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中旬的某天傍晚，大高个娜农第一次生火。那年秋天一直很暖和。那天恰好是克吕旭党和格拉珊党都熟记在心的节日。所有六位双方的主角准备全副武装到格朗台家的客厅来交锋，比一比谁跟这家的交情更深。索缪城里的居民一早就看见娜农跟在格朗台太太和小姐的后面，去教区的教堂望弥撒，他们都记得那天是欧叶妮小姐的生日。所以，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神父和克·德·蓬丰先生算准了格朗台家该吃罢晚饭的时候，急忙抢在格拉珊一家之前，赶来祝贺格朗台小姐生日快乐。他们三人都捧着从自家的小暖房里摘来的大束鲜花。庭长的那束鲜花精心地裹上了白缎带，还带着金色的流苏。那天一早，格朗台先生照例像往常欧叶妮过生日和命名日一样，趁她还没有起床就闯进她的房间，郑重其事地送她一件作为父亲的礼物，十三年来的老规矩，总是一枚希罕的金币。格朗台太太一般送给女儿一件冬天或夏天穿的连衣裙，这得看什么节日。一年两件连衣裙，还有父亲在元旦和节日送给她的金币，构成她一年一小笔约有五六百法郎的收入。格朗台高兴地看到她都攒着。这样，他的钱不就等于只换个储钱罐吗？而且简直等于手把手地教女儿学会吝啬。他有时要问女儿一共攒下多少金币，里面还包括倍特里埃夫妇留给重外孙女的钱。他说：“这是你将来陪嫁的压箱钱。”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如今在法国中部的一些地方还很盛行。在贝里、安茹一带，姑娘出嫁，娘家或婆家要给她一笔钱，十二枚，或十二份十二枚，或一百二十枚金币或银币，看家境而定。最穷的放羊姑娘出嫁时也得有压箱钱，哪怕用铜钱充数。听说伊苏屯有个富家千金出阁，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币，不知道是娘家给的还是婆家给的，反正至今还有人说起这件事。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出嫁时，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她十二枚价值连城的古代金勋章，作为她同亨利二世成亲的陪嫁。在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看到欧叶妮穿了一身新前裳显得格外漂亮，便十分高兴地嚷道：“既然是欧叶妮的生日，咱们今天就生火！热热乎乎地取个吉利。”
　　“小姐今年准有喜事，要成亲了，”大高个娜农撤走桌上吃剩的鹅肉时，这么说道。鹅是箍桶匠家餐桌上的山珍。
　　“索缪城里我看没有与她般配的人，”格朗台太太接茬说道，一面胆怯地望着丈夫。她这把年纪，还这样小心翼翼，足见她完全唯丈夫之命是从，可怜巴巴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
　　格朗台把女儿打量了一番，快活地叫道：“她今天过二十三岁的生日，这孩子，得为她操点心了。”
　　欧叶妮和她的母亲心照不宣地彼此看看。
　　格朗台太太是个干瘦的女人，皮色蜡黄，举止迟缓笨拙，像是生来就受暴君压制似的。她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乍一看有点像那种失去香味和水份、嚼起来像棉花球那样的果子。发黑的牙齿已所剩无几，嘴巴四周皱纹密布，下巴颏像鞋头往上翘的木靴。她为人极好，不愧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克吕旭神父有心找机会说她当年曾长得不错，她信了。她像天使那样温柔，像被孩子们捉弄的昆虫那样与世无争，虔诚得少有，心境始终坦荡如水，什么都激不起丝毫波澜，心地善良，使得人人都可怜她，敬重她。