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奇卡和洛普霍夫谈话的主要内容，自然并不是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才算正确的问题，他们彼此之间一般说的话都很简略，只是偶然才进行长谈，谈的也是些不相干的题目，诸如思想方法之类的话题，因为他们知道有两只警觉的眼睛在监视他们。所以对于他们关心的主要话题，他们每次只能交换寥寥数语，通常是在他们翻动乐谱准备弹琴和唱歌的时候。而这个主要话题在他们那难得才有的长谈中占着这样小的位置，甚至在简短的谈话中也只占一个不显著的位置，这个话题倒不是他们相互的感情，不，他们在生日晚会上，在他们初次交谈中含糊其辞地开了个头后，就从未再提到过感情：他们没有工夫谈论这个。在他们选定来交换意见而无需担心有人偷听的那两三分钟内，那另一个话题还未必顾得上谈呐，哪有时间和兴致去表白感情呢！他们急于考虑的是韦罗奇卡何时和如何能够摆脱她那可怕的处境的问题。
　　跟她初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早上，洛普霍夫就去替她打听当演员的事该怎么着手进行。他知道，一个女孩子在通往舞台的道路上面临着许多麻烦、风险，但是他认为凭着她的坚强性格，她能够闯出来，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其实不然。过了两天他来上课，却对韦罗奇卡说：“我劝您打消做演员的念头。”——“为什么？”“因为当演员您还不如嫁给那个向您求婚的人。”谈话到此为止了。这是他和韦罗奇卡拿过乐谱、分头弹唱之前说的话。韦罗奇卡低着头，好几次离了谱，虽然她唱的是一支很熟悉的曲子。一曲告终，他们谈起了该选个别的什么职业来，韦罗奇卡抢先说：“我本来以为那是一个最好的职业，所以听您说不行，我挺难受。但是没有关系，尽管以后的日子会更难，但我总还是能过下去的。我去做家庭教师。”
　　过了两天他再来的时候，她对他说：
　　“我找不到人给我介绍家庭教师的工作。您费心帮我找找吧，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除了您没人可托了。”
　　“可惜我的熟人中管用的很少。我从前教过书和现在正在教的人家都不富裕，他们的熟人也几乎个个如此。但是我们不妨试试看。”
　　“我的朋友，我浪费了您的时间，实在没有办法。”
　　“韦拉·巴夫洛夫娜，既然我是您的朋友，就不必提我的时间了。”
　　韦罗奇卡微微一笑，脸也红了：她自己也没注意到，她竟然用“朋友”这个词代替了他的名字“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
　　洛普霍夫也笑了。
　　“您本来不想这样称呼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如果您后悔没叫我的名字，可以重来。”
　　韦罗奇卡又笑了：
　　“太晚啦，”她又红了脸，“而且我不后悔。”她的脸更加红了。
　　“如果您需要我，您会看出我是一个忠实的朋友。”
　　他们彼此握了握手。
　　你们看，这就是那个晚会后他们头两次谈话的全部内容。
　　过了两天，《警察报》上登出一则广告，说：“某位品德高尚之小姐能操法语及德语……欲觅一家庭教师职位……有关详情可询科洛姆纳区某某街某某宅某某官员。”
　　现在，洛普霍夫真的不得不为韦罗奇卡的事花费许多时间了。他每天早晨从维堡区到科洛姆纳去找广告上写明住址的那个熟人，而且多半都是步行。路程很远，但是在维堡区附近像这样的熟人又找不到，因为这种人必须具备综合条件：像样的住宅，良好的家境，威严的仪表。一间陋室会引发人给家庭教师提供不利的条件；介绍人如果缺乏威严和明显可见的和睦的家庭生活，人家对被介绍的姑娘也不会给以好评的。当然，洛普霍夫决不能在广告上登他自己的地址：人家对于除了一个大学生就没有任何人关心的姑娘会怎么想啊！因此洛普霍夫就只好以步行来健身了。他从那位官员处拿到洽聘家庭教师的人家的住址后，又继续去奔波了：那官员称自己是姑娘的远亲，只是个中间人，她有一个外甥，明天将亲自驱车前往详谈。可外甥并未驱车而是步行前往这些人家的，不用说，他对大部分人家不满意。有一家大傲慢；另一家的母亲好，父亲是个傻瓜；第三家正相反，等等。有的人家还凑合，可是他们提的条件韦罗奇卡达不到：或者需要讲英语，而她不会讲；或者他们想请的其实不是家庭教师，却是保姆；或者呢，人各方面都好，就是太穷，家中没有给家庭教师住的房子，只有一间育儿室，里面已经住了两个大孩子、两个婴儿，一名保姆和一名奶妈。可是广告还在《警察报》上继续刊登，也不断有聘请家庭教师的人前来，洛普霍夫仍抱有着希望。
　　在寻觅工作中过了两个星期。找工作的第五天，当洛普霍夫在彼得堡四处奔走过后，回来躺在沙发床上时，基尔萨诺夫对他说：
　　“德米特里，你在论文方面成了我的坏搭档啦。你天天上午都不知去向，十天里总有五个晚上不露面。你揽了一大堆课来教，是不是？现在还是揽课教的时候？我连现有的都想辞掉呢。我还有四十来卢布，毕业前这三个月足够用了。你存钱更多，有一百卢布吧？”
　　“不止，将近一百五。我不是忙于教课：除了一家外，所有的课我全辞掉了。我有事。等把事情办完，你就不会埋怨我在论文方面比你落后了。”
　　“到底是什么事？”
　　“你听我说，我没辞掉课的那一家是个很不好的人家，可家里却出了一个正派姑娘。她为了离家出走，想去当家庭教师。我就是替她找工作。”
　　“是个好姑娘？”
　　“好姑娘。”
　　“噢，这就好。去找吧。”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唉，基尔萨诺夫和洛普霍夫两位先生，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可你们并未领悟到何以为特别好！就算你们所说的“好”也真的是好，但基尔萨诺夫并没想到要问姑娘长相好不好，洛普霍夫也没想到提这一点。基尔萨诺夫并没想到要说：“老兄，你日夜奔忙为她操心，该不是爱上了她吧？”洛普霍夫也没想到要说：“老兄，我对她很感兴趣，”或者，即使他不愿说出这点，却也没想到为提防这种猜测而去挑明：“亚历山大，你别以为我爱上她啦。”您要知道，他俩都认为，当问题涉及到从逆境中救一个人的时候，那就与这人长相好坏毫无关系了（虽然那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什么爱不爱了。他们甚至不到自己会有这种想法。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察觉不到自己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这不是对敏感型的读者们（即大多数正宗文学审判官们，因为他们就是由最敏感的先生们构成的）表明了，我说，这不是对他们表明了基尔萨诺夫和洛普霍夫是两个枯燥乏味、缺乏审美细胞的人吗？不久前，“审美细胞”在志趣高雅的美学家中间还是一个时髦的用语，或许现在也仍然是他们中间常说的时髦用语吧，我不知道，我很久没见到他们了。年轻人只要还有一点情趣，内心尚存稍许感情，在谈到一位姑娘时，对她的容貌却无动于衷，这合乎常理吗？当然，这是毫元艺术感觉（审美细胞）的人才如此。还有一些人比我们那帮美学家更富于美感，人们研究过这个圈子里的人性以后认为，年轻人在此种情况下必定要谈论女性，甚至是从纯肉体方面去谈论。那是过去的情况，现在不同了，先生们。其实现在也时有发生，不过不是在被称为现代青年的那一部分年轻人当中。先生们，这是些奇怪的年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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