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傻瓜。”保罗·卡斯特兰诺说。“我头疼。
　　格罗莉娅，给我几片阿斯匹林。那个一文不值的笨蛋，他不明白自己正他妈的卷进什么里去。真他妈的见鬼了。”
　　“真他妈的见鬼了。”托米·比洛蒂用他那尖细的男高音重复说，这声音和他那矮胖的公牛般的身躯形成滑稽的对比。
　　“他不明白，”另一个声音说，一个联耳得多的声音，“这是个很蠢的错误，但也只是个错误而已。”
　　乔·奥布赖恩和安迪·库林斯正在他们那间三楼上的天窗中倾听这场谈话，开始研究这个新的声音。
　　当你做监听工作时会发生时些奇怪的事。耳朵行使了平日里由其它器官行使的职能。不得不用它来研究人的性格：这就是你不得不去做的事。这个新的声音听来似乎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聪慧但却不具有力量。那是一种相当软弱的声音，令人愉快但同时充满了方媚和恭顺。即使在听来有适当粗暴时，它也是要劝慰、完抚别人的。它是一种看来似乎要让人希望被打断的声音——这声音，就这样说着话，带着随时煞车的准备。
　　“错误，错误，”托米·比洛蒂尖声叫道，“真他妈见了鬼了，都是这个婊子的过错。”
　　“他得付出代价。”保罗·卡斯特兰诺说，“得让他明白这个，他已经两次犯规了。忘掉这些，他得有始有终。那就是俱乐部的规矩，真是悔气，我们得说，也许他得到了一些，但他得付出双倍的价钱，首先，没有什么扯淡的‘你过几天就能拿到的。’”“要我去和这胖子谈谈吗？”一个劝慰的声音说。
　　“和这个孩死的经理谈所有我关心的事，”教父说：“就是得把钱给我拿来。”
　　很不情愿地，就像一个从足球场上勉强走开的观众一样，安迪·库林斯摘掉耳机，走到电话机旁，挂通了弗兰克·斯佩罗的传呼。20秒钟后，斯佩罗在托特山在地打来了付费电话。库林斯让他查一下今早保罗·卡斯特兰诺客人的汽车。那天的日期是3月24日，教父正回到他和工作中。他那习惯性的头疼已证实了这点。
　　“我看不出这该死的家伙能从哪儿捞到什么。”
　　比洛蒂的声音尖得像只汽笛，这个强硬的小个子用敦促他的主人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行使主权来表现他的绝对忠诚。“是我们创立了它，是我们做的工作。”
　　“什么工作？”卡斯特兰诺问，接着是一阵大笑声。
　　现在，我们应该弄明白这一点，做监梯工作的侦探们对于这3个黑手党徒正在讨论的事情只有很模糊的一点概念。公众们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执法部门有时也自欺欺地相信——如果你能听到罪犯的谈话，他们的计划和方法就会源源本本地暴露无遗，所有称被称呼的名字和所有明白指出的非法行为，而这几乎是可能会发生的事。
　　首先，这些人的英语说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们就是想把话说明白也几乎做不到。而且他们当然不想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他们在其他人居住的地方有疑心；甚至在他们家中认为保密的地方他们也习惯于用暗语说话。这也许不只是出于胆歇—也许他们试图通过避免使用诸如“贿赂”“敲诈”“回扣”“恐吓”“谋杀”之类的词来减轻他们的罪行。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次谈话的参与者已经知道他们正在谈认什么，因而省略了所有的前提。这样，监听中出现的内容就没清楚的轮廊，只有一连串令人迷惑不解的暗示和概念在人的脑海里摇晃，就像是先锋素描一样，看起来一片杂乱无章，而只能渐渐地形成清晰的画面。
　　“你要是给胖子打电话，”卡斯特兰诺说，“就给‘下巴’也打一个。”
　　“托米（先）生，”格罗莉娅·奥拉特说，“你把饼干都七（吃）了吧。”
　　“啊，该死。”又一个人说。天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想再格罗莉妮要点饼干，也许他热咖啡溅到自己的膝盖上。
　　监听点的电话铃响了，是弗兰克·斯佩罗打来的，他告诉库林斯说那天早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客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阿方斯·莫斯卡，绰号“小丑”。
