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报纸上刊登了对总统顾问——亚历山大·拉特尼科夫的专访，当听到就此事进行的电视评论时，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专访进行得非常成功，完全遵照钦措夫的指示，该说的都说到了。毫无疑问，绍利亚克是个无价之宝，他用了什么办法，把这件事干得这么漂亮？ 
　　“拉特尼科夫称，总统保证坚决不再增加货币发行。”电视评论员说道，“但拖欠工资的问题在近期内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总统顾问向记者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表示，总统身边的官员对该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包括总统在内，所有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近期内无法偿还欠款。我在此引用总统顾问的原话：‘如果总统或他的智囊团成员向你们保证要在三四月份偿还自去年九月份以来拖欠的工资，那肯定是谎话。总统并不打算打开印钞机。’说这些话的人已经有两年时间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是什么让他打破了沉默？据我推测，总统智囊团内部就竞选纲领的内容发生了分歧。一部分顾问认为，总统在竞选纲领中只应做些力所能及的承诺，亚历山大·拉特尼科夫就是其中一员；而另一部分人显然认为，为了能在选举中获胜可以不惜任何手段，甚至可以为此‘公开说谎’。一向让新闻记者感到遥不可及的总统顾问终于决定公开讲话，这一现象说明，总统制度的政策出现了危机；同时也说明了，总统的智囊团根本就没有打算在竞选胜利后的四年任期内继续支持总统。总统顾问们对现实状况的看法一致，却在是否向公众讲真话这一问题上有分歧，这难道是正常的多元化现象吗？我认为，这首先是无原则性的表现。现在，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国家首脑到底倾向于哪一种意见。” 
　　说得棒极了！听到这儿，钦措夫非常兴奋，手心儿都出汗了。现在总统的三大法宝中的一件已经失灵了。无论他对补发工资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了。如果他不想被大家视为骗子，他就不得不收起这粒诱人的糖果，简直太棒了！ 
　　钦措夫兴致勃勃地看完体育新闻、天气预报以及所有的电视节目，然后给自己的主子、总统候选人马利科夫打电话。 
　　“听见了吗？”钦措夫得意地问。 
　　“好样的！”马利科夫称赞道，从语气中听得出来，老板非常满意，“干得很漂亮，应该给你发奖金。” 
　　“也许，还应有点儿别的？”钦措夫说道，“你也看到了，这人的工作成绩一流，应当好好重用他。” 
　　“等等，让他先休息一下，否则他会觉得我们要依赖他。他为我们做得越多，我们对他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他知道得越多，就越不能和他翻脸。答应他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让他放松一下。和他谈好，让他一个星期后再来，别催他，明白吗？” 
　　“我明白。” 
　　“我害怕他，格里沙，他是个危险人物。” 
　　“算了吧！”钦措夫皱着眉头说，“他一点儿也不危险。他是个正常的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如果他是危险人物，早就躲起来了，而不会出来和我们谈什么交易。他知道，他对我们有威胁，我们对他也同样有，否则他不会在叶卡捷琳堡无缘无故地躲开我们的人。况且是他主动提出合作的，因为他清楚，他有本事，而我们拥有权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你真的这么想？”马利科夫疑惑地追问道。 
　　“真的。我为自己的话负责。” 
　　“格里沙，你知道，如果错了，你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不会错的，你不用担心。”钦措夫自信地说。 
　　“好了，事情办完了，”他愉快地想，“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会尽力安排好总统回家乡视察的事，如果成功，他就可能进入总统的竟选班子。现任总统有这么得力的助手，就不用怕什么敌人了。” 
