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陷入恐慌之中。马利科夫的经济后盾以及智囊团中最得力的助手相继离开了他。尤尔采夫死得不明不白：据目击者说，他当时气色不好，看上去不大正常，不时地用手揪头发，后来他找一个银行家谈贷款的事，被银行家拒绝了，他紧接着向旁边跨出两步，从口袋里掏出毒药吞了下去。也许他并非自杀，而是被他的对头谋杀的，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在世时为人专横严厉，对人毫不留情，这不，报复来了。 
　　那天晚上，伊佐托夫议员准是喝多了，竟把自己的妻子往车轮下推。是鬼迷了心窍，还是出于嫉妒？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了妻子，现在正蹲在监狱里遭人唾弃。真是个糊涂虫，愿上帝宽恕他。 
　　至于谢苗诺夫，更是个十足的蠢才，开车把自己撞了个粉身碎骨！他年轻时就是这个样子，到死也没能改变。别人都能遵守规章制度，惟独他对此视而不见，他唯一会干的事就是酒后开车。 
　　这些都是三天前的事了。昨天总统在家乡的演讲向全国转播后，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上吊自杀了。谁能相信这是自杀？毫无疑问是有人杀了他。沙巴诺夫干得太过火了。跟他说过多少次，要小心谨慎，要想前进一步必须先做好后退两步的准备。可他呢，忘乎所以，把总统对家乡的视察变成了一场杂耍表演。只有傻瓜才猜不到，这些完全出自一人之手。是谁安排的日程？是沙巴诺夫。是谁建议总统一大早就前往墓地拜祭父母？是沙巴诺夫。他明知道如果天气预报今天是零下二十度，那么上午便是零下三十度，下午才会稍微暖和些。是谁负责总统的穿衣打扮，设计总统的形象？还是这个沙巴诺夫。他不让总统穿厚底靴，于是总统穿着单皮鞋，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墓地整整走了一个小时。是推为总统起草的演讲稿？又是这位沙巴诺夫。他真是个白痴，居然敢把总统的演讲变成一场小丑表演。你如果想制造噱头引人注意，大可自己买票去看马戏，何必在这儿故弄玄虚？ 
　　总统有冤家对头，这是事实。但他也有不少支持者。就是他们干掉了沙巴诺夫。太可惜了，可是还能说什么呢？没有沙巴诺夫，事情就难办了，可话又说回来，是他自己自作自受，活该如此。 
　　自从昨天深夜得知沙巴偌大的死讯后，钦措夫一直在想这件事。但午饭前，他的注意力转到另一条可怕的消息上：马利科夫——未来的内务部长在大门口被一个疯子枪杀。毫无疑问，这个疯子当场被捕。事情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当时街上人很多。疯子虽然被抓住了，但却于事无补：在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之前，这位未来的部长已经死了。 
　　这时，钦措夫想到，那些害怕帕维尔·绍利亚克出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出局，几年前，正是为了维护这些人的利益，对一些地区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就是这些人将这些地区变成了武器与毒品的转运站。难道有人知道这些？难道他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对手？ 
　　不，这不可能，钦措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尤尔采夫在众目睽睽之下服毒自杀；伊佐托夫亲手把妻子推到车轮底下（如果有人想算账，那也不是针对伊佐托夫，而是针对他的妻子）；谢苗诺夫自己出了车祸，车里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沙巴诺夫似乎不是自己上吊自杀的，这极有可能是他的对头干的，因为他把总统给耍了；至于那个被疯子枪杀的人，疯子毕竟是疯子，无法理喻。钦措夫努力把这些愚蠢的念头赶出脑海，他对自己说：“什么也没发生，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但无论如何，怀疑总是存在的。首先值得怀疑的是帕维尔·绍利亚克。可是过了一会儿，钦措夫醒悟过来。他笑了，这关帕维尔什么事？如果说绍利亚克想借此敲诈钱财，还可以理解，可是杀了这些人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些人没对他干什么坏事，他也犯不着和他们算账。帕维尔能提供有偿的帮助，这说明他是个头脑清醒，脚踏实地，不冲动轻率的人。不，肯定是别人干的。帕维尔·绍利亚克与这些事没有丝毫关系。 
