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考特·凡·克里夫在为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做辩护准备的过程中越陷越深，与她配合得也越发紧密，因而他逐渐意识到，他对她的情感亦变得愈发亲近起来。这本身暗伏着一种危机。
　　他清楚地记得在法学院第二年上取证和审判实践课时，他的教授曾劝说：“千万不要把个人情感卷入一桩案子或当事人身上而失去客观判断能力。律师在法庭上遭遇的一些令人震惊和措手不及的话语往往出自自己当事人之口。因而要以看待敌对证人那样对待每一个当事人。质问他说的每一句话。找到核实的佐证，否则拒绝让他出庭作证。”
　　由于没有获得布里斯科医生的合作和佐证，加之听证会召开的日期又迫在眉睫，斯考特·凡·克里夫决定将教授的劝告运用到凯特·福莱斯特身上，检验一下她所陈述的那天夜晚在急诊科发生在克劳迪业·施托伊弗桑特身上的情况是否立得住脚。
　　为达此目的，他打算咨询几位妇产科医生。他所选择的男女医生都是有正式资格的、持有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证书的专家。每一位的工作单位都不是市立医院。他不希望这些医生的观点受到他们所隶属医院的影响。
　　在采访每一个人的过程中，斯考特还估量着对方是否有成为辩护证人的可能。当然，当证人的医生要能承受作证的压力。近几年陪审团对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所以医生们都把法律程序看做折磨人的宗教法庭，而没有公正可言。自然还有一些被称作为职业证人的专家，他们的观点无论是站在哪一边都是论价出卖的，因而既昂贵又未必靠得住。
　　然而斯考特思量，总可能会有一两个具有正义感的医生愿意挺身而出向凯特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他要先证实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的方法是无可挑剔的。
　　他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妇产科专家斯蒂芬·威洛斯。在威洛斯的候诊室等待时，斯考特感到极不自在。满屋子全是妇女，有的肚子已大得吓人，有的则刚怀胎不久，还有的根本不像有孕，大概在等着做常规检查。为了掩饰他的尴尬，他随意翻看着一本极无兴趣的杂志。时不时地禁不住偷偷朝四周瞅一眼，看看那些女人是不是正以好奇的目光盯着他。
　　他恨不得站起来向一屋的裙钗宣称：“你们别以为我是谁的丈夫，到这儿来是检查精子的。或是让医生指点我什么时候和怎样做爱，以使我妻子受孕。”但其实他什么举动都没做，而是深深地埋头于杂志之上，直至候诊室空落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为止。
　　接待人员大声叫道：“凡·克里夫先生，威洛斯大夫现在可以见你了。”
　　他见威洛斯近六十岁的样子，或许更老一些，花白头发，戴眼镜，神态干练异常。
　　一个理想的见证人，斯考特暗忖。
　　威洛斯在刚离开的病人病历上写完最后一笔，抬起头说：“年轻人，你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律师吧？”
　　“是的，大夫。”
　　“有事就快说吧，半小时后我还要在医院查房，”威洛斯说，他并没不耐烦，而是很热情。
　　“威洛斯大夫，此事与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即将召开的一次听证会有关。”
　　“噢？”威洛斯收起热情的笑脸。“这种事时有发生。”
　　“是的，先生，时有发生，而这次这桩案子是毫无根据的。”
　　“律师们常这么说，”威洛斯又接着说道：“我可不是专业证人。说实话，我惟一一次作证是冲着一位医生的。”
　　“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先生。”
　　“你想什么就说吧，”威洛斯说。
