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近两个世纪中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这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上帝知道还有些什么，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也或多或少都要用一些时间来寻找答案。
　　盛气凌人的历史学字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他们总是以一种居心叵测的蔑视态度来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有用处的东西，在研究人类领域中似乎毫无用武之地。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存在。迄今我们的收获鲜微，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们探索的功夫也不够。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煮一煮，让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取出风毛鳞角的智慧结晶，而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真有点价值。
　　我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诚惶诚恐。这里我暂借科学家的一纸名言，献上历史原理如下。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份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动地脱颖而出。”
　　我举几个反面事例详细论述这个观点。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即使在天堂里也不会。
　　如果是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一夭到晚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冰上的捕海豹洞，那么伦勃朗就绘不出图画，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假如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那他在生物学上就做不出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奴隶，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那他也无法发明电话。
　　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的体魄却不很健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糟糕。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是这样。后来迁居到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差得太远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可吹嘘的，农业落后，在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地区，商业寥寥无几。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土手里，这当然无益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无可厚非，而且人高马大，经商的条件也不错，然而，这个国家却遭受了经济严重不平衡的厄运。一小撮船主把持了全部财富，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这样，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权就落入大富豪之手。穷苦大众连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漠然，最后，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复辙，由于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而化为废墟。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公元五世纪时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奇怪的是，就连这也不是发生在本土上，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我在另一本书中描述了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联系，早在尚无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既通了商，又把亚洲的思想带到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上，这个地方叫以沃尼亚。
　　这时离特洛伊战争还差几百年，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先后建立了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在这些城市周围，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臻于成熟，使文明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有时可以与之并驾齐驱，却从未能超过它们。
　　首先，殖民城市居住了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胆识的人。
　　其次，这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和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
　　第三，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给予广大自由人以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
　　我不提及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只经营商业的国家来说，气候并没有很大关系。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卸舱，只要不是冷得港口结冰，只要城镇没有被水淹没，居民们就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感兴趣。
　　以沃尼亚的天气极为有利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问世之前，知识是靠人们口口相传的，城镇的水泵周围成为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个人——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杀死了家人，并为此而从无人知晓的地方逃到米莱图斯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夏人还是啡尼基人？（用博学多才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是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表明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区区古城在当时是一个多么显赫的世界中心。它的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就象如今的纽约一样），因此人们只是凭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从不过多注意他的家底。
　　这本书不是数学史和哲学手册，因此无需为阐述泰勒斯的思想而多占篇幅了。只需提一下的是，他倾向于对新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风气曾在以沃尼亚盛行，那时罗马还只是远方一条不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小商镇，犹大人还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狼嗥鬼叫的荒原。
　　为了搞清这种发展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城堡的财富以来希腊所发生的变化，当时那些远近闻名的英雄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他们犹如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充满了刺激、角斗、赛跑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竞技，而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埋头于日常工作的话，倒也未尝不愿意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血气方刚的武侠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的态度坦率质朴，就象是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公元前十世纪曾经左右过希睹人的一切，但是他们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和地球上的人并无大区别。地球上的人是何时、何地、怎样与他们的上帝分道扬飚的，此中详情一直是个谜，从未有人搞清楚过。不过，九重之外的上帝对匍匐在地面的臣民所怀有的深情厚谊从未间断过，一直带有亲切的个性色彩，它使希腊的宗教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当然都会知道，宙斯是非常强大的统治者，蓄着长长的胡子，偶尔狂暴地耍起闪电雳雳时，世界就象到了未日一样。尽管孩子们在摇篮里就听别人讲过神灵的故事，可是等他们稍一长大，能够自己读古老的传说了，便开始琢磨起这些可怕神灵的弱点。他们这时看到的神灵是在愉快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出现的化装人物——他们彼此无休无止地恶作剧，参加凡人朋友们的政治争论，由于各支持一方而相互激烈争吵，因此，希腊尘世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宙斯虽然具有人类的弱点，但仍不失为非常伟大的上帝和无比强盛的统治者，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触犯他。不过，他还是“通情达理”的，对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了解得一清二楚，宙斯也确实通情达理，如果掌握的火候得当，还可以疏通他。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幽默感，并不把他本人和他的天国看得太重。
　　也许这并不是对宙斯的最好评价，但这一点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古希腊从未有过条例森严的教规，规定凡人应该把哪些看作真理，哪些看做谬误。由于没有现代概念中的“信条”，以及冷峻的教理和靠绞刑架推行教理的职业教士，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来修改宗教思想和天国的概念。
