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我被当成了臭狗屎，还觉得挺骄傲的，还有两周的时间要打发，然后才能去洛杉矶警察局的某个臭气熏天的前哨工作。活格尔父子一个被逮捕，一个自杀，这件事被粉饰成了组织内部矛盾，父亲因为对儿子的无耻行径而感到丢脸才自杀。而我现在可以用来结束我那些光荣的日子的唯一体面的做法就是去追寻那个失踪的人。
　　我的调查从他的失踪地洛杉矶开始。
　　反复地阅读我剪贴下来的李逮捕犯人的记录，但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我又去拉维恩的秘巢酒吧找那些同性恋，问火先生是不是又来骂过她们——她们的回答不是“没来过”就是讥笑我。神父偷偷拿给我一份布兰查德逮捕重罪犯的完整记录文件的副本——还是没有任何线索。凯对我们俩这种一夫一妻的状态很满足，跟我说我之前做的事傻透了——我知道那件事吓到她了。
　　找到艾斯勒、斯廷森和活格尔之间的联系让我确定了一件事——我是一名侦探。当然，像李一样考虑问题还是很难，但我还是努力去做，我一直观察着——也一直暗中羡慕——他身上冷酷的一面。他的冷酷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让我越来越为他担心。所以我总试图回忆他失踪前发生的事：
　　当大丽花案、苯丙胺苏醒剂和鲍比·德·威特的释放一起作用在李的身上时，他失踪了。
　　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蒂瓦纳，当时德·威特也要往那儿去，而此时，大丽花案的线索也指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然后德·威特和他的贩毒伙伴一起被杀，尽管后来两个墨西哥人被认定是这个案子的凶手，这也很有可能是草菅人命——墨西哥警察屈打成招，结案了事。
　　结论：可能是李·布兰查德杀了德·威特和费利克斯·查西科，他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不遭到报复，也保护凯不会再受到鲍比的虐待。结论之中的结论：我不在乎是不是李杀了他。
　　我的下一步是研究德·威特庭审时的记录，在档案馆，我找到了更多的细节：
　　李指出有线人告诉他消息，说德·威特是“大道—公民”银行抢劫案的主犯，又说这几个线人已经离开洛杉矶，以躲避鲍比朋友的报复。我后来打电话到情报中心，听到的消息让我不安——那里根本没有那几个所谓线人的记录。德·威特肯定警察们陷害他，因为他之前贩毒被捕，却没告得成他。此外，对他的起诉基于从他家里找到从银行抢出来的有标记的现金，他也不能提供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那个四人团伙中，两个死在了犯罪现场，德·威特被捕了，第四个人依然逍遥法外。德·威特说他不知道那第四个人是谁——即若他同意诱捕他的那个人的话，便可以得到减刑。
　　结论：可能那真是洛杉矶警察局的陷害，可能李也参与了陷害，可能是他想出来这个办法的，他可以借此拍贝尼·西格尔的马屁，贝尼·西格尔的钱被真的抢匪卷走了，李又非常害怕他——在打拳合同的问题上，李跟这位老大闹僵了。之后，李在庭审时遇到了凯，带着一种负罪感与她相爱了，并开始真的恨起了鲍比。
　　结论中的结论：凯不会知道陷害的事。德·威特是个人渣，他活该。
　　最终结论：我得让这个人来亲口承认或是否定我的猜测。
　　在“休假”的第四天，我启程去了墨西哥。在蒂瓦纳，我分发比索和一毛一毛的美国钱，给人看李的照片，拿着两毛五的硬币跟人换“重要情报”。就这样，我身后跟着的人越来越多，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倒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如果我接着发硬币的话，就会被人踩死。于是我开始采取传统的美国警察与墨西哥警察之间一美元换机密情报的交换方式。
　　那些贪婪的蒂瓦纳警察都穿着黑色衬衫，说着支离破碎的英语——但好在他们对这种国际语言基本都能听懂。我一共拦住了大概二十个在街上独自“巡逻”的警察，亮出我的警徽和李的照片后，往他们手里塞一美元，再用英语掺杂着西班牙语向他们提问。美元总是被快速收起，然后有的摇头，有的用两种语言跟我胡说八道，也有人告诉我一些很奇怪的故事，而它们却又好像都是真的。
　　一个人说在1月下旬的时候，一个火气很大的白人在芝加哥俱乐部的色情电影院里哭泣。另一个人描述了一个金发的大块头把三个人渣屎都打出来了，等警察来了，他从厚厚的钱包里抽出好几张二十美元面值的钞票散给他们，就没抓他。最离奇的一个故事是说李在一个酒吧遇到一个为麻风病人募捐的牧师，他一下就捐了200美元，还让酒吧把所有人的消费都算在他的账上，然后就开车去了恩塞纳达恩塞纳达：墨西哥西北部临太平洋的一座城市，是个观光胜地我给了提供这条消息的人5美元，问他是怎么知道的。“那个牧师是我兄弟，他自己任命自己为牧师的，是个假的，把你的钱放好，小心别被他骗了。”