　　斯考特于是将凯特对他叙述的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以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历上的记录转述了一遍。威洛斯沉吟半晌，说：“病人说她性生活不频繁？”
　　“是的。”
　　“而且说她例假也正常？”
　　“是的，大夫。”
　　“为了证实，那个医生做了验尿怀孕检查？”
　　“是的。不幸的是，化验结果是阴性，误导了医生，”斯考特说。
　　威洛斯说：“我本人不愿意使用尿检，而认为放射性荷尔蒙分析更可靠。不过考虑急诊科的压力和时间紧迫性，你那位福莱斯特医生处理得很对。糟糕的是结果没有化验准。”
　　“先生，假如那天晚上在场的是你，处理同一个病人，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威洛斯列数出所有症状：“病人恶心、呕吐、腹泻、胃疼。那个年轻女子告诉我她是单身而且月经正常的话，我会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作为医生，你认为她患的什么病？”斯考特问。
　　“我会确诊为一般性病毒性肠胃紊乱。”
　　“不是宫外孕？”斯考特问，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宫外孕可不容易判断。很少有症状是完全一样的，”威洛斯说。“我可能会认定为病毒性肠胃紊乱。除非后来又出现了新的症状或迹象，或化验结果与我的判断有出入，否则我不会改变看法。”
　　“这么说，照你看来，我的当事人那天晚上的治疗方法是正确的，是不是？”斯考特问，力图得出一个结论。
　　“啊哈！你现在的口气倒像个律师，想诱导我去作证，”威洛斯说。“我不会出庭，也不会作证。但我认为那个医生不论她是谁，其治疗手段没有错，大多数优秀的医生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那样处理的。”
　　“倘若病人吸毒，如可卡因等，会影响她的症状吗？”
　　“哦，那当然！”威洛斯说。“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她的症状。”
　　“威洛斯大夫，你已了解了这些情况，而且知道此事关系到一个年轻医生的前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出庭作证？”斯考特问。
　　“冒我的治疗不当保险被取消的风险？如今医生离法律躲得越远越好。对不起，转达我对那位年轻姑娘最诚挚的同情，希望她能渡过这一难关，保住行医的资格。”
　　斯考特·凡·克里夫后来采访的几位专家也都不愿作出充当证人的承诺。
　　有一点他此刻是确定无疑的。查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不是吸毒者，对凯特·福莱斯特的辩护将是至关重要的。
　　当斯考特·凡·克里夫出现在验尸官办公室的接待室，表明他希望就施托伊弗桑特一事求见市验尸官时，接待秘书以为他是一名专为摆在自选市场收银处的、登载骇人昕闻消息为小报撰写文章的记者。
　　“对不起，先生，有关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切情况都是保密的。凡是要了解此事的人，施瓦茨曼医生一概不见。”
　　斯考特·凡·克里夫一再坚持要见，秘书最终只好找来了一位年轻的法医病理学家，然而此人更是不愿帮忙。斯考特见状便威胁说他将诉诸法庭，要求查阅施托伊弗桑特尸体解剖的详细材料，才被允许去见验尸官。
　　凡·克里夫被人领进阿伯纳尔·施瓦茨曼医生的办公室时，首席验尸官正在电话里和一位市府官员争论着什么。这使年轻的律师获得了打量验尸官的机会。他见后者矮小粗壮，正好能坐进他那把吱嘎作响的旋转椅里。他同一些个头矮小的人一样，性格争强好胜。此时他正态度生硬地与电话里的人争辩着。
　　“现在该你听我说了，”施瓦茨曼瓮声瓮气地说，同时指着一把椅子让斯考特坐下。“你不同意我们的验尸结果？把你们自己的病理学家叫来！”他听了一会儿，不客气地结束了谈话：“好吧，我们法庭上见！”
　　放下电话后他兀自咕哝道：“天下人都成了法医专家啦！”他转过转椅，面对着斯考特·凡·克里夫。“年轻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事？”
