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娅已穿戴整齐，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闻到咖啡的香味。
　　她坐在我的床边。我坐起来，她递给我一只塑料茶缸说：“楼下有个咖啡间。”
　　我问她：“几点了？”
　　“刚过7点。”
　　“7点？”我想下床，但猛然想起自己身上一丝不挂。“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去看看被撞坏的树木还要惊动多少人？”
　　“你去过了？找到什么了吗？”
　　“是的。可以肯定有一辆车从乔丹机场路开进了树林，在距步枪射击场路50米远的地方。轮胎印虽然被雨水冲没了，但还留下了车辙，而且还有被撞断的灌木树枝，那儿有一棵显然是不久前被擦伤了皮的松树。”
　　我呷了一口咖啡，一边慢慢清理思路。辛西娅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白色网球衫，显得精神焕发。我问她：“擦伤了树皮吗？”
　　“对。所以我就去乔丹机场，把可怜的考尔从睡梦中叫醒。他带着一个人与我一起赶到现场，将撞坏的树枝砍了下来。”
　　“然后呢？”
　　“啊，我们回到了机库。透过显微镜，我们看到上面粘有漆斑。考尔要把树枝样品送到吉勒姆去，我告诉他我们怀疑那是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他说可以通过汽车制造商，用存档的汽车油漆标本核实一下。”
　　“好。我们去看看肯特太太的吉普车有没有撞树的痕迹。”
　　“希望能找到。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可以证明你为肯特设想的行动计划可以成立。”
　　“对。”我打了呵欠，清清嗓子，“可是，如果这漆确实是黑色切诺基吉普车的，也只能证明有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撞上了那棵树。不过，这就足以让我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对，就我来说也是如此。”
　　我喝完咖啡，把茶缸放在床头柜上。“我希望你当时能叫醒我，你有没有试过？”
　　“没有。你睡得太香了。”
　　“哦……好吧。干得不错。”
　　“谢谢。我还把你的靴子拿给考尔·塞夫尔了，他把你的靴印与塑料模子上没有确认的脚印比了一下，发现你的脚印与他图纸上的脚印大小相符。”
　　“谢谢你。我是嫌疑犯吗？”
　　“还不是。考尔确实需要排除你的靴印。”
　　“你有没有把我的靴子擦干净？”
　　她没有理我，继续说道：“考尔从吉勒姆弄到一个电脑程序。他正在机库编制程序，用来显示每个已被确认或尚未确认的脚印。我向考尔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我们推测出来的那天夜晚发生的事。”她站起来，走到窗口，说：“雨停了，出太阳了。这对农作物有利，对丧葬仪式也有利。”
　　我发现床上有张纸，便拿了起来。这是安·坎贝尔写给肯特太太那封信的电脑打印件。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肯特太太：我冒昧地写信给您，是为了跟您谈谈您丈夫和我之间发生的事。”信是这样结尾的：“虽然在工作上我十分尊重您的丈夫，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对他毫无兴趣。我建议，他应该寻求心理咨询，或是他单独一人去，或是由您陪同。他也可以调动工作，或者要求休假。我关心的是您丈夫的事业和名誉，还有我的名声。我不希望在我父亲的管辖区内发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您真诚的安·坎贝尔。”我大声念道：“在我父亲的管辖区内发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我几乎笑出声来。辛西娅转过身来，说：“这说明她很有胆量。我一定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
　　我将信扔在床头柜上：“我敢打赌，肯特看了这封信一定气疯了。对了，考尔有没有奥克兰那个脚印专家的消息？”
　　“还没有。”
　　“行了，我要起床了。我光着身子。”
　　辛西娅把浴衣扔给我，掉转脸面向窗外。我套上浴衣，进了洗漱间。我洗脸时，肥皂泡沫抹了一脸。
　　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起来，辛西娅拿起话筒。水龙头声音太大，我无法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大约过了一分钟，我正在刮胡子，辛西娅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是卡尔的电话。”
　　“他要干什么？”
　　“他想知道电话是否打错了房间。”
　　“哦……”
　　“他在亚特兰大，大约10点到这儿。”
　　“给他回电话，就说我们这儿正在刮龙卷风。”
　　“可他已上路了。”
　　“太好了。”刮过胡子，我开始刷牙。辛西娅又回我房间去了。我刚打开淋浴，就听到她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想她恐怕没听到，就朝我房间看了一眼，发现她正要打电话。我想也许那电话有什么重要事情，就走进了她的房间，拿起了话筒：“你好。”
　　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你是谁？”
　　我反问：“你是谁？”
　　“我是肖特尔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间里干什么？”
　　问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诉他电话打错了房间，也可以随便说几句，但我说：“总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鲁塞尔做过的事。”
　　“你什么？你究竟是……？布伦纳？你是布伦纳吗？”
　　“愿为你效劳，少校。”
　　“你这杂种。你这个混蛋，你知道吗，布伦纳？你是个混蛋！”
　　“在布鲁塞尔，你运气不错，但你只有一次运气。”
　　“你这狗娘养的——”
　　“森希尔女士不在，要我转告吗？”
　　“她在哪里？”
　　“在淋浴。”
　　“你这狗杂种。”