　　但是应该考虑到，马利科夫的竟选班子又少了五名成员。而这五个被淘汰出局的人给马利科夫提供的竞选资金最多。马利科夫的背后是一个靠走私武器、毒品、动物发家的犯罪团伙。几乎每个总统候选人的身后都有一个财团支持，只是它们犯不犯罪罢了。一些总统候选人的背后是石油、天然气财团，一些则是重工业财团，还有一些靠的是银行家的支持。每个财团都遵循自己的利益准则，每个都需要自己的总统，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早在苏联时期，就有一群人在边境和海关开辟了“窗口”，并借此向使用“窗口”的人收取巨额贿赂。那时，商品极度短缺，投机生意盛行。狂热的投机者通过这些“窗口”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来回穿梭，把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大批大批地运往俄罗斯。还有一些人通过这些“窗口”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西方世界。后来到了90年代初，商品紧缺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但“窗口”仍旧保留了下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马利科夫的身后正是一些与边境和海关有着稳固联系的人。 
　　与此同时，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影子经济正在迫切地寻找一条途径，以便能将多年积累的资本有效地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于是“窗口”的拥有者和制作、销售针织品的商人走到了一起。既然有生产针织品赚的钱，又有那个年代在边境和海关遗留下的漏洞，为什么不将二者合二为一呢？于是两个集团便开始谈判：喝了点上好的白兰地，洗了洗桑拿，双方便达成了协议。“窗口”的拥有者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将任何货物非法运至境外，却没钱购进真人的好货。现在我们不愿像过去那样零打碎敲，而想趁此机会干些大买卖，不让这个大好机会浪费掉。而你们，亲爱的先生们，有的是钱，但却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以便迅速获得巨额利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个可以获利的投资项目，而要建立一个系统的、有长远发展的赚钱模式。” 
　　针织品商人认为对方的分析符合逻辑、理由充分，一句话，他们达成了协议。于是他们开始在“窗口”附近建立基地。货物经过“窗口”，进入基地，被放入秘密仓库妥善保存，在货物滞留期间，他们开始准备相应文件，改换货物包装，确定下一步的货运路线。大部分货物被装进集装箱，通过“窗口”运至境外，剩余的货物上标明收货人的姓名，分成小批量，通过正常渠道运出。一开始，针织品商人认为不必建那么多的基地和仓库，货物销得越快越好，这边从“窗口”接货，那边转手就卖出去，这样可以少操多少心！但他们的合作伙伴却持另外的观点：批发当然更快更安全，但利润太低，零售虽冒些风险，但利润丰厚。 
　　“知道吗？”他们劝针织品商人，“你卖出大宗货物时，就应该明白，你的顾客不是最终的买主。他自己留一部分，剩下的随便卖给什么人。难道我们能一一追查，我们的货被卖到哪儿去了吗？这些顾客从我们这儿买货，再把货转手卖给别人，指望他们逐一检查买方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卖要比靠这赚钱快得多。我们最好能建立安全的投资体系，在这些地区设置自己的领导人。况且我们还要做动物买卖，这可无论如何需要个贮藏地，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单个运走，这就意味着，在凑够一批之前，必须找个地方先把它们养起来，当然，这个地方离‘窗口’不能太远。” 