　　住在奥林匹斯山咫尺之遥的塞萨利人对自己的可敬的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当然要比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差得多，雅典人自以为得到守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便可以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而住在远离通商要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亚人却坚持更为纯朴的信仰，最使他们恼火的就是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宗教这样严肃的事情。福西斯的居民依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只要腰包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就应该去为阿波罗进香。
　　犹太人只信仰一个上帝，这是他们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标志，犹太人当时都聚集在一个城市里，势力日渐强大，终于击败了所有与之匹敌的朝圣地，从而保持了对宗教的垄断近一千年之久，不然要让人们只信奉一个上帝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条件在希腊是不具备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想使自己的城市成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但都失败了。他们的努力只导致了徒劳无功的长年内战。
　　个性这么强的民族肯定会为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做是“幸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是普通读物。从未跨入“圣书”的范围。这两本书讲述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们的冒险经历，人们总喜欢把他们认做是当时希腊人的上一辈祖先。这两本书汇集了不少宗教知识，因为天神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凡人的相互争夺中各助一方，把正经事抛到脑后，只是尽情地欣赏在自己版图上展开的亘古罕见的大拼杀。
　　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纳瓦和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成的，对于这一点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荷马史诗是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漫长的冬夜里，它成为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还可以使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
　　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这座城市充满了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气氛，弥漫着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上散发出来的呛人气味，还点缀着富丽堂皇的东方绸缎，飘荡着饱食终日的人们的欢声笑语，泰勒斯就诞生在这里，在这儿工作，学习，最后告别人世。如果他探索出的结论与其他人的见解存在很大分歧的话，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米莱图斯人一般都知道泰勒斯，就象一般纽约人都久闻爱因斯但的大名一样。如果问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说，爱因斯坦是留着长头发、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家伙，他还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登在星期日的报纸上。
　　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瞬现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至少是大大改变了）六十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但是，这件事并未能引起千百万懒散随和的纽约人的注意，只是在自己喜欢的击球手想推翻万有引力而受到阻碍时，才会想起世界还有数学这门学问。
　　古代历史教科书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是印上“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来敷衍搪塞。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米莱图斯报》上登出这样的大字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何时、何地、怎样超越前人走过的老路，独自开创新的途径的，我也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里，他的智慧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公元前七世纪，人们已经在探索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可供学者随时参考。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
　　埃及建筑师经过精心的计算，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动，预测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为农民提供了日历，使农业劳动规律化。
　　然而，为这些实际问题提供答案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无形的上帝意志的直接表现——上帝掌管着季节、星球和海潮，就象总统的议会议员掌握着农业部、邮电部和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种看法。不过他象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加以讨论。假如海滨的水果贩子遇到日食时，被这怪异的景象吓得匍匐在地上，乞灵于宙斯的名字，那是他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去告诉人们说，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出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会发生日食，米莱图斯城在几分钟内会陷入相对的黑暗。
　　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人们认为，他们停止相互残杀是由于光线不足的缘故。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诸神效仿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创造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胜券能稳操在受他们宠爱的一方手中。
　　泰勒斯达到的境界（这正是他的伟绩所在）就是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不是人们一直想象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结果。在他看来，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者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发生更重大的事，日食也会照样发生。
　　泰勒斯通过科学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世间万物来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从创世纪的时候就与世共存了。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留下的任何亲笔文稿，那时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希腊人从啡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如今他的文稿荡然无存，我们对他的了解全是从他同时人的书中提供的一鳞半爪资料里得到的，这才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略晓一二。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各个角落的人都有接触，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都是商人，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秘密寓于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的谬误一样，贻害无穷。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和居中的，这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在空闲时间耐心地研究人这个难以捉摸的动物，而且是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研究，不是凭先入为主的臆造从事。
　　这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大大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要比不厌其烦地说教、向人们指点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更为有效。
　　他们极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作为限制人们活动的准则。
　　但是，他们以自身的榜样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寄托着一切幸福的灵魂深处的安宁。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以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可以深入到一般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干预的领域里去探险。泰勒斯作为这个新福音的先驱，把才华横溢的一生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他对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部分，并对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夭经地义的事情公开提出的质询，但人们还是容许他躺在床上寿终正寝。即使当时有人让他对自已的异端邪说作出解释，我们如今也无从查考了。
　　一经泰勒斯指明了道路，追随者便蜂涌而至。
　　譬如阿那克萨哥拉，他三十六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当“诡辩家”，还在希腊几座城市里当私人教师。他对天文颇有研究。他在授课时指出，太阳不是常人公认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一千万倍。
