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廖尔战役快要胜利结束了，从北边进攻的一些先遣团已经在上报说：他们从克拉斯诺戈尔斯高地上看见了一个燃烧着的城市。就在这时候，勃良斯克前线司令部接到一份报告：在该区作战的近卫军歼击机团的飞行员们在最近九天中一共打下了四十七架敌机，而他们自己只损失了五架飞机，牺牲了三个人。因为有两个人从被打中的飞机里用降落伞降落了，然后又步行回到了自己的团里。这种战绩，甚至在红军猛烈进攻的时候，也是极其罕见的。我是乘联络机飞抵这个团的，准备给《真理报》写一篇有关近卫军飞行员战斗功勋的文章。
　　这个团的机场，实际上坐落在一个普通农家的牧场上，那上面原有的土墩和田鼠扒出来的土堆被凑合地平整了一下。飞机就像一群山鸡似的，隐蔽在一片小白桦树林的边缘上。总之，这是暴风雨般的战斗日子里最普通的一个野战机场。
　　这一天，该团过得极其吃力。傍晚时分，他们正准备收场。这时，我们就在这个机场上降落了。在奥廖尔附近的上空，德国人特别“活跃”。这一天，歼击机完成了七次战斗飞行。在太阳正落山的时候，最后的一批机组已经作了第八次飞行返回来了。团长是一个瘦小、晒得黑乎乎的、行动敏捷的人，皮带束得紧紧的，穿着崭新的蓝色飞行制服，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他心悦诚服地说，今天这个状态他讲不出一点有条理的东西来。因为从早晨六点他就来到了机场，曾三次亲自飞入空中，所以眼下累得要趴下了。在这一天，其他的指挥员也无心顾及到新闻采访。我明白了，采访只得拖到明天，况且要回去的话无论如何已经太晚了。太阳照在白桦树树冠上，它的光线像被熔化了的黄金一样撒满在树的上面。
　　最后一组飞机降落了。马达还没有关闭，它们就径直向小树林滑行。机械师们手工操作调整了飞机方向。飞机的掩体是马蹄形的，在这掩体上盖有绿草皮。只有当飞机进了这土掩体停下来的时候，飞行员们才慢慢地从机舱里钻出来。他们脸色苍白，神情疲倦。
　　第三航空大队队长的飞机是最后飞回来的。晶莹透亮的机舱盖打开了，从里面先扔出来落在地上的是一根大红木手杖。它包着镀金的花字图案。接着出现了一个宽脸黑发的人，皮肤晒得黑黑的。他用结实有力的手撑着，迅速地站了起来，灵活地将身子翻过舱舷，下到机翼上，然后不很方便地走了下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团里最出色的飞行员。为了不白白地损耗掉一个晚上，我决意现在跟他谈谈。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黑眼睛像茨冈人似的，里面还存有儿童的热情。这热情与饱经风霜、阅历丰富又疲惫不堪者的智慧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他微笑着，高兴地看着我，说道：
　　“你饶了我吧！说实话，我真要倒下来了，耳朵里轰鸣着。您吃饭了吗？没有？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去食堂吃晚饭吧。我们这里规定，每打下一架飞机，晚餐就发给二百克伏特加，今天应该给我四百克，正好够咱俩喝的。怎么样，走吧？如果您等不及，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聊。”
　　我答应了，我很喜欢这个坦诚开朗的人。我们沿着小路一直穿过森林往前走。这条小路是飞行员们踏出来的。我的这个新朋友快速走着，时常低下身子，一边走，一边摘些黑草莓或采一大串浅玫瑰色越橘，再把这些东西往嘴里塞。今天他可能很累了，走起路来步伐沉重，但他并没有拄他那奇特的手杖。手杖吊在他的一只胳膊肘上，只是偶尔才把它拿在手里，去打落有毒的植物或敲击绯红色的柳兰树。我们走过峡谷，向陡峭滑溜的烂泥斜坡攀登。这时，飞行员用手紧紧抓住灌木丛，慢慢地爬行着，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使用手杖。
　　但是，一到食堂他的疲倦困乏好像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他坐在窗户边，从这儿可以看见寒光四射的红色的落日。按飞行员的体会，这是明天有风的预报。他很贪婪地喝了一大杯水，喝得咕嘟咕嘟作响。接着，他就同一个满头漂亮鬈发的女服务员开玩笑，说她因为他的那个躺在医院里的朋友的缘故把所有的汤都做得很咸①。他吃饭胃口很好，吃得很多，使劲用有力的牙把羊排骨啃得干干净净，啃的时候还发出吱吱响声。他隔着一张桌子和朋友们互相开玩笑，向我打听一些莫斯科新闻，打听文坛新事，询问莫斯科剧院的演出情况。按他的说法，唉，真是遗憾，他居然连一次也没去过那儿。我们吃光了第三道菜——黑浆越橘的果子冻，这儿称之为“雷云”。这时，他便问道：
