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勒库弗朗斯圣母院路的家中，我直接躺在地板上，把唱片放得震天响。那是我喜爱的一个歌手埃及人法利·埃拉特拉克的歌。我卷着烟，躺在地板上抽起来，圆瞪着眼睛。我糟透了，觉得自己从地板上抬升起来。法利像催眠一样重复着歌词，听众快乐得低声叫着。我不懂阿拉伯语，虽然每年都下决心要以父亲为榜样。电话响个不停，我拔掉了线，昏沉沉一连睡了一天一夜。费迪南从昂蒂布至少给我打了十来个电话。我差点要给阿伊达打电话，但后来改变了主张。如果她哭起来的话，我也忍不住会哭的。
　　我往旅行包里装了些东西，然后开车驶上了南方的高速公路，一路风驰电掣，简直不要命了，到了第戎，我不假思索地往东走，没有去马松和里昂。我决不会去找费迪南的：爱情已离我而去，就像脱掉一件裙子。我身心疲惫，但很愉快。战胜痛苦，无异于得到快乐。三天来，邦雅曼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不断地说服我。听完这个神奇的故事后，我已慢慢地有些相信了。我在仪表板上摊开邦雅曼给我的地图。他的斜体字又细又小，跟路线混在一起。太阳仍高挂在天上，从敞开的车顶照在我脸上，照得我眼花缭乱。我抬起头，迎接它那令人惬意的温暖。
　　在这群山之中，有个东西在呼唤我，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经过贝藏松，直奔蓬塔里埃。我越往山上走，路边的房子便越沉重，越厚实。梧桐树在国道上方搭起阴凉的拱顶，空气甜蜜得令人难以置信，青草茂盛，沟壑阴森森的，不见阳光，狭窄的隘口巨石嶙峋，如沙皮狗的下巴。在令人目眩的索道上，一些小小的缆车满载着游客，慢慢前行，保持着平衡。这些山村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它一片寂静，泉水的一点点声响就足以使行人心旷神怡。我来到了高山牧场区，这些高地崎岖不平，种着一望无际的冷杉。道路像细长的飘带，在翠绿的牧场中蜿蜒。有些缆车停了下来，吊舱在有节奏地摆动。缆车下面，奶牛一边慢慢地咀嚼，一边沉思。我拐进针叶林中的一条柏油路。天暗下来了，我遇到了几辆汽车，车上满是欢笑的儿童和晒成古铜色的度假者，他们无事可干，到处闲逛。天凉了起来，出现了茫茫的雾气。桥下急流奔泻，形成白色的浪花。谁能相信在这充满欢笑的地方会发生那种可怕的事情呢？
　　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激动。我正在进行一场令人厌恶的旅行，但我却无比欣喜。这里的气氛非常特别我拐进一条小路，汽车的底盘擦到了地面，我把车停在矮树林旁边。“晾草架”应该就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尽头，邦雅曼的草图标得很明白。我决定步行免得被人发现，我穿过田野，幸亏我穿了牛仔裤和运动鞋。我把羊毛套衫绑在腰间，在松软的泥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森林的浓阴越伸越长，冷杉的矮枝像是刺人的树干，灰灰的，长满青苔。一只鹰伸展着翅膀，在我头顶默默地盘旋。我在想，它是不是在看我，太阳眼看就要下山，已经快8点了。
　　起伏的山峦模糊起来，雾气升腾，我仿佛在海中游泳。当我爬上一个小山岗的顶部时，我首先看到一座高大的悬崖，崖前有树。它围起那座木屋，就像戴在一个小脑袋上的帽子。我弯着腰，在湿漉漉的草中慢慢前行，终于看清了“晾草架”。“晾草架”的屋顶几乎触到了地面，跟邦雅曼所描述的一模一样。看着它，我的呼吸都停止了。四周静悄悄的，通往“晾草架”的小道几乎已被植物淹没，很久没人走了，好像这地方出了什么事，屋子似乎已被遗弃。我越猜越糊涂，不管怎么说，邦雅曼讲述的事情发生在一年多以前，斯泰纳夫妇可能已经搬家了。
