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上漆的是“柯赖二氏私家侦探社”。但是来访的盲眼人是看不到的。电梯操作员告诉他怎么可以找到我们办公室，他一出电梯就用他的盲人白手杖挨户点数，直到他瘦瘦，弱不禁风的影子反映在办公室门的磨砂玻璃之上。 
　　卜爱茜自打字机上抬起头来看他，看到的是一个老人，戴着厚重的黑眼镜，手里拿根白色有条纹盲人杖，胸前挂一只木盘，盘里有各色便宜领带、铅笔和一只洋铁罐头。爱告停下她的工作。 
　　盲人抢先开口： 
　　“我来看柯太太。” 
　　“她在忙着。” 
　　“我等她好了。” 
　　“等也没有多大用处。” 
　　盲人迷惘了一下；然后凹下去的面颊上露出了解的笑容。“我是有生意来找她的。”他说：“我有钞票。” 
　　卜爱茜说：“那就不一样。”她伸手向电话，想了一想，把有轮子的椅子用脚踢离打字桌，把椅子转过来，说道：“你请等一下，”自己站起来，经过漆着“柯氏，私人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柯白莎50多年龄，165 磅，坐在有扶手的回转办公椅上，经过宽大的办公桌，用她灰色眼睛吹毛求疵地看向卜爱茜。 
　　“什么大事？” 
　　“来了一个盲人。” 
　　“多大年龄？” 
　　“老人。街上的小贩。卖领带、铅笔的、也讨钞票——” 
　　“轰他出去。” 
　　“他要见你——有生意。” 
　　“有钞票吗？” 
　　“他说他有钞票。” 
　　“什么样的生意？” 
　　“他没有说。” 
　　白莎瞪了爱茜一眼。“把他带进来，还站在那里干什么？他要我们工作，他又有钞票，他就是大爷。” 
　　爱茜说：“我就等你这样说。”她把门打开，向那盲人道：“请进来。” 
　　盲人杖点着点着带领他经过接待室进入柯白莎的办公室。一进入房间，盲人停下来，把头侧向一边注意地静听着。 
　　灵敏的耳朵听到柯白莎细微的动作声，他像可以看到她一样，转身正确地面向她，他说：“柯太太，早安。” 
　　“请坐。”白莎说：“爱茜，帮他忙坐……好极了，这样就好了，这里没你的事了，请坐，请坐，先生是——” 
　　“姓高，高朗尼。” 
　　“很好，我是柯白莎。” 
　　“是的，我知道。为你工作的年轻人哪里去了，柯太太？我相信他的名字叫赖唐诺，是吗？” 
　　白莎的脸色突然黯下。“可恶的小子！”她脱口而出。 
　　“他哪里去了？” 
　　“去海军了。” 
　　“喔。” 
　　“他是志愿入营的。”白莎说：“这小子可以不必去当兵的，我什么都给他办妥了。就在快要通知入伍前，我参加了替政府营建的工作，把他名字归在国防事业项下——一这小子不识好，自动入伍当海军去了。” 
　　“我想念他。”高朗尼简单地说。 
　　“你想念他？”白莎皱眉地问：“我不知道你认识他。” 
　　他轻轻一笑道：“经常照顾我的人我都认识。” 
　　“什么意思？” 
　　“我的地盘在半条街之前，我经常站在拐角银行大厦门口——” 
　　“喔，想起来了，怪不得有点面熟，我见过你在那边。” 
　　“每一个常经过的人我都认得出来。” 
　　“啊，”白莎说。“原来如此。”大笑着。 
　　“不，不，”他纠正道：“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是瞎子，但是我认识他们的脚步声。” 
　　“你的意思在那么多经过的人中间，你可以认出他们的脚步声？” 
　　“当然，”高朗尼直率地说：“人的走路一如他们做任何工作都有一定习惯，步伐的大小，走路的速度，脚后跟的拖曳——喔，至少有10几种分辨的方法。当然，偶然我听到他们说话声。说话声配合是最有用的。举例来说你和赖唐诺先生只要一起经过，一定在说话。我是说你在说话，早上上班经过你会问他昨天做了什么工作，可以回报客户，晚上经过你总是催他工作要快，要有效果。他事实上很少开口。” 
　　“他不必开口，”白莎咕噜道：“他是我用过最有脑子的小混蛋——有个性，也有点糊涂，自己去加入海军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切免役都给他办好了，工作也正是最赚钱的时候，才给他自聘雇升成合伙——他要去当兵。嘿！” 
　　“他认为国家需要他。” 
　　白莎生气地说：“我也需要他。” 
　　“我一直很喜欢他。”盲人说；“他仁慈，又为人着想。你才收留他的时候、可能他相当惨。” 
　　“饿都快饿死了。”白莎说。“皮裤带的头在磨他的脊椎骨。我收留他，给他赚钱过正常生活；他把自己变成合伙人，突然他说走就走了。” 
　　高朗尼追忆往事地说：“在他自己运气最不好的时候，他也曾对我安慰过。当他赚一些小钱时，他开始把零钱抛进我的铁罐—一我注意到有你在一起时，他从不抛钱给我。后来他抛整张钞票给我时，他从不开口。”盲人缅怀地说：“他不要我知道是什么人给我的钱，其实我听他脚步声一如我听到他声音。我知道他不要使我受窘——他让一个乞丐保持一点自尊，其实一个人只要当了乞丐，什么人给他钱他都会拿。” 
