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庆柯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计划处主任，年纪还不老，大约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的确是革命前在消费税务局里干差事的一个小官吏的儿子，的确从来“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按他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个经济工程师，他一生都在各个经济部门里做经济计划师。
　　他在擢升的梯子上，说不上是步步高升，不过也不是老在一个地方不动。可以说，他不是一层一层地上升，而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但他对于他在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总是不满足。
　　他不满足，并非因为，警如说，他的勤劳的天性、他的精力和知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使他未能从生活中获得他理应获得的东西。他不满足，是因为他未能不花一点劳动、精力和知识而坐享种种生活享受。至于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舒服的，这他在旧时代，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亲眼目睹过；而现在呢，他却喜欢从书本里阅读有关这一方面的东西——有关旧时代或是国外生活的东西。
　　不能说，他想做一个富得像神话里的富翁、大企业家、大商人或是大银行家，——这也需要他操心劳神：无休无止的竞争、对手、罢工，还有什么该死的危机！但是世界上不是也有稳当的收入吗，——一种什么地租或是一个清闲而受尊敬的差事，拿一笔高薪，——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只是“我们这里没有”罢了。“我们这里”生活的整个发展向斯塔庆柯表明：他的年龄虽在增加，可是他离他生活的理想却越来越远。因此他憎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但是，斯塔庆柯虽然对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命运不满，他却从来不曾采取过什么手段去改变它们，因为他谨小慎微，事事害怕。他甚至不敢肆意饶舌，他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聊闲天的人，谈话范围从不越出谁的酒量大小以及谁跟谁同居。不管跟他关系亲疏远近，他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但是他喜欢笼统地谈谈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啦，商业部门里缺乏个人主动性啦、青年工程师受的教育“今不如昔”啦、饭店和浴室的服务态度生硬啦等等。他从不对任何事物表示惊奇，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是有人讲到盗用巨额公款、神秘的谋杀案或是家庭纠纷，斯塔庆柯就这样说：
　　“我个人并不感到惊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您知道，我曾和一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很有教养，而且，已经结了婚，可是，她居然偷我的东西……”
　　像大多数人一样，他的衣着、家里的陈设和一切盥洗用具都是国产品，都是用本国原料制造的。在同出过国的工程师们往来的时候，斯塔庆柯喜欢在杯酒之间有些老实又有些狡猾地强调这一点。
　　“是咱们苏联的！”他用那胖胖的、但是和他的臃肿的体格相形之下显得特别小的胖手拉着他的条子上装的袖口说。
　　旁人也弄不明白，他这样说是表示自豪呢，还是在指摘。
　　但是他在内心里对同伴们的外国货领带和牙刷却万分羡慕，以致他整个深红色的秃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这小玩意可爱极了！”他说。“真是难以想象，打火机、小折刀、香水喷，都在一块！不，咱们怎么也做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位公民说道，而他的国家却是一个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农妇开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集体农庄的田地里干活的国家。
　　他称赞外国电影，虽然他并没有看过。他可以一天几次、每次花上几小时去翻阅外国杂志，不是公司里偶然弄来的矿业经济方面的杂志，——他对这种杂志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懂外文，而且也不想学，——而是同事们有时带回来的那些时装杂志，总之是里面有许多服装优雅的女人和尽可能袒胸露臂的女人的那种杂志。
