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先生，路易十四为了开凿曼特侬水渠所牺牲的人命比国民公会为了公平征税，统一法令，使法国国家化，以及平均分配遗产所牺牲的人命还要多，”一个因为没有贵族头衔而成为共和党人的青年马索尔说。
　　“先生，你这把人血当酒喝的人，这回你可愿意刀下留人吗？”瓦兹省的殷实地主莫罗回答他说。
　　“那又何必呢，先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难道不值得来点牺牲吗？”
　　“毕西沃！吓！那共和党什么的，他主张把这个地主的脑袋拿来当牺牲！”一个青年人对他的邻座说。
　　“人物和事件都算不了什么，”共和党人一面打噎，一面继续发表他的理论；“在政治和哲学上，原则和概念高于一切。”
　　“这理论多么可怕呵！你只因为朋友们说了一声假如就毫不悲伤地杀掉他们吗？……”
　　“嘿！先生，一个人有内疚，才真正是个坏蛋，因为他心里还有道德观念；而彼得大帝①，阿尔伯公爵②，只知有制度，海盗蒙巴尔③心中只有一个组织。”
　　　
　　①彼得大帝（1672—1725），是一个有宏图大略的俄国沙皇。
　　②阿尔伯公爵（1508—1582），法国将军，以残酷镇压荷兰和葡萄牙的起义著名。
　　③莱巴尔，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海盗头子，绰号“杀人魔王”，后来成为十九世纪许多戏剧和小说的主角。
　　　
　　“可是，社会就不能摈弃你们的制度和你们的组织吗？”卡那利说。
　　“噢！这我同意，”共和党人嚷道。
　　“嘿！你们的愚蠢的共和国可真使我恶心！我们竟不能够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切一只阉鸡而不致触到它的土地法。”
　　“你的原则都很杰出，我的小布鲁图斯①，你满肚珍馐，可你真象我的听差；那可笑的家伙，真是爱洁成癖，要是我让他顺着他的癖好来刷我的衣服，我可真要光着身子走路了。”
　　“你们真是一帮粗野的家伙！你们想要用牙签来清洗一个国家，照你们的说法，司法倒比强盗更危险了，”共和政体的拥护者答辩说。
　　“哎！哎！”诉讼代理人德罗什嚷道。
　　“他们也和他们的政治一样讨厌！”公证人卡陶说，“快别再谈啦。没有什么学问或品德抵得上一滴血。如果我们要清算真理，也许我们会发现它业已破产。”
　　“啊！让我们在罪恶中逗乐，一定比在善良里争吵来得省心。因此，我愿意把我四十年来在讲坛上的讲话换取一条白鲈鱼，一篇佩罗②的童话，一幅沙尔莱③的素描。”
　　　
　　①布鲁图斯，古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共和制的坚决捍卫者，终身为共和政体而奋斗，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
　　②佩罗（1628—1703），法国作家，他创作的童话有《灰姑娘》、《小红帽》、《七里靴》、《蓝胡子》等。
　　③沙尔莱（1792—1845），法国素描画和石版画家。
　　　
　　“你说得很对！……请把芦笋递给我……因为，说到底还是自由产生混乱，混乱引来了专制，然后从专制再带回自由。牺牲千百万人的性命都没能让这些制度中的任何一种取得胜利。人类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永远在循环法里打转吗？当人类自以为已经改善了什么，其实只不过是把事物掉了一个位置而已。”
　　“噢！噢！”杂剧作家居尔西嚷道，“先生们，这么说来，我愿为自由之父查理十世①干杯！”
　　“为什么不可以？”爱弥尔说，“当专制合法的时候，自由就躲在习俗里；vice versa．②当自由合法的时候，专制也是如此。”
　　　
　　①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国王，因为修改宪法，取消言论自由，引起人民的不满，一八三○年七月爆发革命，他被赶下台。这里说他是自由之父，乃是一句反话，嘲讽地指出了革命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是他实行专制暴政的直接后果。
　　②拉丁文：反之亦然。
　　　