　　米纳耶夫将军交给帕维尔·绍利亚克的名单上有七个人名。排在第一位的是马利科夫，现任总统的形象设计师——叶甫根尼·沙巴诺夫排在第四位，排在未位的是黑海地区某个公司的总经理——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土耳其之间的武器和毒品运输就经过尤尔采夫控制的这段沿海区域。 
　　尤尔采夫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享有很高威望，他经常慷慨地为各种演出和抽奖活动提供赞助，因此他与莫斯科企业界、艺术界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米纳耶夫的帮助，帕维尔没费多大劲儿就了解到，完全没有必要跑到南方去找尤尔采夫，他经常来莫斯科。这不，过几天他就要作为嘉宾来莫斯科参加一个盛大活动，因为他为这次活动捐赠了一大笔钱。 
　　帕维尔把杀害尤尔采夫的事交给了米哈伊尔·拉尔金。米哈伊尔和丽塔不同，他是小组内最有天赋的一个，但却最不讲原则。给米哈伊尔·拉尔金安排完工作后帕维尔开始考虑，该让组内其余两名成员做些什么。 
　　对阿萨图良的拜访让帕维尔感到心情愉快。加里克·阿萨图良正在不停地买进卖出，就像轮子上的松鼠，忙得团团转——这是他年轻时就喜欢干的事。帕维尔早在80年代初就认识他了，那时，他正疯狂地做着倒卖圣像、古玩、钻石的投机生意。侦查数据表明，他的生意规模很小，可利润却大得惊人。侦查人员长时间没有将他逮捕，就是为了弄清楚他是怎么干的。大家推测，即使一对钻石耳环的利润达到百分之五十，阿萨图良也不可能赚这么多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做的交易远比记录在案的多得多。调查阿萨图良的不是警察局，而是克格勃，因为他主要和外国人或即将出国的苏联人做生意。 
　　最终也没能搞清楚，阿萨图良的巨额利润从何而来。于是，克格勃逮捕了他，挑选了一个囚犯和他同住，指望他能供出点什么。一开始特地让他在狱中闲呆了几天，不进行提审，希望同住的人能从他嘴里套出些东西。但这一希望落空了。阿萨图良很快和同室混熟了，两人一起谈天说地，但有关交易的事却只字未提。就在这时，隔离侦讯室刑侦部门的负责人带来了一个消息，这让侦查人员终于失去了耐心。情况是这样的：检查员在阿萨图良的牢房里看到一副奇怪的景象：那个派去的奸细躺在床上，而阿萨图良俯下身子做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刑侦部门负责人闻讯赶来，他可比检查员见多识广，一看就明白了，阿萨图良正在给他的同伴催眠。 
　　“你在干什么？！”负责人吼道，“快停下！” 
　　“不行，”阿萨图良冷冷答道，“我不能把他丢下不管，我还要把他从催眠状态中唤醒。” 
　　“你出去吧。”负责人对检查员说。检查员走后，他招招手，让阿萨图良过来。 
　　“你真的会干这个？” 
　　“我正在表演呢！如果不相信，那您就自己看吧！”阿萨图良一副委屈样儿。 
　　“那么被催眠后他会干什么？” 
　　“我让他讲讲，他第一次怎么和姑娘接吻的？” 
　　“你听这个干什么？”负责人很惊讶，“难道很有趣吗？” 
　　“当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我有这个本事，所以我们商量好，我给他催眠并让他讲些我不知道的事，等他醒了，我再向他复述，那时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我只能从他那儿了解这个姑娘的情况。” 
　　“等等，”负责人来了兴致，“你可以问问他……” 
　　“不行，长官，”阿萨图良立即打断他，狡猾地笑了，“这只是个实验，我可不打算在您身上尝试。” 
　　第二天，阿萨图良被提审。他第一次见到负责此案的侦讯人员，并不知道此人就是布拉特尼科夫将军。他们告诉阿萨图良，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长期坐牢，要么过富裕自由的生活。这有什么好犹豫的，阿萨图良当然选择了自由。为了感激救星们销毁了自己的刑事案件材料，他必须招认获得巨额收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使用了催眠术，让买方和卖方都能接受自己提出的价钱。事后，卖方好久不能缓过神来，搞不懂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把价值五万卢布的钻石项链只一千卢布就卖给了这个可爱的家伙，而买主用六万卢布买了这串项链还觉得占了便宜。就这样，阿萨图良没偷没抢，却发了大财。 
　　阿萨图良的事其实很简单，他的材料只是在法律上被销毁了，事实上被放进了刑侦部门的保险箱，需要时可随时拿出使用。如果说让米哈伊尔·拉尔金和克格勃合作，告别可憎的职业过上富裕的生活，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他还可能会拒绝；那么，加里克·阿萨图良为了获取自由则不惜任何代价。因此，他总是愉快地完成各项任务，从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对他来说，最好的报酬就是不让他坐牢。 
