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福莱斯特离开小玛丽亚的房间时，楼上的卡明斯院长终于鼓足了勇气，命令他的秘书要通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电话。
　　秘书把电话接通后，卡明斯立即以一种深表同情的口吻说：“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对于发生在你女儿身上的悲剧，我深表遗憾，市立医院的全体同仁也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想你们应该表示同情，”施托伊弗桑特冷漠简短地答道。“可我今早给你打电话并不是听你说同情的。我想知道昨晚到底出了什么差错？而且想立即得到答案。我女儿为什么会死？”
　　施托伊弗桑特直率、犀利的话语更加剧了卡明斯内心原有的恐惧。这位影响力极大的商业巨子、纽约市政治权力的幕后操纵者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一旦以一种冷冰冰的语调说话时，他心存报复的意图便已昭然若揭了。
　　一定要控制自己挽回局面，卡明斯暗自告诫自己。他再度开口时，采用了职业性的讨好姿态，这是他向纽约有钱人募集巨款时惯用的手法。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今天早晨的电话使我坐立不安，我决定立即查清事情的原委。我刚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仔细查阅了你女儿病历的所有细节，每一项记录，每一个所做的化验，每一项化验结果，以及负责她的医生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和她要求做的治疗措施。其实此刻你女儿的病历就在我手中。”
　　“这些都不用管，卡明斯！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一件事就够了。谁害死了我的女儿？”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正在向你解释。谁也没害死你的女儿。目前连她死亡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只晓得她大出血而死，但出血点不明。”
　　“卡明斯，你开的是什么鬼医院？一个病人流血而死，竟没人知道为什么！”施托伊弗桑特愤然地说。
　　“让我解释，先生。根据你女儿的病历，福莱斯特大夫采取了所有办法……”
　　施托伊弗桑特再次打断他：“福莱斯特大夫是何许人？”
　　“负责治疗你女儿的就是福莱斯特大夫，”卡明斯解释道。“你女儿被送进医院时，她正好在急诊科值班。”
　　“呃，是的，我妻子对我提起过你的‘福莱斯特大夫’。她是个女的，是不是？”施托伊弗桑特问。
　　“是的，”卡明斯答道。
　　“我看你们之所以雇她是为了遵守联邦和州政府的那些混蛋规定，什么你们的雇员中必须得有多少女性，多少黑人，多少西班牙人，是不是？过去这个国家注重的唯有能力，那时的做法有什么不好？我绝不允许一个女大夫动我家人的一根汗毛！这你明白了吧！”
　　哈维·卡明斯感到受到了些侮辱，便反驳施托伊弗桑特说：“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想告诉你，我的医生队伍中，凯特·福莱斯特是最出色的年轻医生之一。你要是看了她大学和医学院的成绩单，便会同意我的说法。纽约市立医院能招来这样的人是我们的幸运。如今能挣大钱的私人诊所对年轻有为的年轻医生极具诱惑力，所以雇到福莱斯特这样的毕业生非常不易。”
　　“要是在她害死我女儿之前，某个私人诊所把她诱走就好了！”施托伊弗桑特大声吼道。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想告诉你，福莱斯特大夫的治疗并非是你女儿的死因。”
　　“卡明斯，我知道你会护着你的下属的，无论他们是否失职。不过你知道，我和你们董事会的几个成员关系很近。这事不会到此结束。你的福莱斯特大夫也休想逍遥法外！”
　　卡明斯还未答话，施托伊弗桑特就挂断了电话。卡明斯迟疑了片刻，对内部话筒说：“霍普金斯，请替我接通特朗布尔法官。”
