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路上她笑了，在这以前，她的脸部表情犹如被卷入了一场值得怀疑的桃色事件，此刻，这种表情已消失殆尽。
　　“她永远也得不到这个年轻人的，”她说“他想换一个新的。”
　　“显然，他想得到我。”她这么想着，觉得挺逗的。
　　“他想把他那轧票钳给我，就像给我一枚大学生组织的徽章一样，多么奇怪！如果我母亲看到像他那样的家伙走进我们家里，她会昏倒和死去的。”她说。
　　为了尊重艾利所说的话，过了整整１４天，厄尔才去拜访她，后来在一次俱乐部舞会上他又去纠缠她，惹得她十分恼火。
　　“他是个颇为粗鲁的小伙子，安迪”她轻声对我说，“可是他做的一切又是那么真诚。”
　　她用“粗鲁”这个字眼，但却没有这样的含义——厄尔是个南方的小伙子，她这么说，无非是表明她的耳朵对美国佬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区别不出来。除了厄尔站在门槛上以外，卡尔霍恩夫人是不会因任何其他原因而死去的；艾利的父亲——卡尔雷恩先生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证实了一种按他们的愿望已经消失了的合理现象。
　　艾利，她始终自命不凡，自以为高尚；艾利，她的崇拜者始终是她周密、认真地选出来的，始终是军营中“最可爱的”男人。艾利和厄尔少尉！我已经厌烦了——向所有的人去解释，说什么她只是为了寻找消遣和娱乐，所以每星期都换一个人，一会儿是彭萨科拉的海军中士，一会儿是新奥尔良的老朋友，但其他时间总是和厄尔在一起。
　　上面来了命令，要临时建立一支由军官和下级军官组成的先遣部队开往港口，然后用船送到法国去，我的名字也被列入名单。我在靶场呆了一个星期，当我回到军营时，厄尔马上把我叫住，约我去听摇滚乐演奏。
　　“我们几个军官举行一个小型告别晚会，只有你、我、克拉克上尉和３个姑娘参加。”
　　厄尔和我负责找姑娘，我们选了萨莉·卡罗尔·哈珀和南希·拉马尔，然后到艾利家里去，到了门口，侍者告诉我们，她不在家。
　　“不在家？”厄尔惊讶地重复着，“她会在哪儿呢？”
　　“她没说到哪里去，只说到外面去。”“真是怪得很！”厄尔喊道，他在熟悉的柱廊阶梯上来回走着，而侍者在门口等着。厄尔突然想起来了：“你知道吗，”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她觉得受了侮辱？”
　　我等着，他转身对侍者严厉地说：“请您告诉她，我必须跟她简单说几句话。”
　　“她不在家，我怎么跟她说？”
　　厄尔又开始沉思着来回走了起来，然后点了几下头说：
　　“肯定是因为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她感到受了侮辱。”
　　他用几句话向我解释了那件事。
　　“你听着，你等在车里，”我说，“也许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他一面犹豫着离去，一面说：“安迪，请转告艾利小姐，我要跟她单独谈谈。”
　　经过简短的交代，侍者把我的话传了进去。过了片刻，他带来回复：“艾利小姐说，其他先生她不想再看见，如果您愿意的话，那您就应该进去。”
　　她在书房里，我想象着，我将见到一张冷酷的、尊严受到损害的面孔，然而她看上去颓伤、困惑、失望，她的眼睛是红的，好像痛苦地哭了几个小时。
　　“啊，你好，安迪！”她伤心地说，“我这么久没看见你了，他走了吗？”
　　“那么，艾利……”
　　“那么，艾利！”她重复着我的话，“那么，艾利！他对我说，他尊重我，可他站在离我３米以外的地方和那个令人讨厌的女人在一起，挽着她的臂膀在劝她。后来，当他看见我时，又开始他那套尊重的把戏了。安迪，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得不钻进一片杂货铺去买一杯矿泉水，我怕他会跟进来，所以请里奇先生让我从后门出去。我再也不想见他了，再也不想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说了一些人们碰到这种情况时通常该说的话，我说了有半个小时，我无法改变她的情绪，有几次她回答说，他缺少“真诚”。我已是第四次问自己了，这个词对她意味着什么，肯定不是指忠诚，比忠诚的含义更广，我猜想是一种特殊的意义，她所谓的“真诚”是要人们重视她。
　　我站起来想走了，这时外面汽车的喇叭不耐烦地响了３次，这喇叭声听起来让人觉得厄尔就站在房间里说：“那好吧，见你的鬼去吧！我并不想在这儿呆一个晚上。”
　　艾利看着我发愣，突然她脸上露出一种特殊的表情，一种喜形于色的表情，然后又变成一副歇斯底里的哭笑不得的样子。“他不是很讨厌吗？”她绝望地叫了起来，“他不是令人作呕吗？”