　　夜幕降临了，黑暗中传来昆虫的嗡嗡声，还有“噼噼啪啪”、“叽里呱啦”的声音。“晾草架”蛰伏在森林边缘，尽管已很破败，但仍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在沉睡，但我的出现已被它录下。它伸展着特殊的天线，感应着人类的存在，分辨着朋友和敌人。这个年轻人的养老院正等着我呢！
　　我围着木屋转了一圈，手里拿着电筒。我考虑得挺周到，没忘了带手电。一楼有扇百叶窗没有关紧，我折了一条树枝当橇棒：树枝撬断了，百叶窗也开了一半。我抓起一块石头，砸烂了玻璃。我努力了好几次才镇定下来。我跨进百叶窗，来到一间空屋里。屋里一股霉味，布满了破烂，角落里有个大壁炉，想必这是餐厅。我在屋里搜索，扫视着每一个角落，然后来到前厅。前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野猪头，野猪已没有眼睛和獠牙。我靠在一张扶手已经断了的椅子上。
　　我感到很压抑，一副可笑的样子。有座木楼梯通往楼上，我已记不清邦雅曼所描述过的背景了，心里有些怀疑。整座木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短促而有力，犹如一件备受凌辱的家具。我推开一扇门，进入应该是厨房的房间。房间的墙上和房门的把手上布满黏乎乎的脏东西。有张桌子铺着已被烧焦的亚麻布，上面端放着一个凹凸不平的有柄平底锅。一个旧炉灶开着门，散发着湿煤的味道。洗碗槽中，一只蜘蛛被我惊醒，落荒而逃。我用手电筒照着墙壁，惊讶地发现了邦雅曼提到过的那个木门。木门半开半掩，一座石阶通住地下。现在，一切都与邦雅曼说的相吻合，准确得让人怀疑。我试图打开转换开关，但它一动不动。地下有点冷，手电的微光在颤抖，照到一块踢脚板、一块破地砖和一块破布。我来到一个圆顶小房间，里面布满了黄色的纸盒。木筐和十字镐。
　　我寻找着那个锅炉，它曾使邦雅曼那么惊讶。但那儿只有一块权作隔板的穿墙石，粗糙地抹着水泥，挡住了去路。地窑的尽头已被封住，我用手电的顶端敲击泥水加工过的地方，声音很实。我又照着地面。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电线和旧盒子当中，有一张布满斑点的床垫，上面都是霉点。我的大腿哆嗦起来，于是我坐下来，想恢复镇定。
　　突然，我相信听到楼上有脚步声。我关了手电，等待着。一些捉摸不到的东西在我四周呼吸，一些轻微的响声在黑暗中汇成众多的嘈杂，一些奇怪的影子忽现忽隐。我想站起来，想说话，想喊“救命”，但人却像被钉在床垫上一样。我觉得到处都有眼睛在监视着我。
　　慢慢地，我一切都明白了：“他们”派邦雅曼到医院里去找我，把我引到这儿，然后关起来。经过严密的调查，“他们”选中了我。为了吸引我，“他们”表现得异常耐心和细心。我上钩了。费迪南本人也可能是这个骗局中的一员。我曾到处寻找我最可笑、变得最厉害的病人。而他却倾诉衷肠，设计谋引我上当。但我并不恨他，被认为有资格出现在囚徒的名单上，我甚至觉得有点沾沾自喜。
　　是的，我钦佩他们：他们使我想自我毁灭，自我囚禁。说穿了，等待时间的判决又有什么好处呢？若干年后，我就不会光彩照人了。我这张年轻姑娘迷人的脸将变成老妇人庄严而干瘪的脸。我会有那一天的。最近几天发生的事迅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重温着这些错综复杂的偶然事件、它们丁以乎是精心策划的，使我相信一座无人居住的屋子，让我一直来到这里，真是天才啊！
　　轮到我还债了。我平躺在床垫上，双臂垂在腰间。骨头压迫着我，身体塌陷了，好像我已摆脱了自身，离开了这具衰老的躯壳。于是，他们就要出现了：一个老色鬼，一个令人讨厌的侏儒，一个肥胖的巫婆。我不知道他们的来临对我来说是解脱还是灾难。我想逃，但我太累了，一股力量似乎把我钉在床垫上。我想钻进这座山的中间。我睡着了又醒来，醒来又睡着，如此数次。我渴了。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20年后，我将重返人间。我在人类当中将没有自己的位子。我大喊“救命”，喊着费迪南的名字。我看见阿伊达在我面前哭，她的辫子一下子散成鬈发，一下子长发披肩，后来，辫子缠住她的脖子，把她勒死了。
