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二世是个非凡的国王。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闪电式访问”这个词儿，他就能在英法两国之间神速地往返，使得人们称赞他富有魔力。对这种传闻，他不加以任何制止，这是可以理解的。1173年——究竟是在7月还是在9月，这就要看各人所喜欢的第二手传闻了——反正他是在那个时候访问了英格兰，然后又返回法兰西，往返之迅速，连当代的作家也无一能了解其内情。还是历史学家后来从财政部大档里发现了经费开销的记载。那时候，他的儿子们正从南北两端——即分别从苏格兰边界和法国南部——攻打他的王国。但是他访问英格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会晤了什么人？当时人们传说他的神速抵得上一支部队的，为什么如此神秘？他究竟完成了什么使命？
　　1940年夏天，珀西瓦尔·戈德利曼正在为上述问题而苦苦求索。这时候，希特勒的大军犹如一把长柄大镰刀在横扫法国的玉米地，而英国部队正在一片混乱之中从敦刻尔克的瓶口地带仓皇撤退。
　　对于中世纪的历史，戈德利曼教授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为了解。他的《黑死病》一书推翻了对中世纪研究的一切传统之说，已经成了畅销书，并且作为《企鹅丛书》的一种出版了。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对稍早一些的时期进行研究，而那些研究也更加棘手。
　　这是伦敦6月里风和日丽的一天，中午12点30分秘书发现戈德利曼还在伏案工作，他一面在翻译用中世纪拉丁文写的装饰华美的手稿，一面又用他那更加难认的字体记着笔记，工作得十分艰苦。秘书正要去戈登广场的花园吃午饭。她很讨厌这间手稿室，因为里面的气氛太沉闷了。你要进屋，得带上多把钥匙才行。不妨说那就是一座坟墓。
　　戈德利曼站在面板倾斜的立架旁，像栖息的鸟儿一样，一条腿搁在架子上。在聚光灯的映衬下，他脸色苍白——撰写此书的修道士当年正是熬过多少个不眠的寒夜才完成了这部珍贵的史书，眼下仿佛其幽灵再现了一般。秘书清了清嗓子，期待他的注意。在她眼前的那人五十开外，身材矮小，佝偻背，视力差，身穿花呢制服。可是，你一旦让他摆脱中世纪的氛围，他便有十分清醒的理智。她再次清了清嗓子，接着便招呼着：“戈德利曼教授。”
　　他抬头看到了她，笑了笑。此刻他看上去没有一点幽灵的影子，倒像个又好笑又好玩的父亲。“你好！”他招呼了一声，语调是那么惊奇，好像在撒哈拉大沙漠的中心地带招呼邻居。
　　“先前你要我提醒你，中午要在萨沃伊那里与特里上校共进午餐。”
　　“啊，是呀，”他掏出怀表看了一眼，“如果步行，现在就要动身了。”
　　她点头答道：“你的防毒面具我已经带来了。”
　　“你考虑得很周到！”他又面带微笑。她觉得他此刻看上去令人非常愉快。他接过防毒面具又问：“要不要穿大衣？”
　　“今天上午不用穿了，外面天气很暖和。你走后要不要把门锁上？”
　　“谢谢，谢谢。”他把笔记本装进上衣口袋，出了门。
　　秘书朝周围打量了一眼，不禁打了个冷颤，跟在他后面走了。
　　安德鲁·特里上校是苏格兰人，红红的脸膛，平时吸烟很厉害，看上去又干又瘦。头发茶褐色，很稀疏，发油涂得很厚。戈德利曼在萨沃伊便装餐馆里找到了他。他身穿便衣，坐在拐角的一张餐桌旁，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有了三截烟头。他站起身，两人握了手。
　　戈德利曼首先招呼着：“早上好，安德鲁舅舅。”特里是他母亲最小的弟弟。
　　“你好啊，珀西①！”
　　
　　①珀西（Percy）是珀西瓦尔（Percival）的爱称。
　　戈德利曼坐了下来，说道：“我正在撰写一本书，是关于金雀花王朝的②。”
　　
　　②金雀花王朝（the Plantagenets）：又称安茹王朝，指从亨利二世登基（1154年）到理查三世驾崩（1485年）这一期间统治英国的王朝。
　　“手稿还放在伦敦吗？有点不可思议。”
　　“为什么？”
　　特里又点了一支烟，回答说：“稿子转移到乡下去吧，免得给炸毁了。”
　　“有那个必要？”
　　“伦敦国立美术馆有一半的艺术品早就被匆忙疏散到了威尔士，藏在某个大地洞里，年轻的肯尼思·克拉克③比你更能抓住时机。把稿子转走，人也随之转移，这样可能要明智一点。我想，你现在身边不会有很多学生了吧？”
　　
　　③肯尼思·克拉克（Clark，Kenneth，1903-1983）：英国艺术史家，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方面的权威学者。1934年到1945年，曾担任上文提到的伦敦国立美术馆馆长。
　　“是不多了。”戈德利曼接过侍者递上的菜单说，“不要饮料了。”
　　特里并没有看菜单，接着说：“珀西，说实在的，你还在城里待着干什么？”
　　戈德利曼的目光似乎变明朗了，就像摄像机镜头调准焦距后银幕上的图像清晰了一样。仿佛他进了餐馆以后这才第一次认真思考问题。他答道：“孩子们要疏散，像伯特兰·罗素①那样的大人物要疏散，那是应该的。至于像我这样的人，若要走，那倒有点像临阵逃脱而让别人来为你作战。我想这不是严格的逻辑说理，而是感情用事，不是逻辑。”
　　