　　“快一点！”我说，“戴上你的帽子，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了。”
　　这一晚我始终记得清清楚楚：蜡烛光在木板房里的木桌上窜跳着，增援中队开晚会时留下的纸做装饰品已破烂不堪，不知是哪个中队的营房里传来了悲凄的曼陀林演奏声，忧郁的《我的家在印第安纳》不时萦回在夏末的夜空。３位姑娘在这个神秘的“男人城”里不知所措，她们也有一种流逝的感伤，似乎坐在一块魔毯上，向着南方的农村飞去，随时都会遇上一阵大风，把它刮走。我们互相干杯，为南方干杯。然后我们把餐巾、空杯子留在桌子上，同时也留下了以往的岁月，于是手挽手地迎着月光走出去。已经吹过归营号了，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一匹马在嘶叫，哨所站岗的士兵胸前斜抱着枪支在大声打鼾，连肩上的皮带也在发声，我们忍俊不禁。克拉克今晚值班，我们其他人上了小汽车，让克拉克的姑娘在塔莱顿下车。
　　然后艾利和厄尔、萨莉和我，我们两对坐在宽敞的后座，每一对避开另一对，低声地管自己说着话。我们开向无垠的茫茫黑夜。
　　我们开过云杉林，林中是沼泽和地衣，在白里泛黄的棉花地之间沿着公路开，公路白得就像世界的边缘。我们把车停在一个磨坊的影子中，听着哗哗的流水声，听着鸟儿不安地唧唧叫。我们感到有一种光辉在到处乱钻——钻到倒塌的黑人茅屋里、钻到汽车里、钻到我们急跳的心脏里。南方在对我们歌唱。
　　我真想知道，他们是否还在回忆这些，反正我还在回忆——那些又冷又苍白的面孔，睡意已浓、闪烁着爱的眼睛，还有那难以忘怀的对话声：
　　“你高兴吗？”
　　“是的，你也高兴吗？”
　　“真的高兴？”
　　“是的。”
　　我们突然感到夜已深沉，什么也不会发生了，这才开回家去。
　　第二天，我们中队开拔到坎普米尔斯去。谢天谢地，最后我总算没有被派往法国，我们在长岛度过了寒冷的１个月。
　　我们行进着，把钢盔系在一边，登上了一艘运兵船，然后又下船，再行军。等我们到了目的地，战争已结束，所以我没有赶上打仗。回到塔莱顿时，我想尽一切办法要退伍，但因我持有职业军官证书，所以整个冬天我一直留在部队。厄尔却是第一批退役的军官之一，他想趁还有选择余地的时候，谋一个好差使，艾利不想把事情定下来，但是他们已经约好了——他应该回来。
　　１月份，把这个城市整整控制了２年的营房最后消失了，只有那焚烧炉发出的持久的臭气使人回想起熙熙攘攘的往昔。留下的人心烦意乱地聚集在师团大本营，和那些同样错过战争的、闷闷不乐的职业军官呆在一起。
　　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男子纷纷从塔莱顿回去了。有的穿着加拿大制服，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断了手臂。从前线返回的国防军中的一个营在大街上正规行军，以纪念他们在前线阵亡的官兵，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浪漫主义的场景。
　　不久，他们在城里的商店里把军用品全卖掉。俱乐部的舞会上也只有少数穿军服的男子出现在燕尾服中。
　　圣诞节前，比尔·诺尔斯意外地到来，但他第二天就走了——不是他向艾利发出了最后通牒，就是艾利作出了最后决定。如果她没有被那些从萨凡纳和奥古斯塔凯旋的英雄们占有的话，我有时能看见她。我这个人好像还带有一点老式观念的残余——我确实也是这样的人。她毫无把握地等待着厄尔，正因为心里没底，可以她压根儿就不愿提这件事。在我最后终于可以退役前３天，他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马凯特大街上，他们在一起逛街。
　　在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像这一对情人那样使我痛心的事，尽管这种事情几乎在每一个驻过军队的城市都发生过。倘若你只看厄尔的外表，那么你得到的一切印象都是错误的。他戴着绿色的帽子，上面插了一根引人注目的羽毛，他的西装是开口的，并镶有条边——一种怪诞的时髦，和时装画报上出现的或电影结尾时所做的广告一样。显然，他在原先那位理发师那儿理了头发，因为鬈发又披在他那修饰得干干净净的玫瑰色脖子上。他并非想装出一种寒酸相，看了他这副样子，倒使人觉得置身于某一工业城市的舞厅或某个旅游地，应该说艾利更有这种感觉，因为她从来没有设想过现实，穿了这身衣服，使他那健美的身躯更加体现出天然的魅力。他在吹嘘他那优越的工作，说什么等到他有机会毫不费力地赚钱时，他们的日子会过得宽裕的。然而当他回到她的世界、了解到她的条件后，他应该清楚，事情已毫无希望了。我不知道艾利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对她来说，苦恼与震惊相比哪个分量重。她处理事情干脆利落——在厄尔到达后３天，他和我就坐在去北方的火车上了。