　　①这是句俗语，意思说一个人在恋爱时做起菜来会随手加盐，把菜做得很咸。
　　“说实在的，您要在哪儿过夜？没地方吗？那太好了，请到我的窑洞里去过夜吧！”刹那间他皱起眉来，沉默不语，然后声音沙哑地解释说：“我同屋今天执行战斗任务没有回来……也就是说，有一张空床。一定能找到比较干净的被子。咱们走吧。”
　　看来他是个乐于跟人交往的人，特别喜欢跟陌生人聊天，想方设法向对方打听他想知道的一切。我答应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峡谷。那峡谷的两边斜坡上长有密密麻麻的马林浆果，肺草和柳兰。它们散发出烂树叶味和蘑菇的潮湿味，这地方挖了窑洞。
　　自制的“斯大林格勒德卡”灯燃起了杂有煤烟的火苗，它照亮了窑洞。原来住处挺宽敞的，住起来也特别舒适。在土墙的壁龛里有草褥，上面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两条被子。草褥是军用防雨布制的，里面塞满了芳香的新鲜干草。角落里放着几株小白桦树，叶子还没有蔫。照飞行员的说法，这是“为了使窑洞里有点生气”。床铺上方的上墙上凿有一些很规则的阶梯，阶梯里面铺垫了一些报纸，上面搁有几摞书和一些洗刷、刮胡子的器具。有一张床铺的床头上放有一个自制的透明的有机玻璃像框，样式很别致，里面装有两张照片，不过已经模糊得看不太清楚了。这种像框是在战事间歇的时候，各个团的能工巧匠们因寂寞用敌机的碎片磨制成的。一只军用锅用小牛蒡草叶盖着，放在一张桌子上，里面装满了林中的马林浆果。马林浆果、小白桦树、于草和铺在地板上的枞树枝，它们散发出一种浓郁的气味，使人高兴、愉快。窑洞内充满了一种凉意，还有那非常合人意的湿润。峡谷里的蝈蝈吱吱地叫着，让人昏昏欲睡。由于这些原因，我和主人一下子就觉得浑身有一种非常舒适的困倦，于是便决定把谈话推迟到明天进行，已动手吃起来的马林浆果也放到明天再吃。
　　飞行员出去了。他大声地刷牙、洗冷水浴，还兴奋地发出嗨嗨声，呼哧声，所有这些声音好像整个森林都能听见。他愉快地回来了，面貌焕然一新，眉毛和头发上还带有水珠。他把灯芯捻下去了，便开始脱起衣服来。有一个什么东西咕咚一声沉重地倒在地上。我回首一看，便发现了连我自己也不相信的一件事：他把他自己的双脚留在了地上！一个没有脚的飞行员！一位歼击机的飞行员！一位今天刚进行七次战斗飞行，还击落了两架飞机的飞行员！这似乎是根本不可信的。
　　然而，他的双脚，更确切地说——一对假肢合适地穿着一双军用皮鞋，倒在地上。假脚的下半截从床底下突了出来，像有一个人躲在床底下，把双脚露在外面。这一瞬间，我的眼光可能是大惑不解。因为主人看了我一眼之后便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狡黠地问道：
　　“难道原先您没发现吗？”
　　“甚至根本就没有想过。”
　　“真是太妙了！真要好好感谢您！但是我不明白，怎么没人告诉您呢？我们团好饶舌的人多得如同飞行高手那样，他们怎么会错过这种机会：不给一个陌生人，况且还是来自《真理报》社的人，夸奖一番这种奇事？”
　　“但是，这可是空前未有的事！鬼才晓得这种功勋：没脚驾驶歼击机作战！我还不知道航空史上竟有这等事。”
　　飞行员愉快地打了一下口哨讲道：
　　“哧，航空史！……它没经历的事多得很，不过在这次战争中苏维埃飞行员却让它感受到了。然而，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说真的，我会更高兴用真正的双脚而不是用这对假脚去飞行。但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子了。”飞行员喘了口气，“不过准确地说，航空史上毕竟是有过类似的例子的。”
　　他在装图的包里翻找了一会儿，抽出来一页剪报。这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已经磨得很旧了，折缝处的内容变得模糊不清。它被小心地粘贴在玻璃纸上。这页的内容讲的是一个少了一只脚的飞行员。
　　“但是他终究还是有一只好脚！另外，他不是歼击机的飞行员，他开的是旧式‘法尔曼’机。”
　　“然而我是苏维埃飞行员呀！您不要认为我是在胡吹滥夸，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而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人告诉我的……”他特别强调了“真正的”这个词，“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
