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秋天，就选拔出一批男女共青团员归游击队司令部在敌后调遣，刘波芙·谢夫卓娃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快要念完军医医士训练班，已经准备上前线了，但是却把她调到也设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
　　按照游击队司令部的指示，她把这事瞒过了亲人和同学，她告诉大家，并且写信回家，说她继续在军医医士训练班学习。她的生活现在笼罩着神秘的气氛，这情况正合刘勃卡的心意。她是“女演员刘勃卡，像狐狸般狡猾”，她一向都在演戏。
　　当她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的时候，她是医生。她这个白白胖胖、蓝眼睛、小脸蛋上有两个小酒窝的小女孩，把所有的玩具都扔到窗外，单提着一只装着绷带、纱布、消毒棉花的红十字提包到处走来走去。她要给自己的父母，给所有认识的大人和孩子，给所有的狗和猫都绑上绷带。
　　一个比她大的男孩赤着脚从栅栏上跳下来，被碎酒瓶的玻璃扎破了脚底板。那男孩是远处人家的，刘勃卡不认识他，家里没有大人可以帮助他，可是六岁的刘勃卡却给他洗了脚，擦上碘酒，包扎起来。那男孩叫谢辽查①，姓列瓦肖夫。但是他对刘勃卡并不感兴趣，也不表示感谢。从此他就不再在她们家的院子里出现，因为他一般是瞧不起女孩子的。
　　她上学以后，学习起来很容易领会，很快活，好像她不是真的在上学，而是在扮演女学生。这时她已经不愿意做医生、教员或是工程师了，她要做家庭主妇，她在家无论干什么，——擦地板或是包汤团，——似乎总比妈妈做得巧，做得更带劲。但是，她也希望做恰巴耶夫②，正是要做恰巴耶夫，而不愿意做女机枪手安卡③，因为她也瞧不起女孩子。她用烧焦的木塞给自己画上恰巴耶夫式的口髭，跟男孩子打架，非打赢不肯罢休。等她稍微长大一些，她又爱上了舞蹈：俄罗斯的和外国的交际舞，还有乌克兰的和高加索的民间舞蹈。而且她还发现她有一副好嗓子，所以现在已经很清楚，她将要做一个演员。她开始在各个俱乐部和公园的露天下表演；战争爆发之后，她就特别乐意为军人表演。但是她完全不是个演员，她只是在扮演演员，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干哪一行最相宜。她心里仿佛老有什么五光十色的东西在幻变、在闪耀、在歌唱，有时又突然像火焰般的猛烈燃烧。有一股活力不让她安宁；对荣誉的渴望和要自我牺牲的强烈的力量苦恼着她。她那股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稚气的、淘气的、强烈的幸福之感，不断号召她前进和提高，使她永远向往新的东西，永远有所追求。现在她梦想在前线建立功勋：她希望做一个飞行员，最起码也得做一个军医医士，——但是结果，她却要在敌后做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兼侦察员，当然，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事。
　　非常滑稽而又奇怪的是：在克拉斯诺顿的共青团员里面，派来和她一同进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的偏偏就是她小时候给包扎过而当时非常瞧不起她的那个谢辽查·列瓦肖夫。现在她可有机会向他报复了，因为他马上就爱上了她，而她呢，当然不爱他，尽管他的嘴巴和耳朵都生得很好看，而且一般说来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他根本不会向女性献殷勤。他只会扛着宽阔的肩膀一声不响地坐在她面前，带着温顺的表情望着她，她却可以随意取笑他、折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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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谢辽查是谢尔格的小名。
　　②③　恰巴耶夫（1887—1919），苏联国内战争英雄。根据他的经历，苏联作家富曼诺夫（1891—1926）写成小说《恰巴耶夫》。安卡是这部小说中的人物。
　　她在训练班学习期间，学员中常常有人不再来上课。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提前毕业了，被派到德国人的后方去了。
　　这是一个闷热的五月的夜晚；浴着月光的市立公园似乎闷热得无精打采，槐树开着花，花香醉人。刘勃卡一向喜欢周围总有一大群人，她老要拖着谢尔格去看电影或是逛列宁大街。可是他说：
　　“你看，这儿多么美。你还嫌不好吗？”在林荫道的朦胧之中，他的眼睛带着神秘的力量闪烁着。
　　他们在公园里兜了一圈又一圈，刘勃卡非常讨厌谢尔格的沉默寡言，讨厌他没有照她的意思去做。