　　但是在他的这些言谈、趣味、习惯和嗜好之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使他跟别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有许许多多在兴趣、工作、思想和爱憎方面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斯塔庆柯的交谈中，在某种场合也流露出和他相似的趣味或看法，但是他们却不去想这些趣味或看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占着第十位还是末位，也许只是占一个偶然的位置，可是在斯塔庆柯的生活中这些趣味或看法却是他整个本性的流露。
　　他这个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脸和秃头都是深红色，说话用的是又轻又低的胸音、一双小眼睛像老酒鬼那样通红、与人无忤而又庄重得体、不露声色的人，也许会这样活下去，也许会活到老死也交不到一个好朋友，但是在他所憎恶的白天和夜晚的办公时间里，在他担任常委的工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喝酒和打牌时，却受到一致的接待，并且不管他个人愿望如何，在职务上慢慢地一级一级地升上去。他也许会这样活下去，如果……
　　斯塔庆柯一开头就很清楚，他这个不露声色的人所生活的国家是抵挡不住德国的。这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两国资源的情况，也不是因为他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这二者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而是因为这个不符合他生活理想的国家是抵挡不住照他看来是完全符合他生活理想的那个国家的。早在六月的那个星期天，当斯塔庆柯听到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①的时候，他已经在内心感到某种不安，一种在必须乔迁之前所产生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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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当时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所作关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的广播演说。
　　每次传来红军放弃一些城市、离国境愈来愈远的消息时，他也越来越明白乔迁是势在必行了。基辅被占领的那一天，斯塔庆柯似乎已经走上了通往新居之路，而且胸怀宏图，决心将它好好安排和布置一番。
　　所以到德军开进克拉斯诺顿的那一刻为止，斯塔庆柯在精神上大致也经历了拿破仑逃出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所走过的同样的路程。
　　斯塔庆柯去进谒冯·文采尔将军的时候，先后受到哨兵和勤务兵的长时间的粗暴的阻拦。该他倒楣，正巧从屋子里走出了维拉外婆。斯塔庆柯一向非常怕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连忙脱帽向外婆低低一鞠躬，装出他只是借道穿过院子从这条街到那一条街上去的样子。外婆并没有发觉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站在庭园门口，总算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个年轻副官。
　　肥胖的斯塔庆柯脱下帽子，连跑带跳地紧跟在德国军官后面。那副官根本对他看也不看，也不去仔细地听他的话，只是用手指向他点点德军卫戍司令部。
　　本城卫戍司令是党卫队冲锋队长斯托倍，他的模样跟斯塔庆柯年轻时候在《田地》①杂志刊登的帝王相会的照片上经常看到的那些中年普鲁士宪兵好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冲锋队长斯托倍的体质是容易中风的类型，两撇花白的口髭都捻得紧紧的，像海马的尾巴一样。他的浮肿的、好像灌满啤酒的脸上布满了密网般的青黄色血管，鼓出的眼睛是混浊不清的玻璃瓶的颜色，分不出眼白和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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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田地》是一八七○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附有插图的周刊，在小资产阶级读者中间发行很广。
　　“您是要到警察队来做事吗？”冲锋队长斯托倍开门见山地嗄声问道。
　　斯塔庆柯难为情地把头一偏，把他那双手指的颜色和形状都像进口罐头小香肠的又短又肥的手紧贴着大腿，说道：
　　“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
　　“去见宪兵站长勃柳克纳上士！”斯托倍不等他说完就嘶哑地叫了一声，接着把眼白和瞳人不分的、颜色很淡的眼睛一瞪，吓得斯塔庆柯从卫戍司令面前踉踉跄跄地倒退到门口。
　　宪兵队设在一所单层的长形兵营里，这里很久没有粉刷，表面已经剥落。这座兵营紧挨着小山，在区执委会下面一些，和俗称“八家宅”的城区中间隔着一片空地。从前的市民警局和区民警队都设在那边，斯塔庆柯在战前因为家里失窃曾经毫无拘束地到这里来过几次。
　　斯塔庆柯由一个持枪的德国兵陪着，走进他熟悉的昏暗的走廊，他突然吓得向后一缩，因为他差一点同一个身材很高、比他高出半截的人撞个满怀。他抬起眼睛一看，认出这个戴老式鸭舌帽的人就是克拉斯诺顿著名的矿工伊格纳特·福明。福明没有人陪。他穿着擦得雪亮的靴子，身上的衣服跟斯塔庆柯的同样体面。这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眨眨眼就公开了，仿佛互不相识。