　　出于对他年龄的尊重和他在法律界的资历，人人都管莱昂内尔·特朗布尔称做法官，然而他实际是一所位于华尔街的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且被公认为是法律圈子内最精明最不为情感所左右的律师之一。
　　特朗布尔听毕卡明斯叙述完他和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谈话后，说：“把那个年轻女子叫来，越快越好。面对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格外谨慎，他的权势炙手可热，可以左右最出类拔萃的律师。弄不好，我们会被判治疗失当，恐怕得损失几百万！”
　　“莱昂内尔，我向你保证，病历我看过了。根本不存在治疗失当……”卡明斯试图解释。
　　“这年头，”特朗布尔打断对方说，“什么事在陪审团眼里都是渎职或失当。一个喷嚏，一声咳嗽都能被送上法庭，输一大笔钱。若是诉讼涉及到一位少女的死亡，至少得宰你数百万！这还不算施托伊弗桑特会给医院的名誉造成的损害。我想见那个女人！”
　　按照约好的时间，凯特·福莱斯特两点钟准时走进卡明斯的办公室，她发现院长没坐在他那个典雅老式的写字台后面，而是坐在了占据着大办公室一角的一张长形会议桌的首席位置上。她还惊讶地发现一个生人，五六十岁光景，除了几绺灰发外头发已秃光。他面庞红润，但神色阴沉，仿佛在做着判断。
　　“福莱斯特，这是特朗布尔法官，医院的法律顾问。”
　　听到“法律顾问”的字眼，凯特意识到这次见面绝非她事先想像的那样是讨论治疗上的问题。
　　蓦地，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两天前的威胁终于变成了现实。
　　“坐吧，福莱斯特，请坐，”卡明斯愉悦地招呼着凯特。
　　“叫我来是为施托伊弗桑特的事，是不是？”凯特问，依旧站在原地。
　　特朗布尔的目光证实了她的疑惑，这使她愈发感到不安。
　　“坐吧，医生，”卡明斯又说。
　　凯特坐到特朗布尔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是的，”卡明斯悲戚地承认。“是关于施托伊弗桑特的事。”
　　“整个治疗过程都在她病历上。我仔细过目了我写的记录，病历完整而且准确无误。”凯特解释说。
　　没待卡明斯开口，特朗布尔问：“福莱斯特大夫，你说你仔细过目了你的记录？”
　　“是的，”凯特口气坚决。
　　“为什么？”特朗布尔问。
　　“为什么？”凯特重复着，试图想弄明白这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的目的。“这……像这样一个病历，令人迷惑不解，而且结果非常不幸，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医生都会好奇的。”
　　“好奇？”特朗布尔问，“好奇什么？”
　　“当然是好奇发病的原因了，”凯特答道。“我正焦急地等着验尸报告呢。”
　　“我们都在等，”卡明斯说。
　　“卡明斯，我想你应该告诉福莱斯特大夫问题的严重性。也许她可以采取一些步骤。”
　　“采取步骤？”凯特疑惑地问。“什么步骤？”
　　“你要明白，大夫，”特朗布尔答道，“作为医院的法律顾问，我的事务所将为你辩护。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医生希望自己找律师。”
　　“辩护？辩护什么？”凯特急切地问。
　　特朗布尔看向卡明斯，把棘手的解释性工作派给了后者。
　　“福莱斯特大夫，由于你来自中西部，所以可能不太熟悉施托伊弗桑特的名字，”卡明斯说。
　　“我知道他是房地产业的大亨，”凯特说。
　　“房地产大亨是描绘他的一个低调词，此人在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拥有数家赌场，在十几个城市拥有饭店，在这还有许多写字楼，足可以建成一座他自己的城市。”
　　“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凯特问。
　　“此人有权，”卡明斯说。“他本人就是权力的化身。财政、社会，尤其是政治权力。人人都说要是没有克劳德的资助和口头支持，谁也甭想被选为纽约市的市长。他要是认为她女儿的病治疗不当，肯定会报复的。”