　　那里离北面的恩塞纳达大约80英里远，我在沿海公路上开着车，心里琢磨着李哪来的那么多钱满大街扔。这段路程很宜人——路右侧先是长满灌木的山崖，山崖过了是海，路的左侧是起伏的群山，山上覆盖着浓密的树木。路上没有几辆车，只有一小队向北去的行人：一家一家的人拖着行李，看上去既慌乱又兴奋，仿佛他们并不知道越过美墨边境会带给他们什么，但不管怎么样，也比在墨西哥吃风啃泥，等着游客们给点小钱好。
　　黄昏时分我接近了恩塞纳达，那零散的、小队的步行者开始以整齐的步伐向边境前进。几个人整齐地向北走着，用毯子卷着的家当扛在肩膀上。每五六个一齐走的人拿着一个火把或是一盏灯笼，所有的小孩都像婴儿似的被绑着背负在妈妈的身上。再爬过最后一座山就是城市的边缘了，我看见山下亮起了一小簇霓虹，那里应该就是恩塞纳达。火把的光亮不时划破黑暗，又渐渐融入到霓虹的荧光中去。
　　我向山下开去，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海风版的蒂瓦纳，是供层次更高一点的游人游玩的。这时的美国佬表现都不错，街上也没有小乞儿和站在店面前大声吆喝着招揽客人的店员。那一队湿背佬湿背佬：对墨西哥人的蔑称，尤指非法偷渡美国国界的劳工。已经走出了灌木丛，要穿过恩塞纳达去沿海公路——向墨西哥警察上供，好让他们放他们过去。
　　那个场景是我见过的最嚣张的勒索。穿着棕色衬衫、马裤和长靴的墨西哥警察挨个儿走到那些农民身边，拿到钱后往他们的肩膀上用订书机订一个标签。便衣警察在路边卖小包的牛肉干和果脯，把收到的零钱放在腰上挂在手枪旁边的换零钱机里。其他的墨西哥警察被派到每一小队的农民中去，检查他们肩上的标签。当我从大路上转弯，驶入一个明显是红灯区的街道时，看到两个穿棕色衬衫的警察用枪托把一个人打昏了，他们用的都是锯短了的气枪锯短了的气枪：匪徒等为了便于隐藏携带而锯短的枪
　　我想了想，觉得在去找些恩塞纳达的普通市民问话前，还是跟警察们接触一下比较好，再说，有人看见过李在离开洛杉矶后不久，曾在边境附近跟一些墨西哥警察攀谈，所以跟当地的警察聊聊说不定能找到些线索。
　　我跟着一队30年代产的破巡逻车沿着红灯区开，接着转上一条跟海岸线平行的街——警察局就在那儿。警察局是由一个教堂改造的：窗子上钉着木栅，正面的白色土坯墙上画着宗教图画，画上涂着两个大黑字“警察”，草地上装着一盏探照灯。我走出车来，拿出警徽，脸上挂上美国佬的典型微笑时，灯光正照在我脸上。
　　我走进警察局，低着头，热气灼得脸直疼。一个人正在叽里呱啦地说着：“美国警察，J.埃德加，得克萨斯巡逻警。”我走过他身边时他的手伸了出来，我塞了一美元，进去了。
　　里面更像教堂：入口处的大厅墙上装饰着天鹅绒的挂画，上面画着耶稣和他的事迹。坐满悠闲的棕色衬衫警察的板凳看起来好像是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前台是一块大黑的木头做的，上面刻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很可能是一个废弃的祭坛。在前台值班的胖墨西哥警察看我进来时舔了舔嘴唇——他的样子像一个永不知足的猥亵儿童的家伙。
　　我拿出必须要给的一块钱，但没有递过去，而是说：“洛杉矶警察，要见局长。”
　　棕色衬衫捻了捻两手的拇指和食指，然后指了指我的警徽。我把警徽和一美元一起递过去，他领着我走过一条画着耶稣壁画的走廊，来到一个标着“局长办公室”字样的门前。他走进去像开机关枪似的说了一通西班牙语，我站在门口等着，等他出来了，脚跟一碰，向我敬了个迟到的礼。
　　“布雷切特警官，请进。”
　　这句一点不带口音的话吓了我一跳，我走了进去。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高个墨西哥人站在那儿，手伸着——想跟我握手，不是要一美元。
　　我们握了握手，那人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拍了拍写着瓦斯克斯局长的牌子。“警官，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我从桌上拿起我的警徽，放下一张李的照片。“这个人是位洛杉矶的警官，自从1月下旬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朝这儿来。”
　　瓦斯克斯看了看照片，嘴角抽搐了一下，他立刻试图掩盖这个反应，摇了摇头。“没有，我没见过这个人，我可以给我的警员发出一份公告，让他们在这儿的美国人居住区里问问。”
　　我回应了他的谎言：“这个人很引人注目，上尉。金发，六英尺高，像面墙似的。”
　　“恩塞纳达就是吸引这样的人，警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里的警员装备都十分精良，反应也都很敏捷的缘故。你会在这儿待一段时间吗？”
　　“至少要过夜，可能你的人没见到他，但我可以自己找到点儿线索。”
　　瓦斯克斯笑了。“我看够呛，你一个人来的吗？”
　　“有两个搭档在蒂瓦纳等我。”
　　“你所属哪个部门？”
　　我撒了个大谎：“城市分局。”
　　“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位子。”
　　我拿起照片，“靠裙带关系，上尉，我爸是个副局长，我哥在墨西哥城的领事馆工作，晚安。”
　　“布雷切特，祝你好运。”