　　宪兵队办公室从前是克拉斯诺顿民警队队长的办公室。在接待室里，斯塔庆柯迎面看见面包厂的发货员舒尔卡·雷班德，他的黧黑的、头骨突露的小脑袋上戴着斯塔庆柯非常熟悉的红顶的库班黑皮帽。全城的人都认识这个德国侨民舒尔卡·雷班德，因为他给各个机关的食堂、市消费合作社的面包摊和面包店分发面包。除了“舒尔卡·雷班德”之外，没有人叫他别的名字。
　　“瓦西里·伊拉利翁诺维奇！……”舒尔卡·雷班德暗暗吃惊地说，但是，他看到斯塔庆柯背后的兵士，就把话咽了下去。
　　斯塔庆柯把秃头略微向前一歪，说道：
　　“啊，雷班德先生！我要来……”他接着说的不是“服务”，而是“效劳”。
　　雷班德先生踮起脚尖，放慢脚步，然后门也不敲就钻进了站长办公室。显然，舒尔卡·雷班德现在是“新秩序”——
　　秩序①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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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为德语。
　　他在里面待了很久。后来接待室里听到长官唤人的铃声，一个德国文书拉直身上鼠皮色的制服，把斯塔庆柯带进办公室。
　　勃柳克纳上士实际上并不是一般的上士，而是宪兵队的骑兵军士。而且这里实际上也不是宪兵队，而是克拉斯诺顿的宪兵站。这一区的宪兵队设在罗文基城。不过勃柳克纳上士不仅仅是骑兵军士，而且是宪兵队的骑兵上士。
　　斯塔庆柯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并不是坐着，而是背着手站着。他个子很高，不很肥胖，但是圆滚滚的肚子下垂着。他眼睛下面浮肿，柔软多皱，颜色发暗，如果仔细研究它的起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勃柳克纳宪兵站长起床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站着而不是坐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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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他患有痔疮或别的病。
　　“按我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经验，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斯塔庆柯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把紧并在一起的小香肠似的手指贴在条纹裤上，说道。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回过头来对着雷班德，嫌恶地用德语说道：
　　“告诉他，我受元首的委托，任命他为市长。”
　　就在那一秒钟里，斯塔庆柯已经在设想，他认识的人里面，有哪些以前不理睬他、或是对他没规没矩的人，现在要仰他的鼻息了。于是他低低地垂下立刻渗出汗珠的秃头。他觉得他是在大大地对勃柳克纳宪兵站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其实他只是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和鞠着躬。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掀起制服下摆，露出被裤子紧裹着的、下垂的、像西瓜一样滚圆的肚子，从衣袋里掏出金烟匣。他取出一支烟，用覆着黄色皱皮的大手准确地把香烟直接插到嘴里。他想了一下，又从烟匣里取出一支烟递给斯塔庆柯。
　　斯塔庆柯不敢拒绝。
　　然后，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望也不望，就在桌上摸到一包狭长的、开过封的巧克力，仍旧望也不望，掰下联在一起的几小方块，一声不响地递给斯塔庆柯。
　　“这不是普通所谓的人，而是理想的化身。”斯塔庆柯后来常对妻子说。
　　雷班德陪斯塔庆柯去见上士的副手巴尔德先生。巴尔德先生只是个普通的骑兵军士，他的体格、举止态度、甚至连那又轻又低的胸音都酷似斯塔庆柯，要是斯塔庆柯穿上德国制服，他们两个就叫人难以区分了。斯塔庆柯从他那里接到关于组织市政府的指示，弄清了“新秩序”——秩序①下面的全部政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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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为德语。
　　按这个机构来说，以市长为首的克拉斯诺顿市政府只不过是德国宪兵站办公室下面的一个科。
　　这样，斯塔庆柯就成了市长。
　　而现在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和柯里亚舅舅却面对面站着，摊开双手说：