　　“我是律师，想来问问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验尸情况。”
　　“我们的结果已公开宣布了，”验尸官横横地说。
　　“是你们全部的结果吗？”斯考特又追问一句。
　　“是的！”施瓦茨曼的口气极为粗暴。
　　“我知道是你亲自做的解剖，”斯考特说。
　　“没错。我所有的发现都在报告上，那是我们一贯的做法，”验尸官解释道。
　　“在公开公布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毒性化验结果，”斯考特指出。
　　“因为根本没做毒性化验。”
　　“为什么？”斯考特咬住不放。
　　“小伙子，我是不是该叫你律师？你怎么审案子不关我的事，你也休想告诉我怎么进行解剖。”
　　“如今吸毒成灾，我觉得毒性化验已成为例行公事。”
　　“一旦我发现了死因；就没必要再继续查了，”施瓦茨曼说。
　　“没必要？还是听从别人的吩咐？”斯考特说。
　　“听着，年轻人，你要是以为对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的关照就是为了掩盖什么鬼把戏，那可是枉费心机了。”
　　“你说的‘关照’是什么意思，医生？”
　　“施托伊弗桑特要求由我亲自做尸体解剖，而且要在他女儿葬礼后再公布尸检结果，市长让我这样做，我同意了。这个请求并不过分，是不是？他们家不希望在葬礼那天受到媒体的骚扰。”
　　“但也不是一个正常的请求，”斯考特说。
　　“父母很悲伤，我们对他们关照一下是小意思，反正没什么损失。”
　　“在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面前为我的当事人辩护时，所有的事实都是十分关键的。”
　　“噢，这事我已有所耳闻，太不幸了，”施瓦茨曼表示怜悯地说。“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你能不能至少告诉我，作为一个病理学家，如果把尸体挖出来，你认为能否发现毒品的痕迹？”
　　“这具尸体不行，”施瓦茨曼说。
　　“是因为尸体里没有毒品，还是过了这么久了已找不到毒品？”斯考特问。
　　“因为尸体已经没了，”验尸官说。“我刚做完解剖，就从长岛火葬场开来一辆灵车，把尸体拉走了。”
　　斯考特回忆起一个被他问及的抬棺材的人对他说的话：“比我想像的要轻得多。”
　　“想一想，”斯考特督促凯特·福莱斯特。“如果没有毒性化验或其他化验报告，还有没有医生可以观察到其他迹象，证明吸毒的可能？”
　　“那要看吸什么毒，或哪种毒，”凯特说。
　　“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症状？”斯考特问。“比如说？”
　　“比如酒精，呈现的症状人们都很熟悉。手脚变得迟钝，脸红，呕吐、恶心……”
　　“这些症状克劳迪亚都有，”斯考特说。
　　“是的。但可卡因也能引起恶心，”凯特说。
　　“往下说，往下说，还有什么医生可以看到的迹象，能作出吸毒的诊断？”斯考特说。
　　“我确信克劳迪亚并不是酗酒，”凯特说。
　　“那是什么？”
　　“可能服用了巴比土酸盐之类的东西。”
　　“应有哪些症状？”斯考特问。
　　“头疼、迷糊、上睑下垂……”
　　“上睑下垂？”
　　“即器官脱垂，比如上眼皮下垂。”
　　“克劳迪亚有这个症状吗？”
　　“没有。”
　　“你刚才说可卡因也能引起恶心，”斯考特说。
　　“还有呕吐，”凯特补充一句。“此外还会兴奋，紧接着是情绪低沉。盗汗，焦虑不安。”
　　“这些克劳迪亚都有所表现，”斯考特说。
　　凯特笑道：“‘有所表现’？你现在说起话来已经像个医生了。”
　　“此案结束前，我得按医生的想法进行思维，”斯考特说。“你能否作证说，克劳迪亚表现出的症状或迹象是服用或滥用可卡因引起的？”
　　凯特犹豫片刻，摇摇头：“坦白地说，不能。”
　　“这一证词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斯考特指出。“我们辩词的一半是说你受到了不准确的怀孕化验的误导。另一半是，病人因服用各种毒品使医生不可能作出确诊，这一半更加重要。毒品遮蔽和歪曲了她的症状、迹象和化验结果，所以任何医生也不可能确切地说出她真实的病症所在。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她私人医生大概知道，”凯特说。“那个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曾提到的伊夫斯医生。”
