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伯身子靠在树上，浑身哆嗦，又在呕吐。过了一会他便考虑要不要把五具尸体埋起来。
　　他估计：埋这些尸体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要看把尸体埋到什么程度。在这段时间里，他有被捕的可能。
　　他要权衡一下：为了推迟人们发现死者的时间，他就要冒险埋尸，冒这个险可能赢得多少宝贵的时间呢？五个人失踪，他们很快就会知道，那么9点左右将会有一次搜查。如果他们的搜查以常规巡逻的方式进行，那么路线是清楚的。搜查的第一步就是派个人沿途查看一遍。如果不埋尸体，搜查的人便会看到尸体而发出警报。如果尸体埋了，那搜查的人就要回去报告，接着会有一次全面搜查，有警犬、有警察四处寻找。要找到埋了的尸体可能要费一天时间。到了那时，费伯可能已回到伦敦。在他们寻找凶手时，他已经脱离了这一带——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决定再冒一个小时的险。
　　他把年老的上尉横搭在肩上，游过河以后就把尸体胡乱地扔在一片灌木丛后面；接着他把船舱里的两具尸体拖来，堆在上尉的尸体上；最后把沃森和下士的尸体也堆了上去。
　　他要挖一个大坑，可是没有铁锹。在树林里几码远的地方有一小片空地，土很松软，而且地势稍稍下陷，这给他提供了方便。他到船上的厨房里取了一只带柄的平底锅，开始挖坑。
　　这片空地的表层几英尺都是腐烂的落叶，挖起来毫不费力。落叶下面的泥土挖起来就很吃力。挖了半个小时，才挖了不过18英寸，可是不挖又不行。
　　他搬过一具一具的尸体往坑里扔，接着便脱下满是泥污和血迹的衣服，扔在尸体上。他把松土掩盖在墓坑上，还从附近的灌木和树枝上扯了树叶铺在上面。这样的伪装逃过初次表面的搜查应该不成问题。
　　河岸附近的泥土，有些溅上了沃森的血，他用脚把那些土踢翻过来；被匕首刺死的士兵的血溅在船上，费伯找到一块布，把甲板上的血迹擦洗干净。
　　收拾停当，他就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扯起了帆，小船开走了。
　　他既不钓鱼，也不观鸟，那种渲染性的伪装本来很使他感到惬意，此刻他已没有那份闲情了。他要扬足风帆，尽快让自己远离那片墓地。他还要抛开水路，尽快改乘速度更快的交通工具。他一面驾船，一面在思考：要么乘火车，要么偷一辆小汽车，两者各有利弊。如果能偷到小汽车，速度会更快；但是，偷汽车与地方军巡逻人员失踪无论有没有联系，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着手搜查。找个火车站可能要多费一些时间，但似乎更为安全。如果他谨慎从事，这大半天内不至于引起怀疑。
　　怎么样处理这条船，他颇费斟酌。把船凿沉水底，这倒是理想的办法，但沉船过程中，他可能被人发现。如果把船停泊在某个码头，或者干脆就停在河边，那警方很快就会发现，并由此而联想到凶手。那样做也无异于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告诉了警方。他有点举棋不定。
　　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身处何地。他带的是英格兰水路交通图，上面虽然绘出了所有的桥梁、港口和水闸，可是并没有标出铁路交通线。他估计，再走一两个小时的路可以找到几个村庄，但是有村庄的地方不一定就有火车站。
　　运河此时正从一座铁路桥下流过，那两道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他带着指南针，取出胶卷、钱包和匕首，其余的东西将随船沉入水底。
　　河岸用来拖船的牵道两侧有树木笼罩，附近不见有道路。他扯下风帆，把桅杆底座拆开以后，杆子就放倒在甲板上。接着，他拔掉了龙骨上的桶口塞，牵着缆绳上了岸。
　　桥下的船悠悠荡荡，河水渐渐流进了船里。费伯紧拉绳索，使船正好在砖桥拱洞下固定下来，就见到船已在下沉。先沉的是后甲板，接着船头也沉下去，最后船舱顶全为河水淹没。先还看到冒出的水泡，后来什么也看不到了。漫不经心地一眼看去，连水中船的轮廓也看不到，因为那一片水域正好笼罩在桥的阴影中。费伯把缆绳扔入水中。
　　铁路是东北一西南走向。费伯爬到了岸上就往西南的伦敦方向走。这是一条双轨线路，可能是乡村的支线，火车班次不是很多，但每一站都会停。
　　阳光越来越强烈，他走着走着就感到发热。他把血迹斑斑的黑色衣服埋掉以后，换上的上装颜色鲜艳，而且是双排纽扣，下面的法兰绒裤子也很厚。他脱下了上装，搭在肩上。