　　奥布赖恩和库林斯只在照片上见过莫斯卡，听说他的名字。他是甘比诺家庭中一个替人收受贿赂或保护费的二等货色。他长着一头红发，一双淡褐色的眼睛，脸色发黄，腹部肌肉松弛，这和总在深夜看电视有密切关系。至少从他的事业角度来看，他不是一粗鲁的家伙。事实上，他看来是故意要让自己看起来你个无能之辈。他穿的套装不很讲究，也不很雅致，系着保守式样的领带也和服装不相配。
　　他刮脸时总要漏掉一些地方。总的说来，他看上去像个希望别人把自己误认为是主管人员的小职员，他拎着一只扁平的小手提箱，尽管只是几块劣质的仿皮和几块纸板粘成的，那里面常常装满了大量的现金。他把钱从建筑承包商那儿拿到工会的官员们那儿，再从工会的官员们那儿拿到托特山。你要是看见“小丑”来了，唯一的问题就是交钱或取钱。
　　对莫斯卡真实身份的了解要归功于1982年对卡车司机国际兄弟会282分会负责人的约翰·科迪勒索的起诉，科迪一案使为什么纽约的建筑费用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这个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人出售劳工的安宁就像弗洛谢姆出卖穷流浪汉一样。
　　在灌注地基时，你要想让运水泥的卡车保障供给，你就得付钱；要是你不付，那些搅抖机就会神秘地失踪，只给你留下地上一个花费昂贵的坑。当你花大笑的钱雇用一台起重机和一群高空作业工人时，你要想运进一批A型大梁，你就得偷偷给科迪5到10万美元；要是你不给，施工材料就会在哪儿被弄丢，你的雇工们坐在路边上要求提高工次，一边吃着德雷克蛋糕一边用乳臭未干的声音对路边的秘书评头品足。有个承包商送给科迪的情妇一套豪华公寓附带的礼物是在曼哈顿商业区最值钱的两个免费停车位置。另一个承包商在他的工资表里加了3个卡车司机的名字，他们是科迪的保镖和汽车司机。
　　不管怎么说，科迪曾是卡斯特兰诺的人，282曾是卡斯特兰诺的工会，1983年，卡车司机工会的头头被起诉判罪，他将失去上诉的权力，在监狱里完蛋，但是其余的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新上任的头头博比·萨索说情况有所改变，这很让执法机关和新闻媒介高兴。282，它看来仍是甘比诺家族的地盘，而“小丑”莫斯卡仍旧带来消息和钱。
　　“所以他说出价690万。”收款员说，伴随着一阵听来像是教父家厨房洗涤槽里水流冲击的声音。一幅动人的家庭画画：女仆正在洗盘子，而大孩子们在偷东西。“科迪说了价65万5万，不过过175万，诸如此类的东西，再加上一些工作。”
　　“12个人，15天。”卡斯特兰诺说。巨头保罗的声音并不总是听来像个关领。有进候他唠唠叨叨的，但是偶尔是他做出一些专用明，言简意赅，斩钉截铁，几乎是军事术语。为什么是12人？为什么是15个职位？原因无关紧要。因为卡斯特兰诺这么说的，这就是原因。
　　“是啊，”托米·比洛蒂鹦鹉学舌似地重复说：“12，15。”
　　“钱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教父说，“我们为自己干事，我们就得为自己着想。就这么告诉‘胖子’，告诉‘下巴’。”
　　“那也许会引起一点小小的不快。”“小丑”莫斯卡说。
　　“不错，不错，”卡斯特兰诺说：“他们会做什么呢？起诉我？”
　　比洛蒂大笑，格罗莉娅大笑。巨头保罗的谄媚老者经过很好的演习呢。
　　通过耳朵，乔·奥布赖和安迪·库林斯听到咖啡杯碰撞的叮当声，椅子挪动的摩擦色。接下来的谈话是关于天气、关排、佛罗里达州的阳光以及格罗莉娅即将到来的驾驶考试。
　　侦探们关掉录音机。他们浑身冒汗，感觉压抑不安，就像屏息面对棋盘坐了大半天似的。监听是件很艰苦的工作，集中精力监听显示我们平日里的注意力是多么草率和不连贯。
　　某些事情他们已经弄明白了，这些事情使他们手指发痒。“胖子”是指“胖托尼”胖托尼“安东尼·萨勒诺，吉诺维斯家族的烟鬼老板。“下巴”是指文森特·贾甘特，他曾行刺过弗兰克·科斯特洛，但失败了，现在是萨勒诺宝座后面的真正势力。“小丑”莫斯卡作为暴徒金字塔的最高的一名使者被派出，去交涉事关数千万美元的家庭内部事务，这不是只关系小额数目的小勾当。这不是街角面包店里敲诈的保护费。这看来是关于市中心主要房地产的摩天大楼的控制问题，这是很严肃的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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