　　特朗布尔插话说：“我的事务所过去曾跟他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他肯定要报复。告你渎职罪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所以我们得有所准备。”
　　“为了救他女儿，我尽了一切努力，”凯特反驳道。
　　“这我相信，卡明斯大夫也相信，”特朗布尔说。“但一旦法庭传唤我们，我们必须要胸有成竹，能向陪审团证明这一点。”
　　“肯定能证明！”凯特愤慨地说。
　　“所以你就更得好好考虑我说的话了。我的事务所肯定会为你辩护，但你也可以自己雇律师。”
　　“律师很贵，”凯特答道。“我上医学院的学费现在还尚未还清呢。”
　　“那就依靠我们事务所吧，”特朗布尔说。“另外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你又看过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
　　“可我已经看过了！”凯特说。
　　“是的，没错。你那种做法会让人做出种种解释，”特朗布尔说。
　　“这个病历使我困惑，从业务的角度感到好奇。所以我重新看看我是如何处理的，这在情在理，”凯特试图做出解释。
　　“医生，你是不是对病人的处理没有把握，怕出差错，所以才重新查看病历上的记录？”
　　“不是，当然不是！”凯特立即答道。
　　两个男人突然沉默下来，这使凯特意识到，这正是不怀好意的律师迟早要问她的让她看上去有罪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纯属捕风捉影，但却充满责怪的味道，令她找不出合适的答案。
　　“我明白你的意思，”凯特说。
　　“姑娘，我对你的忠告是：不要跟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只有我指定给你的律师除外。否则你就会说出一些幼稚的话，让人事后利用来攻击你。”
　　凯特重复着说了声：“‘利用来攻击我’。我怎么突然间变成了被告。我的全部事业，在学校多年的苦读，医学院的用功——一生的计划……”
　　卡明斯想给她打气，便温和地说：“亲爱的，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保护你。但一旦施托伊弗桑特指控你治疗失当成立……”
　　“你肯定会指控我治疗失当吗？”
　　特朗布尔怏快地说：“这年头陪审团动辄就判别人这罪那罪。按照施托伊弗桑特的为人，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我做得没错！”凯特大声说。“我能证明这一点。什么时候我能见指定的律师？”
　　“我的秘书今天下午给你打电话约定时间，”特朗布尔说。
　　凯特·福莱斯特离开后颇觉愤慨，同时对特朗布尔向她提出的警告也感到惧怕。回公寓的路上，她的激愤愈发强烈。这不公平。她做出的所有奉献，她的刻苦攻读，多年的学业，都可能会付之东流。一个男人，一个她根本不沾边的男人突然介入她的生活，威胁她，这不公平。她想努力劝慰自己：他要是如此有钱有势，打官司能给他带来什么利处呢？即便赢得几百万的金钱也是无法使他女儿起死回生的。
　　凯特继尔又想，也许向他解释一下他女儿被送进医院时的状况，她的症状如何的不确定，化验结果只能反映出她部分病症，但不足以让医生做出肯定的确诊，如果有人能把这些都向他解释一遍，他肯定会明白的。她和律师见面时一定要讨论这一点。
　　她推开公寓的门，只听罗茜从冶室里喊道：“是你吗，凯特？”
　　“是我，罗茜，”她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她的室友从浴室里出来，用毛巾擦着长长的黑发。
　　“卡明斯找你干吗？”
　　“他们要给我指派个律师，”凯特说，尽力说的若无其事，不像她真正感受到的那样忧虑。
　　“律师？你要律师做什么？”罗茜问，口气似在为凯特打抱不平。
　　“他们觉得我肯定会被指控治疗失当。”
　　“治疗失当？”罗茜气愤地说。罗茜·庄虽然性格沉静，具有东方人的含蓄，但遇到不公正的事，这个年轻女人便会火冒三丈。“我们没日没夜干！条件又那么差！上诉的应该是我们！”
　　罗茜见怨气帮不了凯特的忙，便转而采取安慰的手法，拥抱她说：“别泄气，亲爱的。医院所有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都会为你说话的。我们巴不得在法庭上出出怨气呢，是时候啦！我刚沏了一壶咖啡，想喝吗？”