　　“嘿！”看到帕维尔，阿萨图良高兴地叫了起来，“您终于回来了！” 
　　帕维尔看了看他，笑了，阿萨图良当然有理由高兴了，因为只有经常与自己的监护人联系，定期完成任务，才能保证那个保险柜不被打开。虽说帕维尔的消失是事先计划好的，但阿萨图良还是感到不自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渐渐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恐惧。一切都随时可能发生。帕维尔在哪儿？材料又在哪儿？那个可怕的保险柜在谁的办公室里？会不会有一天办公室里的保险柜被打开，材料被取出来，然后再开始搜捕阿萨图良…… 
　　“你是不是特别想我？”帕维尔笑呵呵地问。 
　　阿萨图良还是那样瘦小匀称，不像米哈伊尔那样发福。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米哈伊尔总是坐着，不爱动，而阿萨图良却整天忙得像把机械扫帚。他还干以前的老本行，当然，必须经过允许。但帕维尔有个条件，就是禁止他在做买卖时运用他的特异功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会干这个。”帕维尔经常叮嘱他。 
　　“我记得在‘地铁’饭店有几个娘们和你挺熟的，怎么样，还没和她们闹翻吧？”帕维尔问。 
　　“怎么会呢？”阿萨图良笑了，“女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怎么能和她们吵架呢？应该好好爱护才对。” 
　　“你说得对，”帕维尔点点头，“后天在‘地铁’饭店有一个行动，你要开始工作了。” 
　　“时刻准备着！”阿萨图良高兴地答道，说着敬了个滑稽的少先队队礼。 
　　帕维尔最后拜访的一名小组成员是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男人，年轻时是个忧郁的美男子。卡尔比丽塔厉害，但他绝不是米沙·拉尔金那类人。他和加里克·阿萨图良一样，一切与生俱来，用演员的话说，他完全是另一种风格。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灰白浓密的头发，黑亮的眼睛，他不用任何暗示就能把女人迷得神魂颠倒。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是位神经外科医生，在给病人治疗时经常使用催眠术。但他有一个缺点，其实也不能算是缺点，只是性格特征。他非常渴望别人的爱，却从未觉得自己需要去爱别人。总会有女人爱上他，他与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保持距离，时不时给她们一点希望和鼓励，不让她们脱钩。他的女病人不论漂亮与否，只要向他卖弄风情，他就经不起诱惑。每个爱上他的女人仿佛都为他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他感到生活更加有趣。 
　　卡尔就毁在女人手里。一个爱上他的女病人，等了好几个月也不见他从表面的恭维转向实质性内容，于是恼羞成怒，告到法院，说卡尔医生先将她催眠，然后在她丧失抵御能力的情况下将她强奸。不巧的是，卡尔工作时没带助手，该事件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确信，卡尔对女病人碰都没碰一下。而受害者一再强调：“不仅碰了，还……”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党政机关的一个大官，卡尔终于明白了，不会再让他干医生这行了，他命该如此。 
　　当然，可以取证，接受采访，攻击造谣者，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三四年后就好了，那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民主、多元化和新闻自由。但它发生在1985年，卡尔没有任何机会打赢这场官司。除此之外，他被明确告知：最好乖乖地离开莫斯科去某个偏远的地方，因为在莫斯科工作和生活的是最优秀的人才——国家的荣誉、智慧和良心的化身，他这样的坏蛋显然不配住在这里。卡尔长叹了一口气，准备用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在俄罗斯中部换一幢房子，和帕维尔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是单身，到那儿可不需要拖家带口。