　　这个理论并没有招灾惹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胆大妄为而用霹雳打死他。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提出，月球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最后他竟然暗示说，世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寰宇诞生之时起就存在了。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谈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后来的不少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太阳和月亮离地球遥遥千里，一般哲学家并不在乎怎样称呼他们。但是这位教书先生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原始物质中成长起来的，这毫无疑问大过份了。他的断言与天神的故事背道而驰——是天神在大洪水后把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所有的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否认它的无比庄重严肃的真实性会使现存社会的安宁受害匪浅，也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万万使不得。于是，阿那克萨哥拉成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靶子。
　　假如当时是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力量保护一名宣扬不受欢迎的教理的老师，使他免受目不识丁的古雅典农民的愚蠢迫害。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个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了。况且，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正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的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人们借以掀起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一名叫奥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接受了。这条法律要求，“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要立即治罪。”据此，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牢。不过，城市中的开明势力最后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很小一笔罚款就获释出狱了。他迁居到小亚细亚，在那里寿逾古稀，名同皓月，活到公元前四二八年才与世长辞。
　　这件事表明，官方要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徒劳无功。阿那克萨哥拉虽然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遗留给了后世。两个世纪以后，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运用了他的思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础。经过一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以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直接传授给了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他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理论和自己的观察结合起来，写下了许多著作。这些书被及时地运过庇里牛斯山，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和盘接受了书中的观点，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人们眼里就象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判以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承蒙恩准，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出入的学说。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次受害的是普罗塔哥拉，一个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这个地区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已经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向人们宣布说，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的神的存在上，全部精力应该用来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这个观点无疑是击中了要害，肯定会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谈话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个理论问世的时候，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们深受失败和疾病的挫折，已经走投无路了。很明显，这时对上帝的超凡神力提出怀疑，激起上帝的怒火，实在不是时候。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勒令必须改变理论，使它服从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保护他，但此时他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却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他的船触礁了。他可能当场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心狠手辣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青年作家。他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便把个人的怨恨一股脑倾泄在上帝身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郁郁沉思，以至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四处奔走，以亵渎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被判处死刑。可是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虫得到机会逃跑了。他来到科林斯，继续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终因肝火太旺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然如故，谈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窄的程度不亚于后人，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顽固不化的有力佐证。但是今天我们经过详尽无遗的考察之后，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街头演说家的一生很平凡，他有才华，却又招人讨厌，他对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时的老百姓仍然相信天神的存在，苏格拉底便把自已说成是代表上帝的预言家，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却完全可以领悟这一事实：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实际上于审判的结果几乎毫无相关之处。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子女很多，收入菲薄。这孩子没有钱念正规大学，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授一门学科要索取两千块钱的报酬。况且，在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真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的眼里，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慧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对于拯救灵魂毫无用处。
　　这个鼻梁塌陷、衣冠下整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执，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唠叨（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却把谋生看作是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细节）。他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众多的教师中，他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引颈受戮。
　　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做出痛苦而有益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
　　苏格拉底在一生中（他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七十），试图告诉人们，他们正在虚度年华，生活的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了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一味挥霍伟大的上帝赐与的各种恩典，力求使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得到哪怕是几小时的满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因而打破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昔罗塔哥拉教给人们：“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已。”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持同情态度的，都是最鼓舞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他又说：“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汪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遗撼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阐述了错误的论断。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衷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四○三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王国，把贵族赶跑了，苏格拉底也就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这一切，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充当“口头评论家”，成为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上午谈到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无人不知了。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了如指掌。