　　终于，楼梯上方有扇门开了。好了，他们来抓我了。我牙齿咬得“格格”响，头昏眼花，但这种恐惧中有一种激动，一种狂热的急躁。这个时刻我等待已久，我早就梦想当老太婆了。我也许能在地牢里见到埃莱娜，我们将成为一对衰老的朋友，两个没有前世的小老太婆。我在黑暗中伸出手臂，免得他们费事。行行好，带走我，把我关起来吧！
　　然而，把门弄得“噼啪”响的是穿堂风。它继续笨拙而机械地拍打着门。我其至有点失望了。我用肘支着地，站起来，太阳穴痛得要命，耳朵嗡嗡直响，腰阵阵生疼。我的眼睛已适应了黑暗，分辨出台阶，且看到一道朦胧的微光。几只苍蝇“嗡嗡”地围着我飞。难道，我已经解体，变成了死尸？
　　我的身上发出一股酸味，那是因为害怕和出汗。我差点要晕过去。我咬着嘴唇，只相信是自己弄错了。我一定是老了，而自己却浑然不觉。我伸手去摸自己的脸，想知道究竟有没有皱纹、裂口和肿块。我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地方。鼻子还在，额头和那一大把头发也都还在。我急着想照镜子。我饿了，饿坏了。当我准备跳起来时，我太冲动了，我因此感到羞耻。
　　我从臭气熏天的床垫上爬起来，头晕眼花，冻得发僵，一直冷到骨头里面了。我拍掉身上的灰土，踉踉跄跄地踏上光滑的台阶。我毫无时间观念，浑身疲惫不堪。我推开厨房门。百叶窗关着，光亮从窗缝里透进来，直射阴暗的角落，照亮了悬浮的微粒和尘埃。我撞在一个啮齿动物的死尸上。墙角还有一只死鸟，羽毛乱糟糟的，倒在一个用细枝搭成的窝里。
　　我打开窗，打开百叶，爬出了窗外。光线刺得我一阵目眩。天已经亮了，万物苏醒，发出细微的响声。我闻到一股湿青草的味道。空气纯净，清新得恰到好处，使人精神振奋。
　　一个橘红色的大太阳从树尖后照过来，唤醒了山中五颜六色的动植物。
　　一头母鹿在一座小山上望着我，一点也不害怕。它低着头，颤抖着四肢，胸前有一块白色的斑点，就像挂着一枚勋章。它想跟我说些什么东西，睫毛长长的眼睛试图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它摇了几次头，又用蹄子刨地，然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我，优雅极了，树枝“噼噼啪啪”地被它踩断。
　　在我的四周，无数条溪流在歌唱，就像小孩在“牙牙”学语，非常动听；一条小瀑布冲落山涧，发出“隆隆”的声音，泛起许多水泡；一些含脂树木的树梢燃烧着片片的火焰；一只饶舌的乌鸦在向树皮讲述它的故事。到处都是飞去的鸟儿和“哗哗”作响的威严的冷杉。高空飘过一片片巨大的白云，就像是天使鼓起的脸。这是一首声音和色彩协调的交响曲，妙不可言。
　　天地万物都对我非常友好，整个大自然都催促我新生，重返人间，回到我的兄弟姐妹当中去，重新迎接世纪的挑战。在这个荒凉的木屋里，我有幸得到了第二次生命。我怎么会害怕它呢？“晾草架”即使是幻想者头脑中产生的幻象，也不会丝毫影响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故事的力量不在于它与事实是否相符，而在于它所造成的断裂和它所传递的活力。邦雅曼即使是在虚构，也给了我强烈的生之欲望。我犯了一个错误：相信了他跟我讲的故事，正如我相信别人一样。我做得对。我感到自己幸福得无法形容，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风吹走了我从地窖里带出来的腐烂味，灿烂的光芒和巨大的欢乐自天而降。
　　在离我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堵矮矮的石墙，那是法国与瑞士之间的边界。我来回穿越了几次，好像是在嘲笑边界：嗨，我在瑞士！嗨，我在法国！我走回木屋，半路上被冷杉的树根绊倒了。树根就像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突出的青筋。我直挺挺地倒在湿漉漉的地上，笑着把脸埋在肥沃的土中。突然，我发现眼前一块扁平的石头边，露出一盒沾着泥土的录音带。我把它拽了出来，仔细地看了看正反两面。没有任何内容提示。我迅速把它擦干净，装进口袋，对自己说，以后再听吧！