丈夫给她的零花钱，从来没有一次超过六法郎。她虽然相貌可笑，她的倍嫁和她承继到的遗产，给格朗台老爹增添了三十多万法郎的家底儿，然而她始终打心眼儿里感到自卑，感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柔和的天性不允许她反抗，她从来不要一分钱，克吕旭公证人要她签署什么文件，她从不提出什么问题。这种埋在心底的、愚不可及的傲气，这种一直不被格朗台理解、而且一直受到他伤害的慷慨胸怀，支配了她的行为。格朗台太太长年穿一身绿得泛白的连衣裙，而且照例穿上一年；披一条棉料的白围巾，戴一顶草帽，胸前几乎总系一条黑色塔夫绸围裙。她深居简出，鞋子很省。总之，她从不想为自己要些什么。所以，格朗台有时良心发现，想到自从上次给她六法郎之后已经很久，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中规定买主给他太太一些好处，要购货的荷兰人或比利时人破费四五枚金路易，这就是格朗台太太年收入中最可观的进账。可是，当她收下那属于她的五枚金路易时，格朗台往往会对她说，好像他们的钱都是公用的：“你借我一点用用好吗？”可怜的妻子乐于为丈夫服务，她的忏悔师告诉她，丈夫是她的老爷，她的主人，所以在冬闲时她总要从所得的好处中掏出一些金币来还给她。格朗台从口袭里掏出五法郎的硬币，作为日常零用和供女儿买针线服饰花销的月钱，扣上钱袋之后，总不忘问一声妻子：“你呢，孩子她妈，你要买点什么？”
　　“亲爱的，”格朗台太太顿时感到一种做母亲的尊严，回答说：“以后再说吧。”
　　这种崇高纯属多余！格朗台自以为对太太慷慨得很呢。哲学家们倘若遇到娜农、格朗台太太和欧叶妮这样的人，不是有理由认为上帝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嘲弄人吗？那天晚饭桌上，第一次提到了欧叶妮的婚事。晚饭过后，娜农到格朗台先生的房里去拿一瓶果子酒，下楼时几乎摔一跤。
　　“大牲口，”男主人说道，“你也会像别人那样摔跤吗？”
　　“先生，是您的楼梯吃不住呀。”
　　“她说得对，”格朗台太太说。“您早该让人来修修了。昨天，欧叶妮差点儿崴了脚脖子。”
　　“那好，”格朗台看到娜农面色刷白，对他说：“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你又差点儿摔跤，你就喝一小杯果子酒压压惊吧。”
　　“真是，我算赚到了一杯酒，”娜农说：“换个别人，这瓶洒早摔碎了；可是我宁可摔断脖子，也要举着瓶子，不让它摔着。”
　　“这可怜的娜农！”格朗台一边说一边替她倒酒。
　　“你摔疼了吧？”欧叶妮望着她，关切地问。
　　“没有，我打了一个挺就站稳了。”
　　“好！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格朗台说，“那我就去替你们修修踏脚板吧。你们啊，你们就不会把脚落在还结实的角上！”
　　格朗台拿走了烛台，让妻子、女儿和女佣坐在除了壁炉里烧得正欢的火苗之外别无亮光的黑暗中。他到烤面包的小间里去找木板、钉子和木工工具。
　　“要帮忙吗？”娜农听到楼梯那边有敲敲打打的声音，朝那边喊道。
　　“不用！不用！这事我在行，”老箍桶匠回答说。
　　格朗台在亲自修补虫蚀的楼梯时，想到年轻时的往事，尖声地吹起口哨来。这时，克吕旭叔侄敲门来了。
　　“是克吕旭先生吗？”娜农从门眼里往外看看，问道。
　　“是我，”庭长答道。
　　娜农打开大门，壁炉里的火光照到门洞上面，克吕旭叔侄总算看清客厅的门口，
　　“啊！你们是祝贺生日来的，”娜农闻到花香，说道。
　　“对不起啊，诸位，”格朗台听出了朋友的声音，朝外间喊道，“我马上就来！不怕见笑，我在亲自动手修补楼梯踏板呢。”