　　“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那天晚上，舒尔迦和康德拉多维奇分手之后，他除了到“上海”去找福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根据外表的特征来看，福明给他的印象很好，——现在舒尔迦也只能根据外表来构成第一个印象了。舒尔迦高兴的是，当他说出暗号的时候，福明并没有露出激动和过分的匆忙，只是仔细把他打量了一眼，朝四下一望，然后让他走进上房，这才说出对答的暗号。福明非常沉默寡言，什么话都不问，只是注意地听着，对一切吩咐都回答：“会办好的。”还有一点使舒尔迦看了高兴的是，福明连在家里也穿着上装和背心，打着领带，挂着有金链的表——他认为这些都是一个在苏维埃时代培养出来的有教养、有知识的工人的特征。
　　有几件小事虽然没有使舒尔迦不快，——这些事是那么微不足道，所以不能使他明确地表示态度，——但他总觉得有些叫人不舒服。福明的老婆是一个浑身是肉、身强力壮的妇女，一双狭小的斜眼离得很宽，笑起来露出一口稀疏的大黄牙，使人看了很不愉快；他觉得，从他们认识的最初一刻起，她对他舒尔迦似乎就有些过分地阿谀和逢迎。就在当晚，他还无意中发觉，福明（舒尔迦已经马上称他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了）有点吝啬：舒尔迦老老实实地说，他饿得要命，可是福明说，在食品方面，他们大概会有些紧张。以他们那样的富裕，他们的确不能说是好好地款待了他。但是舒尔迦看他们吃的跟他一样，心里就暗想，他是不可能知道他们私生活的一切情况的。
　　这些细节并不能破坏福明给舒尔迦的总的好印象。可是，哪怕舒尔迦不加任何选择、纯粹是偶然碰到的世界上最坏最坏的坏蛋，也要比福明好一些。因为在克拉斯诺顿的全体居民里面，福明是个最可怕的人，他之所以可怕，特别因为他早就不是人一九三○年以前，伊格纳特·福明（那时他根本不叫伊格纳特·福明）在他的故乡沃罗涅什州的奥斯特罗果日斯克区，是一个出名的最有钱有势的人。他用本人的名义和通过别人出面的方法，占有三座庄园和两个面粉厂，还拥有两架马拉收割机、大批耕犁、两架簸谷机、一架脱粒机、十来匹马、六头牛、一座占地几俄亩①的果园、一个有一百箱蜜蜂的养蜂场，除了经常给他干活的四个雇农以外，他还能逐渐使用好几个乡的农民的劳力，因为在这几个乡里有许多人在物质上都要依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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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俄亩合一·○九二公顷，约合十六市亩。
　　伊格纳特·福明在革命前也很富有，但是更富有的是他的两个哥哥，特别是继承父亲产业的大哥。伊格纳特·福明最小，在一九一四年大战前结了婚，父亲就分了一笔财产给他，让他独立门户，所以他很生父亲的气。但是革命后，福明从德国前线回来，就非常巧妙地利用自己表面的贫穷，装做是一个受旧政权欺侮的人，他说自己不仅没有财产，赞成革命，而且对革命的敌人决不宽恕，他就以这样的身分混进村里从贫农委员会起的各种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社会机构。福明利用这些政权机关，再抓住他两个哥哥也像他一样确实是富有而且憎恨苏维埃政权的事实，使大哥和二哥先后遭到审讯和流放，然后侵占了他们的财产，撵走他们的家属，让她们拖儿带女去讨饭度日。他毫不可怜这些幼小的孩子，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而且也不会有孩子。这样，在区里他就恢复了原状。在一九三○年以前，他虽然拥有这些财富，政府机关的好多代表却认为他是苏维埃土地上的特殊现象——
　　富有，但又完全是自己人，就是所谓开明老板。
　　但是他势力所及的那几个乡的农民都知道，这是一个残忍无比的吸血富农，十分可怕。所以当一九三○年集体农庄开始建立，人民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剥夺富农的财产的时候，当时还用自己原来姓名的福明也遭到了人民复仇的浪涛的冲击。福明被剥夺掉一切，被判放逐到北方，但是地方当局看他是个有名的人，而且似乎很老实，在放逐以前并没有把他拘禁起来。福明便靠看妻子的帮助，在一个夜晚打死了村苏维埃主席和村支书，——在那些日子里，主席和支书都不住在自己家里，而是住在村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在福明窥伺他们的这天夜里，他们出去做客，喝得酩酊大醉地回来。福明打死了他们，带着老婆先逃到李斯基，然后再逃到顿河罗斯托夫，他在那边有可靠的自己人。
　　到了罗斯托夫，他买了几张有铁路工厂工人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福明名字的证件，这些证件上表扬他是一个有功的工人。他给他老婆也弄到了适当的证件。这样，他就在顿巴斯出现了，因为他知道那边人手非常缺，不会追究他的来历。
　　他坚信他迟早总会等到出头的日子，可是他暂时给自己规定了一条明确的行动方针。首先他知道他得好好地劳动：第一，因为这样有利于他隐瞒身分；第二，凭他那套熟练的技术和本领，好好地劳动可以使他得到富裕的生活；第三，因为他过去尽管非常富有，他还是养成了劳动的习惯。此外，他拿定主意不要表现得太突出，不要参加社会活动，对上级要顺从，还有，千万不要批评任何人。
　　久而久之，这个隐姓埋名的人就成了一个受当局重视的人，他们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勤恳诚实的工人，而且非常谦虚，纪律性很强。他有足够的自制力毫不改变他的这条行动方针，甚至到德军逼近伏罗希洛夫格勒时还是如此。但是他毫不怀疑德国人一定会到来。只有在别人问他，如果德国人来了，他肯不肯把他的房子让地下组织使用的时候，他才突然被那样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情和可以复仇的喜悦所控制，险些露出了马脚。