　　我在离红灯区不远的地方找了个旅馆。花了两美元得到一间位于一层、从窗子可以看见海景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床上有一个薄薄的床垫。这儿有一个室内洗手池，他们给了我一把公共厕所的钥匙。我把提包扔在梳妆台上，在出去的时候，为了防患于未然，从头上揪下两根头发，再用吐沫把头发粘在门和门框之间。如果那帮“法西斯”来搜查我的房间，我就能知道。
　　我走着去了霓虹的中心。
　　街上到处都是穿着制服的人：穿棕色衬衫的警察，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手。就是看不见墨西哥平民，而且街上的人还都老老实实的——即使是那帮喝醉了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也都老老实实的，只是走路有点儿晃悠。我琢磨这儿可能是墨西哥警察的步行巡逻区，所以大家都很老实。大多数的穿棕色衬衫的警察都是骨瘦如柴的最轻量级的，但他们的装备可都不轻：锯短的枪、冲锋枪、点45半自动枪，子弹带上还挂着铜指节。
　　荧光灯的灯光不时地扫在我脸上：火焰俱乐部、艺术熔炉、拳击俱乐部、猎鹰窝、皇家茎藜俱乐部。我的第一站就选在拳击俱乐部这个大垃圾箱了。
　　我本来以为里面会很黑，走进去才发现里面亮着耀眼的灯光，挤满了水手。半裸的墨西哥女孩在一个长方形的台子上跳舞，兜裆布里塞着一两美元的钞票。录制的木琴音乐和口哨声震耳欲聋，我踮起脚尖想找个看起来像老板的人，在俱乐部的后面我发现一个壁橱，上面贴着拳击比赛的照片，它像磁石似的把我吸引过去了，我挤过又一群半裸的人来到照片跟前。
　　也有我的照片，跟其他一些很优秀的重量级拳手在一起，我夹在格斯·莱斯奈维奇和比利·科恩中间。
　　那里也有李的照片，紧挨着乔伊·路易斯，如果李没有跟贝尼·西格尔解除合约的话，他一定会跟他交手的。
　　布雷切特和布兰查德，这两个人们寄予厚望的人都走错路了。
　　我盯着那几张照片看了很久，看着，看着，周围嘈杂的声音全都消散了，我似乎远离了那个装饰过的阴沟，我回到了1940年和1941年，打赢比赛，跟举回合牌的女孩睡觉，她们长得都跟贝蒂·肖特一个模样。还有李，他总在赛场上将人击倒，跟凯同居——然后很奇怪，我们好像又是一家人似的。
　　“先是布兰查德，现在又是你。下一个会是谁？威利·佩普？”
　　我立刻又回到了那个阴沟里，脱口问道：“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见到他了？”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大块头的老头儿。他的脸上疤痕累累——看来总被人当靶子打——但他说话的声音可不像个二流拳手：“几个月以前，二月份，那天下大雨，我们俩聊打拳的事，聊了有整整十个小时。”
　　“他现在在哪儿？”
　　“那次以后我就没见过他，可能他不想见你。我想跟他聊你们打的那场比赛，但大块头李不愿意聊，说‘我们不再是搭档了’，然后开始跟我说次轻量级拳手个个都是好样的。我跟他说，不对——次重量级才是，扎尔、格拉齐亚诺、拉·莫塔、谢丹，哪个能小看？”
　　“他还在城里吗？”
　　“我认为不在，这个地方是我的，他再也没来过这里，你想跟他解决旧怨？重新搭档？”
　　“我想把他从一个大麻烦里弄出来。”
　　老家伙想了想我的话，然后说：“我喜欢你这样善于跳跃的拳手，所以我告诉你我手头唯一的一条消息。我听说布兰查德在魔鬼酒吧惹了个大事，花了一大笔钱才买通瓦斯克斯局长。你走五个街区，到海滩那边去，魔鬼酒吧就在海滩上，你跟那儿的叫厄尼的厨师谈谈，他知道那件事了，你跟他说我说的，让他好好跟你说——还有，进去之前要深呼吸，因为那儿可不像你现在来的地方。”
　　*
　　魔鬼酒吧是一栋石板瓦房顶的土坯房，酒吧的霓虹灯设计得很有创意：一个红色的小魔鬼将一个三叉头的老二伸向空中。看门的是个真正的穿棕色衬衫的警察，一个小个子的墨西哥人，一边仔细检查着来的客人，一边用手抚弄着一个支着三角架的勃朗宁自动步枪的扳机座。他的肩章里塞满了一美元纸币，我走进去的时候也塞了一张进去，告诉自己打起精神来。
　　从阴沟到臭屎堆。
　　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手们正跟趴在吧台上的裸体女孩疯狂做爱。屋子前面的乐队台前有很多桌子，桌子下面有很多人在吹箫。一个穿着魔鬼撒旦装的人正在垫子上和一个胖女人滚在一起。旁边站着一头小毛驴，小毛驴在地上的一个大碗里吃干草，耳朵上还夹着一个用红色天鹅绒做的魔鬼角。在舞台的右侧，一个穿燕尾服的美国佬正在对着麦克风低唱：“我弄了个有钱的妞儿，她的名字叫罗丝安妮，她用一张玉米饼做子宫帽！嘿！嘿！我弄了一个妞儿，她的名字叫苏，她买了张单程票，没了归途！嘿！嘿！我弄了一个妞儿，她的名字叫科琳，她知道怎么让我的……！嘿！嘿！……”
　　他的“歌声”被台下的叫喊声淹没了。我愣在那儿，被那些狂欢的人挤来挤去，这时一股大蒜味笼罩了我。“想住店吗，帅哥？早餐一流，一美元。你想要我吗？全世界也找不到再好的了，两美元。”
　　我壮起胆子抬头看了看她。她很老，又肥，嘴唇上结着下疳下疳：一种暗红色、坚硬不敏感的、引起机能障碍的疾病，为梅毒的初期症状。的伤口。我也没想，从兜里拿出几张钱就塞在她手里。那个妓女把我当成了夜总会里的耶稣，行了个曲膝礼。我吼道：“厄尼，我现在要见他，拳击俱乐部的那个人让我来的。”