　　针织品商人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事情的策划者共有七位：四位“窗口”的拥有者，三位针织品商人。当年正是他们与布拉特尼科夫将军取得联系，请求他为他们在这些地区清除障碍。事情办成了，发大财了，他们就除掉了布拉特尼科夫。这个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实在不能留他。一个人如果知道太多危险的东西，便会妨碍别人，惹人讨厌了。 
　　现在这七个人中只有两位仍活在世上。一位是总统候选人——谢尔盖·格奥尔吉那维奇·马利科夫，另一位是马利科夫未来的财政部长——格列布·阿尔梅纳科维奇·姆希塔罗夫。 
　　帕维尔派加里克·阿萨图良和卡尔·里菲尼乌斯来对付姆希塔罗夫。帕维尔一般不赞成集体行动，因此，很久以来一直没有介绍本小组的成员相互认识。他认为，这样会让大家更安全。知道得太多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还可能导致嫉妒、狂躁和竞争。 
　　但是，完成这项任务却需要四个人。这次无论帕维尔怎样绞尽脑汁，也无法让一个人单独行动。于是他不得不让阿萨图良和卡尔会面。但这次打破常规的会面仍有所限制：他们仍和以前一样不知道丽塔和米哈伊尔·拉尔金的存在，丽塔和米哈伊尔互相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姆希塔罗夫住在圣彼得堡，他控制着加里宁格勒港和位于俄罗斯、芬兰交界处的维堡地区。阿萨图良和卡尔买了软卧票，乘坐“红色特快”前往圣彼得堡。他们两人的心理生理习惯不同。阿萨图良在工作前吃得很多，而且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而卡尔正相反，他尽量少吃东西多喝矿泉水。火车刚离开站台，加里克·阿萨图良马上打开包，把一大堆红辣椒、土茴香、绿黄瓜、水煮鸡蛋摊到桌上。他训练有素地剥开辣椒，取出辣椒籽，然后剥开蛋壳，将鸡蛋整个塞进辣椒里，接下来他把这几种菜一起裹进辣椒里。最后他拿起一个做好的辣椒，美美地咬了一大口，怡然自得地眯起了眼睛。卡尔对这一切冷眼旁观，只是时不时地喝几口矿泉水。 
　　这时，女列车员走进包厢，她身体微胖，双眼含笑，腮上一对诱人的酒窝时隐时现。 
　　“先生们，你们想来点什么？有茶、咖啡、面包夹肉，还有维夫饼干。” 
　　“请给我来点茶。”卡尔说。 
　　“我也要点，女主人，”阿萨图良向她眨眨眼睛，“您这儿有柠檬吗？” 
　　“只要您是好人，我们这儿什么都有。”这个胖姑娘“扑哧”一声笑了。 
　　这时，阿萨图良眼角的余光发现，他的搭档脸色微变。他明白，卡尔想试试看他们能否一起工作。不管怎么说，合作需要一定的技能，而他们唯一的一次合作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劳驾您把我也算做好人吧！”卡尔说，阿萨图良注意到，他的语速、语调，甚至呼吸的频率都发生了变化。可见，他能迅速调动这个姑娘的情感。 
　　阿萨图良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他想知道这个姑娘既然已经答应给他送柠檬来，那么她会对什么做出反应？是对“女主人”这个词，还是对“眨眼睛”这个动作？如果是对“女主人”这个词，那么说明她主要靠听觉来感知世界；如果是对“眨眼睛”这个动作，则表明她主要靠视觉来接受事物。卡尔开始用语言和呼吸来控制她的意志，这说明他已经知道她属于哪个类型了，他可真够快的。 
　　“我认为您是个体面的人。”女列车员开玩笑说。 
　　“什么？”阿萨图良紧接着说，他也尽量与她的语速保持一致，“这样看来，我有必要由一个好人变成一个体面的人。您对此有什么建议？现在您用女人特有的眼神看着我的同事，对他说：为什么我总是这样不走运？” 
　　女列车员顺从地把目光移向卡尔，他们立刻控制了她的意识，卡尔是通过眼睛和面部表情，眉毛的动作，手势和姿态，阿萨图良则是借助不停的唠叨，力求与她呼吸的频率以及语速保持一致。 
　　“我和他一起出了不知多少次差，每次都是这样，把最好的东西给他，而他却对我视而不见。说真的，我的那些女人迟早会离开我找他去……” 
　　卡尔做了一个轻微的手势，阿萨图良不做声了。女列车员仍旧背靠门站着，注视着卡尔。显然，她甚至没发现，阿萨图良已经停了下来。 
　　瞬间停顿之后，阿萨图良又开始讲了： 
　　“现在您回到自己的包厢，给我们倒两杯柠檬茶，再写两张纸条。一张写几句您喜欢的歌词，另一张写上您喜欢的诗。然后把纸条和茶一起给我送来，现在去吧。” 
　　女列车员转过身，艰难地打开包厢门，进入走廊。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托着一个托盘，盘里放着两杯茶和两张对折的纸条。卡尔和阿萨图良取出茶杯和纸条，发现女列车员喜欢的歌是一部著名动画片的插曲“蓝色车厢”，而喜欢的诗却是纳德松的“我是如此长久无望地祈求爱情”。阿萨图良收起纸条，将列车员唤醒后把她送出包厢。 
