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第一次妇科检查，赖利医生和我的尊严
　　威廉姆·赖利医生的办公室，距离我们在康涅狄格州郊区的家有五个街区的路程。那是１９６２年，在我母亲终于学会了驾驶的几年前，母亲把我的大学体检表整齐地叠放到她的笔记本里，我们就步行上路了。赖利医生家在繁华的大街上，这个名字直截了当地传达出城镇创建者们的愿望。和街上的其他木质房屋一样，他家的小楼也是那种简约的双层盒子结构，诊所就设在小楼的一层。我和母亲按下门铃，叮咚叮咚，告诉里面我们来了。
　　候诊者寥寥无几，全都坐在屋子四周的直靠背椅上，有的抽鼻涕，有的咳嗽，还有一些只是盯着绣花地毯发呆，我们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带玻璃门的橱柜里，年代久远的医学书籍落满灰尘，破旧的地毯和厚重的窗帘散发的味道让人联想到老祖母的围裙。
　　那时，夏天刚刚造访。
　　等到９月份，我就要成为一个女大学生了。而且我快满十八周岁了，我一直确信自己比父母懂得多，至少比母亲懂得多。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们有过性体验，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他的道奇汽车的后座上，懵懵懂懂、笨手笨脚；可是我并没有感到刺痛或者喘不过气，相反我觉得自己变得很强大。我渐渐构想了一种不太可靠的理论：女人，我坚信，天生具有一种会产生强烈生理催化功能的神奇诱惑力，能够释放出某种看不见的化学物质，就像那些可爱的紧贴在纱门上的雌蛾，依然能让那些被关在外面的雄蛾发狂。而男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他们处于什么地位，都像那些乱撞的飞蛾，在我们面前变得卑微。我敢断言，女人一旦性爱意识独立，她们会始终在这场游戏中占据上风。
　　轮到我的时候，医生招手叫我们进去。他个子不高，有些秃顶，幸存头发的颜色跟久经沧桑的沙土一样。银边眼镜骑在鼻子中央，两颊上的肉撑得鼓鼓的，好像里面埋的全都是种子，或是藏着读医学院时记的笔记，以备日后参考。
　　我换上了白罩衣（它闻起来有一股像牙齿清洁剂的味道，我想像着他的妻子每天在清洗一大摞这种罩衣时，那种屏住呼吸生怕被上面沾附的病菌传染的样子），赖利医生则向母亲询问了有关我的一些必要问题，包括曾患疾病和疫苗接种情况等等。然后他让母亲远远地坐在房间另一头的木椅上。他检查我的时候，我一直盯着母亲，她身体单薄却坐得笔直，戴着白色手套，穿着轻便鞋，大块百合花图案组成的衬衣在幽暗的灯光下泛着微红。我记得医生拉上的窗帘使这里犹如一个地牢，气氛诡异、密不透气，让身在其中的病人迷失方向，感到无助的窒息。我聚精会神地望着母亲那清晰的轮廓，倾听着窗外汽车发出的抚慰心灵的嗡嗡声，仿佛只有这样，一些人类的细节才可以使我返回现实世界。
　　我从未在我的大学体检表上见过哪一行要求“盆腔检查”，但是赖利医生告诉我母亲，无论如何现在都应该做一次。她点头答应了，我突然间意识到他可能会发现我不是个处女。我想到了一个体面的、精心粉饰过的理由，于是我立刻决定把处女膜的破损归咎于骑马，每个人都会理解的。尽管我并不知道盆腔检查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女人只要经历过性生活，那她就没有什么不能忍受了。母亲坐着，双手叠放在膝盖上，看医生把检查台上的金属镫具支开并示意我躺下。我突然对这个检查紧张起来，并且由于母亲的在场而感到难堪。她就坐在我的左边，看着我滑向皮革检查台的一端，看着我身子底下的白色纸巾粘成一团皱皱巴巴。她也肯定能看见我赤裸的膝盖是怎样痛苦地张开，被单是怎样被敷衍了事地推过去盖住我的阴毛。她看见医生轻微地向前躬身，先是将金属窥器，后是他的手指插进我的阴道。
　　“她的子宫是后倾的，”他用一种特殊的语调对母亲说道，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就好像我仅仅是他用来演示的塑料模特。“我再试一次看能不能把它扶正成前倾位。”
　　母亲又一次点头同意，并问了一些有关难产的事情，而医生皱起了眉头。细小的汗珠积聚在他的额头皮肤上光滑的褶皱里，他又伸进了一根手指，在里面不断扭动，他的身体倾斜，脸颊几乎贴到了我的小肚子。有一阵他嘟囔着怎么这么费劲儿。
　　他做了这一切，没有等病人要求解释，没有允许病人提问，除了他自己的我没有听见屋子其他任何人的声音。没有护士，呆在远处的母亲是惟一的陪伴者。她低下眼眉默许医生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情。
　　赖利医生一边继续扭动手指，一边用他的另一只手轻柔地按摩我的腹部，这简直是对正常盆腔检查的践踏。我感到我的肢体像石头一样僵硬。我的端庄隐忍的良好自我感觉，我和男朋友一起时的飘飘欲仙的体验，全都烟消云散，就像被人逼迫丢掉躯壳。他虽然没直截了当地说“别动”，但是很明显他暗示我这样做。白大褂的医生、白色轻便鞋的母亲、黑色的红木书架和书桌——这间寂静房间里的一切都悄悄地对我说，忍耐，再忍耐。外面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植物抽出了绿芽，孩子们坐在儿童车里。我和我的男朋友，会打开汽车窗，任夏日的空气倾泻进来。
　　十分钟的检查就像是过了一个小时，我漂浮在时间虚幻的泡沫之中。毫无疑问，这个医生所做的一切是错误的，不是标准的医学检查。我知道，他也知道——来吧，什么人大声说出来告诉他吧——够了！他结束了检查，我的身体里翻江倒海，我觉得我的子宫一定是爆炸了。当我试图站起来的时候，我的大腿内侧火辣辣地疼。
