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在选举后整整一周很少在家，早出晚归，经常不是一个人。他向伊琳娜解释说，再过一个月上一届杜马将让出自己的权利和选举出的代表将开始分配位置、席位和职务。在这之前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联合成同盟，研究候选人资格，详细考虑选举委员会主席和议长，议会斗争的战略，同时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作为代表不能再做生意了，所以他必须暂时停止参加商务活动。得到一份新的工作，体面地摆脱了货币游戏。总而言之，目前的工作量很大，所以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律埋头工作。此外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声望。因此，在他们家几乎每天都高朋满座——时而是党内同志，时而是报界的代表，时而是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律普通的老朋友和老熟人。当然，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总是给伊琳娜打电话并事先通知，他出去和回来都不是他一个人。反正她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因为她明白：即使他在到来前一个小时通知她，她也来得及为他提供他要求的那种接待。因此一切都应该提前做准备，以便在剩下的一个小时里只是摆桌准备开饭，“锦上添花”和把菜热一热。 
　　“伊拉，”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激动地对她说，“你的烹饪天赋使我产生了俄罗斯风格的念头。这是十分美好的思想。我不打算扮演亲俄罗斯者和大国沙文主义者，但是主要的不是指靠西方，而是汲取某些传统的俄罗斯方面的力量的政治家应该引起同情和好感。假如我是肥胖而满面红光的人，那我就像只是因为面颊肥胖遮住了视野和不让睁大眼睛的陷入亲俄主义的商人了。而我的外表完全是欧洲式的，我开着价格昂贵的豪华轿车，穿着贵重的好衣服、我有一个年轻苗条的妻子，而且稍微有点被俄罗斯化的生活方式赋予我的形象以特别风味和无与伦比，您是怎么认为的？” 
　　她没有认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她不懂得政治，而且对它也不感兴趣。但她记住了：她与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签订有合同，对双方有利的合同。根据这个合同他得到一个彬彬有礼的妻子，而她从里纳特这个靠像在棉花种植园里的奴隶一样利用自己的女孩做妓女赚钱供养的魔掌中挣脱出来。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履行了合同中自己的那部分义务，在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的帮助下他做到了现在使伊琳娜对里纳特不感到害怕的地步。你瞧，她应该履行自己那一部分义务——扮演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所希望的那种妻子。因此，每天在家里都有红菜汤和小甜圆面包、大馅饼、大蛋糕、乳猪肉、鱼冻。尽管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但欧式饮料和下酒菜也没有取消。伊琳娜愉快地操持着家务，阅读了大量烹饪书籍，掌握了许许多多新的烹饪方法，大胆地进行试验。每次试验都达到了异常好的效果。尽管在操作法的描述中她有不明白的地方，但她的悟性很高，一切都做得精细、直观、正确。她喜欢为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的衬衫或者床上用品熨烫时织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她喜欢每天早晨在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走了之后在住宅里收拾房间，擦掉灰尘，用吸尘器吸去毛织双面地毯上和软座家具上的尘土。有一次，进入卧室并开始进行每天一次的清扫工作时，她若有所思地在未收拾的床铺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躺了一会儿，把脸埋到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睡觉的枕头里。从枕头散发出几乎可以辨别的皮肤和头发的气味，幽雅而好闻。这种气味就同他是晚上回来不是一个人时当着所有人的面亲吻伊琳娜的面颊和嘴角时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味一样，别无二致。她越来越喜欢这个有魅力的男人。他心情安宁，精明强干，办事稳重。她也没有想对他的某些责备和有时带有侮辱性的攻击抱怨，因为她明白：在他们身上的罪过是均等的。而她除此之外还是个妓女，虽然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在各方面过着上流社会应有的生活。 
　　她躺在他的枕头上，闭上眼睛在想，也许不定什么时候她真的会成为他的妻子，而且他们还有孩子，进而他们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家，自从她陷入里纳特的魔爪时起，她只有一个夙愿：房子、丈夫、孩子。房子有了，有了需要操持的家务，也有了一个侍奉的男人。正好事情的一半完成了。剩下要完成的是使和这个男人有关联的不仅仅是家务和注册中的盖印，而那种事要多一些，就会生孩子，哪怕是一个。 
　　伊琳娜想起了，当她告诉他有关季阿娜·利沃夫娜拜访的情况时，他的脸上呈现出怎样的惊惶神色。 
　　“她什么都没有发现？”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追问道。 
　　“我从哪里知道？”伊琳娜表示不解地耸了耸肩，“据交谈的情况判断，没有。她的确说了，我变得不怎么好看了，但我认为她这是故意在刺激我，让我难堪，而不是因为这是实情。谢廖扎，你说说，当初新婚后你真的找她埋怨过生活吗？” 
　　“她也讲这个来着？”谢廖扎板起了面孔，“季阿娜·利沃夫娜永远是一个恶魔。她总是喜欢公开泄露别人的秘密并由此而感到满足，看别人的尴尬和难为情。” 