　　可是这时候忽然有一群男女青年嘻嘻哈哈地闯进市立公园。其中有一个是训练班里的伏罗希洛夫格勒人鲍尔卡·杜宾斯基。他对刘勃卡也不无好感，总是用他那一套“从电车运行的观点来看”的废话来逗她发笑。
　　她叫道：
　　“鲍尔卡！”
　　他一下子听出是她的声音，就跑到她和谢尔格跟前，马上滔滔不断地讲起来，使人无法叫他住嘴。
　　“跟你一块的是些什么人？”刘勃卡问。
　　“是我们印刷所里的。要不要介绍一下？”
　　“当然！”刘勃卡说。
　　他们立刻就认识了，刘勃卡要把大伙都拖去逛列宁大街。可是谢尔格说他不能去。刘勃卡以为他生气了，为了煞煞他的骄气，她故意挽住鲍尔卡·杜宾斯基的胳臂，四条腿歪歪斜斜地一同跑出公园，只见她的衣服在树丛里一闪而过。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她在宿舍里没有看到谢尔格。上课、午餐、晚餐的时候他都没有来。要打听他到哪里去了一定也是白搭。
　　当然，她完全没有想到昨天在市立公园里的一幕——“想它干什么！”但是到晚上她突然想起家来，想起了父母，她觉得她永远看不到他们了。她静静地躺在宿舍里的床上，和她同屋的还有五个女同学。她们都睡了。灯火管制用的黑窗幔已经拉开，月光如水，汹涌澎湃地闯进最近的开着的窗户，刘勃卡感到无限忧伤。
　　可是第二天，谢尔格就永远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仿佛压根没有过他这个人似的。
　　七月六日，训练班主任把刘勃卡唤去，告诉她前线战事不利，训练班要撤退，刘勃卡要留下由州游击队司令部指挥；让她先回到克拉斯诺顿家里去待命。如果德国人来了，她的行动应该不要引起怀疑。另外还给了她一个在石滩城的地址，她在离开之前应该到那边去认识一下女主人。
　　刘勃卡到石滩城去了一次，认识了女主人。然后她理好自己的手提箱，到最近的十字路口去“表决”①，第一辆要路过克拉斯诺顿的卡车就载走了这个大胆的、浅色头发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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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表决时要举手，这里指举手招呼汽车停车，以便搭车。
　　瓦尔柯和旅伴们分手后，在草原上躺了一整天，等到天黑才穿过峡谷走到“上海”的边上，再顺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和偏僻的小巷偷偷走到新一号井区。他非常熟悉他在里面长大的这个城市。
　　他怕谢夫卓夫家住着德国人，因此从后面偷偷地翻过栅栏，钻进院子，躲在边屋旁边，希望会有人到院子里来。他这样站了很久，已经等得焦急起来。最后，通外面的门砰的一响，一个妇人提着水桶悄悄地走过瓦尔柯身旁。他认出是谢夫卓夫的妻子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就迎上前去。
　　“我的老天，这是谁啊！”她悄声说。
　　瓦尔柯把他的已经长满胡茬的黧黑的脸凑到她面前，她才认出了他。
　　“是您吗？……那么他在……”她开始说。要不是夜色昏暗，朦胧的月光难以透过满天灰色的薄雾，瓦尔柯就可以看出，她的脸色已经发白了。
　　“等一下。你要把我的姓忘掉，叫我安德烈叔叔。你家有德国人吗？没有？……那我们进屋去吧。”瓦尔柯沙声说，他想到要告诉她的消息而感到难受。
　　刘勃卡正坐在床上做针线活，看见他进来，就迎着他站起来。这不是瓦尔柯在俱乐部舞台上看惯的那个艳装盛服、穿高跟鞋的刘勃卡，而是简单朴素、家常打扮、穿着廉价的衬衫和短裙、赤着脚的刘勃卡。她的金发随便地垂到颈上和肩上。她眯缝着那双在悬在桌子上空的矿灯照耀下显得是深色的眼睛盯住瓦尔柯，并不感到惊奇。
　　瓦尔柯受不住她的目光，茫然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这里还保留着主人的富裕生活的痕迹。他的目光停留在床头上挂的一张明信片上。这是一张印着希特勒像的明信片。
　　“别把我们往坏里想，瓦尔柯同志。”刘勃卡的母亲说。
　　“安德烈叔叔。”瓦尔柯纠正她。
　　“哦——安德烈叔叔。”她并不带笑地改正过来。
　　刘勃卡神色自若地回过头去看看印着希特勒像的明信片，轻蔑地耸耸肩。
　　“那是德国军官挂的，”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解释道，“一直有两个德国军官住在我们这里，昨天他们才到新切尔卡斯克去了。他们一进来，就对她说：‘俄国姑娘，美丽，美丽，金发女郎。’他们嘻嘻哈哈，老是把巧克力啦、饼干啦送给她。我一看，这鬼丫头收是收下了，可是却拿起架子来，顶撞他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又侮辱他们，——你瞧，她居然有这一手！”母亲说，她对女儿的态度是含有慈爱的责备，对瓦尔柯是抱着完全的信任，相信他一切都会了解。“我对她说：‘别玩火啊。’可是她对我说：‘需要这样做。’她还来个需要这样做——她居然有这一手！”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又说了一遍。“所以您可以想象，瓦尔柯同志……”