　　“不忙，不忙，格朗台先生，煤黑子在家，大小是市长①，”庭长引经据典地说罢，独自呵呵地笑了，为无人领会他的影射而得意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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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成语原为：“煤黑子在家，大小是个长。”克吕旭庭长有意把长说成市长，影射格朗台当年曾主持索缪市政。
　　格朗台太太和小姐起身迎客。庭长趁屋里没有灯火，悄悄对欧叶妮说：“请允许我，小姐，在您生日的今天，祝您年年快乐，岁岁健康！”
　　他献上一大束索缪城里少有的鲜花，然后，捏住女继承人的臂肘，在她的脖子两边各亲一下，那样的巴结使欧叶妮羞臊不堪。庭长像一颗生锈的大铁钉，以为这就叫求爱。
　　“不必拘束，”格朗台进来，说道：“就跟您平时过节一样，庭长先生。”
　　“可是，”捧着一束鲜花的克吕旭神父回答说，“跟令爱在一起，我的侄子觉得天天在过节呢。”
　　神父吻了一下欧叶妮的手。克吕旭公证人则老实不客气，亲了亲姑娘两边的腮帮，说：“真是岁月催人！年年十二个月。”
　　格朗台把蜡烛放到座钟跟前，他要是觉得哪句笑话有意思，就会三番五次地说个够。他接过公证人的话头，说：“今天托欧叶妮的福，咱们也来个灯火齐明吧。”
　　他小小翼翼地摘下烛台上的每一根杈枝，给灯座安上托盘，又从娜农手里接过一支卷在纸头里的新蜡烛，把它插进烛座洞里，插妥之后，点亮蜡烛，然后坐到妻子的身旁，把三位来客、女儿和两支蜡烛挨个儿地看过来。克吕旭神父矮小肥胖，混身是肉，戴着平塌塌的茶色假发套，模样好比在赌钱的老太婆，他把穿着一双银搭扣的结实皮鞋的脚向前一伸，问道：“格拉珊家没人来吗？”
　　“还没有来，”格朗台说。
　　“他们会来吗？”老公证人扮了个鬼脸，问道。他那张布满麻坑的脸像一把漏勺。
　　“我想会来的，”格朗台太太说。
　　“你们的葡萄都收完了吗？”德·蓬丰庭长问格朗台。
　　“都收完了！”葡萄园主说着，站起来，在客厅踱步，而且像他说“都收完了”那句话一样，得意地挺了挺胸。从跟厨房相通的过道那边的门望过去，他瞅见娜农坐在炉灶旁，点了一支蜡烛，准备绩麻，有意不来打扰主人们过节。“娜家，”他踱到过道里说道，”请你把灶火、蜡烛熄灭，到我们这里来好吗？天晓得！客厅里有的是地方，还怕挤不下吗？”
　　“可是，先生，您有贵客呀。”
　　“你哪点不如他们？他们跟你一样，也是上帝创造的。”
　　格朗台又回到庭长跟前，问道：
　　“你地里的收成都卖出去了吗？”
　　“没有，老实说，我存心不卖。现在酒价固然不错，放上两年，还会更好。您知道，地主们都发誓要推行按质议价。今年，比利时人占不了咱们的便宜了。他们这回不买，嘿！下回还得来买。”
　　“对，可是咱们得齐心，”格朗台的语气，让庭长打了个寒噤。
　　“他会暗中谈生意吗！”克吕旭心想。
　　这时，一声门锤宣告德·格拉珊一家三口驾到；格朗台太太同克吕旭神父刚开了头的话题，只好中断。
　　德·格拉珊太太是那种矮小、活泼的女人；她圆头圆脸，白里泛红，多亏内地那种修道院式的饮食起居和恪守妇道的生活习惯，虽然已四十上下，倒还保养得不显老。这种女人就像暮春时节迟开的玫瑰，花瓣间有一股说不出的凉气，香味也很淡薄。她的穿戴相当讲究，款式都是从巴黎弄来的，索缪城里的时装拿她当标准，她还常在家里举行晚会。他的丈夫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军需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了重伤，退伍回家；他对格朗台虽然很看重，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豪爽的军人本色。