　　既然他们正在离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这家伙干吗这么恼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离婚手续都快办完了，他们还以为该独占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对，好像不太对劲。我有一种直觉，我犯了大错。
　　肖尔特少校在电话里说：“我要你好看，布伦纳，我决不会饶了你。”
　　他说得真有趣。我问他：“你和辛西娅不是快离婚了吗？”
　　“离婚？哪个混蛋告诉你的？你让那婊子听电话。”
　　“准备分居？”
　　“让她这该死的来接电话。马上！”
　　“等一下。”我把电话放在床上，头脑里一片混乱。有时候生活真是无聊透顶，过一阵又稍好转，人就变得乐观开朗起来。等你心情轻松了、脚步也随之轻快起来的时候，又有人突然绊你一下，让你跌个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变得毫无希望。我拿起听筒：“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去你妈的，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蛋，见你妈的鬼去——”
　　我挂断电话，回到洗漱间。我脱下浴衣，开始淋浴。
　　辛西娅站在走道里，我听到她的声音越过“哗哗”的水声传来：“我刚给心理训练学校打了电话，证实穆尔上校是在那儿过的夜。我留了话，让他一小时后去办公室见我们。可以吗？”
　　“可以。”
　　“你的礼服我给准备好了。去参加丧礼，我们得穿礼服。”
　　“谢谢。”
　　“我去换衣服。”
　　“好吧。”
　　透过玻璃，我看到她穿过洗漱间，走进她自己的房间。待她房门一关，我就关掉淋浴，走了出来。
　　8点钟，我们身穿A级军礼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车里，朝着宪兵大楼驶去。辛西娅问道：“你有什么心事？”
　　“没有。”
　　到了办公室，我喝了杯咖啡，还浏览了一遍电话留言记录和备忘录。穆尔上校进来时显得有点衣冠不整，但他为参加丧礼，也穿着A级礼服。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这套服装和这双鞋。辛西娅请他坐下。我没有任何开场白，单刀直入地问他：“上校，我们有理由怀疑是肯特杀了安·坎贝尔。”
　　他显得万分惊讶，几乎惊呆了。他没有回答。
　　我问他：“这符合逻辑吗？”
　　他想了好大一会儿，才答道：“他是成问题，可是……”
　　“安跟你说起他什么？”
　　“嗯……说他不分昼夜随时都给她打电话，说他给她写信，说他经常突然闯到她家里或她的办公室。”
　　我问他：“她被杀的那天夜里，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电话时，她有没有说他在跟踪她，或是他给她打了电话？”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事实上，她确实告诉我她晚上不准备按原来的计划用自己的巴伐利亚车，她让我为她另找一辆吉普。她说比尔·肯特又在骚扰她，说她用吉普车就不会太引人注目，还说她要让他看见她的车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车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她的车上有部电话，我有一只移动电话，我们原来准备在她驾车去射击场途中保持联系的。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所以她还是开着吉普出去了。我们按时见了面。”
　　辛西娅问他：“你们见面时她提起了肯特没有？”
　　“没有……”
　　“她提到有人跟踪她吗？”
　　“没有……不过，她说她看到后面有辆车，那车朝乔丹机场方向去了。”他又说：“她觉得一切正常。于是，我用移动电话给她父亲挂了电话。”
　　辛西娅说：“随后你们就去了步枪射击场？”
　　“是的。”
　　“做完这些，你就在公共厕所旁边等着，看事情是否在按计划进行。”
　　“是的。”
　　“你有没有想到，”辛西娅问，“肯特上校有可能到过现场？”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承认这种想法曾一闪而过。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骚扰她。”
　　“你从没想到他真的在跟踪她，并且可能杀了她吗？”
　　“这……现在细起起来——”
　　“你可是个头脑很敏锐的侦探，上校。”我打断了他的话。
　　听了这话，他显得很不安。他说：“我原以为是将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一听说她被杀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父亲杀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亲只是把她扔在那儿不管了，还应有另一个人……一个疯子……正好路过……我恰恰从没把这想法跟肯特联系起来……”
　　“为什么？”我问。
　　“他……他是宪兵……是有妇之夫……他爱她……不过，是的，经你们一提，这确实合乎逻辑。我的意思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个怪物。”
　　“是的。”
　　“她知道这一点吗？”
　　“有点知道。她不习惯于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亲，也许还有韦斯·亚德利。现在回想起来，她是没有对比尔·肯特给予足够的注意，她判断错了。”
　　“她对101型变态心理没研究好。”
　　他没说话。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办公室，把这些写下来。”
　　“写什么？”
　　“你所了解的一切。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详细情况。葬礼之后在教堂交给我，给你两个小时，抓紧时间打出来。这件事，对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尔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几天前碰到的那个穆尔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娅说：“这案子很棘手。我们干得那么辛苦，可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正因为就在眼皮底下，才难以看到它。”