　　“安德烈叔叔。”瓦尔柯又纠正她。
　　“安德烈叔叔……她不让我对他们说我是她母亲，叫我装做她的女管家，她说她自己是个演员。她说：‘我的父母是企业家，拥有过矿山，苏维埃政权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你看，她居然想出这样的点子！”
　　“是的，亏她想得出。”瓦尔柯冷静地说，一面注视着刘勃卡，她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针线活，似笑非笑地望着安德烈叔叔。
　　“睡在这张床上的军官，——这是她的床，不过那时候我跟她睡在那个房间里，——忽然去翻自己的箱子，我以为他大概是要拿衬衣，”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接下去说，“哪知道他拿出了这张画像，就钉在墙上。她呢，——您简直不能想象，瓦尔柯同志，——一直走到画像跟前，上去一把就把画像扯下来！她说：‘这是我的床，不是你的，我不要希特勒挂在我床头上。’我想这一来他可要把她打死了，可是他却抓住她的手把它扭过来，夺过画像，又去钉在墙上。另外一个军官也在这里。他们哈哈大笑，笑得玻璃都震得直响，他们说：‘哎哟哟，俄国姑娘真厉害！……’我一看，她气得满脸通红，捏紧拳头，——我差点被她吓死了。是的，要不就是他们实在喜欢她，要不他们就是最笨的大笨蛋，他们只是站着，哈哈大笑着。可是她却跺着脚嚷着：‘你们的希特勒是混蛋、吸血鬼，他只配被扔到毛坑里淹死！’她还说了些这一类的话，说实在的，我以为他一定就要拔出手枪来给她一枪……可是等他们走后，希特勒的像她却不让我取下来，她说：
　　‘让它挂着吧，需要这样……’”
　　刘勃卡的母亲年纪还不太大，但是像许多年轻时难产过的普通妇女，上了年纪后往往如此，她的腰和臀部都胖得不像样，脚脖子也是肿的。她小声把这个故事源源本本地告诉了瓦尔柯，同时老是用询问的、胆怯的、甚至是恳求的目光望着他，而他总是避免同她的目光相遇。她不住地说着，仿佛在拖延时间，让他晚些对她说出她怕听的话。但是现在她把话讲完了，她激动而又害怕地怀着期待望了望瓦尔柯。
　　“也许，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您还有您丈夫的衣服吧，要普通一点的，”瓦尔柯沙声说，“我穿着这样的上装和马裤，再穿着便鞋，不太合适——一眼就看得出是个负责的人。”他苦笑了一声，说。
　　他的声调使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听了脸色又苍白起来，刘勃卡拿着针线活的手也垂下了。
　　“他怎么样了？”母亲问道，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
　　“叶芙洛西妮亚·术龙诺芙娜，还有你，刘巴，”瓦尔柯说的声音很轻，但是很坚定。“我没有料到，命中注定会让我带着不幸的消息来见你们，但是我不愿意欺骗你们，我又没有话可以安慰你们。您的丈夫和你刘巴的父亲，我最要好的好朋友，葛利高利·伊里奇死了，被这些该死的刽子手向和平居民投下的炸弹炸死了……我们的人会永远怀念他的！……”
　　母亲并没有惊呼，她把裹在头上的头巾的一角按住眼睛，轻声啜泣起来。刘勃卡的脸却变得像白纸一般，仿佛愣住了。她呆呆地站了一会，突然，她的身子好像折断了似的，人一下昏倒在地上。
　　瓦尔柯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
　　照刘勃卡的性格，他等待着她的悲痛的发泄，以为她会痛哭流涕，免得憋在心里。但是刘勃卡却僵卧在床上，一声不吭，脸色惨白、死板，在她的大嘴的下垂的嘴角上露出了跟母亲一样的痛苦的皱纹。
　　母亲像普通的俄罗斯妇女那样，她的哀痛表现得自然、平静、朴实、真诚。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她用头巾的角擦眼泪，或是用手擦掉它，如果泪水流到她的嘴唇上和下巴上，她就用手掌去擦。正因为她的哀痛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她还是像平时一样尽着女主人待客的本分。她倒水给瓦尔柯洗脸，为他点了一盏油灯，从箱子里取出丈夫平时在家穿的一件旧衬衫、一件上装和一条裤子。
　　瓦尔柯拿了油灯，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换衣服。这些衣服他穿着都略嫌瘦小，但是他穿上这套衣服觉得比较自在：现在他的样子已经像个工匠了。