　　就连舒尔迦非常欢喜的这件事，——福明在家里也穿着上装、打着领带、带着怀表，——也并不是因为福明十分注意整洁（他平时虽然也像所有的工人一样，穿得干干净净，但是只穿普通的家常便服），而是因为他时刻在等待德国人来临，为了博得德国人的欢心，就从箱子里取出了他最好的行头。
　　在斯塔庆柯先去晋见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再去见巴尔德副宪兵站长的时候，舒尔迦就躺在那个营房里另外半边的一间又小又暗的单人牢房里，他遭到毒打，浑身是血。
　　营房的这一半是几间禁闭室，当中有一条窄走廊，通向民警局办公室的走廊。在过去，这半边是克拉斯诺顿唯一的拘留所。
　　“新秩序”，秩序①，就在于：拘留所的几个单人牢房和普通牢房里现在都挤满了男女老少。这里面有城里人和来自哥萨克村镇的人，他们因为被怀疑为苏维埃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遭拘捕；有人因为言语或行动侮辱了德国的荣誉，有人因为隐瞒自己的犹太血统，有人因为没有证件，或是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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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为德语。
　　几乎不给这些人吃的，不但不让放风，连大小便也不准出来。牢房里恶臭难闻，营房里早已霉烂的旧地板上污秽不堪，浸透了尿和血。
　　不管所有的牢房是怎么挤，马特维·舒尔迦或是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他被捕时用的名字——仍旧被单独关着。
　　在被捕的时候，他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抵抗，他力大无比，使德国人很久制服不了他。后来，到了监狱里，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巴尔德副宪兵站长、逮捕他的党卫队分队长芬庞、“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和德国“警察”福明都打过他，他们希望趁他神志没有清醒以前就立刻摧毁他的意志。但是如果在正常状态下都不能从舒尔迦那里探出一点口风，那么，当他处在残酷的斗争中，就更不可能从他那里探听出什么来了。
　　他是那样地强壮，即使现在到了遍体鳞伤和浑身血污的地步，他躺着也不是因为筋疲力尽，而是强迫自己躺着休息一下。假如他再被带去审讯，他一定还能全力以赴地去斗争。他的脸火辣辣地发痛，一只眼睛被打出血，肿了起来。一支胳臂被芬庞分队长用铁棒在手腕上部打了一下，万分疼痛。舒尔迦一想到德国人在什么地方也同样折磨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由于他舒尔迦的缘故折磨着他们，可是他却毫无指望去搭救他们，他的心都要碎了。
　　但是比肉体痛苦和这种精神折磨使他更感痛苦的是，他想到自己没有履行职责就落进了敌人的魔掌，而且还是咎由自取。
　　在他的处境下，他似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为自己开脱，说他的失败并不怨他，而是因为别人把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给了他，——这种想法仅仅在他刚刚被捕的时候钻进过他的头脑，但是立刻就被他抛开了，认为这是对弱者的虚假的安慰。
　　凭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他知道任何社会活动的成功都必须依靠许多人，尽管在这些人里面会有人对自己这部分工作执行不力或者甚至会犯错误。但是既然被派到非常的环境中去做非常的工作而又没有把工作做好，那只有精神懦弱的可怜虫才会埋怨这是别人的过错。纯洁的内心的呼声告诉他，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着过去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所以才被选拔出来担任这个非常环境中的非常工作，希望他能运用他的意志、经验和组织才能去克服种种危险、困难、艰苦、障碍，并纠正与这个工作有关的别人的错误。这就是舒尔迦在他的失败中不能埋怨别人也没有埋怨别人的缘故。他意识到他不仅是个人失败了，而且也履行不了自己的职责。这种想法折磨着他的灵魂，比任何别的痛苦都更为可怕、更为痛心。
　　不肯缄默的、正直的内心的声音提醒他，他总有什么地方、什么事情做得不对。他痛苦地一再在自己的脑海里回忆他跟普罗庆柯和刘季柯夫分手后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详情细节，但是他找不出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
　　舒尔迦以前和刘季柯夫根本不认识，可是现在却不断地为他担心，特别是因为交给他们两人的工作能否完成，现在完全要靠刘季柯夫了。但是在可怕的磨难中，在难忍的烦恼中，他的心却更经常地怀念他们共同的领导人和他个人的朋友普罗庆柯，并且问道：
　　“你在哪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你怎么样？你活着吗？你是在打击该死的敌人吗？你能胜过他们吗？你的妙计能超过他们吗？会不会你也像我一样，你的灵魂也在受着煎熬？或是乌鸦已经在草原上啄食你的快乐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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