　　走了40分钟以后，远方有咔嚓-咔嚓-咔嚓的响声传来，他便躲进了铁路边的灌木丛里。一台陈旧的蒸汽机车拖着一列煤车向东北方向缓慢行驶，冒出了滚滚浓烟。如果火车往西南方向开，他就能爬上去。能那么干吗？那将免得他走许多路。不过从另一方面想，上了车，身子准弄得很脏，下车后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招来麻烦。不能那么干，走路更加安全。
　　在平坦的乡间，铁路像一支箭直射向远方。费伯从一个农夫旁边走过，那人正驾着拖拉机耕地。避开这位农夫的耳目根本不可能。那农夫向他挥挥手，但并没有停下活儿。他离费伯毕竟很远，不可能看清他的面孔。
　　他走了大约10英里以后，看到前面有个火车站，距他还有半英里。他只能看到高耸的站台和一组信号灯。他走出了铁路线，抄田野近道，紧挨着树林一边走，一直走到了公路上。
　　没过几分钟，他就进了村子。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村子，因为看不到任何标记。尽管人侵的威胁已经化为记忆，道路和地名的标牌正重新竖起，这个村庄还是置若罔闻。
　　村子里有邮局、谷物商店，还有一家叫做“布尔”的小酒店。他从战争纪念碑走过，见到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向他道了声“早上好”，态度很友好。小车站懒洋洋地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费伯进了车站。
　　费伯站在布告牌前，上面贴有火车时刻表。这时他听到身后售票小窗口那儿传出了人声：“我要是你，根本就不会看那样的东西。那是从《福尔赛世家》①以来最伟大的小说。”
　　
　　①《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1867-1933）的长篇小说。
　　费伯早已知道那份时刻表是过时的，但是他需要弄清楚是否有火车开往伦敦。有这样的班次。他问道：“开往利物浦大街的火车，下一趟在什么时候？”
　　售票员不无嘲笑地答道：“如果你运气好，今天某个时候就开。”
　　“说什么我也买张票。麻烦您，一张单程的。”
　　“5先令4便士。据说意大利的火车运行很准时。”售票员说。
　　“现在也没那回事。”费伯说。“不管怎么说，我宁可要乱糟糟的火车，要我们的政治生活。”
　　那人面色紧张，扫了他一眼。“你说得当然很对。要不要在‘布尔’酒店里等一等？这样火车来了你会听到——要么到时候我派人叫你。”
　　费伯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面孔，答道：“不用了，多谢，我还想节省一点。”他拿着票，上了站台。
　　过了几分钟，那位职员尾随而来，在阳光下的长凳上坐下来，就坐在他的身旁，问道：“你有急事吗？”
　　费怕连连摇头，回答说：“今天这一天已经给报销了。我起来得迟，和老板发生了争执。我搭的那辆卡车又出了故障。”
　　“这年头这种事常有的。啊，总算好了，”职员看看手表，“今天早上开出的车是正点。他们说，车子开过去肯定会开回来。说不定你会走运。”那人回票房去了。
　　费伯果然走运。火车在20分钟后到站。车子很挤，有农夫，一家子、商人和士兵。费伯在地板上找了个位置，靠近窗口。火车开动以后，他拾起一份两天前的旧报纸，借了一支铅笔，做纵横填字谜。他很自豪，因为他用英文做这个游戏颇有能力——这是对你能不能流畅地运用外语的一种严格的测试。不一会儿，火车的行驶让他迷迷糊糊，他入了梦境。
　　他做的是个令人感到亲切的梦，梦见他回伦敦的情景。
　　他从法国人境英国，带的是比利时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简·万·格尔德，身份是菲利普公司的代表（如果海关检查他的箱子发现无线电台，可以用这个身份来解释）。当时他的英语说起来很流畅，但并不口语化。海关并没有因此而为难他，因为他属于同盟者。他乘的是开往伦敦的火车。那时候，火车上的空位置很多，而且还供应你一顿饭。费怕吃了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感到很高兴。有一个从加的夫来的学生，是学历史的，费怕就和他谈起欧洲的政局。梦中的一切就像真的一样。火车到了滑铁卢车站以后，梦却有了变化，变成了一场噩梦。
　　从检票处那儿开始出现了麻烦。任何梦都有荒诞不经、逻辑离奇的地方，他的梦也不例外。他的护照是伪造的，没有人查问；他的车票完全是真实的，却有人查问。检票员说：“这是德国反间谍机关的票。”
　　“不是，这不是。”费伯回答，那口音是德国口音，不仅音重。还有几分滑稽。他本来会发英语中优雅的辅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发不出来？“票是在多佛尔gekauft①。”糟糕，砸锅了。