　　“她脑子里的东西可真有意思，”卡尔说，“这儿是一首简单的儿歌，那儿却突然冒出一首鲜为人知的诗。这首诗中学课本里可没有，而且很少有人记得它。也许，她和某个男人有过一段浪漫的故事。这个男人不擅长唱歌，于是试图教她一些优美的诗歌。这可能是他喜欢的一首诗。诗很烦，我们的列车员把它背会了。她永远不能忘记那个男人，于是这首诗便留在了她的记忆里。” 
　　阿萨图良没有搭腔，又开始埋头苦吃。当他吃完了三个辣椒，卡尔也喝完了茶，正在神情落寞地吸着柠檬。 
　　“您知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一起工作？”阿萨图良一边喝茶，一边问，“有什么难题吗？” 
　　“据我所知，什么难题也没有，”卡尔耸耸肩，“只是必须记住心理言语空间的一体性。” 
　　“什么？”阿萨图良瞪圆了眼睛，“您说什么？” 
　　“姆希塔罗夫是个已经俄罗斯化了的亚美尼亚人。您能运用一些象征词和警告词从而轻而易举地进入他的潜意识，而我做不到这一点。在某些场合，尤其是在对方很久没有使用母语的情况下，运用他的母语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运用与对方幼年密切相关的词和概念，会让他进入绝对服从的状态，就像当年孩子对父母一样。您会这种语言，而我不会，所以帕维尔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您。另外，姆希塔罗夫因为失眠和高度兴奋去看过几次医生，这可能是精神状态异常的表现。如果是这样，对付他则需要特别的方法。因此，帕维尔也邀请我参予这项任务，这样可以用专家的眼光来审视姆希塔罗夫，在必要时修正既定方案。” 
　　“现在我明白了，”阿萨图良点点头，“想吃黄瓜吗？这有益于清洁人体内部器官。我发现，您一路上都在喝水，是不是也在清洁体内器官？” 
　　“不，”卡尔宽容地笑了，“只是习惯而已，不是用来治病的。” 
　　阿萨图良啃完了黄瓜，卡尔喝完了高脚杯里的水，没什么可说的了，1点半左右他们开始躺下睡觉。早晨8点29分“红色特快”驶入了圣彼得堡车站。 
　　谢尔盖·格奥尔吉那维奇·马利科夫是一个大州的州长。毫无疑问，在该州境内没有他们的秘密基地。因为他们内部有一条铁的规定：在本人居住地区不得建立基地。马利科夫经常因公或因私到莫斯科去，但米哈伊尔·拉尔金还是决定在家里把他解决掉。帕维尔也同意这么干。尤尔采夫和那个疯子已经让莫斯科的民警机关大伤脑筋了，如果再加上马利科夫，天知道会怎样！正因为如此，米哈伊尔跟随总统回到故乡，在那儿干掉了沙巴诺夫，然后返回莫斯科，睡了一天，养足精神后，赶往马利科夫的世袭领地。 
　　马利科夫身体肥胖，头发稀疏，圆脸上一双蓝眼睛光华内蕴。他的目光有时温暖友好，有时愤怒狂躁。他的孩子们和他惊人地相像：都是营养过盛，肌肉松弛，行动笨拙。但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儿子已经读完十一年级，他不止一次地获得全国文学、外语以及历史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奖，今年夏天打算考大学，他一点儿不用父母操心。可女儿和儿子不一样，除了不停地头疼之外，她什么也不会。 
　　当年，关于安热莉卡以及她众多情人的电影在全苏引起极大轰动，女儿就出生在那个年代。这就不奇怪了，为什么她叫安热莉卡，这在当时可是个时髦的名字。可是和那个嘴唇柔嫩、身材瘦削、性感艳丽的金发美人截然不同，这个安热莉卡长成了一个肥胖、丑陋和极为放荡的姑娘。她早就知道，自己远不是什么美人儿，于是决定用性感来弥补这一缺陷。“我漂不漂亮又有什么关系，”她对女伴说，“关键是男人们喜欢和我做爱。”女伴们相信她的话，因为她们亲眼看见过，在晚会和宴会上，男孩们总是和安热莉卡单独离席，而那些比她漂亮的姑娘却无人问津。由此她们断定，安热莉卡肯定用了许多手段来勾引男人，让那些傻头傻脑的小伙子上了钩。这儿还有一个关于打赌的荒唐故事。 
　　“我认识两个人，”安热莉卡对小伙子说，“他们为你我打赌。” 
　　“怎么回事？”小伙子惊讶地问。 
　　“非常简单。一个说，你会和我上床，而另一个说，你不会。” 
　　“为什么不会？”小伙子有点生气。 
　　“因为我又胖又丑，他认为你不会有兴趣。如果我能把你拉上床，我会得到一大笔钱。我建议我们现在就去隔壁的房间，你别害怕，我什么都懂，我会帮你，不会有任何危险，我懂得自我防护，你什么也不用想，会有人一直在门口看着，以便把消息带给那个人，钱到手了，我们对半分，来吧，一大笔钱呢！” 