　　“那么，让我们来为授予我们大权去统治愚人的那种权力的愚蠢性而干杯吧，”一位银行家说。
　　“嘿！我亲爱的朋友，拿破仑至少给我们留下了光荣！”一位从未离开过布雷斯特军港的海军军官嚷道。
　　“啊！光荣，这是种可悲的商品，代价高，又保不住。难道能说它不是大人物的利己主义，就象幸福是傻瓜的利己主义那样吗？”
　　“先生，你真是幸运……”“第一个发明堑壕的人，一定是个弱者，因为社会只对孱弱的人有好处。处在精神世界的两个极端的野蛮人和思想家，对于私有权同样感到厌恶。”
　　“说得漂亮！”卡陶嚷道，“要是没有私有权，我们怎样来签订契约？”
　　“这些豌豆的味道真是妙不可言！”
　　“于是，第二天早上，神甫被发现死在床上……”
　　“谁在谈论死？……别开玩笑！我有一位叔叔哩。”
　　“你无疑会听任他死掉。”
　　“这不成问题。”
　　“诸位先生，请听我说！……弄死他叔叔的方法。嘘！别做声，（听着！听着！）首先要有一位又胖又肥的叔叔，至少要有七十来岁，这种叔叔最好。（全场活跃）无论用什么借口，务必设法让他饱餐一顿鹅肝酱。”
　　“哎！我的叔叔却是又高又瘦，既吝啬又能节制。”
　　“啊！这类叔叔都是些老而不死的怪物。”
　　“那么，当他正在消化食物的时候，”那位谈论叔叔的人继续说，“告诉他，他存款的银行已经倒闭。”
　　“要是他经受得住呢？”
　　“给他一位漂亮姑娘！”
　　“如果他是……？”另外一个人说，同时做出一个表示无能为力的手势。
　　“那么，这就不是叔叔了……叔叔总是风流的。”
　　“玛利勃朗①的歌声中唱漏了两个音符。”
　　　
　　①玛利勃朗（1808—1836），是一位原籍西班牙的法国著名女歌唱家。
　　　
　　“不，先生。”
　　“是的，先生。”
　　“噢！噢！是和不是，这难道不就是所有宗教、政治和文学论著的历史吗？人类是一个在悬崖上跳舞的丑角。”
　　“照你的意思，我倒是个傻瓜了？”
　　“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教育，简直是可笑的儿戏！海因费特马赫先生曾经估计我们出版的书超过十亿册，可是，一个人一生中只能看十五万册。那么，请你解释解释教育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有些人来说，教育意味着认识亚历山大大帝的马的名字，贝雷西洛犬①的名字，和‘阿柯尔的贵人’是谁的笔名②，而不必懂得替我们发明木筏或瓷器的人的名字。对另一些人来说，受教育就是懂得焚毁遗嘱，做一个体面的人，为人所爱，受人敬重，而不是去做一个屡犯的偷表贼，受到法律对五种情状的加重处罚，解赴沙滩广场处死，受人憎恨和名誉扫地。”
　　　
　　①贝雷西洛犬是西班牙人在圣多明各征战中用以对付印第安人的猎犬。
　　②“阿柯尔的贵人”是法国滑稽作家塔布罗（1547—1590）的笔名。
　　　
　　“拿当将会留名后世吗？”
　　“啊！先生，他的同事都是些非常聪明的人物！”
　　“那么，卡那利呢？”
　　“他是一位大人物，我们别再谈这些啦。”
　　“你们都喝醉了！”
　　“宪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智慧的糟蹋。艺术、科学和古代遗迹，这一切都被可怕的自私心所吞噬了，自私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弊病。你们那三百名坐在议会席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一心只想种植白杨树。专制违法地做了许多大事，自由却连合法的小事也懒得去做。”
　　“你们的互助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些满身铜臭的人，”一个专制政体的拥护者打断他的话说。“在用普及教育使得人人平等的民族里，将会丧失个性。”
　　“可是，社会的目标难道不是为每个人造福吗？”一个圣西门派问道。
　　“要是你每年有五万法郎的收益，你就不大会想到民众了。你要是对人类怀有崇高的热情的话，请你到马达加斯加去：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善良的小民族，由于淳朴很容易接受圣西门的学说，你可以把它分类，把它装进试验瓶里；但是，在这儿，每个人都很自然地钻进自己的小窝；就象销钉插进孔洞里。门房总还是门房，笨蛋就是蠢东西，并不需要教会学校来提拔。哈！哈！”