　　母亲付了账（我可怜的母亲，这个顺从温和的女人，她七十八岁过世，可她最后一次盆腔检查还是在我刚出生后做的），我们离开了诊所，沿着绿阴夹道的大街往家走。那是一幢有青绿色百叶窗的白色建筑，保持着殖民地时期的样式。我的大学体检表就叠放在我的口袋里。我检查了不只一次，但是在它上面的医生的潦草笔迹之中，并没有出现“子宫后倾”的字样。母亲和我，两个人谁都没有再谈及刚才的检查。只是在她说“我听说有后倾子宫的女人不容易怀孕。医生能帮你扶正它可是一件好事”的时候，我和她都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那个时候我只是怀疑，但现在我明白了。一个后倾子宫就好像小型公寓里的一件家具，你没法将它重新安置。后倾子宫只是很多种正常变异中的一种。有些子宫绕过宫颈向前倾斜；有些子宫从宫颈笔直地向上伸展；有些子宫在宫颈下方向后倾斜着。
　　我和赖利医生的交道成为了一段模糊但却持久的记忆，就像是一本读过但却有着支离记忆的书，它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７年，在我作为一个实习护士学习进行盆腔检查的时候。开始时我们在硬塑料模特上练习，然后是互相在搭档身体上练习，最后是在病人身上。
　　“这儿，”指导老师对我说，“感觉到子宫了吗？让你的手指沿着宫颈下滑，直到你感觉到下面子宫底的凸起。这个子宫是后倾的。”一个护士站在病人的身边，一只手搭在病人的胳膊上。我已经向病人详尽地解释了这项检查的全过程，在我插入阴道窥器之后，指导老师和我给病人放置了一面镜子，这样她就能看见自己的宫颈。当我进行深部检查的时候，我没有猛推或者扭动我的手指，我也从不说“别动”。然后我摸到了它，一个坚硬的球形的子宫，向后倾斜，就像我的一样。
　　我屏住呼吸。赖利医生的形象——他眼镜上的反光，他在我体内移动手指时的汗湿额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是检查者，有控制权的一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和那天在赖利医生的诊所里的时候一样脆弱。我意识到，不论是从肉体上还是从心灵上来讲，我都清楚这项操作能有多么大的侵犯性，清楚一个女人对她的检查者的信任是多么的重要。在最坏的情况下，检查室是一个压缩了的世界，女人在这里孤立无援。当状态理想时，检查室则成为一方神圣的乐土，女人在这里学会了怎样做自己最好的支持者。
　　有时候我在想，赖利医生的检查也许仅仅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他并没有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滥用他的权力。毕竟，我几乎每天都要给病人做她们的“第一次”盆腔检查，我知道这会有多么的尴尬和不舒服。或者也许赖利医生受到的医学训练使他相信他能够改变我的盆腔生理构造，而且，正如他那时所说，移动我的小肠来改变子宫的位置。我在内心深处相信护理人员都是完美无瑕的，因为我们当中没有谁愿意欺骗病人。
　　但无论何时，每当我置疑那个炎热夏日的记忆时，我总要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与赖利医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就在我准备离家上大学前，我得了一场重感冒，于是母亲建议我独自去做一个检查。他把我带进他的检查室，叫我坐在以前坐过的那张厚重陈旧的由木头和金属制成的检查台上，让我脱掉衬衫和胸罩。这一次没有被单和罩衣，仍然没有护士。我坐在那里，我年轻的乳房正对着他白大褂上的纽扣——一排小塑料圆片，当他倾斜着身子检查我的时候，它们就被拉紧贴到他的便便大腹上。他的听诊器在我的胸部流连忘返不肯离去，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喷到我皮肤上的呼吸。
　　“你是个幸运的小姐，”他咯咯地笑道，“看看你这儿是什么。”他的手指抚摸我的乳头，绕了一周，又从上面扫过。“再也别穿胸罩了，它会毁了你的。”他掐了我大腿一把。给我开了盘尼西林。然后又掐了我一把。
　　一次又一次，我回顾拜访赖利医生留在脑海中的印象，因为那段经历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并将影响我从事的女性保健工作。我总是尽量谨慎行事，一步一步地解释，给病人盖好单子来维护她们的尊严，并且尽量减少自己对病人的触摸和动作，除非是拥抱或者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自己当初的无助，所以不论病人们是不合时宜地傻笑还是又哭又叫，不论是过分苛求还是十分脆弱，我都不会对她们失去耐心。在赖利医生发霉的诊室里，我懂得了一条情感的真理。它与权利的滥用、与人格尊严和自我克制的重要性有关，即便是对于最年轻的病人也同样如此。最主要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喷涌的自尊心如何被轻而易举地摧毁，女性与生俱来的耻感与坚忍又是如何被扼杀在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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