　　那个老女人喊了一句：“跟我来！”帮我拨开挡在前面的人，推开一群等着吃晚餐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她领着我沿着舞台边一个挂着帘子的通道来到厨房，一股辛辣的味道引起我的食欲——接着我看到挂在汤锅旁边的一条狗的半片尸体，食欲就没了。那个女人用西班牙语跟主厨说了几句话——那个厨师长得怪里怪气的，是个墨西哥人与日本人的混血。他点点头，走了过来。
　　我拿出李的照片：“我听说这个人前一段时间给你惹了些麻烦。”
　　那个家伙扫了一眼照片：“你是谁？”
　　我亮出警徽，再让那个家伙看了一眼我的武器。他说：“他是你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
　　那个混血儿把手插在围裙底下，我知道他的两只手中一定有一只正握着一把刀。“你的朋友喝了我十四杯最好的麦斯卡尔酒麦斯卡尔酒：一种墨西哥烈酒，用蒸馏某种龙舌兰的发酵液汁制成。，是这个酒吧的记录。这一点我很喜欢，他一直向什么死了的女人举杯致意，这一点我不在意。但他想要干涉我这儿的玩法，那我不能答应。”
　　“那你怎么办了？”
　　“他撂倒四个我的人，第五个他不行了，警察把他带回去睡觉了。”
　　“就这些？”混血儿抽出一把匕首，按出刀刃，用背面刮了刮脖子：“没了。”
　　我从后门走了出来，来到一条小巷里，心里很担心李。两个穿着崭新西装的人正在一盏路灯下晃悠，一看见我，他们就加快了步子，眼睛往下看，好像地上的土突然很有趣似的。我撒腿就跑，我身后的飞沙走石说明那两人正紧追不舍。
　　小巷的尽头连着一条通向红灯区的路，还有一条窄小的土路，通向远离海滩的方向。我全速跑上这条小路，我的肩膀刮擦着路两边的铁丝网，铁丝网里圈着的大狗想向我扑过来。它们的叫声盖过了小巷里其他的嘈杂声，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是不是还跟着我。隐约看见了海岸前的大道，识别了一下方向，我琢磨着旅馆应该在右面，再走一个街区就到了，我就慢下了脚步。
　　我没猜错，走半个街区就到了。
　　在离旅馆一百码远的时候，我屏住呼吸，脚步更慢了，像个老老实实的美国人在视察贫民区似的。旅馆的院子里没有人，我拿出房间钥匙。这时二楼上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我粘在门上的头发不见了。
　　我抽出点38手枪，一脚把门踢开，一个坐在床边椅子上的白人已经把手举起来了，他嘴里说着和解的话：“噢，小子，我是朋友，我来的时候没人跟踪，如果你不相信我，那就来搜我的身吧。”
　　我用枪指了指墙，那个人站起来，把双手举过头顶，手心贴在墙上，两腿分开，我用枪指着他的后背，从他的上身往下拍，找到一个钱夹、钥匙和一把油腻腻的木梳。把枪往前又送了送，我翻开钱夹，里面塞着一厚沓美元，还有一张加利福尼亚私家侦探的开业许可证。上面写着这个人的名字，叫弥尔顿·多芬，他的开业地址是圣地亚哥的珂巴德区奥罗奥街986号。
　　我把钱夹扔在床上，把枪往后撤了撤，多芬扭了扭身子，说：“跟布兰查德手里的钱一比，这点不算什么。你跟我一起干，很快就有大笔的钱了。”
　　我照他的腿上就是一脚，多芬倒在地上，啃了一嘴的灰。“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提到我搭档的时候小心你的用词，要不然我就抓你个私闯民宅重罪，把你送进恩塞纳达监狱去。”
　　多芬挣扎着跪了起来，喘了口气，他说：“布雷切特，你认为我是怎么来这儿的？你是不是以为你跟瓦斯克斯按美国佬那套办事时我碰巧在跟前？”
　　我仔细打量这个人。他应该有四十多岁，很胖，秃顶，但可能很能打——以前可能是个运动员之类的，现在身体发胖了，那股劲儿就转到智力上了。我说：“还有人跟踪我，那又是谁？”
　　多芬吐了吐刚才啃到嘴里的蜘蛛网，“墨西哥警察，瓦斯克斯还没找到布兰查德的钱，所以他对你有兴趣。”
　　“他们知道我住在这儿吗？”
　　“不知道，我跟局长说我会来跟踪你的，他手下其他的人肯定发现你了，你甩掉他们了吗？”
　　我点点头，用枪挑着多芬的领带，“你为什么这么听话？”
　　多芬的手轻按在枪上，往旁边推了推，“我对你也有兴趣，而且我这人特别善于当两面派，我善于坐下来说话，你看我坐着说怎么样？”
　　我抓过那把椅子，放在他面前，多芬站起身来，脱下外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我把枪放在枪套里，“慢慢说，从头说。”
　　多芬往手指甲上呵了口气，用衬衫大襟擦了擦。我拎过房间里唯一剩下的一把椅子，面朝着椅背坐了下来，这样我的手好有地方抓，“说吧，该死的。”
　　多芬顺从了。“大约一个月前，有个墨西哥女人来到我在圣地亚哥的办公室，她很胖，脸上化的妆有十吨重，但穿得很漂亮，她答应给我五百块，只要我能找到布兰查德，她还告诉我说她认为布兰查德在蒂瓦纳或恩塞纳达的什么地方。她说他是个洛杉矶警察，但现在是个逃犯。我知道洛杉矶警察都喜欢玩这手，就想快点赚到这笔钱。