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人，他说，如果卡尔答应某些条件，他就能留在莫斯科。条件有三个：彻底放弃行医；改变姓名及住址；为这个人服务并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卡尔并不愚蠢，他明白自己正在与一个强大的机构打交道，并很快猜到了他们想让他干什么。他并不需要钱，他挣的钱已足够让自己过上舒服日子。他行医收费虽低，但他的病人都是些有钱人，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给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卡尔什么也不怕，他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记录，但他时刻被仇恨煎熬着，他恨那个又肥又蠢的女人，就因为没跟她上床，她就敢这样报复他；他恨她那身居高位却道貌岸然的丈夫；他恨那些被视为智慧、荣誉、良心的化身的人，居然不让他和他们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帕维尔给卡尔发了新证件，上面贴的是他的照片，写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现在他是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列文科。帕维尔解释说，为他选名字时，尽量保留了原名的第一个字母，这样一来只是对原来的习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卡尔就不用费劲去适应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些出自女人之手、绣有他姓名字母的手帕，也必须扔掉。当然啦，是有点可惜，这可是天然的细麻纱布，而不是粗糙的合成制品。就这样，改头换面的列文科更换了住址，溶入莫斯科的滚滚人流之中。 
　　丽塔为帕维尔工作是出于感激和爱，米哈伊尔·拉尔金是由于贪婪，阿萨图良则是害怕坐牢。卡尔和他们完全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恨这个世界，尤其恨那些和他作对的人，因此工作得特别卖劲儿。他工作的对象都是些党政活动家、执法机关工作人员、高层领导人。帕维尔了解卡尔，给他布置任务时力求做到每项任务都能让他强烈地感到复仇的快感。可以说，促使卡尔为帕维尔工作的是感情因素，而非物质因素。 
　　丽塔害怕进疯人院，米哈伊尔害怕贫穷，阿萨图良害怕坐牢，而卡尔什么也不怕。帕维尔觉得有必要尽快改变这种不协调状态。刚开始工作时，卡尔曾接受一项任务，致使一位大学一年级女孩自杀。事情是这样的：某些非常富有但不太守法的人对这姑娘的父亲很感兴趣，但他一年前刚死了妻子，坚决拒绝了这些对他极为有利的建议，他说：“我可以冒险，但一旦事情败露，我会被捕入狱，到那时我女儿怎么办？如果她知道她父亲是个小偷，她将怎样活下去？”一句话，这姑娘成了绊脚石。而那些人非常需要她的父亲，因为只有他才能签署那些对他们极为重要的文件。后来，这个姑娘莫名其妙地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摔死了，他们终于说服了这位父亲，让他签了文件，并因此赚了大钱。帕维尔手中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卡尔与姑娘的死有关，凭借这些证据，他控制了卡尔。 
　　在帕维尔坐牢的两年期间，卡尔过着平静的生活。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但在为帕维尔工作期间挣的钱已足以使他不再为生活发愁。他住在宽敞的公寓里，遛遛狗，打打猎，有时也带女人回家，但从不留她们过夜。和卡尔聊了半小时后，帕维尔失望地发现，卡尔的仇恨消失了，现在帕维尔手中关于他与姑娘之死有关的证据成了促使他工作的唯一动力。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阿萨图良干得很出色，而且还会继续干下去。但阿萨图良还很年轻，40岁都不到，经验智慧都不足，而卡尔就老多了，即便被送上法庭，他可能也会对此漠然处之。更何况，对卡尔的罪证还存有争议，远没有阿萨图良的材料有力。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卡尔一边抽烟一边说，可帕维尔认为他在撒谎，他实际上并不高兴。刚过了两年的平静日子，他可不愿再找什么冒险和刺激。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您已经对我厌倦了，您想过平静的生活，我很珍惜您以前为我做的一切。这次的任务很艰巨，您完全有理由置身事外，我只是想请您帮我个人一个忙，”帕维尔轻轻地说，避开了卡尔的目光，“请帮我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任务，当然，您的工作会得到相应的报酬。” 