　　“这就是说，你找过她？” 
　　“找过。结果怎么样？” 
　　“没有什么，倘若你能回忆起当时你对她说过什么，那简直就更好了。这便保护了我免受许多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情。我怀疑，我和季阿娜·利沃夫娜还会不止一次地见面。” 
　　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不敢正眼看人，仔细认真地回忆起了他在七年前对自己第一个妻子发第二个妻子牢骚时所说的话。其中上述某些话是真的，稍微有点夸张，有些是明显地在故意歪曲。因此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感到不好意思，但他勇敢他讲了出来，因为他明白：伊琳娜在这种情况下有百分之百的权利知道这一点，她必须知道这一点，如果她想恪守他们合同所有条件的话。 
　　最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以直言不讳而告结束，于是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松了一口气。 
　　“当她来到的时候，你很害怕吧？” 
　　“很害怕，因为我完全不明白，自己应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无论做什么——一切都显得不合时宜。我打算谦恭有礼貌地说——忽然碰上没鼻子没脸地一通挖苦和嘲弄，她说，你一下子抖起来了，从妓女变成了公爵夫人了。我试图表现得冷酷无情——她要求姑息宽容，提醒我，我比她年轻得多。我表现得很持重，尽力不用自己的年轻激怒她，而她马上便重复说，看上去我很不好，总之变丑了。你要知道，她好像和我在玩猫捉老鼠的儿童游戏。她要说下流话就看我，好像在偷偷地观察、监视，很想知道，她得到的反应是什么。” 
　　“她对我也是这样表现的。”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点了点头，“我和季阿娜·利沃夫娜过的整个这二十年我感到自己是个用来做实验的老鼠。” 
　　“我觉得似乎她比你大。”伊琳娜说道。 
　　“是的，大六岁。顺便说一句，她的气色怎样？两年前，当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气色极佳，现在她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就是现在看上去她的气色也不错，神态端庄，几乎没有一丝白发，眼睛炯炯有神，一身上好的西服。你要知道，我觉得似乎在她身上没有对你的仇恨，而且她对我也不嫉妒。这好还是不好？” 
　　“我的天啊，伊拉，当然这好。如果把季阿娜·利沃夫娜作为仇人的话，不如马上上吊自尽以免遭罪。你是个聪明人，没有与她发生冲突而能够达成协议。去她的吧，让她自己去做女人的蠢事去吧，只要别张开她那张臭嘴就行。你要明白，会有人向她讲许多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和他第二个妻子的事的，作为政治对手我不怕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幽默感发展适度，没有过度。” 
　　“我不明白，”伊琳娜现出阴郁的神色，“这其中有幽默感？” 
　　“喂，你看电视时大概看过扎多尔诺夫的演说吧，当他说：‘为什么选择日里诺夫斯基？——这是人民在开玩笑？’为了女人领导的政党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百分之五以上的选票，人民重新要经受无法遏制的玩笑，而且比今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认为再过四年当选民们看到他们的特别幽默变为什么的时候，选民们止不住的笑将会减弱。因此你满可以按着季阿娜·利沃夫娜的请求为她做广告式宣传。只要她不做卑鄙的事，就让她玩一玩吧。” 
　　在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回到家之前，整个这一周伊琳娜没躺下睡觉，关于这一点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特别地请求她，所以她不能拒绝，尽管他回来都很晚——十二点钟，否则就是夜里一点。经常是在大约六点钟带着两三个不认识的人回来，伊琳娜扮演着一个好客女主人的角色并为他们做饭，此后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律到很晚的时候又走了。偶然能遇到夜里零点钟也不是一个人回来，这时伊琳娜摆桌吃夜宵并默默地等待客人们离去。 
　　“如果女主人离开去休息，”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说，“客人就会开始感到尴尬，以为女主人厌烦了，影响她睡觉了。因此，我请你别比我早睡。最后，你根本没必要每天早晨六点半起来给我做早饭，我完全可以做好这些的，而你尽情地睡，想睡到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晚上我能安心地邀请无论是谁到家里来并明确地知道，笑容满面的妻子给我开门，而在住宅里能闻到烤大馅饼的香味。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你明白吗？” 
　　这时伊琳娜去自己房间睡觉了，轻松地想着明天她将在被窝里闲躺到中午。然而尽管他们差不多是夜里两点钟躺下的，但六点半她已起来了并到浴室洗了脸，梳好了头发，而快七点的时候从厨房里开始向外传出令人陶醉的咖啡磨嗡嗡作响声、茶壶咝咝声和煎锅发出的唏嘘声。对正常的男人来说，这是象征着家庭的舒适、女人的关心和正常家庭的声音。 
　　“你到底还是起来了。”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出来吃早饭时责备地说，“昨天我已经告诉你了，早晨你可以晚点起，多睡会儿。” 
　　但是，他自己没有觉察到当他看到身着淡蓝色长裙、外面扎上一条漂亮绣花围裙的伊琳娜时，他的脸上绽开了怡然自得的微笑。活见鬼，他感到高兴的是，她到底还是起来了，为他做了早餐并送他去上班，因此他看到她非常高兴。 
　　“你不明白，谢廖扎。”她微微一笑，“为丈夫做早餐起早——对我来说是件愉快的事。我发觉自己有这样的习惯动作：我醒来、开灯、看表，看到已经早晨六点钟了，便高兴地在想，多好啊，只剩下等半个小时了，要知道没有闹钟我也能醒。” 