　　“我问了问我在蒂瓦纳的线人，拿着那个女人给我的他在报纸上的照片给人看。后来听说1月末的时候布兰查德在蒂瓦纳，跟人打架，喝酒，大把大把地花钱。这时一个在边境巡逻队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藏在恩塞纳达，花钱雇了些墨西哥警察保护他——那些人让他随便在城里喝酒、打架——这是瓦斯克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于是我就来这儿跟踪布兰查德，他摆出一副有钱美国佬的样子。我看见过他把两个调戏一位小姐的美籍西班牙佬打得半死，那些墨西哥警察就在旁边站着，一点儿也不管。这说明他给保护费的说法是真的，于是我又开始想钱。”
　　多芬在空中用手比划着美元的样子，我的手使劲地抓着椅子背，上面的板条好像都快被我揪下来了。“下面的事更有意思，有一个不在布兰查德雇佣之列的墨西哥警察很恼火，他跟我说，他听说布兰查德在1月末的时候雇了几个墨西哥便衣警察在蒂瓦纳杀了他的两个敌人。我又回到蒂瓦纳，贿赂了一些蒂瓦纳的警察，得知那两个人一个叫鲍比·德·威特，一个叫费利克斯·查西科，在1月23日的时候在蒂瓦纳被人干掉了。德·威特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熟，我就给一个在圣地亚哥警察局工作的朋友打电话。他查了查后，给我打了回来。”听好了，可能你还不知道，布兰查德在1939年的时候把德·威特送进了昆丁监狱，德·威特发誓要报复。我猜德·威特提前得到假释，所以布兰查德就把他弄死了，省得他找麻烦，我给在圣地亚哥的搭档打了电话，让他传给那个墨西哥女人一条信息。说布兰查德在恩塞纳达，有墨西哥警察的保护，可能是这帮墨西哥警察帮他干掉了德·威特和费利克斯·查西科。“
　　我放开椅背，手有点麻，“这个女人叫什么？”
　　多芬耸了耸肩：“她说自己叫德洛丽丝·加西亚，但这很显然是个假名。我听说德·威特和费利克斯·查西科的事后，我猜测这个女人可能是查西科的一个姘头，听说这小子是个小白脸，跟好几个富婆有交往，我琢磨着那位女士可能是想报复，她可能不怎么知道布兰查德跟这事有关系，就是想让我把他刨出来而已。”
　　我说：“你知道洛杉矶的大丽花那件事吧？”
　　“当然知道。”
　　“在李来这儿前他正调查这个案子呢，而且在1月末的时候这个案子的调查方向正好转到了蒂瓦纳。你听说他向别人询问关于大丽花的问题了吗？”
　　多芬说：“没有，想知道后来的事吗？”
　　“快点说。”
　　“好，我回到圣地亚哥，我的搭档告诉我说那个墨西哥女人知道我给她的信息了。我接着去里诺里诺：美国内华达州西部一城市，临近加利福尼亚州边界，自1868年联合太平洋铁路通过之后发展起来，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一度作为一个离婚中心而闻名。度了个短假，她付给我的钱几天就被我在赌桌上输光了，我又开始想起布兰查德和他的那些钱，不知道那个墨西哥女人对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件事让我整天心痒痒的，我就回了圣地亚哥，办了几件失踪人口的小案子，然后大概两？
　　埋人的地方在恩塞纳达往南十英里，在一个沿海公路边的山崖上，从那里可以俯视大海，那儿有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十字架，多芬把车停在旁边，熄了火。“不是你想的那样，这儿的人总让这个东西点着，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人被埋在了这里，而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失去过亲爱的人，这是他们的一个仪式，他们烧十字架，警察也不管，警察们认为这件事可以威慑那些普通老百姓。说到威慑，你能不能把你那玩意儿拿走？”
　　我的警枪正顶着多芬的腰眼，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瞄着他多久了。“不能，你有什么工具吗？”
　　多芬咽了口吐沫，“园艺工具，听着——”
　　“不听。你领我去那个孩子告诉你的地方，然后咱们挖。”
　　多芬下了车，绕到车后，打开后备箱。我跟着他，看着他拿出一个大铁锹，十字架燃烧的火光照亮了私家侦探的老道奇单排座车，我看到后备箱里备胎的旁边还有几根篱笆桩和几块破布。我把手枪插在腰带里，把破布缠在木桩上的一头，在十字架上点燃，做了两根火把，我把其中的一根递给多芬，说：“在我前面走。”
　　我们举着火把走进沙坑，沙子柔软，我们走得很慢，火把的光让我看到一个个的小沙丘上有人放的祭品——小束的花和各种各样的神像。多芬喃喃地说着美国佬一般都被埋在另一边，我感觉脚下踩着的骨头好像咯吱咯吱地响。来到一个高高的沙丘前，多芬朝那儿铺着的一面破破烂烂的美国国旗挥挥火把，说：“这儿，那个小流氓说在有国旗的地方。”
　　我把那面旗踢走，一窝虫子嗡嗡地飞了出来。多芬尖叫着：“该死的虫子。”用手里的火把猛抽它们。
　　我们脚边的大坑里散发出一股腐臭的味道。“挖！”我说。
　　多芬开始挖了起来，我想到了鬼——贝蒂·肖特和李·布兰查德的鬼魂。铁锹第一次挖到骨头时我背诵了一首老头儿当年逼着我背下来的赞美诗。第二次铲到骨头时我背的是丹尼·鲍兰在我们的拳击赛季里经常唱的《我们的父亲》。当多芬说“水手，我能看见他的水手服”时，我不知是希望李活着，活在悲伤中，还是死去，魂魄缥缈——所以我把多芬推到了一边，自己铲起土来。