　　辛西娅一个人闲扯了几分钟，我一直一言没发。她不断地打量着我。
　　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话筒，给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挂了电话。他立即接了电话。我对他说：“上校，我建议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枪射击场去时穿的鞋子拿去毁掉；第二，跟坎贝尔将军统一口径，咬定你没有去射击场；第三，葬礼过后立即让福勒太太乘汽车或飞机离开这儿。”
　　他回答：“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我觉得，我必须把我跟这事的牵连说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这么做。将军的希望就是命令。”
　　“这命令是不合法的。”
　　“请你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为你自己、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庭、为军队、为我，也为坎贝尔一家——忘了你与这事的牵连。请你慎重考虑。”
　　“我会考虑的。”
　　“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拿她的那枚西点军校的戒指？”
　　“没有。”
　　“你到那儿时，地上是不是插着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阴道里。”
　　“是这样。”
　　“我把它拿出来，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从奇克索河大桥上扔进了河里。”他又说：“我猜你原本会很高兴去检查上面的指纹的。”
　　“是的，我本来是会的。”但事实上，肯特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我挂上了电话。
　　一个大个子走进了这间小办公室。我和辛西娅都站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们握手。此时，辛西娅的职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让给了大个子卡尔也。他坐了下来，辛西娅则另找了张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们一样，卡尔也穿着绿色礼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尔和我一样，当过步兵。我们俩一同在越南服役。我俩的军服上缀着基本相同的勋章和奖章，包括那枚铜星勇敢奖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战斗勋章。由于经历过同样的考验，又都已到中年，我俩之间通常是不拘礼节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没有卡尔那样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坚持对他以礼相待。我问他：“要咖啡吗，长官？”
　　“不要，谢谢。”
　　我们寒暄了三秒钟，然后，卡尔说：“现在，让我听听，你这儿有什么最新进展？”然后他又转向辛西娅：“也许你可以跟我谈谈。”
　　“是，长官。”辛西娅先跟他谈了法医证据、格雷斯·狄克森的电脑发现、那两个姓亚德利的家伙，以及鲍尔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参谋不幸与此案有牵连的情况等等。
　　卡尔专心地听着。
　　辛西娅接着向他有选择地汇报了我们与坎贝尔将军、坎贝尔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尔上校的谈话，我没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没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没有提起安·坎贝尔的地下室，也只字没提比尔·肯特这个人。这正是我的处理方法。她在短短的两天之内竟然学会了这么多东西，这不能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娅对卡尔说：“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跟复仇和报应分不开，是心理战中一个反常的实例，与10年前发生在西点军校的事情有关。”
　　卡尔点了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辛西娅谈到安·坎贝尔的人生哲学时，确实讲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好像对此很感兴趣，我知道辛西娅是有意说给上校听的。
　　卡尔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就像一个伟大的哲人准备解答人生之谜。辛西娅最后说：“保罗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浅。”
　　瞎扯。
　　卡尔像尊石雕，一动不动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钟。我突然想起，跟前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雾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娅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终于，赫尔曼上校说话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爱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残酷。”
　　我问：“长官，这是尼采的话，还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话说得不讨人喜欢。他对辛西娅说：“很好。你解释了作案动机，揭露了这儿普遍的堕落现象和重要的秘密。”
　　“谢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们是否该去教堂了。”
　　“是的，长官。”