　　“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痛苦地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但对我来说，她太聪明了。我认为，她应该嫁一个能给她提供高尚社会地位的富翁。这么一位自命不凡的人我是高攀不上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她说，我应该一年以后再来，去看她。但我是不会再来了。如果你有钱的话，这么一位装腔作势的高贵女人当然是好的，可是……可是这一切不是真的。”
　　他不想再说下去了，他在这个州的社交场中度过了十分满意的６个月，而现在，这一切对他来说显得那么矫揉造作、扭扭捏捏。
　　“喂，你看见没有，刚才是什么人上车了？”过了片刻，他问我：“两个绝妙的姑娘，是单独的，你看怎么样，我们到下一节车厢去，请她们一起吃饭，我要那个穿蓝衣服的。”他走到车厢中部时，突然向我转过身来。“你说说，安迪，”他皱着眉头问我，“我问你，她怎么知道我是电车售票员？我根本没跟她说过。”
　　“我不知道。”
　　我在哈瓦尔德结束法律学习后，没有用上专业，倒开始造起民航飞机来了，后来又去筑路，为那些被卡车压坏了的石头路加上坚固的路床。有整整６年，艾利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在圣诞卡上。炎夏的晚上，每当我回忆起玉兰花时，她就像微风一样轻轻吹进我的心坎。偶尔有一次，一位在军队里的熟人问我：“那位讨人喜欢的金发女郎到底怎么样了？”然而我自己也不知道。
　　一天晚上，我在纽约的蒙特马尔特俱乐部碰巧遇到南希·拉马尔，从而得知艾利和一个男子在辛辛那提订婚了，她已到北方去看望过他的家庭，后来又解除了婚约。她和先前一样漂亮，总有一二个狂热的崇拜者围着她转。然而比尔和厄尔都没有再来。
　　几乎同时，我听说比尔和一位在船上认识的姑娘结了婚，把６年的创伤治好了……如此而已。
　　说来也怪，在印第安纳的一个小火车站里，当我在暮色中瞥见一位姑娘时，我突然产生了要到南方去的念头。姑娘穿着挺刮的玫瑰色蝉翼纱，挽着一位男子——他从我乘坐的车厢下车，坐到一辆等在车站外面的小汽车里。看到这一情景，我感到一阵刺痛，我似乎觉得她把他绑架到过去岁月的迷茫的仲夏世界去，时间好像停住了。那些迷人的姑娘们——
　　我感到往昔是那样的模糊——总是在晚霞笼罩的街道上溜达。我认为诗就是梦，是一个北方人在做南方梦。几个月以后我才给艾利发了个电报，随后就赶到塔莱顿去。
　　时值７月，杰斐逊饭店简陋而固板，有一个什么促进会在餐厅里聚餐，这又使我断断续续地回想起往事——军官和姑娘。我认出了那位当时把我送到艾利家里去的司机，他对我说：“我当然还能想起来+，少尉。”可我有点不相信，?为我不过是那２万人中的一个罢了。
　　那是不寻常的３天，我以为艾利身上最初的青春光辉总有一点已经留落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了，然而我没有把握这么说。她的身材还是那么吸引人，使人多么想去碰碰她，特别是她那颤动着的嘴唇——不，不对，变化还是很深刻的。
　　我很快看出来，她现在的举止已不像昔日那样了。她那高傲的说话声调没有了，战前那种神秘的容光焕发、妩媚动人的姿态也随着她的声调而消失。今非昔比，她现在只是半微笑、半失望地以新的南方腔调在逗人地唠叨着，一切都被塞进了她那逗人的唠叨中，她不停地唠叨着，使人没有时间去想——想现在、想未来，她自己没时间想，我也没时间想。
　　我们一起到一对年轻夫妇的家里参加一个喧哗的晚会，她成了晚会激动的、喧哗的中心。她毕竟已不是１９岁了，可她却显得前所未有地吸引人，就象在扮演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丑。
　　“你听到什么有关厄尔的消息没有？”第二天晚上在去俱乐部的路上我问她。
　　“没有，”有那么一会儿她显得很严肃，“我经常想念他，他是……”她犹豫着。
　　“说下去。”
　　“我想说，他是我爱得最多的男子，但是也不对，不，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爱过他，要不然我无论如何会嫁给他的，对吗？”她一面问我，一面看着我，“至少我不会象以前那样对待他的。”
　　“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不可能。”她赞成地说。这时她的情绪突然变了，她变得轻率起来，说：“那些美国佬是怎么欺骗我们这些南方姑娘的呀，我的天哪！”