　　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为通晓上帝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贩子）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给奴隶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苏格拉底只要摈弃辩论、争吵、说教这些可怕陋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永无止境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被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把通向理智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
　　这样，法庭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外，没有别的办法。
　　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期间是不准行刑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安然地呆在地窖里，琢磨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已经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准备离世而去了。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们谈话，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不要把脑筋用在物质世界上，而要多考虑精神世界。
　　接着，他饮下毒鸩，躺在床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的门徒曾一度被势不可挡的公众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避开过去的活动场所为好。
　　可是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了。便又回来，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了。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体力击败智力的大胜仗。不用说，这种状况是好景不长的。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值得记载的话，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一丝的贡献（一些军事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认为，对手的围墙被推倒了，雅典的舰队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但是，雅典人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敏捷的天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象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一样。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使孩子受到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准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为此而受宠若惊。
　　我们现代人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世界里，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丧尽天良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不伦不类的天神，剩下的时间便大吃大喝，饮整桶的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间或还奔赶战场，仅为嗜血的乐趣而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都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他们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抛到脑后，积攒起万贯家私。正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才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但是，这些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因此不可能被推崇为当时文化的化身。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这家伙同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从而发了数以百万计的大财。我们望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会摇头叹息：“太腐败了。”
　　继而，我们坐下来读一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奴仆。然而读了他的书，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交。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品头评足，但是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名符其实的代表，正象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人们追求尽善尽美的生活，这种欲望也不亚于如今的人们。
　　当然，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毋庸置疑。那时的尽善尽美是一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不相干。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把它作为生活中追求的最崇高目的的所谓“野蛮人”，毕竟是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慢慢地发展了一种生活的哲理，并广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我们以为良心纯正，衣食简朴，加上身体健康和收入适足便是知足常乐的最好保障，那么这个哲理我们也不妨予以认可。灵魂的归宿并未能引起那些“野蛮人”的很大兴趣。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有知识的特殊动物，高踞于地球其它生物之上，他们常常谈及上帝，但那只是我们如今经常用“原子”、“电子”、“乙醚”一类同汇一样。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那只是一切尚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代号，就象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作为代号一样，可以含义庞大，也可以微不足道。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而仅次于生活的，便是艺术。
　　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并按照苏格拉底创造推广的分析方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有时他们出于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柏拉图却是古代众多理论家中唯一的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炽爱而鼓吹不宽客的人。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心爱门生，是苏格拉底的文字记载人。
　　他收集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编成对话，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做是《苏格拉底福音书》。
　　他完成这个工作后，便开始对他老师的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进行详尽的解释，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文章。最后他开了许多课，使雅典人公正和正义的主张越过希腊国界，流传四海。
　　在全部活动中，他所表现的全力以赴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媲美。不过，圣徒保罗的一生极为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坐椅，让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他。
　　他的世家出身和可以使他自立的财产使他能够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雅典人，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财产。
　　最后，他具有出众的口才，任何获准聆听他在柏拉图大学授课的人，哪怕只是听过很少几次讲课，都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它方面，柏拉图具有许多当时青年人的特点。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能手，却又从未榜上留名。他和当时的青年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暂短停留，重温了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索伦走过的历程。不过他回国后就没再外出，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宜人花园的阴凉角落里传授他的教义长达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也就因此而得名。
　　柏拉图最初是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缓慢上升，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产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一想法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当他试图把想法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容忍其它任何考虑。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都孕育着许多偏见，那是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充裕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却喜爱与政界周旋，井极为鄙视下层社会的人，以图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分享一下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里，举世闻名的共和国变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学渊博的学者故意要忘记，柏拉图得出结论的背景是与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毫不相同的。