　　“好吧！”卡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同意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俄罗斯”饭店的宴会厅灯火辉煌，乍一看很难分清，是水晶吊灯流光溢彩，还是女士们从头武装到脚的钻石更加光彩夺目，在这儿举行的活动与石油生意有关。众所周知，石油生意总是伴随着血腥和死亡，只有那些幸存者才能获得巨额利润。 
　　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是此次活动的嘉宾，来这儿参加活动的许多人为了开创自己的事业，曾从他那儿借过钱。尤尔采夫建议主办人邀请几位外国商人，并为他们支付路费及在莫斯科逗留三天的食宿费用。这些外国人自己不会掏腰包来参加这次活动，但他们的到来既能扩大影响，又能加强业务往来，增进友好关系。 
　　大厅里的人都是经过检查的，因此保镖禁止入内。尤尔采夫站在食物丰盛的餐桌前，心情愉快地品尝着精致小菜，时不时地从高脚杯里啄点白酒。为了让与会者能充分自由地交流，主办人举办了时髦的自助餐会。尤尔采夫的右边站着一位皮肤黝黑、十分壮实、嘴唇凸起的男人——他就是尤尔采夫用钱请来的阿联酋商人；尤尔采夫的左面是一位35岁左右的漂亮女人，脸上的神情让人一看便知是个职业女性，可能是某个大公司的顾问。当然，尤尔采夫来莫斯科时带来了自己的情妇，但她没来参加宴会：在离开酒店的前一个小时他们又吵翻了，结果尤尔采夫一个人摔门而出。而现在该为自己物色一位女伴了，否则置身于这些都有女伴的男宾中间他会显得格格不入。尤尔采夫对身边的漂亮女人不感兴趣。他并不喜欢职业女性，虽然他认为她们是很好的生意伙伴，认真负责，而且不会冲动地去做愚蠢的冒险，但他始终觉得，这些女人连最基本的调情都不会，她们的性格非常男性化，不会挑逗，不会撒娇，整天一本正经；而尤尔采夫最喜欢的恰恰是轻佻任性、讲究打扮，长相漂亮的小姑娘。 
　　尤尔采夫端起盘子和酒杯在大厅内慢慢走动，不时地向熟人微笑，点头致意。他来此也有自己的目的，但他并不急于开始。等那个人吃饱喝足之后，尤尔采夫再找他谈些重要的事情。他一会儿看看雪亮的餐刀，一会儿又看看某个漂亮姑娘裸露的背部，懒洋洋地想：“是不是要把她带到一边去聊些废话？”后来决定，“还是算了，再找找吧！”这时，尤尔采夫突然感到不舒服，背上直冒冷汗，他飞快地向四周瞥了几眼，发现投人注意他，才放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美国石油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的一位老熟人跟他聊了起来。刚谈了十分钟，尤尔采夫就想：“真是个蠢才，真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们在说什么，尤尔采夫根本没有听，他礼貌地道了歉，假装马上要到大厅的那一边的样子，溜走了。 
　　突然，尤尔采夫感到有点热，腋下都出汗了，他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带。这时，他又猛地打了个寒颤，“我是不是生病了？”尤尔采夫吓了一跳。但寒颤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尤尔采夫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和其他男人一样，他对身上的任何不适都深感恐惧并无法忍受。“应该找个地方坐坐。”他一边想，一边向大厅门口走去。门廊内摆放着沙发和软椅，但都有人坐了。尤尔采夫朝洗手间方向走去，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休息。真走运，顺着长廊向右拐，他发现一张沙发，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小矮桌，只有一位戴深色眼镜，留长鬈发，微微有些发胖的男人坐在那儿。 
　　尤尔采夫坐了下来，把腿伸开，将身体放松靠到椅背上。他不再打寒颤，但头却发沉，后脑勺疼得厉害。“看来我是真的病了，”他想，“真不巧，这个样子明天怎么回家呢？” 
　　“头疼吗？”旁边的男人同情地问。 
　　“是的，你看出来了？” 
　　“当然了，您的脸色很苍白，可能是太闷热的缘故。您是不是血管有毛病？” 
　　“现在可怎么办？”尤尔采夫皱着眉头问，每个字都说得十分艰难。 