　　“您好，格朗台，”他说着，向葡萄园主伸过手去，而且端起架子，他一向用这种架子来显示比克吕旭叔侄优越。“小姐，”他招呼过格朗台太太之后，又对欧叶妮说，“您总是又美丽又娴静，我确实想不出还能祝您得到什么美德。”说罢，他从听差的手里接过一只小礼盒，送给欧叶妮，盒子里装着一株好望角的石南花，新近才由人带到欧洲来，希罕至极。
　　格拉珊太太亲亲热热的吻了吻欧叶妮，握着她的手，说：
　　“我的一点小意思，让阿道尔夫献给你吧。”
　　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青年，走到欧叶妮的跟前，亲了亲她的腮帮，献上一只镀金针钱盒；虽然盒面纹章考究，还刻上了哥特体的两个字母，代表欧叶妮·格朗台的姓名，看起来做工精致，其实是件十足的膺品。这青年面色苍白、模样娇弱，举止相当文雅，外表腼腆；他去巴黎学法律，最近除了膳宿之外，居然花掉上万法郎。欧叶妮打开针线盒，感到惊喜万分，那是一种让女孩子脸红、高兴得止不住混身哆嗦的快乐。她扭头望望父亲，像是问父亲，能不能收下这份厚礼。格朗台先生说了句：“收下吧，女儿！”那语调简直可以让一个演员顿时成为名角。克吕旭叔侄三人看到守财奴的独女用这样快活、这样兴奋的目光盯住阿道尔夫·德·格拉珊，好像得到无价之宝一样，不禁目瞪口呆。德·格拉珊先生给格朗台抓了一撮烟，自己也捏了些许塞进鼻孔，抖了抖落在蓝色上衣扣眼边荣誉团勋章绶带上的烟末，然后抬起眼皮瞅了一眼克吕旭叔侄，那表情仿佛说：“瞧我这一手！”格拉珊太太朝蓝花瓶里克吕旭叔侄带来的鲜花好一番打量，好像在寻找那三位还带来什么礼物似的，那表情跟喜欢取笑的女人有意装糊涂一样。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克吕旭神父抛下围坐在炉火前的众人，径自和格朗台走到客厅的那一头，离格拉珊夫妇最远的窗子边，凑到守财奴的耳朵前说：“那几位简直把钱往窗外扔。”“那有什么，反正扔进我的地窖，”葡萄园主回答说。
　　“您就算想给女儿打一把金剪子，您完全得起的，”神父说。
　　“我给她的东西比金剪子还金贵，”格朗台说。
　　“我那位宝贝侄儿真是笨透了，”神父望着庭长，心里这样想道。只见庭长乱蓬蓬的头发，把发紫面皮的相貌弄得更加难看了。“他就不会想出点讨俏的花招吗？”
　　“格朗台太太，咱们打牌玩吧，”德·格拉珊太太说。
　　“今天人都到齐了，够开两桌呢……”
　　“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你们都玩摸彩的游戏吧，”格朗台老爹说，“让两个孩子也参加。”老箍桶匠从不参加任何赌局，他指的是自己的女儿和阿道尔夫。“来，娜农，摆桌子。”
　　“我们来帮你摆，娜农小姐，”德·格拉珊太太兴高采烈地说。她为博得欧叶妮的欢心而得意极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财主的独女对她说。“我哪儿也没有见到那样漂亮的东西。”
　　这是阿道尔夫从巴黎带回来的，还是他亲自挑选的呢，”
　　德·格拉珊太太咬耳朵对她说。
　　“好，由你干去，诡计多端的鬼婆娘！”庭长心想，“一朝你有官司落到我的手里，你也罢，你丈夫也罢，你们决没有好结果。”
　　公证人坐在一边，神情泰然地望着神父，心想：“德·格拉珊一家白费劲。我的财产，加上我老兄的财产和侄儿的财产，合在一起有百十来万。格拉珊总共还不到这数的一半。他们也有女儿要出嫁，他们爱送什么礼就送吧。格朗台的独生女儿和她受下的礼物早晚都会落到我们的手里。”
　　八点半，两张牌摆好了。漂亮的德·格拉珊太太总算把儿子安排到欧叶妮的旁边。这一幕的登场人物外表平平淡普，其实都一心在想钱。各人手里拿着标有号码的花纸板和蓝色玻璃骰子，仿佛都在听老公证人说笑话——他每抽一个号总要开句把玩笑，——其实都在想格朗台的几百万家当。老箍桶匠洋洋自得地看看德格拉珊太太帽子上的粉红色羽毛和款式新颖的衣着，看看银行家威武的面孔，又看看阿道尔夫，看看庭长、神父和公证人，心中不禁想道：“他们都是看中我的钱才来的，为了我们女儿，他们来这里受罪，咳！我的女儿才不会嫁给他们这号人呢。他们不过是我用来钓大鱼的铁勾！”