　　①伯特兰·罗素（Russell，Betrand，1872-1970）：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完成了40余部著作，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以及政治等各个方面。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特里报以微笑，那是一个人的期待得到满足以后的微笑。不过，他撇开了这个话题，对着菜单看了一会便说：“天哪，有伍尔顿老爷的馅饼啦！”
　　戈德利曼咧着嘴笑。“仍然是土豆和蔬菜，我敢肯定。”
　　点过菜以后，特里问道：“你对新上任的首相有什么看法？”
　　“是个固执的家伙，不过这么说来，希特勒就是笨蛋了。看看他干得怎么样吧。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可以和温斯顿相处。至少他还是个主战派。”
　　戈德利曼竖起了眉，惊讶地问道：“‘我们’？难道说你又重操旧业了？”
　　“说实在的，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可是，刚才你还说——”
　　“珀西，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们有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能说他们的工作与军队没有关系吗？”
　　“哎，真倒霉。眼下这个年代……”
　　第一道菜送来了。两个人喝起了波尔多牌白葡萄酒。戈德利曼吃着听装鲑鱼，面带伤感。
　　特里终于问他：“想着过去的遭遇吧？”
　　戈德利曼点点头，答道：“回想年轻的时光。真是可怕的年代。”但是他差不多带着一种留恋的口吻。
　　“目前的战争完全是两回事。我手下的那些小伙子并不是到敌人后方去数数有多少；临时宿营地，这和你当年干的不一样了。即使他们去干那种事，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也要小得多。如今我们只要听听无线电就行了。”
　　“他们播发电文不用密码？”
　　特里耸耸肩。“密码也能破译嘛。坦率地说，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
　　戈德利曼朝周围打量了一番，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没有必要由他来告诉特里：说话不留神要以生命为代价。
　　特里接着说：“其实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不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有关我们的情报。”
　　他们俩开始吃鸡馅饼。菜单上没有牛肉供应。戈德利曼一声不响，而特里还在往下说。
　　“卡纳里斯那家伙挺有意思，就是德国情报局长。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①。这场战争爆发以前我见过他。他对英国很有好感。据我猜测，他对希特勒不以为然。尽管这样，我们知道他已奉命对我们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情报战，以便做入侵的准备。但是，他的工作并没有多大进展。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在英国的最优秀的间谍就被我们逮捕，他现在关押在旺兹沃思监狱。卡纳里斯手下的间谍都是无用之辈，像住在管吃的寄宿宿舍的老太婆，疯狂的法西斯分子，小打小敲的罪犯——”
　　
　　①威廉·卡纳里斯（Canarris，Wilhelm，1887-1945）：德国海军上将，纳粹时代的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1948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后，他被捕，并被处死。
　　戈德利曼说：“得了，老伙计，你扯得太远了。”他一方面感到气愤，另一方面也不理解，身子稍稍颤抖着。“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机密，我不想听！”
　　特里仍然从容不迫。“你还要吃点什么吗？我还要来点巧克力冰淇淋。”
　　戈德利曼已站起了身子。“我什么也不要了。如果你不介意，我要回去干我的事了。”
　　特里态度冷静，盯着他说：“你对金雀花王朝怎么重新评价，世界可以等待，珀西。可是，老朋友，眼下是烽火连天。我想要你来助我一臂之力。”
　　戈德利曼对着他发愣。过了好半天他才问道：“我究竟能帮你什么忙呢？”
　　特里贪婪地笑了：“抓间谍。”
　　戈德利曼在回学院的途中心情很忧郁，尽管天气是那么宜人。对于特里上校提出的要求，毫无疑问他会接受。他的祖国正在打仗，打的是正义之仗。如果说他年纪大了，不能上前线作战，那么从中帮忙还是可以办到的。