　　“你说什么？”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感到很惊讶，“冬天，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而且没有闹钟？我永远也不相信。” 
　　“请你到我房间来看一看。”伊琳娜提议说，“我有一个闹钟，但它被我放在箱子里了。自从你把我从疗养院接回来时起我一次也没有把它拿出来过。” 
　　在那天早晨，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准备去上班时，突然亲身体验到了一种出乎意外的和无法解释的、强烈的喜悦感，因为晚上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个面容娇嫩讨人喜欢的女人将会在家里等着他。他已经穿好大衣并拿起了手套，但他突然走到伊琳娜跟前并紧紧地拥抱了她。 
　　“我很高兴你做我的妻子。”他轻声地说，“总之，我终于第一次开始明白了，有妻子意味着什么。头几年我有的不是妻子，而是一个教我生活和良好举止的、要求严格、求全责备的老师，而后来在七年的时间里与我生活的是一个令人十分恼火、变化无常、极端任性的孩子气的人，这个孩子气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耍各种花招并需要经常照顾，我经常因为她的行为蒙受巨大耻辱。只有现在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妻子。” 
　　伊琳娜感觉到了在自己后背上他那双温暖的手，一动不动地愣住了，莫非他要吻一吻她？她羞怯地扬起头准备把一切凭经验得到的性欲和多年来蓄积起来的柔情都献给这一吻。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用温存亲切的眼睛看着她，但伊琳娜在他的眼睛里没有捕捉到那种熟悉的、发生在亲吻之前的、轻浮的“失去理性”，当然，如果这个吻不是专门的，也就是性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话。 
　　她原来是对的。拥抱不是给人以希望的猛烈、有劲儿，而亲吻没有随之而来。在紧靠门的地方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并又出去了一整天。 
　　这是星期五，而在星期六一大清早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就打来了电话。 
　　“近况如何？亲爱的。”他用自己那温存和笑嘻嘻的声音询问了一句，这个声音让她在心里感到平静和舒服。 
　　“谢谢，一切好像都好。” 
　　“什么叫好像呢？您有疑问？” 
　　“没有，没有，哪里的话呀，一切都正常，只是……”伊琳娜讷讷难出口。 
　　她很想与随便一个人谈谈自己与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的关系。但是，这个“随便一个人”可以是的只有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这位对扮演伊琳娜知心朋友角色怎么都合适的并非年轻的男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除了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和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之外。 
　　“结果呢？亲爱的。”他又固执地问了一遍，而且在他的话音里伊琳娜明显地听出了增强的恐惶不安，“您担心什么？任何事情您都不应该瞒住我。我和您丈夫必须同舟共济，以便在发生不良的变化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不要着急，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有什么。” 
　　“真的吗？” 
　　“真的，千真万确。” 
　　“那么为什么您吞吞吐吐呢？为什么您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完呢？” 
　　“因为这很可笑而且很荒谬。但是，为了不让您白白地担心，我告诉您：我觉得，我爱上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了，我爱他的那份感情与日俱增。” 
　　“是吗？这很有趣，非常地有趣。”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的声音又开始变得温存和笑嘻嘻的了，“而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对您的态度如何？” 
　　“我难以作出判断……有时我觉得他仅仅把我看做是向他许下诺言当着局外人扮演妻子角色的家庭女工。而有时我觉得他喜欢我，甚至有时我觉得他想与我接近，但在最后时刻他便鬼使神差地中止了。” 
　　“嗯……非常有意思。但是，亲爱的，你应该承认，这表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对顺利进行行动的令人高兴的补充，顺便说一下有关行动的情况。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搞完自己财务方面的事情了吗？” 
　　“好像还没有。他从早到晚不在银行里露面，查验所有的文件，总之一句话，那里有许多操心的事。他需要查验每一张凭据，以避免日后别人指责他办事不认真，因为这对他的政治前程会有害处的。” 
　　“是的，是的，那是自然。他对他什么时候拿到钱和可能与我算账这一点我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期限已经在逼我了。” 
　　“我一定转告他。”伊琳娜答应道，“我对他的事情搞不大清楚……” 
　　“好妻子应该这样做。”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温和地打断了她的话，“亲爱的，您不要这样理解我的电话，好像我对他施加压力和催促他了。让一切都正常进行，无须着急和忙乱。我要明确期限，因此请您丈夫今天晚上给我打个电话。” 