　　“没什么可怕的。”这人笑了，“35岁过后，三分之一的人会患这种病，只不过许多人不注意罢了，等到中风了，他们才会大吃一惊。我就曾有过这种情形。不过没关系，只要药片一吃，五分钟后立刻恢复正常。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点儿药片儿，我总是随身带很多。” 
　　“可这儿没水，我可没劲儿再走回大厅去。”尤尔采夫的头痛得更厉害了，他甚至觉得眼前发黑。 
　　“不需要水，把药片放在舌头下面，它会立刻溶化，效果立竿见影。” 
　　这个男人递给尤尔采夫一个深色玻璃瓶，里面有半瓶白药片。 
　　“吃了它，您会立刻好起来，何必受这份罪呢？” 
　　“是啊，我何必受这份罪呢？大哪！疼得真让人受不了，我会不会中风了？”想到这儿，尤尔采夫有点害怕，他把一粒药片倒在手掌上。 
　　这人收起玻璃瓶，笑了：“数不到一百下，您就会好起来。这种药很有效，是我妻子从加拿大带回来的。” 
　　尤尔采夫合上眼睛，莫名其妙地数起数来，他非常惊讶地发现，疼痛消失得如此之快。数到八十六时，他感觉好极了，好像从未有过任何不适。 
　　“您真是个魔术师！”尤尔采夫由衷地感谢道，“我想记下药名，可以吗？” 
　　“鬼才知道，”这人高兴地摆摆手，“是我妻子买的，应该问她才对。” 
　　“难道药瓶上没写吗？” 
　　“这不是原装的。这药原来装在一个大罐里，根本没法随身携带。知道吗，药店里的散装药并不用于零售，而是为医院准备的。我用小瓶装了一些，放在口袋里，您要不要再来点？” 
　　“我可不能再拿您的了。”尤尔采夫不好意思地笑了。 
　　“瞧您说的，小事一桩，我还多着呢。再说我妻子很快还要去加拿大，会给我再带些回来。哎，给您倒哪儿？您能不能找张纸过来？” 
　　尤尔采夫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从上面撕下一页纸。 
　　“好极了！”这个男人赞许地点点头，“把它折成纸袋。” 
　　他再次取出那个神奇的小黑瓶，打开塑料盖，把药片倒进纸袋里。 
　　“瞧，就这样。我劝您别等到发作后再吃，刚刚感到有点头疼，就应立即把药片放到舌头底下。您是怎么发病的？一开始是不是浑身发热？” 
　　“是的。”尤尔采夫惊讶地答道。 
　　“然后发冷，是吗？” 
　　“没错。” 
　　“症状很典型，和我一样。请相信一个有经验的病人，千万别等到头痛欲裂时再吃药，只要发冷，就立即服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症状的？” 
　　“今天是第一次，以前从未有过。” 
　　“而我已经受了四年折磨了。”这人长叹一声。 
　　“能不能告诉我，这种症状隔多长时间发作一次？” 
　　“这要看具体的情形。在闷热拥挤的环境中，我大约每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发作一次，而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大约一个月一次，或者更长些。这还取决于天气状况、精神压力、工作强度等因素。但您不用害怕，只要及时吃药，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谢谢！”尤尔采夫由衷地说，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您可真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值一提，”这个人漫不经心地摆摆手，“我很高兴能帮助别人。” 
　　尤尔采夫返回大厅，他觉得精神抖擞，心情愉快。这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男人的药片可真神。可话又说回来，怎么会是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的男人呢？他明明留着精心修理的短发，也没戴眼镜……“一定是我搞混了，头发蓬乱、戴眼镜的那个人是我昨天在酒店碰到的，那时他也坐在门廊中一张相似的沙发上，穿着一条长得不可思议的裤子，而那个给我药片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也难怪，头疼得这么厉害，把两个人当成一个人了。” 
　　尤尔采夫开始在大厅内寻找原来的目标。估计过了这么久，这个人也该吃饱喝足了。在人群中找个人可不容易，尤尔采夫在大厅内慢慢踱步，不时地微笑，点头致意，偶尔也和熟人简短交谈几句。最后，他找到了那个人，两人很快开始交谈起来。他们谈的是在优惠条件下提供贷款一事。银行家固执得少见，尤尔采夫施展了浑身招数，说尽了漂亮话，最终仍不得不得出结论：显然，进行这样的谈话还为时过早，对方喝得还不够多。这时，尤尔采夫显然感到浑身发热，大厅内闷热异常，“又该吃药了，”他想，“得快点，趁这可怕的疼痛还没开始……” 