　　可是，一想到要离开自己的工作——不知要离开多少年头——他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热爱历史，自从10年前妻子去世，他就集中精力潜心研究中世纪英格兰的历史。对于历史中的疑难问题，他喜欢阐释；对于历史上模模糊糊的线索，他喜欢寻找；对于历史上的矛盾，他想去解决；对于历史里的谎言、神话和所宣传的思想，他都想一一揭示其真相。他的新着不仅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论述这个问题的最好的著作，就是在今后100年内也不会有什么论着能和他的抗衡。历史与他结缘已久，现在要放弃它，几乎不可想像。这就如同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是孤儿，而且与他一向称之为“爸爸”、“妈妈”的人毫无血缘关系那样令人难以忍受。
　　聒耳的空袭警报声打断了他的沉思。对这种警报他不想理会，现在许多人都是持这种态度。走回学院不过十来分钟，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实在的理由再回到自己的书房——他知道今天他也不想再干多少事。他匆匆来到地铁车站，与挤成一团的伦敦人拥下台阶，走到肮脏不堪的站台上。他紧靠在墙边，对着一幅浓缩牛肉汁广告发愣，也在思忖着：这样的事我恰恰不能撂在一边。
　　要他重返抓间谍的行列也使他打不起精神。干那种事虽然有他喜欢的地方，比如举轻若重、重视机灵、讲究细节、注重推测等等；但是也有他厌恶的地方，比如敲诈勒索、尔虞我诈、殊死搏斗，以及向敌人背后行刺的老一套手段。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多，戈德利曼趁着还有空隙便坐下来，正巧和一个身穿公共汽车驾驶员制服的男人靠在一起。那人笑嘻嘻地说：“这儿已是夏天，啊，到英格兰去吧。这是谁说的，知道吗？”
　　“那儿已是四月天。”戈德利曼纠正了他，并回答说，“是布朗宁①的诗句。”
　　
　　①布朗宁（Browning，Robert，1812-1889）：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也是英国伟大的诗人之一。
　　“我听说，是阿道夫·希特勒说的。”“驾驶员”说。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突然尖声大笑，引起了他对她的注意。“你可听说过疏散的人对农民的妻子是怎么说的吗？”
　　戈德利曼不再和那人说话，回想起自己有一年4月的一件往事。那是在德军后方的法国领土内，当时他潜伏在一棵梧桐树高高的树枝上，思念着英格兰。透过笼罩在一条溪谷上的寒冷的迷雾，他极力向远方眺望。可是他看到的东西全都很模糊，迷茫不清，即使用望远镜也无济于事。他正想下去往前再走一两英里，忽然有三个德国士兵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坐在梧桐树周围抽烟。过了一会儿，他们掏出扑克牌来玩耍。年轻的珀西瓦尔·戈德利曼知道，他们设法偷偷开了小差，到这儿来消磨时光。他只好待在树上，连动也不敢动，到后来身子发抖，肌肉痉挛，膀胱胀得好像要爆炸一样。这时他掏出手枪，对准凑在一块儿的三颗脑袋，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崩了。那三个德国兵在赌牌，又笑又骂，就这么送了命。要说杀人，他这是第一次，当时想杀人仅仅是因为他要撒尿。
　　戈德利曼在冰凉的水泥站台上动了动身子，不再回忆那些往事。地道那儿吹来了一阵暖风，接着便有一列火车进了站。下车的人各自找个地方，再静心等待。戈德利曼听着他们的议论。
　　“丘吉尔的无线电广播演说，你听了没有？我们在收听韦林顿公爵的讲话。杰克·桑顿那个老家伙在大声疾呼，真是又笨又蠢……”
　　“牛排那么长时间不见有售的，我都忘了它究竟是什么滋味……葡萄酒委员会预感到战争临头，赶忙买进了两万打，我的天哪……”
　　“对，是一次很平静的婚礼。你要是不知道第二天能给你带来什么，何必要等呢？”
　　“没有，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彼得根本就没有回来……”
　　“驾驶员”递过来一支烟，戈德利曼没有接受，而是掏出了自己的烟斗。有人在放声高唱：
　　
　　灯火管制人员边走边叫，
　　“妈，赶快拉下窗罩——”
　　“看，你是在暴露目标。”
　　我们呼喊“没关系。”啊！
　　布朗妈妈，我们高兴又快乐……
　　歌声在人群中回荡，到后来人人都在唱。戈德利曼也跟着唱。他知道这是一个民族打了败仗而以歌声来掩饰其畏惧心理，正如有人夜间经过墓地以吹口哨来给自己壮胆一样。他知道自己对伦敦及伦敦市民突然萌生的感情，正如群众的激动情绪一样，只有短暂的瞬问。他并不相信自己内心里发出的呼唤：“这，这就是战争，这就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战争”；他清楚这一点，但并不在意，因为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感到全身激动，是充满友爱的激动，他很喜欢。
　　解除警报声响了以后，人们上了台阶，来到大街上，戈德利曼找了个电话亭，打电话问特里上校他什么时候可以着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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