　　
　　①德语，意为“买”。
　　那位检票员这时已成了伦敦警察，头上还戴着钢盔。对于费伯突然冒出了一个德语词汇，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反而挺有礼貌地对他笑笑，说道：“先生，我只是想检查你的Klamotte②。”
　　
　　②德语，意为“箱子”。
　　车站上很拥挤。费伯恩忖着：如果他钻到人群里，就有可能逃走。他丢下了无线电台，在人群中往前挤。突然间，他想起来：他的裤子丢在火车上，袜子上还有十字符号。他本想一看到商店就得买一条裤子，免得人们看到一个不穿裤子，却穿着有纳粹标记的袜子的人在到处跑。可是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在说话：“我曾看见过你的面孔。”一面说，一面绊了他。砰咚一声，他跌倒了，就倒在他睡觉的火车车厢的地板上。
　　他眨眨眼睛，打了呵欠，对周围打量了一番。他有点头痛。但一时间，心里还感到一阵舒畅，因为刚才发生的一切全是梦。接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带十字的袜子，竟有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天啦！
　　在他身边一位穿工装裤的人说：“你睡了个好觉。”
　　费伯猛然警觉地抬起了头。他一向担心自己睡觉说梦话而露了马脚。他说：“我做了个梦，梦中都是些不愉快的事。”那人听了也就不说什么了。
　　黑夜渐渐来临，他的确已经睡了很长时间。车厢的灯突然亮了，那是一只蓝色的灯泡。有人放下了窗帘，乘客的面孔都显得苍白，而且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椭圆形。那位工人又开口大谈起来。他对费伯说：“刚才热闹了一阵子，你没看到。”
　　费伯皱着眉头，问道：“出了什么事吗？”要说在他睡觉期间有类似警察检查的事是不可能的。
　　“一辆美国火车从我们身边开过，时速大约10英里。是个黑人在驾车，他沿途在敲铃，车前还有个大得吓人的排障器！大家在议论这辆‘西大荒号’机车呢。”
　　费伯微微一笑，就回想着刚才做的梦。实际上，他进入伦敦时未出一点差错。一开始用比利时身份证住进了一家旅馆。一星期内，他到了好几处乡间教堂墓地，记下了墓碑上那些与他年龄相同的男人名字，并申请了三份相同的出生证明。接着他租了寄宿房间，找到了微贱的工作，用的是一家莫须有的曼彻斯特公司的假证件。早在战争以前，他就在海格特选区登记注册，投了保守党的票。到了定量分配时期，定量卡发给房东，再由房东发给在特定的晚上住在他那儿的每一个房客。在那个特定的晚上，费伯精心谋划，分别在三个地方各待了一段时间。因此，他凭每个假身份证件都得到了定量卡。他毁掉了那份比利时护照，因为护照似乎没有实际用处，如果在某些不一定发生的事件里需要护照的话，他能搞到三份英国护照。
　　火车停下来了，外面人声喧嚷，大家估计已经到站了。费伯下了车，这才感到又饿又渴。他上一顿吃的是香肠、饼干和瓶装水，已经过了24个小时了。他检过票以后就找到了车站食堂，只见里面济济一堂，大多是士兵，有的在桌边睡觉，有的也想趴上去睡。费伯想要奶酪三明治，还要一杯茶。
　　柜台里面的女人说：“食物供应给军人。”
　　“那就要一杯茶吧。”
　　“杯子吗？”
　　费伯有点意外，“没有，我没有。”
　　“我们也没有，朋友。”
　　费伯几次想去东方大饭店吃顿饭，可是那要花很多时间。他找到一家小酒店，在那里喝了两品脱淡啤酒以后，来到一家炸鱼加炸土豆条的小店，买了一纸袋油炸土豆片，站在路上抓着吃。奇怪的是，他居然吃得很饱。
　　现在他要找一家药房，还要混进去。
　　他想冲洗胶卷，以便搞清照片能不能冲出来。他不能冒险回德国，带回去的是一卷毫无用处的废胶卷。如果照片冲洗不清楚，他还得再偷些胶卷，再返回去拍照。这实在无法容忍。
　　要找的一定是一家独立经营的小商店，不能去那种连锁店的小分店，因为在分店照片还要送到中心店冲洗。找那种独立经营的小商店必须在居民能买得起照相机的地带（或者是战前能买得起的居民区）。利物浦车站属于伦敦东区，不会有那种小商店。他决定到布隆伯里那儿去。
　　街道上月光照耀，一片宁静。这天晚上一直都没有拉响警报。到了钱瑟里街，有两名宪兵叫住了他，要查他的身份证。费伯装得有几分醉意。宪兵也没有问他出门干什么。
　　他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店铺，地点是南安普敦大街的北头。那家店的橱窗里挂着“柯达”招牌。小店还在营业，这倒是出乎意料的事。他进了店铺。