　　这样的条件哪个男人能拒绝呢？是这个女人首先提出来的，她还答应提供帮助，如果出现什么问题，自己也不会被人笑话；她还会自我防护，那还能有什么意见，更何况还能得到一笔钱…… 
　　安热莉卡15岁就开始这么干了，她把想尽办法从父母那儿要来的钱全都花在这种事上。她17岁时怀了孕，妈妈把她强扭到医生那儿做了人工流产；20岁时与第二个丈夫离了婚；25岁时已不能让她出门：她疯了，脑子里只有三件事：美食、性和海洛因。海洛因最危险也最昂贵，疯狂的安热莉卡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不怕任何障碍，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她会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冲去。 
　　米哈伊尔·拉尔金手捧一大束玫瑰花，出现在州长的住宅前。已经有人在等他了，因为他事先已经打了电话并在电话里和安热莉卡的母亲谈了很久。 
　　“我叫阿尔卡季·格林贝格，”米哈伊尔有礼貌地说，“几年前我在这座城市做巡回演出时结识了安热莉卡。” 
　　“您是演员吗？” 
　　“不全是，我是位音乐家，在交响乐队工作。我的朋友告诉我，安热莉卡变得很厉害，不知您是否懂我的意思……” 
　　“我当然懂，”州长夫人苦笑道，“现在我不得不整天在家看护她，无论怎样，她都会跑，没有人知道她每次漫游会带来什么后果。瞧，阿尔卡季，我什么也不瞒您，反正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不幸，我们对此根本就无能为力。” 
　　“我很难相信这些，”他故意流露出恐惧和震惊，“您知道吗，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浪漫史，我觉得，安热莉卡真正地爱过我；我确信，我能唤醒她身上曾经有过、现在仍然存在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它不可能消失，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它罢了。” 
　　“恐怕您想错了，”马利科夫的妻子忧伤地叹了口气，“我女儿身上什么好东西也没剩下，有时我甚至祈求上帝让她死去，您是不是觉得这听起来很奇怪？” 
　　“您不应该这么说，”米哈伊尔强烈地反对说，“不能放弃，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东西，我想我应该和安热莉卡谈谈，让她回忆起我们的爱情，这会对她有所帮助。我觉得，当年那么强烈的感情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 
　　“好，让我们试试吧。”她同意了，但语气中毫不掩饰她的怀疑和冷漠。 
　　于是米哈伊尔开始尝试了。他叫“阿尔卡季·格林贝格”这个名字并非无缘无故，他知道，我们国家的人名和民族都很奇妙，叫这个名字的年轻人应该是个正派的犹太男人，比如音乐家之类，而绝不会是什么瘾君子。 
　　女主人体态匀称，虽形容憔悴，但轮廓依然美好，她接过米哈伊尔的花，将他领到安热莉卡住的二楼。安热莉卡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琢磨着怎样才能溜出去。上一次，父亲早晨做完按摩后忘了戴金链子，她把它偷来了。为了换回金链子，他们给了她两三天也享用不完的海洛因。 
　　米哈伊尔走进她的房间，立刻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安热莉卡重约一百二十公斤，外表邋遏。 
　　“站住！”州长女儿尖声叫道，“你是谁？” 
　　米哈伊尔转过身，看看门是否关好了，然后向安热莉卡躺着的大床走去。 
　　“我是你的王子，美人儿，”他轻轻地说，“这么多年你一直沉睡着，等着我，这不，我来了。现在我要把你唤醒，你醒了之后就会过上童话般的生活，为此你等了许多年，经常受恶梦的折磨，所以你会觉得这么难受，是吗？” 
　　“那，”安热莉卡说，“你是先和我做爱，再唤醒我，还是先唤醒我，再做爱？” 
　　“同时进行，”米哈伊尔迷人地微笑着，“现在你脱光衣服，我来唤醒你，你会喜欢这样的，等着瞧吧！” 
　　“好吧，”她很快就同意了，“可是，你到底是谁，我认识你吗？” 
　　“当然认识。” 
　　米哈伊尔坐在床边，拉起她的手，安热莉卡的手很胖，还有些发黏。他用另一只手在她眼前晃了几下，然后放到她的后脑勺下。 