　　凯特淡然地点点头。她室友的鼓励反为她平添了一丝负担。凯特不希望自己的事成为伸张正义的媒介。她希冀整个事情能悄无声息地得到解决，以便她能继续她的事业。在她眼里，她的追求就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争取正义的目标而奋斗。
　　罗茜将一杯滚烫的咖啡递给她，凯特说：“我一直在想……”
　　“别老想了，”罗茜劝说道。“所有的医生都碰到过这样的事。不止一次。病人总有死的。死是生的代价。我们所有人都逃脱不掉，有早有晚罢了。而且人死也不总是像医学教科书里说得那样合乎情理。”
　　“布里斯科把她妈妈送出医院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这话什么意思？”罗茜问。
　　“虽然她对女儿的猝死恸不欲生，但她更怕一个人。”
　　“怕谁？”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我想。”
　　“这样的话，但愿他们能给你找个好律师，”罗茜说。“因为任何一个能使他妻子如此怕他的男人绝不是好对付的。”凯特茫然地点点头。她想啜口咖啡，却慢慢地摇摇头。“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
　　“不能等到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吗？”罗茜问。
　　“你是说事情能澄清还是越变越糟？”凯特说。“不，我得打。爸爸为了我操了这么多心，他有权知道一切。”
　　“你心情很糟，别再火上浇油多一层内疚感。我们都欠父母的，”罗茜说。“并非我们想欠，而是他们情愿做出牺牲。我爸爸从他的小餐馆里挤出钱供我交学费，你以为我愿意他这样做？他完全可以用那笔钱扩大生意，加倍地赢利。可他总是说：‘餐馆太大了，活儿干不完。’根本不是实话。他完全可以发展生意，而且做得很出色。说不定现在还退休想清福了呢。可他不，他的小罗茜一定要实现她的梦想，当个医生。如今好了，我没日没夜地干，还得受暴君似的科主任们的气；病人也傲慢无礼，而且这座城市极不安全，每次迈出这个房间生命都受到威胁！”
　　罗茜见她的牢骚更加剧了凯特的低沉情绪，便开玩笑说，“我肚子里的怨气出完了，该轮到你了。”
　　“我——我最好去打个电话，这会儿爸爸已从地里回来了。正吃正餐呢，我家的正餐永远是午餐，特丰盛。吃的人有我父亲，我哥哥克林特和四个帮手。过去帮工有七个，可爸爸卖掉了一部分田地，我猜理由跟你父亲不发展餐馆的原因差不多。虽然爸爸的借口是，在利率不稳定的情况下向银行借贷只能使农活赔本。我爸为满足他的孩子们不合理的要求，好像总能找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罗茜大笑道：“我告诉你吧，我绝不为我未来的孩子做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感到内疚或欠我什么。让他们自己独立谋生。可我没当过妈妈，至少目前还没当。不过总有一天，我猜想迟早我也会重蹈别的父母的覆辙，犯溺爱子女的错误。”
　　凯特走到沙发一头放电话的地方。她瞥了眼手表，眼前浮出了家里的情景。爸爸坐在餐桌的一头，两边是帮工和她哥哥克林特。妈妈把冒着热气的炖肉或菜汤和蔬菜端到桌上。还有两条她亲手烤的面包。爸爸总说商店里买的面包不叫面包。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常把面包瓤捏成一团，粘粘的，根本无法往嘴里送。于是就自制面包。这就是位于南伊利诺斯州福莱斯特家厨房里正在发生的情景，那座农场似乎与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相差十万八千里。
　　凯特按下号码，便听到通了的电话声。一声、两声、四声。倏地，她感到一阵恐惧。吃中饭时若是家里没人听电话，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但响到第六声时有人拿起了话筒。
　　“喂？”她听到是她妈妈的声音。
　　“妈，是我。”
　　“凯特！”认出她的声音后她母亲异常惊喜，但又透出一丝担忧。“出什么事了吗，宝贝？”