　　他向银行家道了歉，闪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药袋，飞快地把药片塞到舌头底下。 
　　他想把药袋重新收好，但不知怎么，手却无论如何伸不进口袋。他感到窒息，头晕目眩，手一松，药袋从手里掉了下来，另一只手痉挛地抓住自己的领带。尤尔采夫眼前一片模糊，他机械地扬起手，将身旁一位女士手中的香槟酒打落在地，在完全丧失知觉之前，他还能模模糊糊地想：为什么没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井为此感到惊讶。 
　　米纳耶夫将军提供的名单上的第六号人物——国家杜马议员伊佐托夫现在正在“地铁”饭店与妻子共进晚餐，庆祝结婚二十周年。加里克·阿萨图良从自己的熟人——饭店女招待那儿得到了这一消息后，在此耐心地等待目标出现。阿萨图良既不想进大厅，也不愿在门口站着有碍观瞻，他坐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静静观察周围的一切。他已和女招待商量好，只要伊佐托夫离开大厅，她就立即告诉阿萨图良，万一伊佐托夫总不出来，她就胡乱编个借口骗他出来。 
　　看来不需要什么借口了，伊佐托夫自己起身去洗手间。他一站起身，女招待就从后门跑向正在静静等待的阿萨图良。 
　　“他出来了！”她喊道，然后又跑了回去。 
　　阿萨图良跳了起来，飞快地向伊佐托夫走去，紧跟他进了洗手间。等伊佐托夫从里面出来，阿萨图良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膀。 
　　“列尼亚·米哈伊洛维奇，能否和您说几句话？” 
　　“什么，就在这儿？”议员惊讶地扬起眉毛。 
　　“不，出去再说。” 
　　他们一同走了出去，阿萨图良用手指了个地方，刚才他就是在这儿痛苦地等待了三个小时，他知道，在这儿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 
　　“您有什么事？”伊佐托夫看看表，不耐烦地问。 
　　阿萨图良开始全神贯注。阿萨图良在伊佐托夫和妻子进饭店之前已经观察了他半天，他发现，伊佐托大需要借助手势和姿态来了解周围世界，他和那些通过听觉和视觉来感知事物的人不同，对付他需要用另一种方法。阿萨图良事先准备了一篇讲稿，表面看是和这位议员商量采访的事，而实际上中间巧妙地插入了一些警告威胁的话，其目的在于控制议员的意志。在讲话时，阿萨图良特意模仿了伊佐托夫表示信任、服从的手势和姿态。几分钟过后，阿萨图良感到，伊佐托夫已准备就绪。 
　　“现在，从这一刻起。”阿萨图良的语调平稳而缓慢，“您只能服从我，您不再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您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它吩咐您做什么您就做什么。” 
　　阿萨图良不如米哈伊尔有天分，他必须把整段话说完才能使伊佐托夫进入被催眠状态，这可得费点时间，终于，他开始切入正题。 
　　“您现在回到您妻子那儿去，要装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她问您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您就告诉她，您碰到了一个过去的同事。你们在饭店再坐半个小时，然后回家。如果您妻子建议坐出租车，您别同意。您喝多了，饭店里的烟气熏得您头疼，所以您想步行到‘特维尔’地铁站。慢慢走，别着急，别紧张，一切都会好的。当走到‘必胜客’时，您对妻子说，您改变了主意，想坐车了。和妻子一起走到行车道旁边，把她推向急驰的汽车。这一切都结束后，您会恢复神志，但您永远不会想起，也不会向人说起我及我们之间的谈话。” 
　　现在就等着好戏开场了。伊佐托夫回到大厅，阿萨图良走进女招待更衣室，穿上大衣，走到街上。虽然紧张工作之后，头有些发沉，但阿萨图良的心情很愉快，他呼吸着干冷的空气，在人行道上溜达。三十五分钟后，这对夫妇走了出来，一切按计划进行，阿萨图良感到很满意。 
　　“我们打车回去吧！”传来议员妻子的声音。 
　　“还是走走吧！我们平时很少散步，再说，我今天喝多了，头有点疼。”伊佐托夫说。 
　　“那咱们走吧。”妻子同意了，拉着丈夫的手向前走去。 
　　他们慢慢向“特维尔”地铁站走去。加里克·阿萨图良跟在后面，与他们保持一大段距离。当走到“必胜客”的霓虹灯广告牌下面时，这对夫妇突然停了下来，伊佐托夫正面对着阿萨图良所在的方向。阿萨图良也停住脚步，退进阴影里藏了起来。在他的位置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两人显然在吵架。伊佐托夫的妻子背对着阿萨图良，她把包从一个肩上猛甩到另一个肩上，阿萨图良知道，妻子肯定是对丈夫突然改变决定表示不满。最后，夫妇二人绕过人行道旁的车辆，一起向行车道走去。离十字路口还很远，这段路上车辆密集。“嘿！”阿萨图良用意念催促伊佐托夫，“快推她，快！你还磨蹭什么！” 