　　当我们走进俱乐部时，她就像一条变色蜥蜴一样淹没在我不认识的人群中。舞池里是一代新人，这一代不像那时候的那么有声望，找不出一个像艾利那样炽热而又被动、内向的女子，她们连她的一半都及不上。可能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追忆往昔，以便逃避塔莱顿这个地方的气氛，成为一个孤僻者——她意识到她在跟踪一代人，这代人没有接班人。她是在什么地方失去曾经在白色柱廊台阶上开避起来的战场的，这一点我不知道。然而她对自己估计错了，她下错了赌注。她那狂热的活跃使她风韵不减当年，即使最年轻最有生气的姑娘，她们的追随者也没有她多，而这正是她失败的根源。
　　我离开了她的家，就像在已逝的６月里每次离开她家时一样，带着一种模糊的不满情绪。直到几小时后，当我在饭店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时，我才明白现在是怎么回事——我热烈地、不能自制地爱上了她。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多矛盾，她对我来说始终是我认识的最有魅力的女子，而且将永远是最有魅力的女子。第二天下午，我把我的这一感受告诉了她，那是一个我过惯了的夏季中的一天，艾利在她光线微弱的书房里，坐在我旁边的一张躺椅上。
　　“不，我不能和你结婚，”她吃惊地说，“我并没有以这种方式来爱你，我也从未这样做过，何况你也不爱我。我本来不想现在对你说的，我下个月要结婚了，我们不想事先公开，因为我已经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了。”她突然想起来了，也许我会因此受到伤害，于是说：“安迪，这只不过是你一时的念头罢了，对吗？你知道，我是永远不会嫁给一位从北方来的男子的。”
　　“他是谁？”我问。
　　“一个萨凡纳的男子。”
　　“你爱他吗？”
　　“当然爱他，”我们俩都笑了起来，“你想要我说什么呢？”
　　毫无疑问，像其他女子在这种场合会如何举措一样，然而她是受不了怀疑的，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她早就停止了对我的愚弄和欺骗。我也意识到，她之所以显得这么自然，是因为她觉得我并不是一位竞争者。她虽然总是戴着一个血气方刚的假面具，然而她对自己了解十分透彻，她不能相信，一个做不到对她不加批评的人会真正是她，这就是她所谓的“真诚”。她觉得像坎比和厄尔那样的男人更可靠些，因为他们不会通过她那似乎显得很高尚的心而作出正确判断的。
　　“那好吧，”我说。我这样说，好像是她在请我准许她结婚似的，“你能帮我做件事吗？”
　　“什么事都可以。”
　　“跟我一起坐车到驻地去。”
　　“可是那儿什么也没有了，我亲爱的。”
　　“这无所谓。”
　　我们走到城里，饭店门口的出租车司机也重复着艾利的异议：“那儿什么也没有了，长官。”
　　“没关系，您尽管往那儿开吧。”
　　过了２０分钟，把车停在一块宽广、陌生的平地上，这里是一片新的棉花地，点缀着零星的云杉树。
　　“您想到那边去吗，也就是对面有炊烟的地方？”司机问道，“那是新建的国家监狱。”
　　“不去，您就沿着这条路开吧，我想找到我以前住过的地方。
　　在驻军时一点不引人注目的赛马场的观礼台虽已倒塌，但仍然耸立在荒地上。我白费心思地找呀找。
　　“您就沿这条路一直开下去，到树林时向右拐……不，向左拐。”
　　司机尽管心里不大情愿，但出于职业要求，还是照办了。
　　“你在那儿什么也找不到的，亲爱的，”艾利说，“建筑公司把一切都拆掉了。”
　　我们慢慢沿着田野开，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好，我想下车了。”我突然说。
　　我让艾利呆在车上，温煦的风吹拂着她那长长的鬈发，她看上去很美。
　　这儿就是中队驻过的地方，那对面就是我们举行聚餐的木板房。
　　在齐膝的矮树丛中，在木板碎片堆里，在屋顶碎片堆里，在生锈的番茄罐头间，我在寻找我的青年时代。司机看着我，露出一副颇为谅解的神情。我在寻辩我熟谙的一片树林的方位，然而天暗下来了……
　　“老的赛马场正在重建，”艾利在车上喊道：“塔莱顿对以往的时光十分自豪。”
　　不，仔细看去不是那片树林，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曾经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已经消失，好象根本不曾有过，而艾利再过一个月也要消失，南方对我来说永远是空空的了。
　　苏建文陈钰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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