　　我的第一锹铲掉了水手的头骨，第二下铲在了他的前胸上，把他的身体和其余的骨骼分离开来，他的腿早已经折了，我把他的断腿铲到一边，下面是沙子和发亮的云母片，然后是很多蛆窝、内脏，和一个血染的裙衬、沙子和碎骨头——再往下我看见晒黑的粉色皮肤和金色的眉毛，上面还有伤口缝合的伤疤，那伤疤看起来是那么熟悉。再一铲，我看见李像大丽花一样笑着，蛆从他的嘴里和曾经是眼睛而现在是空洞的地方爬出来。
　　我扔下铁锹就跑，多芬在我后面喊：“那笔钱！”我向那个燃烧的十字架跑去，心里想着李脸上的伤疤，那是我留在他脸上的。跑到车边，我上了车，猛地一个大转弯，把十字架压进沙子里，连续换到三挡，向前冲去。我摇摇晃晃地冲上向北去的沿海公路时，耳朵里听到：“我的车！钱！”我伸手去打开警笛，却突然想起民用车里是没有这种装置的，气得我拍了仪表板一巴掌。
　　我向恩塞纳达开去，速度是限速的两倍。到了后把道奇车扔在旅馆外面的街上，向我的车跑去——当我看到三个人以包围的姿势向我靠近时，我放慢了速度，他们的手插在衣袋里。
　　我的车在十码远的地方，我渐渐看清了中间的那个人，是瓦斯克斯局长，另两个人从侧面向我包抄过来。我们之间唯一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是个电话亭，在院子里左边的U形弯的第一个门旁边。巴奇·布雷切特马上就要成为墨西哥沙坑里的死尸了，跟他最好的朋友躺在一起。我决定让瓦斯克斯靠近我，然后干脆利落地打爆他的头，这时一个白种女人从我左手的门里走了出来，我看到我回家的车票。
　　我跑过去掐住她的脖子，她尖叫起来，我用左手捂住她的嘴，不让她叫，那个女人挥胳膊打我，接着不敢动了，因为我用枪顶住了她的头。
　　那几个墨西哥警察小心地向我移动，手紧紧地压在腰上的枪把上。我把那个女人推进电话亭里，在她耳边说：“你喊我就开枪！你喊我就开枪！”接着我用膝盖把她顶在电话亭的内壁上，把手拿开，她的嗓子哑了，喊不出声来。我用枪瞄着她的嘴，让她保持这个姿势，另一只手拿起电话，塞一个硬币，拨“O”。瓦斯克斯这时站在电话亭前，脸色铁青，浑身散发着廉价的美国古龙水味儿。接线员接起了电话：“喂？”我说：“你会说英语吗？”
　　“好的，先生。”
　　我用下巴夹住电话，摸出口袋里所有的硬币塞进电话里，枪还是贴在那个女人的脸上。等那一堆硬币都被吞下去之后，我说：“联邦调查局，圣地亚哥办公室，紧急事件。”
　　接线员说：“是，先生。”我听到电话接通了，那个女人吓得上牙磕下牙。瓦斯克斯想收买我：“朋友，布兰查德死前非常有钱，咱们可以找到他的钱，你可以在这儿生活得舒舒服服的，你——”
　　“联邦调查局，赖斯特工。”
　　我怒视着瓦斯克斯：“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德怀特·布雷切特警官。我现在在恩塞纳达，我跟几个墨西哥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就想杀我，所以我想你可以跟瓦斯克斯局长谈谈这事。”
　　“怎么回事？”
　　“先生，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一名正式警察，你最好快帮我跟他说。”
　　“小子，你想命令我？”
　　“真他妈的，你想要证明人吗？我以前在中心凶杀组跟罗斯·梅拉德和哈里·西尔斯一起工作。我曾经做过检察官的执行警察，我还……”
　　“小子，叫那个墨西哥佬过来。”
　　我把电话递给瓦斯克斯。他接过电话，把半自动机枪对准我，我用我的点38手枪对准那个女人。几秒钟过去了，我们保持着这个状态，那个墨西哥警察局的头儿听着联邦调查局的人说话，脸色越来越苍白。终于，他放下了电话，移开了枪口，“小子，回家去，滚出我的城市，滚出我的国家。”
　　我把枪插回枪套里，挤出电话亭，那个女人又开始尖叫起来。瓦斯克斯往后退了两步，向他的人挥挥手，让他们退下。我钻进车里，忐忑不安地飞速开出恩塞纳达。一直到我进入美国国境，我才开始将速度控制在限速以内——这时我又想起了李。
　　我伸手敲凯的门时，好莱坞山正沐浴在黎明的微光中。我站在门廊上发抖，黑色的云彩与若隐若现的阳光看起来是那么的陌生，我一点儿都不想看到它们。我听到门里问了一声：“德怀特，是你吗？”接着打开门闩的声音。然后，布兰查德—布雷切特—雷克三人组里仅剩下我的一个搭档出现了，嘴里还说着：“又是那些事。”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墓志铭。
　　我走进屋里，起居室的华丽也让我感到陌生，凯说：“李死了？”
　　我第一次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里，“墨西哥警察或者某个墨西哥女人或者她的朋友杀了他，噢，宝贝儿，我……”
　　我脱口而出的竟是李喜欢用的词，这让我震惊。我看了看凯，她站在门旁，背后照过来的古怪阳光把她变成一个剪影。“他雇了几个墨西哥警察把德·威特杀了，但其实他用不着这么做。我已经找了罗斯和几个正经的墨西哥警察来摆平这件事……”
　　看到咖啡桌上的电话，我停住了，我拿起电话要打到罗斯家里，凯的手抓住了我，“别打，我要先和你谈谈。”
　　我从椅子上挪到沙发上去，凯坐在我身边，她说：“你别太冲动，那样会伤害到李的。”