　　“你当然认识我，”米哈伊尔尽量模仿她的语速和呼吸频率，“我是音乐家，我叫阿尔卡季·格林贝格，几年前我和我的乐队在这儿做巡回演出时认识了你，我们之间曾有一段浪漫的故事，我们曾彼此深深相爱，后来为了见你我曾专程来过这个城市几次，再后来你把我赶走了，是的，不是我抛弃了你而是你不要我了……” 
　　两个小时之后他走出安热莉卡的房间，小心地关上房门，走下楼去，安热莉卡的母亲正坐在那里等着。 
　　“很可怕，是吗？”她抬头看着米哈伊尔，悲伤地说，“您可能没料到，情况会这样糟，我想，您可能会白费劲儿的。” 
　　“您说对了，”他点点头，“她费了好大劲儿才认出我来，天哪！天哪！她都对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伤心地抱住了头。 
　　“但是，我觉得还有希望，”他接着说，悲伤已经渲染得差不多了，“我发现她身上有些美好的东西还未彻底消失，我觉得她还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当然，这感觉只有一点点。按说，吸毒者根本就没有羞耻感和良心，但她还保留了一些。哎，要是我能留在这里每天来看她就好了！我自信能将她治好，我感觉自己能行。” 
　　“那么，为什么您不能留在这儿呢？” 
　　“我要走了。” 
　　“什么时候？” 
　　“一周以后。” 
　　“您不能再多呆一段时间吗？”州长夫人的声音里包含着微弱的希望，也许这个可敬的犹太人音乐家能救她的女儿，能救他们全家？ 
　　“不行。十天后我将和乐队飞往奥地利做巡回演出。要不等我回来以后再说……这样吧，我尽量延长在这儿停留的时间，我会为安热莉卡竭尽全力的。”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他们同时抬起头，看见安热莉卡走下楼来。她洗得干干净净，穿得很得体，还做了发型。 
　　“您不反对我沏茶吧？”她彬彬有礼地问道。 
　　州长夫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客人，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可从未听过女儿用这种语气说话。 
　　“谢谢您，安热莉卡·谢尔盖耶夫娜，”米哈伊尔用同样的语气回答，“您很好客，但我不得不走了，希望您和您的母亲生活愉快。” 
　　“真遗憾，您这么快就要走了，”安热莉卡还是那么不慌不忙，彬彬有礼，“请允许我送送您，妈妈，您和我们的客人在这儿告别吗？” 
　　“不不，”母亲跳了起来，“我也送送您。” 
　　母女俩肩并肩地站在台阶上，目送米哈伊尔·拉尔金走出大门。 
　　母亲惊讶得久久不能平静。客人走后，安热莉卡并未躲进自己的小屋，反而和母亲一起留在一楼，并主动要求帮忙做些家务。母亲小心翼翼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安热莉卡从未做过任何事，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她连最简单的活儿也干不了。 
　　“我很惭愧，妈妈。”她说，“我表现得太差了，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我好像睡着了，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我醒了，我向您保证，一切都会变样的。”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母亲并未感到奇怪。安热莉卡跟在母亲后面不停地追问：“爸爸在哪儿？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要为我所做的一切向他道歉。我真想早点向他道歉，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些。” 
　　4点钟弟弟从学校回来了，他飞快地吃了点东西便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啃书本去了，不到开饭时间他不会下来。8点左右响起了马达的轰鸣声和门的撞击声。 
　　“听，你父亲回来了。”母亲微笑着告诉安热莉卡。 
　　一秒钟后，一颗子弹射入了母亲的后脑勺。这个可怜的女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她那独一无二的女儿冲入了前厅。等门一打开，马利科夫刚走进来，她就重新扣动扳机，向父亲连开数枪。 