　　他觉得，在这一刻时间仿佛都凝固了，实际上自伊佐托夫和妻子从人行道走下来到现在，才不过三四秒钟。阿萨图良知道，伊佐托夫议员正遵照计划，在等一辆离他最近、最容易得手的汽车。阿萨图良转过身，眯起眼睛：这种紧张的等待总是让他感到身体不适。 
　　正在这时，传来沉闷的撞击声，刺耳的刹车声和行人的喊叫声。 
　　帕维尔把最轻松的任务交给了丽塔。他事先看了米纳耶夫提供的名单，从中挑选了一个最容易对付的人。帕维尔非常吃惊，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活到现在，他早该进坟墓了。 
　　这个人对任何规章制度都熟视无睹，他之所以遵守它们，并不因为他是个守法公民，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经常酒后开车，在加油站抽烟，干些既愚蠢又危险的事情；他是个极易受影响的人，没有坚定的立场，总是轻易受挑拨从而卷入冒险的漩涡；他酷爱打赌，却不会捍卫自己的观点，轻轻一推他就会倒向另一边，转过来完全同意对方的观点。对这种人提出的莫名其妙的建议你最好说“是”，而不要说“不”，否则还得费大劲儿向他解释说“不”的原因。他害怕任何脑力劳动，这对他来说非常困难，就像徒手举起一吨重物那样不可思议。 
　　“让他晚上6至7点钟从环形道全速驶向‘斯列坚科’，”帕维尔对丽塔说，“然后停下来，下车等待来人。” 
　　丽塔像往常一样，没提任何问题，既然帕维尔说应该是这样，那么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让他失去记忆？” 
　　“当然，你要白天和他谈，不要让他把你们的会面告诉别人。要让别人觉得，是他自己想来‘斯列坚科’的，而不是其他人让他来的。” 
　　丽塔顺从地点点头。 
　　这个人在米纳耶夫的名单上排在第五位。他从情妇家出来后，丽塔截住了他。这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如果在办公室附近，则可能会被他的同事或熟人看见。帕维尔坐在不远处的汽车里，手拿小型对讲机，指挥丽塔的行动。 
　　“我想和您谈谈，”丽塔彬彬有礼地问，“可以在车上谈吗？” 
　　“请吧，”这个男人懒洋洋地答道，“我能为您这样的漂亮小姐做些什么吗？” 
　　“能做的太多了，”丽塔笑了，“首先请您用心地看着我。” 
　　“哦？我难道认识您？我们是否在哪儿见过面？” 
　　“您先好好地看着我，然后我会回答您的问题。” 
　　一切都安静下来。丽塔聚精会神地盯着这个男人的眼睛。她利用眼神和表情，很快使对方进入催眠状态，在这方面她丝毫不比米哈伊尔·拉尔金逊色。她的弱点在于她不能使对方跨越某些障碍，有时为了让对方完成某些动作，需要跨越一定的界限，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凭自己的意念做到的，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很高的控制意识的能力。要让一个人去杀人固然困难，但让他自杀就更困难了。米哈伊尔·拉尔金、阿萨图良、卡尔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丽塔不能，她的力量不够。 
　　“您不必回办公室，”丽塔在他耳边耳语道，“我马上就走，您把车开到某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在车上坐到5点50分，然后进入环形道，在‘苏哈列夫广场’处全速驶向‘斯列坚科’，然后沿‘斯列坚科’向前驶五百米停下来，到时会有人来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几分钟后，丽塔坐上了帕维尔的车，她没有显出丝毫倦意，这件事对她来说轻而易举。 
　　“我们回家，孩子，”帕维尔温柔地说，“我把你送回去。” 
　　“你呢？” 
　　“我还有事，你先回去休息，我晚上过去。” 
　　6点之前，帕维尔来到“苏哈列夫”地铁出口。7点15分，从环形道向“斯列坚科”方向全速拐入一辆崭新的巴代利亚轿车，随后，一切都湮没在轰隆的撞击声和金属的摩擦声中。 
　　“斯列坚科”是单行道，只通往环形道方向，绝对不能逆行。因此，发生这样的事故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丽塔，她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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