　　譬如，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人。记对祖先们敬仰的神明深恶痛绝，把它们看成是马其顿的乡下佬，俗不可耐。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有关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感耻辱。但随着他走向成年，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里，对家乡各个小公国之间愚蠢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了。他看到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逐步相信，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混乱。于是他坚持认为，他的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定，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服从，否则就判处死刑或监禁和流放。看起来，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其实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个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的世界，躲到了自己臆想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整个希腊半岛日后很快归并为广阔的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难以驾驭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落人征服者的巨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绝灭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书成为智慧的温泉，在他以后，整个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无需经受绞尽脑汁的寒窗之苦，便可以从中获取尽人满意的丰盛的精神食粮。
　　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马其顿的家乡，来到雅典聆听柏拉图的讲课。他毕业后，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三三六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授课学园，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多建一些学园，那时，城邦开始丧失其传统的商业重地的作用。精力旺盛的市民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它南方和西方的城市。剩下没有出走的都是些不名一文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陈规的一派人的残余。这一派人既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了辉，又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以后，他的最著名的门生竟然重返故土，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义。对此，老守旧派的人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咒骂他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场所。
　　如果这些守旧派一意孤行，就会把这位门生赶出国境。但是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这是因为，这位身体健壮、两眼近视的绅士以饱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不是一两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是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和皇子们一起受过教育。他刚一结束学业，就担任了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这样，他赢得了亘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帮助，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倍加关怀，生怕有人伤害了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
　　然而，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他的厄运。他象柏拉图那样，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了，便度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在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惩治了叛乱的前几个月，他离开了人世。
　　多少个春秋过去了，现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确实背景，真是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一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里，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他不得众望，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间的新异端邪说，到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采取了蔑视态度。
　　不过，这个背景材料是无关紧要的。
　　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未日临头了。
　　过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业绩，希腊人从此变成了他们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争执斗口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政治上的某些随机应变的原则提出质问，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全部仰仗这些原则。
　　和西塞罗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思冥想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却认为，他们用不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还把这种态度引为自豪，他们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看不起高谈阔论。
　　如果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的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连同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一类玩艺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大慈大悲的丘庇特创造了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去摆弄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东西。
　　罗马人则要全力以赴地掌管好日益扩大的领土，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沟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数以千计的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毕竟还是要送给无愧于这个称号的人。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统治系统，这个系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日，这个功劳是很伟大的。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上帝，也可以信仰十几个上帝，甚至崇拜任何装满上帝的庙宇，这没有关系。但是，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永远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上帝被亵渎了，也不必找官府寻求什么解脱，因为，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那样：“如果那位上帝认为必须补偿他所蒙受的损失，他一定会自己关照的。”
　　靠了这样一句不足道的话，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
　　如果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的时候有权利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并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筑起自己的庙宇，那么，哥罗西人为了类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落户时，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力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野蛮部落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轻蔑态度。这可能是正确的。我对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在整整五百年中，宗教上的彻底宽容一直盛行于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最大限度地减少磨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这一切也毕竟是事实。
　　但永存的东西是没有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长久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被扔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在差不多五个世纪中，社会的精华都把智慧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巨大的工作中。
　　最后，恶果出现了。
　　以一城为邦统治全世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人力和脑力上把罗马拖垮了。
　　随后，又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人们逐渐厌恶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城乡住房，拥有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游艇和马车。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全世界的美酒，踏遣了绿水青山，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世间所有的文字书籍在他们的藏书室里都能找到，他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最美丽的图画。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世界上最卓越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他们在童年时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为他们上课，使他们学到了所有应该学到的知识。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宁可获取一个体面的机会使自己丧生。