　　他开始对她们详细讲述葛利高利·伊里奇·谢夫卓夫遇难的经过。因为他知道，不管这些详情是多么令人悲痛，但是现在只有它们才能使亲人在痛苦中得到几分残酷而又难受的安慰。他自己虽然十分激动和担忧，他还是吃了很久，吃得很多，还喝了一瓶酒。他已经有一整天没有吃东西，非常疲倦，但他还是把刘勃卡从床上扶起来，跟她谈正经事。
　　他们走到隔壁房间里。
　　“我一眼就看得出，是我们的人叫你留在这里做工作的，”他说。刘勃卡听了把身子一缩，脸上也变了色，但他假装没有察觉这些。“别忙，”他看她试图反驳他，就举起一只大手说，“是谁叫你留下来，要你做什么工作，这些我都不问你，你也不必向我承认或是否认。我只请你帮我的忙……我对你也有用。”
　　他请她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过一昼夜，然后给他跟康德拉多维奇，就是跟他们一起炸毁新一号井的那个人，取得联系。
　　刘勃卡惊奇地望着瓦尔柯黧黑的脸。她一向知道，这是个聪明杰出的人物。虽然他以平等的态度和她父亲做朋友，可是她总觉得，这个人是高高在上的，而她刘勃卡却是渺小的。
　　现在，她被他的洞察力吓住了。
　　她把瓦尔柯安顿在邻家柴房阁楼上的干草堆里。邻人在柴房里养过羊，但是他们疏散了，羊也被德国人吃了。瓦尔柯就在那里熟睡了。
　　剩下了母女二人，她们在母亲的床上差不多哭到天亮。
　　母亲哭的是，她的一生，一个女人的一生，从年轻时就跟葛利高利·伊里奇结合在一起的一生，已经完了。现在她回顾着她的这一生，起初她在察里津①做女仆，谢夫卓夫是伏尔加河轮船上的年轻水手。他们总是利用轮船装货的时间在浴着阳光的码头上或是在市立公园里见面。他们婚后的初期，生活非常艰苦，谢夫卓夫还没有找到职业。后来他们搬到顿巴斯这里来，起初生活也不容易，但是后来葛利高利·伊里奇步步上升，报上开始登载他的事迹。他们分到了这套三居室的住宅，家里也富裕起来了，他们很高兴他们的刘勃卡能像公主那样长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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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察里津是斯大林格勒的旧称，一九六一年改称伏尔加格勒。
　　现在这一切都完了。谢夫卓夫已经不在人世，而她们这两个孤苦无靠的女人，一老一少，却留在德国人手里。于是眼泪便自然而然地从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的眼中流出来。
　　这时候，刘勃卡却老是神秘地、亲热地低声安慰她：
　　“别哭，妈妈，亲爱的，现在我已经有了技术。等我们赶走了德国人，战争结束之后，我就到无线电台去工作，我要成为一个出名的无线电报务员，他们会派我做台长。我知道你怕吵，你就跟我住在电台的宿舍里。那边总是非常安静，四周都有隔音装置，一点儿声音都透不进来，人也不多。我们的小家庭可以弄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就是我们俩住在一块。在电台旁边的小院子里，我要铺上草皮，等我们攒一点钱，我就搭个鸡栏养小鸡，你可以养莱亨鸡和越南南部的大肥鸡。”她眯着眼睛，搂住母亲的脖子悄悄地低语着，她的指甲纤细的白嫩的小手在黑暗中看不见地做着手势。
　　这时外面有人轻轻地用手指敲窗。母女二人同时听到这声音，她们松了手，停止哭泣，凝神倾听了一下。
　　“会不会是德国人？”母亲温顺地低声问。
　　但是刘勃卡知道德国人不会这样敲。她光着脚跑到窗前，微微掀起用来遮窗的被子的一角。月亮已经下去了，但她从黑屋子里能够辨别出庭园里有三个人影：靠窗口是一个男的，稍远一些是两个女的。
　　“你们要什么？”她隔着窗高声问道。
　　那个男的把脸贴近玻璃。刘勃卡认出了这张脸。仿佛有一股热浪涌到她的喉头。现在，在这样的时候，在生活最艰苦的时刻，他来得是多么及时啊！……
　　她不记得她是怎么从房间里跑出去的，好像有一阵风把她刮下了台阶：她怀着满腔的感激和悲戚，用她的灵活有力的胳臂一把搂住青年的脖子，把她的泪痕纵横的脸和在母亲的搂抱中变得热烘烘的整个半裸的身体紧贴着他。
　　“快……快……”刘勃卡说，她挣脱出他的拥抱，拉着他的手走上台阶。接着她想起了他的旅伴。“跟你一起来的是谁？”她问，一面仔细瞧着两个姑娘。“奥丽雅①！妮娜！……我亲爱的！……”她用有力的胳膊把她们俩一齐搂住，使她们的头靠近自己的头，热情地轮流吻她们的脸。“这里来，这里来……快……”刘勃卡狂热地低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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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奥丽雅是奥尔迦的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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