　　白莎自办公桌后把身体坐直。“好吧，”她说：“说到钞票，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要你替我找到一位小姐。” 
　　“小姐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她名字。” 
　　“长得怎么样子？喔。我抱歉。” 
　　“没关系，”盲人说：“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她工作的地方从这里算起不会超过3条街的距离，她大概25或26岁。她瘦小大概105或107磅，5尺4或5尺5寸高。” 
　　“你怎么知道的？”白莎问。 
　　“我耳朵听出来的。” 
　　“你的耳朵怎么会听出她在哪里工作？” 
　　“可以的。” 
　　“我不相信。”白莎说。“你到底搞什么鬼？” 
　　“不是搞鬼。我站的地方有一个报时钟，所以我估计时间十分正确。” 
　　“那有什么关系？” 
　　“她每天早上经过我前面总是在9点差5分至9点差3分，当他在9点差3分经过我前面时，总是走得快一点。要是在9点差5分，就走得慢一点。一般公司行政秘书都是8点半开始工作的，比较高级的工作才9点开始。我听她声音知道她多少岁；从她走路的步伐宽度可以知道她多高。当我们一定要依靠耳朵来到判断的时候，耳朵也是很可靠的感觉器官。” 
　　柯白莎停下想想道：“你也许是对的。” 
　　“当一个人突然失明的时候，”高朗尼道：“有的人惊惶失措，以为从此和世界断绝联络，自己就一切不再参与，但是有的人学会用别的方法来代替看东西，仍旧可以对周围环境发生兴趣，享受生命乐趣，一点也没有不便。” 
　　白莎捉住这个机会，希望不再讨论人生哲学，而把谈话主题拉回到“金钱来往”来。“为什么要我去找这位小姐？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找？” 
　　“她不久前就在街角被汽车撞伤了，那是星期五下午5点3刻左右。那天她下班晚了一点，经过我的时候走得很快。可能已经有约会，急着回去换衣服。她才走出街角两步，我就听到汽车轮胎煞车声，撞击声，而后那小姐惊叫声。我听到人们跑步声，一个男人在问她有没有伤太重，她笑着说还算好，没有什么；但是她显然吓惨了，在抖。男人坚持一定要请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她拒绝了，最后他说他可以用车载她一程。当他扶她上车的时候，她发现头痛得厉害，也许请个医生检查一下是对的。星期六她没有回来上班，星期一也没回来，今天星期二了，也没见她回来，我要你出力找她一找。”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白莎问。 
　　盲人善良地笑一笑。“你把这件事算作老年人的过份关心好了。”他说：“我是靠别人关心帮助才生存的。现在。也许这位小姐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白莎冷冷地看着他，“我是不靠别人关心，也不靠别人帮助过活，这件事你要付10元一天工作费，而且每件工作最少25元费用。25元花完之后，假如没有结果，由你决定继续10元一天去找，还是结案。” 
　　盲人解开上衣扣，把皮带打开。 
　　“这是干什么？”白莎问：“跳脱衣舞？” 
　　“拿我的钱带。”他解释。 
　　白莎看着他用大拇指和两个手指伸进绑在腰上，装得很肥的钱带里去。他捞出厚厚一卷挂在一起的钞票，自最外面剥下一张递给白莎：“你找零钱给我好了。”他说。“我不要收据。” 
　　那是一张百元大钞。 
　　“你有小额的钞票吗？”白莎问。 
　　盲人简短地回答；”没有。” 
　　白莎打开皮包，拿出一个钥匙，打开一只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只钢皮的现金箱，从头颈上拿出一个钥匙把它打开，数了7张10元面额、一张5元面额的钞票出来。 
　　“我们的报告怎么送给你？”她问。 
　　“我只要口头报告。”他说：“反正我也不会看报告，有结果时走到银行大厦来，靠近点，轻轻告诉我，不要被别人听到就可以，你可以假装在选领带。” 
　　“可以。”白莎说。 
　　盲人拿起手杖，肩椅子中站起来，用杖尖探路走向办公室门口。突然他又停住，转身说：“我已经是半退休了、气候不好的时候，我不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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