　　“伊夫斯，”斯考特沉吟着。
　　“一个非常有名的内科大夫。专为有钱人治病，”凯特说。“可想而知，他可能什么都不会透露。”
　　“不妨试试，”斯考特若有所思地说。“天知道他会不会说。”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在派克大道捅有一座显赫的高楼，底层沿街的所有房间便是威尔弗雷德·伊夫斯医生的诊所。诊所由一位经理管理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他手下有四名护士，其职责是把每一个病人安置在一间保密性很好的检查室里，准备接受伊夫斯的检查，这样他宝贵的时间便一分钟也不致白白浪费。
　　伊夫斯永远是一身洁白干净的大褂，大褂一天换四次。他工作起来准确无误，有如一个运转精确的钟表。他的诊断几乎没有任何差错，表述的语言亦干脆而清晰明了。他的名声不仅传闻在纽约，而且波及全世界，故而许多病人竟来自于中东国家的统治阶层。倘若你的孩子或家属生病，或觉得自己患了重疾，而且你能付得起他索取的高额医疗费的话，你只能找威尔弗雷德·伊夫斯，因为别的医生看不了的病他都能治。
　　斯考特·凡·克里夫被引进伊夫斯医生的诊室时，后者的效率令他一惊。由于伊夫斯的多数新病人都是推荐来的，所以伊夫斯张口就问：“有没有带来X光片、扫描等材料？”
　　“我不是病人。”
　　“上帝，难道伯克女士竟让一个医药公司的推销员溜了进来？”伊夫斯十分不悦地说。
　　“先生，我不是医药公司的代表，我是个律师。”
　　伊夫斯立即将椅子往后一退，站起身。“我不跟律师讲话。如果你有什么上诉或治疗不当的指控，去找我的律师谈。出去！”
　　斯考特坐着没动。“伊夫斯大夫，我来这儿不是抱怨，也没有指控你的意思。而是代表一位年轻医生了解一些情况。这位医生必须要在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面前对别人对她的指控进行辩护。”
　　“我猜想你指的是福莱斯特医生。”
　　“是的。”
　　“恐怕我帮不上你的忙。再见，凡·克里夫先生。”
　　斯考特留意到伊夫斯知道自己的名字，而他进来时并未自报家门。他继续说：“既然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一生的病历你都掌握，她的情况你应当了解。她是不是吸毒成瘾，常服用各种毒品？”
　　“关于任何一个我病人情况的问题，我一概不予回答，”伊夫斯没好气地说。
　　“我要是传唤你，你也得出庭作证。”
　　“即便真出庭，我可以使用医生的特权，不透露病人的任何隐私情况，”伊夫斯答道。
　　“病人已死了。你的特权已不再适用，”斯考特说。
　　“这个决定要由听证会主席来做，”伊夫斯反驳说。
　　“其实你拒绝作证本身也能说明一定问题，”斯考特说。
　　“凡·克里夫先生，我很忙，”伊夫斯说，迫不及待地想结束谈话。
　　“是的，那自然，”斯考特说。“谢谢你给我的时间。”
　　斯考特·凡·克里夫刚离开诊室，伊夫斯就拿起了电话机。
　　“伯克女士，立即替我接通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电话。”
　　须臾，他的电话铃响起来。伯克女士说：“他接通了，大夫。”
　　“克劳德，他刚来过这儿。那个叫凡·克里夫的年轻律师。”
　　“怎么样？”施托伊弗桑特问。
　　“按照咱们说好的，我什么也没说。可我感觉他不是个善主。”
　　“不用担心，威尔弗雷德。他成不了气候。”
　　斯考特·凡·克里夫离开位于派克大道的伊夫斯医生诊所时，对一件事已经心中有数——伊夫斯心里有鬼。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个吸毒者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现在他所缺的惟有证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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