　　她全天都沉浸在激昂的情绪之中，个中原因难以解释。她突然想起了，上个星期日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在早晨六点钟是怎样去为她选购一盒甜酥糕礼品的。伊琳娜也想送给他一个意外的礼物，但她怎么也想不出来。什么礼物能让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律高兴。她不大了解他的口味，而且根本想象不出他的需求。什么能使他产生好感和惊奇呢？什么可以给他带来出乎意外的快乐呢？伊琳娜开始仔细地回忆着她所知道的有关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的一切。脑海里闪现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个暗示，但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想出来。这时她顺便进了卧室，认真地环顾卧室并想起了，他抱怨过悬挂在床头上方的灯：它只能用“微型三角钢琴”式灯泡，没有它光线不足，他看书很困难。他不想买另外样式的灯具，因为他非常喜欢工艺品，他选购了很久才买到了这种他最喜欢的灯具。只是灯泡的事几乎没有解决。就这样决定了，伊琳娜想了想，走遍整座城市商店她也要买到合适的灯泡。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喜欢无人居住过的地方。在生活的二十八年时间里她曾不得不多次迁居，所以她完全准确地知道：她不喜欢搬至早已住人和开发的地区，她十分痛苦地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期间有时候能强烈地感到在那些早就生活在这里的，无论是商店售货员，还是市政行车路线以及修鞋店的工作时间等都相互知道的人们中间自己是根本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外来户。但使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思想最受压抑的是，在她搬来之前住宅里有个人住过，这个人感到痛苦还是高兴，爱还是恨，所以她有这样一种感觉——过去住户的灵魂把这个住宅里的一切遭遇都转嫁到了自己身上，现在在她本人身上飘忽不定——简直在折磨她。 
　　因此，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总是乐意搬到新建小区去居住。在新建小区人们之间都是平等的。令人感到惬意，你的生活好像翻开崭新的一页——在你之前没有任何人住过的新住宅里和新邻居们最终可以建立正确的关系，这些新邻居对你想瞒住他们的事默不作声。 
　　对一个多月前和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帕拉斯克维奇刚搬过来的这套新住宅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十分喜欢。但她深感遗憾地在想，她必须重新搬家。她不能留在这个地方住。 
　　今天她又开车去看她将很快要迁往的住宅：需要用尺子量一量厨房大小，以免在购买新家具时搞错。这个小区也是新建的，距市区甚远且设备简陋，没有电话局和警察分局，甚至连路灯都没有。但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她打算与一个她所爱的人在这里居住。因此，她完全不需要每天有熟人或亲戚来和给她打电话。她是寡妇，所以捕捉谴责的目光和倾听道德高尚的训话根本不合乎她的心愿。 
　　她走出自家的大门并不慌不忙地来到停放汽车的地方。汽车里的灯没有开，但斯韦特兰娜知道，他没有睡觉，他在注视她，尽管他经常转眼间能入睡，他需要把汽车停住并松弛下来。她打开前门，但没开始坐下去。 
　　“让我们一起走一走。”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建议说，“我们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溜达溜达，我和你有三周时间没在一起散过步了。”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靠着走在旁边的男人的胳膊，最后她总在想，她是多么幸福的女人啊，因为她有一个如此强烈地、如此迫切地和如此无所顾忌地爱的人。所以他爱不爱她这个毫无价值的思想在这种爱面前完全黯然失色了，这一点完全不重要，没有任何意义。意义仅在于这个男人对她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 
　　“侦查员所讲述的东西使我不得安宁。”她把面颊紧偎着他那熟羊皮短袄的袖子说道，“这毕竟令人感到可怕。” 
　　“看不出有什么可怕的。” 
　　“但要知道，柳德米拉·伊西琴科死了！” 
　　“那有什么？她是个疯子，自杀了。这是她个人的决定，我再说一遍，在这一点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她责备地说，“是的，就算她是个疯子，但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呀！活生生的，你明白吗？她应该一直活到自然死亡为止。” 
　　“对疯子来说自然死亡就是疯子本人给自己招致的死亡。不要再怜悯她，她不值得怜悯。” 
　　“你在说什么呀！”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愤怒了，“每一个人都值得怜悯。不能这样对待人。” 
　　“她是凶手，你不要忘记这一点。她打死自己心爱的人只是因为她不想让他属于另一个女人，也就是你。” 
　　“她杀人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请求她这样做的。你不要假装不明白这一点。” 
　　“反正都一样。斯韦托奇卡，你不要多愁善感。你要记住，她是冲着你干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躺进那个魔鬼医院和那些鬼东西一天六次给你打针的，就连你的臀部和大腿都变成了一片青紫斑，你既不能坐，也不能躺。你甚至准备忘了，至今你每天夜里还常常梦见那个女人手持大刀向你猛扑过来。柳德米拉·伊西琴科罪有应得，所以决不许怜悯她。” 
　　“但是，她毕竟是个病人啊！”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几乎绝望地高声说，“在这些方面怎么能责备她呢！是啊，她是这样做了，她手持大刀向我猛扑过来了，她开枪了，但她毕竟是情绪不正常，她不能支配自己的行动，她做这些事情是无意识的。难道可以向精神病人报仇？难道可以为自杀者而高兴？” 