　　飞行员坚强刚毅的宽脸上布满了温柔又很忧郁的神情，眼睛里闪烁着亲热与明亮的光辉，整个人一下子变年轻了十岁，几乎成了一个半大的小伙子。这样，我便惊异地确信，一分钟前我的主人好像是个中年人，其实只不过二十三岁。
　　“平时我非常讨厌人家一开口就问‘你是什么时候，怎么
　　而此时此刻过去的一切倒突然回忆起来了……您是外来人，明天我们就要分手，大概以后不会再见面了……您要我把我的双脚的故事原原本本地给您讲一遍吗？”
　　他在床上坐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就开始讲了起来。他好像是随想随讲，根本就忘了有交谈者。但他的叙述很有意思，形象生动。在他的叙述里可看出聪明与智慧，非凡的记忆力，博大善良的心胸。我立即就领悟到，我要听到的事是极有意义的，是前所未有的，以后的任何时候将再也听不到了。我拿起桌上的一本学生练习本——那上面写有《第三航空大队飞行日记》字样，便开始记录他的故事。
　　夜幕，悄悄地移到了森林上。桌上简陋的小油灯时常发出毕剥声、丝丝声，灯的旁边落下了不少被烧掉翅翼的粗心的飞蛾。开始时，夜风传送来了不成曲调的手风琴的吱吱声；尔后，手风琴声停止了，就只剩下了林中夜间的声响：鸬鹚刺耳的哀号声，猫头鹰从远处传来的呻吟声，旁边沼泽地上的青蛙很起劲地叫着的哇哇声，蝈蝈的吱吱声。他叙述的声音有些沙哑，似若有所思，节奏均衡。这种叙述是在上述各种声音的伴奏下进行的。
　　这个人的故事是如此神奇地吸引了我，我力求把它记录得详细些，写完了一本练习本，就在架子上找出第二本。写完第二本时，居然没注意到天空已经发白——那是从窑洞过道的狭窄出口处看出的。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①把他的故事讲到了这一天，即击落了“利赫特果芬”空军师团的三架德机之后，他重新感到自己是享有与大家同等权利，同等价值的飞行员。
　　①作品主人公原型姓“马烈西耶夫”，作者在后面要提到这点。
　　“哎呀，我跟您瞎扯了这么多，明天一早我还要飞行呢。”他把一句话讲了一半就截住了，“您也听累了吧？现在就睡吧。”
　　“喂，那奥丽雅究竟怎么样了呢？她是如何回答您的呢！”我询问道。接着我想改变这个话题，“不过这个问题对您也许是不愉快的，那就请您别回答好了。”
　　“没有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微笑了一下，“我和她都是大怪人。原来，一切她都知道了，我的朋友安德烈·捷葛加连科当时就给她写了信——起初是讲到我的惨祸，继而讲到我截断双脚的事。但是她看到我不知为什么隐瞒着，想我一定是很难受，不愿意说，所以她也一直装出仿佛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是莫名其妙地互相欺骗着。您要看看她吗？”
　　他把那盏简陋的小油灯的灯芯抢大了一些后，就把它移到相片跟前。照片放在那个用有机玻璃制成的奇特的像框里，挂在床头上方。摄影爱好者拍的那一张几乎退了色，磨损光了，要很费劲才能看出是一个女孩子：她坐在夏天草地的花丛里，无忧无虑地微笑着。另一张照片同样是这个姑娘的，她穿着技师中尉制服，面孔瘦削严肃，富有智慧，神情专注。她个子瘦小，军人打扮给人感觉她是一个长得很出色的半大男孩子。不过这个“未成人的少年”的眼神带些倦意，不像一般少年那样明亮锐利。
　　“您喜欢她吗？”
　　“非常喜欢。”我由衷地答道。
　　“我也是。”他善意地微笑着说。
　　“那么斯特鲁契柯夫呢？他眼下在哪儿？”
　　“不知道。他从大卢卡寄出的最后一封信，我是冬天收到的。”
　　“而这个坦克手呢？……怎么称呼他？……”
　　“葛里沙·葛沃兹捷夫吗？他目前是少校了。他参加了著名的普罗霍洛夫卡会战，尔后参加了坦克突破战，那是在库尔斯克弧形地战役中。我们一直在一起作战，但始终没有见过面。他眼下在一个坦克团当团长。最近他不知为什么不写信来了。哦，那没关系的，只要我们活着，总会有见面的机会的。而我们又为什么不活呢？好啦，睡吧，睡吧，已经是早晨了。”
　　他吹灭了那盏简单的小油灯。窑洞里变得晦暗，但是它却被黎明不太清晰的亮光冲淡了。蚊子开始嗡嗡地叫起来，这大概是这可爱的林间住所里唯一的美中不足。
　　“我特别渴望把您的故事写出来，刊登在《真理报》上。”
　　“那有什么呢，您就写好了。”飞行员没有特别热忱地应允了。大约一分钟后，他又用发困的嗓音补充道：“或许不值得写吧，这种文章要是落到了戈培尔手里，那他就会大肆渲染，说什么，俄罗斯那边在用没脚的人打仗，等等，这是法西斯匪徒惯用的伎俩。”