　　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站起来。我们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们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车，卡尔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驾着车往基地教堂驶去。这时，卡尔终于忍不住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讲出来让我听听吗？”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们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证人证词和一些法医医据。这些证据都说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卡尔的眼睛瞪圆了。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阵兴奋。不过，他那岩石般的下巴还没有掉下来。“就是那个宪兵司令。”我赶紧加了一句。
　　卡尔恢复了常态，问我：“你们准备正式指控他吗？”
　　问得好，卡尔，谢谢你。我回答：“不。我准备把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告诉我你掌握了哪些情况。”
　　我把车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停车场停满了车，我们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卡尔，说：“这是从安·坎贝尔的私人电脑中找到的，是写给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尔读完信，点点头，然后还给辛西娅，说：“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这么一封信，一定羞愤交加。但是，这能让他去杀人吗？”这时，威廉·肯特上校正巧从旁边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辛西娅告诉卡尔：“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尔看着他走向教堂，说：“他看上去没有作贼心虚的样子。”
　　“他情绪不安，”辛西娅回答，“我想他几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对，然后又把这想法暗示给我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人也是会坦白承认的。一个人将自己所爱的人杀了，这个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别人分担这种压力。与职业罪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犯罪同伙，没有知心朋友。他们十分孤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
　　卡尔说：“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罗处理这件案子，你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吗？不，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希望别人能把他看破。”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门厅，有十几个人在那儿轻声交谈着。在来宾簿上签名后，我就径直走进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见得比外面凉快多少。我发现长椅上人快坐满了。将军女儿的葬礼虽然不要求人人参加，但只有白痴才不来，至少也要在之后的仪式上露上一面。
　　风琴在我们头顶的唱诗班楼座里轻轻地弹奏着。我们在中间的走道上站了一会儿。也许，我们都在犹豫是否该向安的灵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坛台阶下的灵柜台上。终于，我开始沿着长长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娅和卡尔紧跟在我后边。
　　走近覆盖着旗帜，向左边半开的棺木，我停住脚步，低头注视着死者。
　　正像肯特说的那样，安·坎贝尔神态安详。她的头枕在粉红色绸缎枕头上，长发铺展在头和脸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妆艳抹过。
　　说真的，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棺材中粉红色的绸缎内衬，衬托着美丽的脸庞、金黄的头发、金色的穗带、闪亮的军剑和雪白的制服。
　　当然，我是在不到5秒钟时间内把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绕棺一圈，顺着中间走道离开了。
　　我看到坎贝尔家的人坐在右边的前两排座位上，有将军、坎贝尔夫人，还有一位年轻人。我在安·坎贝尔的影集上见过他，知道他是将军夫妇的儿子。其余的显然是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老老少少，都按照军队的习惯，穿着黑色外套，臂上戴着黑纱。
　　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同时等着我的两位同伴赶上来。
　　我们在鲍尔斯少校坐的那张长条椅上找到了相连的三个空位。
　　随军牧师埃姆斯少校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他没有穿牧师法衣，只穿着绿色军礼服。埃姆斯少校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们的姊妹安·坎贝尔告别！”
　　许多人呜咽起来。
　　我悄声对卡尔说：“这位牧师也玩过她。”
　　这一次，卡尔的下巴终于掉了下来。看来，今天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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