　　“可以，斯韦托奇卡，可以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的。”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从男人弯曲的胳臂下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并轻轻地离开了。 
　　“你有香烟吗？我自己的烟放在汽车里了。” 
　　他默不作声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风是直接迎面吹过来的，所以斯韦特兰娜·格臭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只好扭过身去点烟。她深深地吸了几口，然后慢慢地向身后的汽车走去。 
　　她因他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而感到恼火，不高兴。而且令她感到更加不愉快的是她对他这种对待人冷酷无情的态度没怀疑过。 
　　走到汽车跟前，她坐到了司机位置。 
　　“我送你回家。”她谨慎持重地说。 
　　“难道你不顺便去看一看？你是想去的。” 
　　“我没有顾及到时间。我在想，我们早一点把住宅的活干完。而现在已经晚了，我要返回去。”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拐弯抹角地说。 
　　“那我和你一起去。” 
　　“不，你不要和我去，我送你回家。” 
　　“斯韦托奇卡，我不能再这样了。你不在我身边我会死的，我想和你时时刻刻在一起，昼夜二十四小时。” 
　　“需要等一等，现在还为时尚早。眼看我就搬过来了——我们马上会在一起的。” 
　　她千方百计地笑得尽可能亲切一些，温和一些，期望用这个不自然的微笑驱散走支配着她对自己所爱的人刚刚表现出的那种难以置信、恬不知耻突如其来的恶感。 
　　“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昨天打电话了。”她说，只是为了随便说点什么，“在我看来，她情绪非常不好。她打算郑重其事地和我打官司。” 
　　“你告诉她说书是你写的了，她不相信？”他气呼呼地说。 
　　“当然，不相信，而谁会相信呢？任何相信无论如何首先是建立在你想听到的和你现在听到的一致的基础之上的。瞧，我妈妈，如果有人对她说，天才的作家是她的女儿，而不是女婿，她马上就会相信，因为任何一个妈妈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总是希望她的孩子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的、尽人皆知的人。因此，你对任何一个母亲说，她的孩子非常有才华，于是她将会很乐意相信你。而如果对著名作家的母亲说，她的儿子是无能之辈和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思想，而所有他的天才的书都是可恨的儿媳妇写的，那么她会相信吗？” 
　　“那这个蠢货要打算干什么？” 
　　“她将就有关遗产分配提出起诉。而我回应她关于确定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帕拉斯克维奇签名的作品作者的诉讼。她将证实自己对儿子的继承权，而我将证实引起争论的金额不在继承的范围之列，因为它属于作为作者的我本人。” 
　　“没脑子的笨蛋。谁会想到她对你如此的刻骨仇恨！” 
　　“别再说了。”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皱了一阵眉，“是的，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正在做出不是最聪明和不是最合乎道德的举动，但这是个已过中年的女人，哪怕是考虑到她的年岁也需要对她采取宽容的态度。况且亲爱的，你如果忘了三周前她刚刚埋葬了自己惟一的儿子的话，我现在提醒你，当一个人患了重病快要死的时候，那么亲人们至少从精神上对逝世有一个思想准备的阶段。而当一个年轻人被凶手杀害致死的话，那么不会很快由这种精神压抑的状态恢复常态的。当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镇静下来的时候，过一到两年她本人会为她现在的举动心里感到惭愧的，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惭愧？”他大笑起来，“斯韦托奇卡，我为你那种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的信念而感到崇敬。假如一个狂躁者，他的手上沾满了数百个天真活泼无辜者的鲜血，你也会在谈论他时说，大概他在童年时缺乏爱和关心，母亲给小弟弟的爱胜过了给他的爱，因此，他整个一生会对小小孩充满憎恨的。你敬爱的婆婆永远不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惭愧的，所以你别指望。但是，她知道你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她是正确的以后大概会非常惊讶的。因为她确信，不需要什么表白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小声地说： 
　　“你从哪里来的这么多恼恨啊？从前你不是这么冷酷无情的呀。” 
　　“我变了？”他傲慢地问道，同时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忍痛地指出，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用这种目空一切、冷冰冰的语调说过话。 
　　“是的，你变了，变化非常之大。我甚至没有料到，你是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是冷血动物。是残酷无情、恬不知耻的人。” 
　　“斯韦托奇卡，胡扯！你觉得好像是这样，你的感情实在太脆弱了，过于多愁善感和富有怜悯心了，而我通情达理，深思熟虑，公道正派。但是由于你本人太易动感情，所以你觉得我的深明事理好像是冷酷和无情。我再重复一遍，疯子柳德米拉·伊西琴科罪有应得，因为她胆敢动手打你，打我比生命更爱的女人。” 