　　“没有，没出什么事，”凯特矢口否认。她没料到谈话会以这样的口气开始。
　　“长途电话费这么贵，你打过来还说没什么事？”她妈妈问。“如果光是打个招呼，问问家里情况，你可以在晚上打么。”
　　“爸爸在吗？我能跟他说句话吗？”凯特问。
　　这时她母亲已嗅出出了问题，回答的声音便有些异样。“他在，亲爱的。我去叫他。”
　　凯特等了片刻，听到她父亲清咳嗓子的声音。
　　“爸爸？”
　　“是我，小心肝，听到你的声音我很高兴。自从你进了那个晦气的急诊科以后，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就少了。”
　　凯特晓得，他在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想显得若无其事和放松，为了让我放宽心。但他已觉察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我最好告诉他，现在就和盘托出。
　　于是她将发生的事简单地描述了一番，尽量用非学医的人能听懂的语言加以解释。最后说出了不幸的结果。叙述期间，她父亲不停地说着：“是的，我明白，当然，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以示他理解女儿的描述。凯特间或听到她母亲在一旁问：“怎么回事，本？凯特说什么？”她仿佛能看到妈妈站在爸爸身边，踮起脚尖将将够着他的肩部。凯特继承了她母亲的矮小身材。小时候，他们都说她有父亲的金发，母亲的娇小身材，这两个优点都被她吸收了。
　　凯特说完后，本·福莱斯特答道：“恐怕你最好应找一个自己选择的律师。像乔治·基普沃思那样的。跟一个陌生人相比，我更信任他。”
　　“没必要，爸爸，医院有责任出钱为我雇律师，”凯特说。
　　“我去趟东部能帮上忙吗？”本问。
　　“不必，爸爸，没用。还不能确定事态能否发展得很严重。我打电话只是告诉你们一声，省得你们从其他来源听说这事，”凯特解释道。
　　“从其他来源是什么意思？”他问，口气透出几分紧张。
　　“那位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在纽约是个大人物。他介入的事迟早会成为新闻，在报纸和电视里报导出来。”
　　“你告诉那个混蛋的‘大人物’，他要是敢动我闺女一根毫毛，我非去东部把他‘大人物’的屁股捶瘪不可！”
　　父亲一定是气坏了。尽管他同别人交谈时用词粗俗，但当着老婆和女儿的面一般绝不会说出这样难听的话。
　　“我不会有事的，”凯特口气宽慰地说，以免父亲当真什么都不顾地跳上车，径直开到纽约来。那样的话，她母亲肯定会一起来，提醒他每里路都要当心开。凯特本不想让父亲担忧，但显然事与愿违。
　　“别担心，爸爸，一有新情况我就告诉你。”
　　“一定，”他说，又道：“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琢磨，你干吗非要在纽约那种地方混呢？这儿的人也需要好医生。而且他们比那些野蛮人更会感激医生。是不是考虑回家乡来，在自己的人当中做事。”
　　凯特意识到，父亲已经在为她做后退的打算了，虽然眼下上法庭的可能性仅仅是假设而已。
　　“我没有回家乡的打算，爸爸，”凯特说，“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你忘了这儿的人是多么地想念你，凯特。谁让你在高中是班里最聪明的呢，比所有的小伙子都聪明。他们仍常说起你，问你的情况，每次进城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们的凯特怎么样了？’好像你是属于整个城镇的。我告诉他们那个纽约市立医院聘用了你，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你能进入最大最棒的地方做事，他们认为这再自然不过了。要是那个畜生施托伊弗桑特敢欺负你，你用不着怕他，听见了吗？”
　　“听见了，爸爸，”凯特说。
　　凯特撂下电话，心情比先前更糟。爸爸原本想给她打气，却反而给她平添了一层压力，因为她不能辜负家乡父老和朋友对她的期望。
　　律师，一定要见那个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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