幼儿园，如果比里不去，就会落后，再也赶不上，孩子似乎具有的语言能力也会因此丧失，无法弥补。于是特德签了张支票给小猫幼儿园。
　　尽管如此，乔安娜还是不轻松。有时特德早上给比里穿好衣服，送他去上学。可是比里中午就回家来，接着她似乎又跟他打一整天交道。母亲们一致认为三岁的孩子们全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看法丝毫不能安慰她，她还是得把事一件件处理好，比如他要吃花生酱三明治，要方的而不要三角的；他喝牛奶要用画着丑角的茶杯；他不肯用折皱了的彩色纸；他嫌汉堡包上的硬皮太多；他诉说同学伦迪有一辆黄色的自行车，车上安的是铃而不是喇叭；还有，管打扫的女佣拿了二十元钱走了才十分钟，地板上又黏满了倒翻的苹果汁。特德尽管嘀咕开销太大，或是公司业务不景气，因而可能得减薪，但他至少还有个地方去上班，可以在那儿讨论版面费和读者人数等等而不用谈司克菲。啊，我忘了，应该是杰菲，比里，我以为你说的是司克菲，不，该死，早饭你不能吃冰淇淋三明治；但他还是逗人爱的，长的又俊，不过这些都无济于事。
　　“来了！来了！我刚才在浴室里。你自己就拿不到小卡车吗？天晓得！”
　　“妈妈，别对我大声嚷嚷。”
　　“别哭，真要命！”比里仍然哭着，于是乔安娜抱住他，哄他，可是却没有人来哄乔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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