　　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没有作答，接着他们默不作声地走完了剩下的路。让他在他房子旁边下车后，她没有像平常那样，等着他一直进了大门再离开，而是立即加速开走了，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忐忑不安。在数月的时间里她第一次对他的行为正确与否突然怀疑起来，立刻想起了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的话：做完手术后，外科医生已无权怀疑需要不需要做手术了，而应该考虑如何把病人护理好的问题了，手术完毕，被切下的和扔掉的器官不能再放回去了，所以现在开始的是长期和复杂的护理阶段。那位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说，做手术——不是变魔术，而护理好手术后的病人——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任务，它要求耐心、细致、技能。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当时没有把他的话同她本人所处的那种情势联系起来。因为她自己的手术要求长时间的和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并且任何人无法告诉她，这“不是变魔术”。而结果是，术后期——更加复杂、更加严重，而且需要比手术本身更大的精神力量。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是一个女强人并知道，她将忍受这个不一般时期的所有痛苦，但现在她第一次对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 
　　为了完成纳培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多休科娃的重托，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决定重新见一见所有在证词中指控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犯杀害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罪的证人。他们共有十一个人，不过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不排除他们实际人数还多一些的可能，仅仅是十一个人被传出庭。暂且他的手中只有判决书副本，而后可能需要查阅刑事案件卷宗。 
　　总之，从“拉达”饭店与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一起出来的太太、门卫还有两个听到太太绝望的惨叫声后急忙跑到大街上的饭店客人——四个人，三名警察和两名“急救队”的医生——五个人，还有两个人——家有名叫洛尔德的大猛犬的主人伊戈尔·吉洪年科和一个在电视上看到被捕的凶手后，急忙去履行自己公民义务的姓普里加林的人，共计十一个人。 
　　最简单的是“拿下”三名警察，因为他们既然是一起到达事故现场的，他们应该在一个地方工作。斯塔素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愿望实现了，但是只是部分的。奉召唤来到“拉达”饭店并作为证人在法院开庭时被讯问的这三名警察的确是一年前在莫斯科中央区内务局工作过，而现在在中央区只剩下其中一个人了。第二个人被调到西南区了，因为据说那里有人答应为其解决住房。第三个人则完全离开了机关并作为某个公司的法律顾问随心所欲地生活着。 
　　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把两天时间（准确地说是两个晚上，因为白天他应该在“天狼”公司工作）花在寻找这个人上了。他们三个人一致确认，在他们到事故现场时就发现了躺在人行道上的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并在他周围有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其中一人是“拉达”饭店的门卫，而另外两个人是那个饭店的客人。受害人心情沉重，但神志清醒。有人问：“您知道是谁向您射击的吗？”他小声地和很困难地作了回答，但说得十分清楚：“多休科夫……叶尼亚……叶夫根尼……多休科夫。” 
　　女人和几个男人马上确认，这些话在警察到来之前他就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找过警察之后，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开始着手找医生，因为他们也应该是从一个医务站来的，据查的确如此。不知是医务人员的干部比警察局的干部流动得慢，还是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真的走运，两个人——医生和医士——仍然在一起工作。结果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看出某个人为提供假口供付出代价的任何迹象。两位看破红尘、一贫如洗、嗜酒如命的客人毫不犹豫地证实了判决书上所写的东西。是啊，他们来到“拉达”饭店，从这里把受弹伤的男人带走了，这个男人在被送往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学院的路上死了。但是，到最后他神志清醒并回答了与他们一起去的一个警察所提的问题。 
　　“警察提的是什么问题，你记住了吗？” 
　　“是的。基本上是同一些问题。谁向您开枪的？为什么他向您开枪？” 
　　“而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回答了些什么？” 
　　“他说出了名字，于是大家都深感惊讶，他说，用‘他’，还是用第一人称‘我’讲述？” 
　　“可以用直接引语，而不用间接引语吗？”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请求道。 
　　“可以。”一个并不年轻的胖女医生和蔼可亲地说，“大概是这样的：‘叶尼亚，多休科夫·叶尼亚，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叶尼亚，为什么？’他就这样嘟囔了一路，一直到死。我们没有把他送到。” 
　　“也许他是在说胡话？”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推测说，“您不觉得好像是吗？” 