　　站在柜台里的人弯腰驼背，头发稀疏，戴着眼镜，身穿白色外衣。那人性情急躁，开口就说：“我们的服务要凭医生的处方。”
　　“没什么，我只想问一下你们冲洗照片吗？”
　　“可以，如果你明天来——”
　　“是不是就在店堂里冲洗？”费伯问道。“你知道，我急等着要用。”
　　“可以，如果你明天来——”
　　“照片当天就能取到吗？我兄弟在度假，他回去时想带几张——”
　　“最快也要24个小时。明天来吧。”
　　“谢谢，明天会来的。”
　　出门的时候，他注意到店铺10分钟内就要打烊。他走过街，站在对面的阴暗中等待。
　　9点整，那位药剂师出了店，随手把门锁起来，上路走了。费伯朝相反的方向走，途中拐了两个弯。
　　似乎没有直接通向店铺后面的道路。费伯不想从大门破门而人，免得巡警看到大门的锁被人撬开。他走在与店铺平行的街道上，寻找有没有进店铺的小道。显然没有。但是，两条街道之间相隔很远，房子与房子不可能相连，店铺后面总得有类似通风井那样的东西。
　　最后，他来到了一幢古老的大房子那儿，只见那房子的牌子标明这儿是附近一家学院的宿舍。大门没有锁。费伯进了门，很快穿过公共食堂，那儿只有一个女学生坐在餐桌旁，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费伯喃喃道：“检查学院灯火管制情况。”女学生点点头又继续看书。费伯走出了后门。
　　他穿过一个庭院，途中被一堆废罐头听绊了一跤，然后找到了门，进了小巷。他很快就来到店铺的后面。店铺的后门显然从来没有用过。他翻越过几只轮胎和一张废垫子，然后用肩膀撞门。门板已经腐烂，一下子就被撞开了，费伯进了店铺。
　　他找到了暗室，把自己关在里面。他扭开开关，天花板上一盏微弱的红灯亮了。暗室的设备很好，冲洗用的药液瓶子排列整齐，瓶子上还贴着标签。里面有放大机，连照片烘干器也有。
　　费伯着手工作，他干得又快又仔细。温箱的温度，他调得很准；显影液，他拌得非常均匀；还以墙上的大电钟掌握着冲洗过程所需的时间。
　　底片完全令人满意。
　　他把底片烘干，放进放大机，冲印了一整套照片，规格为10×8。当他看到显影液中的图像逐渐显现出来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好极了，他干得真漂亮。
　　现在他要就一个重大问题做出决定。
　　这一整天他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照片既然已经冲洗出来，他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
　　照片如果送不到德国，怎么办？
　　他前面的道路至少是吉凶未卜。一方面他对设法与德国潜艇会合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办到，尽管途中有限制，海岸线一带有警戒；另一方面对于那艘潜艇是否在那儿等他，是否能渡过北海返回德国，他没有把握。至于从这儿走掉，乘上公共汽车，当然也可以做到。
　　他发现了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情报，却因此而可能丢掉性命，可能与情报一块儿死亡——这实在太可怕了，他联想也不敢想。
　　他必须要有个应变的措施，也就是说要有第二套办法，把可说明盟军军事部署假象的证据送回德国的反间谍机关。
　　英国和德国之间当然没有邮政往来。邮件业务只得通过中立国进行。所有的邮件不用说都要被检查。他可以用密码书写，但问题不在这儿。他要送回的是照片——那是起作用的证据。
　　他曾听说过有另外一条途径，一条有效的途径。驻伦敦的葡萄牙使馆里有位官员同情德国，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上的原因；另一个，也是费伯所顾虑的，就是他接受了大量的贿赂。那位官员愿意传送信件，方法是：通过外交邮袋运往驻中立的里斯本的德国大使馆。邮件从那儿运输安全可靠。这条运输线早在1939年就开通了，费伯仅仅用过一次——那是在卡纳里斯要求做常规的测试性联络的时候。
　　这条途径可行，也只得这么做。
　　费伯感到火冒冒的——他一向就不信任别人，那些人都是蠢货，而他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得有个替身来传送这份情报。这么做比使用发报机要少些风险。不过，如果德国对真实情况毫无所知，那风险当然就更大了。
　　费伯的头脑非常清醒，经过权衡，使用葡萄牙使馆的渠道更为有利，这是无庸置疑的。
　　他坐下来着手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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