　　剩下的只有一种安慰！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遐想。
　　然而，旧的上帝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是不会轻信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歌曲里对丘比特和米纳瓦的赞颂的。
　　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出现，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干他人。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过于空洞。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书里面讲的倒是娓娓动听。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由此说来，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悦于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流社会，早已经饱享能干的希腊老师对他们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普通老百姓却视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如草芥。他们的想法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大部分古代神话都是粗俗愚昧的祖先幼稚的产物。但是他们还赶不上那些所谓的知识高人，还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他们采取了所有知识浅薄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会采取的行动：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地推崇共和国官方认可的上帝，背地里却为了寻求真正的幸福而拜倒在某个宗教行会的脚下，在过去两世纪中，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开始受到了真心诚意的欢迎。
　　我前面用的“行会”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这群男女为了不把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们才能知道这些秘密，这种行会就象大学兄弟会的咒符一样使人们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行会只不过是一种崇拜形式，一种说法，一种教派，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这里请原谅时间上的略微混淆）已经离开长老教会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便会告诉别人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相对来说是新发明的同汇，在当时可无人知晓。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弄明白当时罗马的情况，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看一看，任何一份都行。你会看到四五栏关于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它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教旨和新处方的广告，这些广告旨在给人们以健康、富有和得到灵魂永恒拯救的希望。
　　罗马与我们如今的大都市一样，充斥着外来和本地的宗教。这也不可避免，因为它与世界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上开始了对神母的崇拜，弗里基亚人把神母尊崇为所有天神之母。伴随这种对神母的崇拜的是一些不合乎礼仪的表达感情的放荡形式，这使罗马当局不得不诉诸武力关闭神母庙，最后还通过了一项果断的法律，禁止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因为这种宗教只会鼓励公众豪饮和做出更糟的事情。
　　埃及这块充满自相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为人类提供了五六个怪诞不经的天神，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在罗马时代就象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被人所熟悉。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世纪之前就把抽象真理和行为法典的雏型体系奉献于世。这时，他们又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异国居民提供了远近闻名的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期的“宗教行会”。从公共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些神明中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不这他们却颇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整整一千年里，腓尼基商人常常光顾意大利海岸，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的上帝巴尔（耶和华的不共戴天之敌）和上帝的妻子艾斯塔蒂。为了这位奇妙的女神，所罗门在老年时在耶路撒冷中心建造了一个“高坛”，使他忠诚的臣民大为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的第一把交椅的漫长苦战中，一直被公认是迦太基城的庇护者，她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都打碎以后，她又俨然以基督教圣人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欧洲。
　　不过，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神。他的名望誉满全军。在从莱茵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每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会发现他的破碎金身。
　　这就是伟大的米思拉斯神。
　　据我们所知，米思拉斯原是司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在里海低地平原饱受香火。我们的鼻祖占有了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使人类在山峰峡谷之间得到了栖身之所，这里以后便成为人所共知的欧洲。这个天神给予人类各种美好的东西，大家相信，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得以施展权力，完全是依靠万能的天意。米思拉斯终日处在天火之中，有时他把一缕天火降在身居高职的人们的身上，作为天恩的象征。他虽然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自中世纪征。他虽然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自中世纪起，那些仁慈的圣人们头上的光环就足以向我们提示早在教堂问世一千年之前的一个古老传统。
　　尽管米尼拉斯在很长时间内深得人们的崇敬，但人们要稍微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却仍然非常困难。这是事出有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话恨之入骨，其程度百倍于对一般神话的仇恨。他们明白印度神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便竭尽能事，毁掉一切可以使人们记忆起他的东西，他们的努力大见成效，所有米思拉斯的寺庙荡然无存，这个宗教在五百年中曾经盛行于罗马，就象今日美以美教派和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这时却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部没有留下。
　　不过，当时炸药还没有发明，建筑物不可能被彻底铲平，人们通过仔细搜索一些废墟和从几个亚洲古地得到的资料，填补了这个空白，以至现在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脱胎而生。他睡在摇篮里，附近几个牧羊人过来向他参拜，还送礼逗他高兴。
　　米思拉斯在孩提时代就经历了形形色色怪异的冒险，其中很多事情使我们想起了使赫尔克里斯成为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业绩，不过，赫尔克里斯残酷暴虐，而米思拉斯总是与人为善。有一次他与太阳神角逐，把他打翻在地，但是他尽管得胜了，却豁然大度，使太阳神和他如手足兄弟一样，以致旁人常常将二人混淆起来。
　　当罪恶神降下一场干旱、意欲毁灭整个人类的时候，米思拉斯一箭射向一块岩石，顿时水如泉涌，冲向干裂的土地。继而，艾赫里曼（这是罪恶神的名字）又想以一场大水达到其卑鄙目的。米思拉斯得知后，就告诉了一个人，让他造一只大船，把亲属和家禽都带上，这样又把人类从毁灭中挽救出来。他为了拯救人类，使之不因自身的各种弊病而遭到恶报，竭尽了力气，然后又升人天国，永操掌管正义和公正的大权。
　　当时有谁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就必须通过一种仪式，吃一些面包和酒做为礼餐，来纪念米思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的著名晚餐。接着，必须在水前接受洗礼，做很多我们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寿终正寝了。
　　一旦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所有虔诚信徒都被一视同仁。他们一起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唱同一支赞美诗，一同参加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节目，以庆祝米思拉斯的生日。而且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以纪念那位伟大的天神，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称那一天为“星期日”。他们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等到最后审判日，好人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掷入不息的烈火中。
　　这些五彩缤纷的神话的成功和在罗马士兵中米思拉斯精神的深远影响，表明人们对宗教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一直不停地寻找能够在精神上使大家感到满足的东西。
　　到了公元四七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叶扁舟离开了腓尼基，驰向佩加城，该城是通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带行李。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还通晓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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