　　“不。”一个面容明显枯槁的瘦小的医士加入了谈话，“警察还向他提了其他一些问题，问了地址，他的名字，也就是受害人的名字，天气怎样，今天是几号和谁在饭店了，他都回答得非常正确。那名警察显然很内行，也开始检查受伤人是否在说胡话。”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从门卫、两个和饭店毫不相干的客人及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的熟人口中获得某些特别的东西是不大可能的事。而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那维奇由于天生办事认真还是找到了他们，在他们身上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但任何新东西都没有找到。 
　　剩下的还有两个人：在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楼下住的邻居伊戈尔·吉洪年科和偶然路过的普里加林。这完了之后需要向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跪拜叩求，要不然就是向伊万·阿列克耶维奇·扎托奇内将军本人跪拜叩求，以便在法院档案室弄到有关控诉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刑事案件卷宗。认真看一下，就这个案子谁还审问过，偶然发现由于某个原因没有写入起诉书的某些事实和推论。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鉴定专家的结论。看一看，侦查员向他们提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和在鉴定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什么。但这一切都是后来从档案室弄到卷宗后的事了，而暂时需要与伊戈尔·吉洪年科进行谈话。归根到底，绝大多数证人最多是些情报传递者：他们听到了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说过什么样的话，一一讲述给警察听。而就是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本人和伊戈尔·吉洪年科任何人的话都没有转述过，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但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现在已经无法问了。 
　　伊戈尔·吉洪年科是一个十分可疑的男人，未经长时间的事先商谈不允许进入他的住宅。对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拜访他感到不能理解，因为早就开过庭了，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已经坐牢，就这一点要进行什么样的补充谈话——完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最后，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发火了，到伊戈尔。吉洪年科的楼上把纳塔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多休科娃请下来，两人一起来到了伊戈尔·吉洪年科的住宅门前。 
　　“伊戈尔·吉洪年科，”她大声说，“是我，娜塔什卡，207号住宅的。” 
　　只有在这之后疑心重的伊戈尔·吉洪年科才打开了门，但个头很大的灰色大猛犬站在主人旁边并完全不友好地看着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它显然认识纳塔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多休科娃。 
　　“伊戈尔·吉洪年科，请回答一下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问题。”她请求邻居说。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伊戈尔·吉洪年科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句，他个子不高，看上去是一个身体很虚弱的人，大约三十到三十二岁。“干吗又要旧事重提呀？” 
　　“我雇用的私人侦探，”纳塔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多休科娃开始解释说，“我想证实一下叶尼亚任何人都没有杀。我坚信，发生了误会。悲痛的错误，而结果无辜的人坐了牢。伊戈尔·吉洪年科，请和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谈一谈，这首先对于你本人来讲是需要的。” 
　　“为什么？”伊戈尔·吉洪年科翘了翘浓重的眉毛，“我干吗需要这一切？” 
　　“因为，肖叶尼亚将获得自由的时候，知道你不想竭尽全力为他复权并证实他无罪后他会非常惊讶的。” 
　　漂亮话说得像珍贵的女人内衣一样十分露骨，不要脸。她说：“如果叶尼亚知道你把按着他的旨意雇用的私人侦探拒之门外的话，那么他会找你算账的。而你如果与这个人好好谈一谈，那么叶尼亚很可能会因为在困难时候帮助过他而感谢你的。因为说不定叶尼亚也许没有罪，而且也证明他无罪，他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甚至他会知道，你，伊戈尔·吉洪年科带着狗不允许为他的自由而去斗争的人进门。” 
　　结果在胆小怕事的伊戈尔·吉洪年科身上花了很多时间，而收效甚微。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对伊戈尔·吉洪年科深更半夜领着随地大小便的狗散步，真的看见了自己的邻居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没有任何疑问。由于诸多原因他不可能认错人。第一，他在讯问时正确地描述了他那天晚上看到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所穿的衣服。第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和他进行了交谈，并提到和叫了大猛犬的名字。第三，也是重要的，伊戈尔·吉洪年科和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住在这栋楼里已有十五年的时间了，并认识了整整十五年。伊戈尔·吉洪年科连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父母都熟悉，发财的儿子为他们购买的一套新住宅比他留给自己住的这一套稍微旧一些，但也是相当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认惜人。因此，所有有关衣服和交谈的证词基本上是多余的。 