　　听这话我才知道她一直在等着这一天，我才知道她比我知道的多。“死人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哦，会的，宝贝儿。”
　　“别这么叫我！这是他的叫法。”
　　凯向我靠过来，抚摸着我的脸颊，“你会伤害到李，也会伤害到我们的。”
　　我挡开她的爱抚。“宝贝儿，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凯系了系睡袍上的腰带，眼神冷冷地看着我，“我不是在鲍比的庭审上遇到李的，”她说，“我在那之前就遇到他了，我们成了朋友，我在那儿住的事没跟他说，所以李不知道鲍比的存在。后来他自己发现了，我就告诉了他情况有多么糟，他就跟我说他马上会有一次赚钱的机会，他不肯告诉我具体的细节，接着鲍比就因为抢劫银行的事被抓起来了，事情从此变得一团糟。”
　　“是李策划的那次抢劫，还找了三个人帮他。他跟本·西格尔的合同是他花钱买断的，他当拳手赚的钱那一次就基本上都花光了。在抢劫的过程中两个人被打死，一个跑去了加拿大，李就是那第四个人。李陷害鲍比是因为恨他对我做过的那些事，那时鲍比不知道我和李经常见面，我们也假装是在庭审上才认识，所以鲍比知道他的事是陷害，但他没怀疑李，只是怀疑整个洛杉矶警察局。”
　　“李想给我一个家，他真的给了我一个家。他很小心地用自己在抢劫中得来的那份钱，总是提起打拳时存下多少，赌桌上又赢了多少，这样警局的高层就不会怀疑他的生活水平超出他的收入水平。跟女人同居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事业，尽管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居。在去年秋天以前，一切就好像童话一样，可就在你和李成为搭档以后不久，一切都变了。”
　　我向凯靠了过去，没想到李竟然是历史上最大胆的警察大盗，“我就知道他有胆识。”
　　凯推开了我，“等我说完你再抒发感情。当李听说鲍比可以提前假释时，他去找本·西格尔，想让他派人把他杀了，他怕鲍比会说起我的事，怕我们的童话故事会被那些真实的、丑恶的事破坏。西格尔不肯，我就跟李说，没关系，说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了，事实的真相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接着，就在新年前夕，参与抢劫的第三个人出现了，他知道鲍比·德·威特要提前假释，他就敲诈：让李给他一万美元，要不然他就告诉鲍比是李策划的那次抢劫，也是李陷害的鲍比。”
　　“那个人说鲍比放出来的那天就是李的死期。李敷衍他，接着又去找本·西格尔借钱。西格尔不借，李又求他把那个人杀了，他也不肯，李了解到那个人跟几个卖大麻的黑人混在一起，他就……”
　　我一下子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件事曾带给我大黑字的头版头条，其实这件事本身真的是黑色的，而凯的话就像是新闻标题下面的脚注：“那个人的名字叫巴克斯特·菲奇，西格尔不肯帮李，所以他就找了你。那几个人身上带枪了，所以你们俩算是正当防卫，而且没人调查这件事，你们也算走运。我不能原谅他的事里，这件事算是一件，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容忍他这么做。枪手，你还想抒发什么感情吗？”
　　我答不上来，凯替我回答了：“我看不会了，等我说完，你再告诉我你是不是还想为李报仇。”
　　“这时发生了肖特的案子，李一下陷了进去，有他小妹妹的原因，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他非常害怕，不知道菲奇是不是已经告诉了鲍比，怕鲍比已经知道了陷害他的事，他想去杀了他或者让人杀了他，我反复地求他，想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没有人会相信鲍比说的话，所以就别再伤害其他人了，要不是那个死了的女孩的事掺和进来，他就能听我的，可是那个案子的线索指向了墨西哥，鲍比、李和你也都去了墨西哥。我知道童话故事就这么完了，它真的完了。”
　　我浑身发软，想站起来，凯用两只手拉住我的腰带，拉着我坐回去。“不行！我知道巴奇·布雷切特的招牌做法就是退缩，但这次你不能又退缩！鲍比强迫我跟动物在一起，还拍下照片，李制止了。他让我跟他的朋友们做，还用磨剃刀的皮带打我，也是李制止的。李真的爱我，他还想让咱俩在一起，要是以前你不对他那么敬畏的话你会发觉的。我们不能损害他的名声，我们得忘掉一切，原谅他，继续生活下去，我们……”
　　听到这儿我又退缩了，不想任由凯毁掉三人组里剩下的两个。
　　枪手。
　　同谋。
　　傻里傻气的侦探，瞎子，竟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一场凶杀。
　　三人童话里最薄弱的一边。
　　警察大盗最好的朋友，现在是他秘密的保守者。
　　“忘掉一切。”