　　我自由自在，充满了希望，似乎无所不能。我对各种生命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友情。在小路的尽头，我找回了自己那辆布满灰尘的汽车。我在倒视镜里照了很久。我很脏，脸上沾着黑乎乎的东西，浑身都是草屑，头发乱糟糟的，像一簇荆棘，但人没变。我的肤色仍然那么没有光泽，睫毛还是弯弯的，皮肤并没有皱得像一块旧抹布。我仍然是一个26岁的女人没有必要为生存而受罪。我接了三下喇叭，向“晾草架”告别，向那座奇幻的屋子，那块俯瞰着屋子的沉重的石灰质巨石告别。
　　我在十来公里远的一家客栈里停了下来，从那里可以看见瑞士平原。远处，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像是点着蜡烛的停尸室。山下，一列红色的老火车钻进单地，留下一缕缕细烟。我问客栈老板今天几号了，他告诉我今天是8月19日。我在那座木屋的地下室关了三天三夜。我要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订了一份大餐，尽管是在早上，在厨师赞许的目光下，我狼吞虎咽，吃了一份红酒洋葱小野猪肉、一份干酪笋瓜土豆、两根莫多香肠、一盆色拉、一碟当地产的奶酪，还吃了一些猪肉，所有的菜统统浇上美味的当地红酒。这番大吃应该归功于邦雅曼，这份债是我欠他的。我在斜坡上的平台花园中大吃大喝了两个小时，太阳很猛，但阳光照得我很舒服。我拒绝遮阳伞。当天的剩余时间，我什么都没干，吐个不停，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我三天三夜没吃东酉，现在突然大吃，胃受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对着厕所打饱嗝，吐得翻江倒海。但这至少证明我还活着。
　　现在，我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了：寻找阿伊达。当命运把她托付给我，让我照看她时，我却抛弃了她。先知和命运的使者是阿伊达，而不是邦雅曼。她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长期以来没有人能激起的冲动。她拥有绝对的优势和启蒙的本领，那种孩童的活力是无法抵挡的。当上帝想在人间展示完美的东西时，他便创造了小女孩。
　　阿伊达美丽而活泼，是天工造物。我做梦都想把她搂在怀里，吻她胖乎乎的脸，凝视她调皮的眼睛，笑她滑稽的动作。我这种成年人的弱点如果加上她的羸弱，便差不多会有常人的力量。第二天，我回到了巴黎，希望还来得及。我在她奶奶的一个邻居家里找到了阿伊达，并成功地说服了这个邻居，她同意假期间由我照看阿伊达。我和阿伊达在汝拉山区和上萨瓦省之间度过一个美妙的夏天。在那一个月当中，我们幸福地密谈，说悄悄话，分享美食。她总喜欢搂着我的脖子，躺在我身上，我的身体好像成了她的身体。我成了她的东西，她的领地。我试图调教这个我所喜爱的顽童，尽管我对她还相当陌生，但我已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女儿。有时，她痛哭流涕，指责我囚禁了她奶奶。她推开我，不理我。假期结束后，我办理了正式的领养手续，理由是自己不能生育。虽然我是个独身女人，但我是个医生，而且，我是在那种情况下遇到阿伊达的。凡此种种，都应该有助于我说服办事严格认真的行政官员。在这期间，阿伊达被寄养在慈善机构里，但她可以每周来我家住两天。有关方面正在对我进行道德调查。我回到了医院，重新写我的论文，去医院……
　　6个月后，12月的一天下午，正在隔壁房间玩耍的阿伊达突然叫我。当时，我已忘了那个故事，正处于漫长的精神恢复期中，阿伊达想让我听什么东西：8月份我在“晾草架”附近捡到的那盒小磁带。捡到磁带的那天早上，我马上就把它塞进了汽车音响里，但磁带卡住了。可能是磁带上的泥土堵住了槽口的小齿轮。阿伊达后来在车中的杂物柜里发现了这盒磁带，并一定要留下来。否则，我早就把它扔掉了。