　　转眼间，他就呼呼大睡了，而我怎么也睡不着。意想不到的自白，以其纯朴与崇高震撼了我。如果这自叙的主人公本人不就在旁边睡觉，如果他那布满了一层露珠的假脚没有倒在地上并在乳白色的晨曦中清晰可见，那么这一切就好像是一篇优美的童话故事。
　　……此后我再也没有碰见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但是，无论战事把我扔到哪儿，我都随身带着那两本练习本——那里面有我在奥廖尔城下所记录的有关这个飞行员的奇特经历。在战争中，在战斗间歇的日子里，以及后来我在解放了的欧洲各国奔波的时候，我不知有多少次要动手写一篇关于他的特写，但是每一次都搁置了下来，因为我所能写出的仿佛只是他整个生活经历中的一个暗淡的影子。
　　有一次，在纽伦堡，我曾出席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会。当时，对赫尔曼·戈林的审讯工作就要结束了。这时，苏联方面的公诉人所提出的问题，把“德国第二号纳粹”逼得紧靠墙壁。他在大量罪证面前哆嗦了，用不情愿的声音勉强地对法官陈述说，以前百战百胜的法西斯大军在我国广袤的疆域上打战时是怎样在红军的重创下肢解、崩溃的。戈林一边为自己洗刷罪行，一边抬起那双没有生气的眼睛，向高空望去，说道：“这真是天意。”
　　“你是否承认，你们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结果也使德国遭到毁灭，犯下了滔天大罪？”苏联公诉人罗曼·鲁坚科问戈林。
　　“这不是犯罪，而是命中注定的过失。”戈林愁眉苦脸地低下眼睛，闷声闷气地说：“我只能承认我们的行为太轻率了，因为只有在战争的进程中才能弄清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况且有许多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不知道也不理解苏维埃俄罗斯人。他们过去是一个谜，现在仍然是个谜。任何一个出色的间谍机关都无法揭示出苏联真正的军事潜力。我讲的不是大炮、飞机和坦克的数目，这个我们大体了解了。我讲的也不是工业力量和工业动员力。我说的是人。在外国人看来，俄罗斯始终是一个谜，连拿破仑也没有搞清楚这个谜，我们只是重犯了拿破仑的错误。”
　　我们骄傲地听着这种迫不得已的“坦白”——关于“谜一般的俄罗斯人”，关于我们祖国“神秘的军事潜力”。谁都相信，苏维埃人是有能力有才华的，是富于奋不顾身和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的，在战争期间它们是如此地让全世界震惊。这些特征，对所有戈林之流来说确实是解不开的神秘之谜。况且，对德意志人是“优秀种族”这一可怜“理论”的发明者来说，他们哪里能够理解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人的精神与强大力量呢！于是，我突然想起了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就在这儿，在这个用橡树装饰的肃穆大厅里，他那被淡忘了的形象一下子就站立在我的面前，非常鲜明、执著。因此，我特别想在这儿，在纽伦堡，在这个曾是纳粹发源地的城市，讲述一个普通的苏维埃人的事迹。这个人和千千万万个苏联人一起打垮了季台尔的陆军，戈林的空军，击沉了赖达尔的舰队，用自己强有力的攻击击溃了希特勒这个野蛮国家。包着黄色书皮的那两本练习簿，其中一本上写有《第三航空大队飞行日记》字样，笔迹是马烈西耶夫的，我随身把它们带到了纽伦堡。从审判会上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翻阅那些旧笔记，又坐下来创作，以期把我所知道的有关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的一切——从他同伴的讲述里，从他本人的话语中所得知的——原原本本地描写出来。
　　当时有许多我没能记下来，四年来我又忘掉了许多。由于谦虚，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当初有许多事就根本没提。因此我就必须周密地思考、补充。在那个夜晚，他热情、清晰地描述了他的那些朋友们。这些人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都被磨损掉了，我又得重新塑造他们。在这儿我不可能严格地遵循事实，便把主人公的姓稍稍地作了改动，对那些在他建功立业的艰难历程中出现的人——与他同行的，给予过他帮助的，我都给起了新的姓名。如果有人在这部小说中认出了自己，那就请他们别责怪我。