　　在这间只点了两支错烛的灰色的旧客厅里，一家人居然欢声不断；娜农绩麻的纺车吱吱呀呀，像是在给笑声伴奏，可是只有欧叶妮和她母亲的笑才是由衷的；打着小算盘的的，关注着大利益；年轻的姑娘在友好表示的重围中，不知道那些奉承、恭维都只是个圈套，她其实像被人下了高价赌注的射击目标，跟枪口下的小鸟没有什么区别。凡此种种，使这一幕活剧更显得可悲可笑。这原是时时处处都在搬演的活剧，只是在这里演得最露骨罢了。格朗台利用两家人的假殷勤谋取巨利，他的形象统制全剧，并点明主旨。他不就是现代人所信奉的唯一的上帝——法力无边的金钱——的独一无二的体现吗？人生的温情在这里只居于次要地位，只拨动了娜农、欧叶妮和她母亲三个人的纯洁的心弦。况且，她们多么天真，多么无知！欧叶妮和她母亲根本不知道格朗台有多大的家底儿，她们判断事物只凭自己一些少得可怜的观念，既不看重金钱，也不看轻金钱，她们手头没有钱，也习惯了。她们的情感，虽然无形中受到损害，却仍很活跃；她们生存的这点奥秘使他们在这一群唯利是图的人中间形成古怪的例外。人的处境多么可怕呀！没有一种快乐不来自无知。格朗台太太中了十六个铜板的大彩，在这间客厅里还没有人享有过这样的好运气，娜农看到太太把这一大笔彩金装进口袋，不禁笑了，正在这时，大门口忽然响起门锤敲击声，砰的一声吓得女太太们从椅子上跳起来。
　　“这样敲门的，准不是索缪人，”公证人说。
　　“哪能这样敲呀？”娜农说。“想把门砸烂吗？”
　　“是哪个混账东西！”格朗台嚷道。
　　娜农从两支蜡烛中拿走一支，前去开门；格朗台陪她一起去。
　　“格朗台，格朗台！”他的妻子感到有些害怕，追上去喊道。
　　赌桌上的人面面相觑。
　　“咱们也去看盾，”德·格拉珊先生说。“这样敲门像是来者不善。”
　　德·格拉珊先生刚影影绰绰瞅见一个年轻男子，后面跟着驿站的脚夫，提着两个大行李箱和拖着几个铺盖走进大门，这时格朗台就已经突然转身，对太太说：“你们玩你们的，格朗台太太，我来招呼客人。”说罢，他便从外面拉上客厅的门。
　　乖巧的赌客们重又各就各们，却没有继续抓彩。
　　“是索缪城里的人么？”德·格拉珊太太问她的丈夫。
　　“不是，外地来的。”
　　“只能是巴黎来的。”公证人掏出一只两指厚、形状像荷兰战舰的老怀表，看了一眼，说：“敢情！现在九点钟。该死的！交通局的驿车倒从不晚点。”
　　“来的是年轻人吧？”克吕如神父问。
　　“是的，”德·格拉珊先生答道。“他带来的行李至少有三百公斤。”
　　“娜农怎么还不进来，”欧叶妮说。
　　“准是你们家的亲戚，”庭长说。
　　“咱们玩咱们的，”格朗台太太提高嗓门，亲切地说道。
　　“听格朗台先生说话的口气，我觉得他心里不痛快。万一发觉咱们在议论他的私事，他准会不高兴的。”
　　“小姐，”阿道尔夫对坐在他身旁的欧叶妮说，“那人一定是您的堂弟。我在纽沁根先生家的舞会上见过，很漂亮的年轻人……”阿道尔夫没有往下说，他的母亲踩了他一脚，大声地要他拿出两个铜板下注。“还不闭嘴，大傻瓜！”她又凑到他的耳朵边悄声说。
　　这时格朗台回来了。大高个娜农没有跟着进来。她的脚步声和脚夫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咚咚地响着。跟在格朗台后面的，是刚才引起人们那么好奇、而且触动大家活跃想象力的不速之客。他的到来，像一只蜗牛跌进蜂窝，又像一只孔雀闯进农家幽暗的鸡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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