　　“你是卡洛斯派①！”
　　　
　　①卡洛斯派是十儿世纪西班牙支持卡洛斯为王的反动政权派集团。在法国，人们把支持查理十世的人叫做卡洛斯派。
　　　
　　“为什么不是？我喜欢专制政体，它对人类显示某种轻蔑。我并不憎恨国王。他们是多么有趣呀！他们在一间房子里登上宝座，距离太阳有三千万里，这难道不算一回事吗？”
　　“可是，让我们来对文明这个问题，从较大范围作一番概括的论述吧，”一位学者说，他是为了教导一位心不在焉的雕刻家而进行这番讨论的，他谈到社会的起源和原始民族。“在国家起源的时候，权力可说纯粹是物质的，统一的，粗犷的；后来随着社会基础的逐渐扩大，各政府就开始采取比较巧妙的方法来分解原始的政权。因此，在上古时期，权力是握在僧侣手里，神甫一手握着宝剑，一手提香炉。后来就有两个司铎；大司祭和国王。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文明的新阶段，它便根据社会力量组合的情况来分配权力，而且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工业、思想、金钱和言论构成力量的时期。这时候政权已不再统一，正不停地走上社会解体的道路，除了利益之外已不再有别的屏障。因此，我们既不能依靠宗教，也不能依靠物质力量，就只好依靠智慧了。书本抵得上宝剑吗？议论抵得上行动吗？这便是问题所在。”
　　“智慧毁灭一切！”卡洛斯派嚷道，“去你的，绝对自由把各国引上自杀的道路，它们在胜利中感到烦恼，象个英国的百万富翁。”
　　“你还有什么新东西可讲么？你今天嘲笑过所有的政权，这跟否认上帝一样庸俗！你已不再有信仰。因此，在你看来，本世纪活象给放荡生活毁了的老苏丹！总而言之，你们的拜伦爵士在最后绝望的诗篇里，就只好歌颂罪恶的激情。”
　　“你知道吗？”醉得一塌糊涂的毕安训说，“你知道不知道，多一个剂量或少一个剂量的磷，就可以使人成为天才或恶棍，成为聪明人或白痴，有德行的人或罪犯？”
　　“你哪能这样来看待德行！”居尔西嚷道，“德行是一切戏剧的主题，所有悲剧的结局，一切法庭的基础……”
　　“喂！闭上你的嘴，畜生！你的德行，那是没有脚踝的阿喀琉斯①！”毕西沃说。
　　“来酒呀！”
　　　
　　①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传说他除脚踝外，全身刀枪不入，在攻打特洛伊的战斗中，他杀死特洛亚英雄赫克托耳后，他本人也被赫克托耳之弟帕里斯的毒箭射中脚踝而死。作者在这里说的是一句俏皮话。
　　　
　　“我能一口气喝完一瓶香槟，你敢和我打赌吗？”
　　“你倒真有点急智！”毕西沃嚷着说。
　　“他们都象车夫似的喝得烂醉了，”一个一本正经地把酒倒给他的背心喝的青年说。
　　“是的，先生，现政府的高妙手法就是使舆论居于统治地位。”
　　“舆论吗？那是最淫荡的妓女！你们这些道德家，政治家，要是听信你们的话，我们就只好不断地违背天性而偏爱你们的法律，违背良心而偏爱舆论。去你的，一切都是又真又假！要是社会给了我们绒毛软枕，它就一定会用痛风病来抵消它所给的恩惠，就象它用诉讼程序来缓冲法律的严峻，用伤风来作为开司米披肩流行的后果。”
　　“你真是个怪物！”爱弥尔打断了愤世者的话头，“你怎么能对着这样的佳肴美酒，在把肚子填满到咽喉之后，来对文明进行诽谤？你要么就啃这只金黄蹄子金黄角的麅子，可别咬你母亲……”
　　“如果天主教发生把一百万个上帝放在一个面粉袋里，如果共和国最后总要出现拿破仑这类人物，如果王权存在于亨利四世的被杀和路易十六的被判死刑之间，如果自由主义终于变成了拉法夷特①，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在‘七月革命’的日子里你吻过他没有？”
　　　
　　①拉法夷特（1757—1834），又译拉斐特，法国将军和政治家，他曾积极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并以自由保王派的身分参加一七八九年和一八三○年的法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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