　　我要把这部书题名为《真正的人》，因为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确实是一位真正的苏维埃人。这种人是赫尔曼·戈林以前所一直不能理解的，甚至到了可耻的死亡关头时他也始终不能够明白的。所有那些忘记了历史教训的人，那些暗地里还幻想走拿破仑和希特勒道路的人，他们直到现在还是不能理解的。
　　这部作品——《真正的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真正的人》这部书写完之后在准备印刷时，我很希望在它出版之前让其主人公读一读。但是，在我看来，在乱糟糟的漫长的战线上，他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无论是找和这个飞行员的共同朋友，还是我求助的政府机关，都不能帮我找到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马烈西耶夫。
　　小说已经在杂志上刊载出来了，许多电台都在广播它。有一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很希望见见您。”听筒里讲话的是个男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好像很耳熟，但想不起来是谁。
　　“那您是谁呢？”
　　“我是近卫军少校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
　　过了几个小时，他就用像熊一般的有些摇摆的步态来到我跟前。他灵敏、愉快，还是那样精神饱满。四年的战争几乎没使他有什么变化。
　　“……昨天我呆在家里看书，收音机开着，但是那时我醉心于阅读，没有留神广播的内容。突然，我妈妈激动地走到我跟前，指着收音机说：‘你听，孩子，这里讲的正是你。’我便仔细地听起来——不错，讲的正是我，正在播送我过去的事。我很奇怪：谁能写出这个？要知道，我好像没踉任何人说起过这些。接着，我突然回忆起我们在奥廖尔城下相遇的事——那一整夜，我在窑洞里给您讲了我自己的事，而不让您睡觉……我寻思着：这是怎么回事，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几乎是五年前……然而收音机播送的只是一个小片断，播了作者姓名，于是我便决意要找到您……”
　　所有这些内容他是像连珠炮似地讲出来的，与此同时，他开朗地微笑着，有些害羞。这种笑和以前马烈西耶夫式的微笑一样。
　　我们的这次会面像是军人通常的久别重逢那样。谈的是战斗，讲的是我们都熟悉的军官，用一些褒义语句悼念那些没有活到胜利的人。关于他本人，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还是不太乐意谈。但是，我最终还是知道了他又成功地打了许多仗，跟着他所属的近卫军飞行团胜利地参加了1943—1945年的全部战役。我们分手之后他在奥廖尔城下又打下三架敌机，后来在参加保卫波罗的海沿岸的战役中，他的作战清单上又添了两架飞机。一句话，为了在战争中所丧失的双脚，他同敌人慷慨大方地清算了这笔帐。他被政府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还讲到自己家里的事。于是，我便高兴能在这方面补充上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战争结束后，他同自己心爱的姑娘喜结良缘，而且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儿子维克多。她的老母亲从卡梅欣来到了马烈西耶夫身边，眼下她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照料着小马烈西耶夫。她为自己的孩子们的幸福而高兴。
　　我在异地创作了关于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真正的苏维埃人——的小说，现在生活本身还在写着它的续集。
　　纽伦堡—莫斯科
　　1946年
　　豆豆书库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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