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做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民。似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围墙里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外流，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使城市陷于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却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左右，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严守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照常经商，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告诉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太认真，让那些教徒自行其事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星期天，新教牧师们都高声叱责“淫荡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边的街道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警长警戒，提防日内瓦宗教千册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会议，他有用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诚弟子。他们一如既住，仍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记得，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十个经商的异教徒的善良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十个寒酸教士的允许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宜行事了。
　　蒙田有开明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看，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点有很大影响。他作为战士和政治家，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深恶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华丽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便无度地花钱，想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刚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往高级学校，不到二十岁便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的羽毛丰满的一员了。
　　接着他从了军，还在法院工作过。三十八岁时父亲死了，他退出了所有的外界活动，把余下的二十一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介人政治）都消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的上面，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称做是划时代的人物，却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他直到死去的时候，还一直说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土，到了冬天没有事情做，才草草记下一点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这全是废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匹敌的开朗的绅士。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孽都属于这个豁达大方、深有教养和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
　　蒙田生为天主教徒，死时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还加入过法国贵族为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而成立的天主教贵族联盟。
　　一五七二年八月，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他从来没有加入另外一派，而且继续参加某些重大礼仪，免得旁人饶舌，然而自从圣巴塞洛梅惨案之夜以后，他的作品便全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同归一辙了。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很值得缅怀，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就好象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业绩。
　　文章很短，充具量才五页，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导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在当时环境中）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一经条件允许，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两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能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想法并且大胆公诸于世的法园人。早在一五六○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儿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由此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熏染）就曾经说过，对异端者只宜用文字论战。他的使人惊讶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变的。两年以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产生，该法使胡格诺教派有权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的事务，俨然象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巴黎律师让·保丹是个令人尊敬的公民（他保卫了私人财产，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表达的共产倾向〕，他的观点也是这样，否认国王有权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三百多年之久。
　　他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使他深得大众之心；不然人们绝不会买（或借阅）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图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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