　　米哈伊尔·拉尔金坐在宾馆里，等着收看地方新闻。在没有确信事情成功之前，他不打算离开这个城市。如果今天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那么明天就不得不再回去弥补。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今天才特地安排了一场动人的集体告别戏：母亲和女儿肩并肩向音乐家挥手告别。这样一来，明天再去警卫就不会阻挡，可能连通报都不用就会放他进去。 
　　今天一切顺利。电视播音员强忍住激动，就记者们在州长住宅内及周围拍摄的录像发表评论。州长夫人面朝下躺在厨房里，后脑勺被子弹打穿；州长本人庞大的身躯塞满了整个前厅；而肥胖的安热莉卡镇静地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身旁围满了医生和警察局工作人员，在她面前一张低矮的小桌上摆放着一把手枪。 
　　“您从哪儿拿的手枪？”一个穿制服的男人问道，看样子像是检察院的调查人员。 
　　“爸爸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像个小孩子，“爸爸在家放了许多武器，我找到它并把它藏了起来。” 
　　“您为什么要拿它？您想用它干什么？” 
　　“不知道，我记不得了，今天突然想把他们杀了。” 
　　“为什么，安热莉卡，为什么您要杀自己的父母？” 
　　“因为不想让他们碍我的事，他们总是这不让，那不许，还不给我钱，我受够了。” 
　　录像播完了，播音员又出现在屏幕上。 
　　“这个可怕的悲剧再次提醒我们：与毒品作斗争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毒品不会放过任何吸毒者，不会放过他的家人朋友，甚至还会殃及一些不相干的人。明天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牺牲品。” 
　　“太好了！”米哈伊尔一边铺床睡觉一边想，“明天就能回家了。” 
　　报纸上关于国家杜马议员将妻子推向车轮的那些刻薄评论还没消失，又出现了关于总统候选人被吸毒的女儿枪杀这一悲惨事件的报道。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长长地舒了口气。虽然沙巴诺夫从跑道上退了下来，但现在他们也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上帝保佑总统，让他在这场艰难正义的斗争中取胜，感谢上帝。 
　　今天，总统公开宣布，他亲自组建的车臣问题委员会将于本周末呈交报告。索洛马京知道，他们将提出七种摆脱危机的方案，而总统却有自己的方案——第八种方案。想到这儿，索洛马京兴奋起来。是他向总统提出了这个方案，总统采纳了并为此向他表示感谢。索洛马京当然也没有忘记介绍自己，他向总统提起了很久以前的一次会面，总统微笑着，仿佛记起来了。但一切迹象表明，他根本什么也记不得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索洛马京，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忘记他。 
　　索洛马京想，布拉特尼科夫并未白白夸奖自己的助手帕维尔·绍利亚克。帕维尔干活没说的，但他是怎样无声无息地拿到文件的，鬼才知道。很遗憾，布拉特尼科夫死了，以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只要付钱，他没有办不到的事。要是帕维尔能为自己工作该多好！但索洛马京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帕维尔十分狡猾，连面儿都没照过，他们只是通过电话联系，报酬也在秘密地点领取。 
　　索洛马京曾和布拉特尼科夫住在一幢楼里。楼刚建好，他们就和一批各部门及党的领导人一起搬进了新居。这样一来，克格勃的重要领导人和市党委负责人就成了门对门的邻居。他们常常互相借用一些生活用具，很快地熟识起来。他们经常单独或和夫人一起到对方家做客。有一段时间，索洛马京的儿子甚至追求起布拉特尼科夫的女儿来，那时，父母们总是笑着谈论将来做亲家的事。 
　　后来索洛马京倒了霉。在选择情人时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碰上了一个伶牙俐齿、非常难缠的女人。她坚决要求索洛马京离婚，她说，她深深地爱着索洛马京，没有他她就活不下去，如果不能和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男人结合，她宁愿离开这个世界。她暗示，她会把遗书交给主管机关，并在遗书中陈述她自杀的原因。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对配偶不忠，他就不得不和他的仕途说再见了。 