　　阿伊达对音响世界情有独钟，兴致勃勃地把旧的晶体管收音机拆来拆去。她几小时几小时地听某个电台，锁定若于个陌生的长波频道，十多种乱七八糟的外语把她迷住了。她弄走了我的所有磁带，扯出带子，像绕毛线一样没完地绕。这盒带子，她不断地重听，想从“噼噼啪啪”的杂音当中寻出和谐的声音。她和一位电声学教授保持联系，并在后者的指导下对磁带进行了修复，清除杂音。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她终于在60分钟的磁带上清出了5分钟的声音。当她把这盒小录音带插进放音机时，我有一种痛苦的直觉。这是一场含糊不清的谈话，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一个年轻，一个年纪大一点。年轻的声音细小，差点要哭了；年纪大的一副挖苦人的口吻，声音要生硬一些。她们的交谈不时被磁带的杂音所打断。以下就是她们所谈的一些话：
　　“……一个因自身软弱而干坏事的人，我一回去，就把一切都告诉新闻界，告诉出版商……一行行地证明他的抄袭……”
　　“……您会这样做吗？让我发笑……您不可能……”
　　“……您对我不了解……他不满足于服从你们的命令，而是满腔热情地合作……真让我感到恶心。”
　　“……可怜的家伙……我们完全说服了他……我想您还是喜欢他的……而他却忘了您……任您被囚禁……”
　　（此处的句子听不清。杂音和噪声使磁带声音难辨。过了好一会才听清她们的对话。）
　　“……失望的时候梦想报复……我毁掉了他剽窃的所有证据（哭泣声），一切证据……他不知道……您说得对……他的结局感动了我，这种背叛是本能的，不是由于卑鄙，而是由于害怕……（吸鼻子的声音）我对他的爱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您向我引述过一位希腊哲人的话：没人自愿当坏蛋……我疯狂地爱着他……重新跟他一起生活（重新抽泣）……我惟一的惩罚就是饶恕……”
　　我立即就听出是谁。我的脸一定苍白得厉害。我躺下来，免得失去知觉。阿伊达发现了我的慌乱。我借口说头疼，消化不良。我又把那盒磁带听了好几遍，然后，扔掉了它。我从来没有跟阿伊达提起我去过“晾草架”，也没有告诉她关于邦雅曼的故事。
　　后来，我去佩尔内·沃克吕斯医院工作，并在一家诊所设私人门诊。以前，面对精神失常的病人，我往往爱理不理。现在，这个毛病基本上改掉了。想当初，我并不想治好我的病人，而是想让他们就这么神经紧张下去，从中得到一种邪恶的欢乐。我希望他们需要我。有时，当他们向我诉说他们小小的不幸时，我甚至睡着了。每看一个病人，我就听几分钟莫扎特、巴赫或舒伯特的曲子：音乐仍然是治疗世界创伤的法宝。我并不比别人更坏。为了纪念母亲，阿伊达学起了阿拉拍语，我也跟着学。她比我聪明。她把我叫做她的小妈妈卢库。我回了好几次摩洛哥，我又见到了父亲。我远离男人有一段时间了：爱阿伊达就足够了。我感到了比肉体快感更甜蜜的一些快乐。
　　但我首先等待的是：一天，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用少女般的清脆的声音对我说：
　　“您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我看起来有60岁了，是吗？其实我才25岁。我没有任何办法向您证明这一点。我只求您听听我的故事，在我讲完之前不要把我赶走。”
　　是的，我知道总有一天有个人会来到我的诊所，告诉我可怕的故事。
　　也许是埃莱娜。
　　我坚定不移地等着她，想明确告诉她，我相信她，并准备帮助她。
　　我也知道那几个盗美贼正躲在阴暗中窥视着，继续卑鄙地破坏和糟蹋美。
　　我常常去主宫医院的急症室，希望能有幸遇到邦雅曼。我留着他的面具、他的破帽和他褪色的草图。我敢肯定他有许多话要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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