　　这些推论在下列情况下是可信的，即如果不怀疑伊戈尔·吉洪年科的认真态度和检查他的话的可靠性，换句话说——可能有错误的话。正像已经查明的那样没有任何错误。但捏造是有可能的。伊戈尔·吉洪年科在夜间两点钟没有看见从家里出来的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和与之交谈过。要知道任何人都不能证实这次谈话事实，因为没有任何证人。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完全否认这一些，其中包括那天晚上他从家里出去过。这就意味着，实际上伊戈尔·吉洪年科的证词无法被证实和检验。惟一的借口——衣服。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喜欢漂亮的新式服装并购买了大量的衣服。当一个人穿一件大衣时，那么在这一季满可以描述出它，不用担心搞错。而当有多少夹克衫、大衣、绒毛褥子和熟羊皮短皮袄，就在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立柜里挂多少，那么偶然的命中是很令人怀疑的。伊戈尔·吉洪年科描述的正是那件夹克衫——短款的，面料是浅棕色皮，白兽皮口袋点缀的腰身——也是其他证人所描述的并在上面发现了火药质点。而且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从家出来的时间他说得是对的。 
　　“我的狗哀嚎起来了，开始把被子拉下来，我明白它又急于想干什么了。我打开了灯——我的天啊，差十五分到两点。喂，好吧，不能虐待哑巴畜生。我半睡半醒地起来了，穿上裤子、越野鞋、皮夹克，便带着它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向楼下走去。我刚刚出来——过了三分钟左右，大约五分钟叶尼亚下楼。可见，时间是差五分两点到两点之间。” 
　　从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家到“拉达”饭店，沿着夜间空旷的大街，考虑到结薄冰天气的原因不过二十分钟的路，这种天气，如果你注意到那时是十二月份的话，是完全可能的。从“02”铃声①响到“拉达”饭店在夜间两点五十二分被注册登记。事实表明，从向人开枪到警察局的电话铃响经过了五到十五分钟——全靠在附近人的数量。有一种参加者的最佳数量，在这种数量情况下警察局的铃声实际上马上会开始响起来。如果人少，不超过三个人的话，那么他们会马上齐心协力地扑向受伤者井试图查明发生了什么事并是否可帮助他，而且只有经过足够时间，他们当中随便一个人才想起报警。有这样一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有说服力，如果参加者少且其中有受害人的亲人，他们看到出事时自己开始晕过去或者拼命地喊叫，结果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这方面来。如果人特别多，那么大部分人都以为有人给警察局打电话了，而某个人试图查明这事办了没有，那么很难得到准确的答案。 
　　 
　　①报警电话。——译者注 
　　在杀害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时现场的人不多，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多少受过一些训练的警卫人员，他马上反应过来拨通了报警的电话号码。因此可以认为，传来致命枪声在两点四十五分到两点五十分之间。如果推测，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是在两点钟离开家，大约在两点二十分到达夜间营业的饭店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设想，他在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没出现之前只好等候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非常熟悉受害人并了解他的习惯。比如，他大概什么时间从夜间营业的饭店离开。大概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有在两点半到三点之间这个时候出来的习惯，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一点可以说明那个事实，怒气冲冲和妒火正旺的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没有马上跑去对付欺负人的人，而是耐心地等到夜间两点钟。这样一来，如果设想，伊戈尔·吉洪年科根据某些暂时谁都不知道的意图说的不是实情和他那天晚上在大街上没有看到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如此准确地“命中”时间呢？他说出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比如不是两点，而是两点三十分，于是会产生怀疑了。怎么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这个凶手能如此准确地正好赶上在鲍里斯·克拉萨夫奇科夫从这里出来的时候抵达饭店呢？而你告诉伊戈尔·吉洪年科，这事发生在两点四十五分，那么所有的认为有罪的判决就像建造在沙滩上的房屋全部塌方了。因为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在三分钟里无论如何是到不了“拉达”饭店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伊戈尔·吉洪年科坚定地说出了同样的时间——差五分两点到两点之间，而且经验丰富的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任何狡猾手段都不能使他动摇，伊戈尔·吉洪年科没有撒谎。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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