　　一天晚上，索洛马京喝了点儿酒，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了布拉特尼科夫。他说，他这辈子在女人方面都很小心，谁知这次却犯了糊涂。布拉特尼科夫哼了一声，咬咬嘴唇说，世上没有绝境，如果索洛马京能帮克格勃莫斯科分局将一些人从党内清除，那么这个女人的事由他来摆平。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人突然不再给索洛马京打电话了。他给她打电话时，她低声下气地说，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今后再也不会向他提任何要求，他们最好分手，因为她不能破坏坚不可摧的苏联家庭。索洛马京完全同意，真的，这再好不过了。 
　　索洛马京很好奇，他很想知道，布拉特尼科夫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把这件事办得这么漂亮？他找到布拉特尼科夫想问个究竟，但这位邻居却笑而不答。 
　　一天，索洛马京和妻子从剧院回家，在住宅楼附近看见了他们的邻居。他站在一辆陌生的汽车旁，正和一个瘦高男人说话。布拉特尼科夫看见了索洛马京，但脸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谈话也未中断。第二天，索洛马京找布拉特尼科夫喝酒，庆祝全国边防军节。索洛马京随口说道： 
　　“有些男人真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女人，比如说上次碰到的你的那位朋友，光看他的样子就让人不寒而栗。” 
　　“不许这么说他，”布拉特尼科夫严厉地说，“他是我的助手，他受过很多苦，但都挺过来了，现在又重新开始为我工作，他的工作都是秘密而不公开的。顺便说一句，正是他让你摆脱了你的美人儿。” 
　　索洛马京忍不住紧紧抓住布拉特尼科夫，恳求道： 
　　“你就行行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否则我就要憋死了。” 
　　不知是喝多了，还是为了回击索洛马京那些轻视他助手的话，布拉特尼科夫开始讲述：他们给这个女人看了一些照片，照片上她和一个男人在疯狂傲爱，这个男人当然不是索洛马京。这样一来，她的那些誓言就不攻自破，手里的王牌也失效了，她再也无法让索洛马京感到良心不安。 
　　“母狗！”索洛马京骂道，“我还以为她是真的爱我，像个傻瓜似的怜惜她，怪自己毁了她的生活。” 
　　“哎哎，”布拉特尼科夫劝他息怒，“别这样，重要的是事情办成了，就别怪她了。” 
　　索洛马京什么也没再问。他不蠢，他已经猜到，这个女人仍旧对他忠心耿耿，至于照片，那是一个鬼把戏。这一切都出自于那个瘦高个、丑陋的帕维尔之手。 
　　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个邻居的友谊日益加深。布拉特尼科夫不再拘谨，喝酒之后更为放松。索洛马京从他那儿得知，帕维尔遵照他的指示完成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任务，虽然布拉特尼科夫到底也没说是什么样的任务，但却经常对帕维尔赞叹不已。 
　　布拉特尼科夫中将死后，索洛马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帕维尔。他亟须这样的助手，他动用所有的关系来寻找帕维尔，而帕维尔却因流氓罪被捕入狱。索洛马京沉住气等待着，他坚信自己的眼光。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用黑色油笔勾去了名单上仅存的一个名字。名单放在桌上，他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它撕成碎片烧了。“星星”行动计划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美中不足的是，帕维尔突然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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