　　之后的一个星期我都泡在公寓里，把“假期”剩下的时间就这么混过去。我打沙袋、跳绳、听音乐，我坐在屋后的台阶上偷看蓝松鸦蓝松鸦：一种北美洲产的鸟类（冠蓝鸦），头有羽冠，羽毛主要为蓝色，喜叫，声音刺耳。在房东太太的晾衣绳上栖息。我判定李在“大道—公民”银行抢劫案中犯有四宗凶杀罪，但鉴于他犯下的第五宗杀人案——杀他自己——而赦免他无罪。我想着贝蒂·肖特和凯，直想到两个形象混在了一起，她们俩都与我有密切关系，我想要大丽花，因为我了解她；我爱凯，因为她了解我。
　　我还重新审视了过去的六个月，一切历历在目：
　　李在墨西哥花的钱可能是他抢劫来的那笔钱的一部分。
　　在新年前夜我听到他哭泣，就是在那之前的某一天，巴克斯特·菲奇向他敲诈。
　　去年秋天，每次我们去奥林匹克体育馆看比赛时，李都去找贝尼·西格尔——单独去找，他是想求他杀了鲍比·德·威特。
　　就在枪击事件之前，李曾经用电话跟一个线人通过话——据他说是关于小纳什的事，其实那个所谓的线人一直在跟踪菲奇和那几个黑人，所以后来李回到车上时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十分钟之后，四个人被打死了。
　　在我遇到玛德琳·斯普拉格的那天晚上，凯冲李喊：“那多危险啊！”这句话是个预兆，可能她已经预见了鲍比·德·威特的下场。我们一起忙大丽花的案子时，她一直紧张、不安、忧郁，担心李的身体，但奇怪的是并不干涉他疯狂的行为。我那时以为她是因为李过于投入肖特的案子而不安，实际上她是在童话故事的终结篇前面踯躅。
　　一切历历在目。
　　“忘掉一切。”
　　等我的冰箱空空如也时，我去超市买东西。走进超市后我看到一个小孩正在看《哈罗德早报》的当地新闻那一版，报纸的底部有约翰尼·活格尔的照片，我站在那小孩的身后看了看，看到他已经被警察局开除了，原因被粉饰成受贿，在那栏文字的底部，埃利斯·洛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贝沃·米恩斯引用他的话说：“伊丽莎白·肖特案件的调查不再是我工作的重点——我还有更大的鱼要捕。”我把买吃的事忘在脑后，开车去了西好莱坞。
　　正是课间休息，凯站在操场的中间，看着一群孩子在玩游戏。我从车里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走了过去。
　　那些孩子先看到了我，我向他们龇了龇牙，他们笑了。凯这时转过身来，我说：“这次是巴奇·布雷切特招牌式的前进。”
　　凯说：“德怀特。”那些孩子望着我们，好像知道这会是一个重要时刻似的。凯过了一会儿才发觉，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笑了，那些孩子看到我的牙又露了出来，又笑了起来。“有事，我决定要忘掉一切，请你嫁给我好吗？”
　　凯面无表情地说：“我们会忘掉所有的一切吗？包括那个死去的女孩？”
　　“会的，也包括她。”
　　凯走过来投入我的怀抱，“那好吧。”
　　我们拥抱，那些孩子喊了起来：“雷克老师有男朋友了，雷克老师有男朋友了！”
　　三天后，1947年5月2日，我们结婚了。婚礼操办得很仓促，一位新教的牧师主持宣誓，仪式在李·布兰查德房子的后院举行。凯穿了一条粉色的裙子，没有穿白色，挖苦自己失去了童贞，我穿着我的蓝色制服。罗斯·梅拉德是男傧相，哈里·西尔斯是佳宾。他开始说话的时候还口吃，但我第一次发现，他喝到第四杯酒的时候就好了。我把老头儿从老人院里接了出来，他连我是谁都不认识了，不过他玩得挺高兴——从哈里的酒瓶里大口大口地喝酒，对凯指指点点，跟着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音乐跳来跳去。院子里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三明治和五味酒，还有其他各种饮料。我们六个人又吃又喝，还有一些经过外面街道的陌生人听到音乐和笑声，也闻声走了进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到黄昏时院子里已经挤满了我不认识的人，哈里只好又跑去好莱坞大农场超市买来更多的食品和饮料。我解下警枪给那些人玩，凯和牧师跳起了波尔卡波尔卡：一种源于波西米亚，由双人来表演的一种活泼的绕圈舞蹈夜幕降临，我还不想结束，所以就从邻居家借来了圣诞节点的彩灯，挂在后门、晾衣绳和李最喜欢的丝兰花树丝兰：丝兰属常绿植物，原产于北美的温暖地带，枝干长而粗壮，开有白花。上。我们在人造星空下跳舞、吃喝，那些星星有红色、蓝色和黄色。大概在凌晨两点时，大街上的酒吧散场了，从投卡德侯俱乐部和马金堡酒吧出来的狂欢者都拥了过来，埃罗尔·弗林埃罗尔·弗林（1909-1959），塔斯马尼亚裔的美国演员，以在电影中扮演虚张声势的角色而闻名。还过来玩了一会儿，他脱下燕尾服，换上我的制服，制服上还挂着警徽和手枪。要不是一场大暴雨从天而降，这场喜宴可能会一直进行下去——我真希望它能一直进行下去。但雨来了，人们在热吻和拥抱中分开，罗斯把老头儿送回了老人院。凯·雷克·布雷切特和我回到卧室去做爱，我没关收音机，想让里面的声音分散我对贝蒂的注意力。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她没来打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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