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来确定“监狱体制”最终形成日期，我不会选择颁布刑法典的1810年，也不会选择通过了关于分相囚禁原则的法律的1844年。我甚至不会选择1838年，那一年夏尔·庐卡、莫罗·克利斯托夫与福歇撰写的关于监狱改革的著作纷纷问世。我要选的日期是1840年1月22日。这是梅特莱（Mettrav）农场正式开始使用的日子。正是在这个不被注意、不被纳入史册的光荣日子，梅特莱的一个孩子在垂危之际说：“我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农场，太可惜了！”（Dll。p6－tiaux，1852383）。这标志着第一个教养所圣徒的死亡。据说，来自其它惩罚场所的犯人在咏唱关于这个农场的新惩戒方针的赞美诗时说：“我们过去宁愿挨打，但是现在囚室更合我们心意。”如果这种话可信以为真的话，那就无疑有许多被赐福的人将加入那个圣徒的行列。
　　为什么我选择梅特莱？因为它是最极端的规训机构，是各种对行为进行强制的技术集大成的标本。在它那里可以发现“修道院、监狱、学校、兵团”。囚犯被分配在等级严明的小班中。这些班同时奉行五种模式：家庭模式（每个班都是由两个“老大哥”与“兄弟”组成的“家庭”）；军队模式（每个家庭有一个班长，下分两个小组，每组各有一名组长；每个囚犯都有号码，都要学习基本的军事操练；每天有一次卫生检查，每周有一次服装被褥检查；每天有三次点名）；工厂模式（有监工和工头，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与年轻囚犯学艺）；学校模式（每天上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课；由训导员或副班长讲课）；司法模式（每天在谈话室进行“司法”惩治：“任何轻微的不服从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避免严重违法乱纪的最好方法是极其严厉地惩治最轻微的错误：在海特莱，说一句废话都要受到惩罚。”主要惩罚手段是单独禁闭，因为“孤独是影响孩子道德本性的最好手段。尤其是在孤独时，宗教的声音，即使以前从未进入他们的心灵，现在也会恢复全部感人的力量”。——一＊。C叭tittX，18u，377）。整个准刑罚制度都是人们为了使之不成其为监狱而创造出来的。它在囚室内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囚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
　　这种不同模式的复合使得人们有可能揭示“训练”的功能特征。梅特莱的长官都不能是纯粹的法官、教师、工头、非正式官员或“家长”，而只能是一种独特的干预方式中的这些东西的混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行为技师：品行工程师，个性矫正师。他们的任务是造就既驯顺又能干的肉体。他们每天负责监督九或十小时的工作（或者在车间里或者在田地）。他们指挥囚犯班组按照号角或哨声进行有秩序的活动，体育训练、军事操练、起床就寝、散步。他们教授体育动作。门］他们检查卫生，督促洗澡。训练是与观察同时进行的。根据囚犯的日常表现，他们不断地积累起一整套认识。这种认识被用来当作不断评估的工具：“少年犯一进入农场，就要接受一番调查，包括他的出身、家庭状况、被送上法庭的罪名以及构成他短暂但往往十分悲惨的经历的其它违法行为。这种资料被写在一块木板上。在这块板上依次记录着与每个囚犯有关的每一件事，他在教养所的停留时间以及他离开后被送往何处”（Ducp6tiaux，1851，61）。对肉体的塑造产生了一种关于个人的知识。学习技术的学徒训练导致了各种行为模式。掌握技能与建立权力关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强壮能干的农业工人被制造出来。在这种受到专门监督的劳动中，产生出顺从的臣民，形成一套有关他们的可靠知识。这种规训D肉体的技术有双重效果：洞察“心灵”和维持服从关系。有一个成果可以证明这种训练工作的有效性：1848年，当“革命的狂热激发了所有人的想像时，当昂热、拉弗莱什、阿尔福尔等地的学校，甚至各寄宿学校都起来造反时，梅特莱的囚犯比以往更平静”（Ferrus）。
　　梅特莱特别具有典型意义之处，在于它自己所承认的这种训练运作的特点。这种训练是与其它监督方式——医疗，一般教育和宗教指导——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它们为基础。但是，不能把它与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也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家庭”的班组长、工头都必须与囚犯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衣衫几乎与囚犯一样“简陋”。他们实际上从不离开囚犯左右，日夜观察着他们。他们在囚犯中形成了一个持续观察网。为了使囚犯能够自我训练，在农场建立了一所特殊学校。教学计划的主要宗旨是使未来的干部受到与囚犯一样的学徒训练与强制：他们“像学生一样受到纪律约束，以后他们作为教师将自己实行这种纪律”。他们学习有关权力关系的技艺。这是第一所实行纯粹纪律的训练学院，因为“教养”不仅仅是一种追求在“人性”方面的证明或在某种“科学”方面的依据的工程，而且是一种经过训练而学到的、服从一般规范的技术。这种实践通过强制来规范无纪律者或危险分子的行为，反过来也通过制定技术与理性思考来使自已被“规范化”。这种规训技术变成了一门有专门学校的“学科”。
　　人文科学历史的研究者碰巧也把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日期确定在这个时间，因为在这些年里，韦伯（Weber）”正在使用他的小罗盘来测量感觉。而在梅特莱出现的东西（迟早在其它欧洲国家也会发生）显然属于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监督的出现或制度化或命名礼。这种监督是施加于抗拒规训者的知识与权力。然而，在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这些纪律专家的出现肯定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人们会说，对感觉反应的定量评定至少能从新兴的生理学中找到根据。单凭这一点，它也应在科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是，规范监督也被一种医学或精神病学紧紧地包装起来，从而也具有一种“科学性”。它还受到一种司法机制的支持，后者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它一种法律证明。因此，在这两种重要的保护层下，作为这二者的联系纽带或交流媒介，一种精心制定的规范监督技术不断地得到发展，延续至今。自从梅特莱的小学校建立以来，这些方法获得了层出不穷的具体而制度化的支持。它们的机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扩大了。它们的辅助设施也随着医院、学校、公共管理机关、私人企业的增多而增加。它o］的人员在数量、权力与专业资格方面都得到扩充。对付无纪律的技术人员形成了一个大家庭。在实施规范化的权力被规范化的过程中，在对一种凌驾于个人的权力一知识的部署中，梅特莱及其学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刻作为一种我们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的惩罚艺术形成的起点呢？这是因为这种选择总是有点“不公正”。因为它把这个过程的“终点”置于刑法的较低应用领域中。因为梅特莱既是一所监狱，又不完全是监狱；说它是监狱，是因为它收容被法庭定罪的少年犯，但它还收容受到指控、但根据法典第66条应宣判无罪的未成年人，同18世纪一样收容代替家长管教的寄宿生。梅特莱这个惩罚样板恰恰位于严格意义的刑罚范围的边界。在刑法领域之外，有一系列的机构组成了“监狱群岛”。梅特莱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然而，一般原则、重大法典以及法规在这一问题上都十分明确；不准有“法律之外”的监禁，不准有未经正式司法机构决定的拘留，那些专横但却普遍存在的禁闭不得再继续存在。然而，刑罚外监禁的原则实际上从未废弃。（大革命期间有关家内法庭、家长管教、家长禁闭子女权利的辩论还有待研究。）此外，如果说古典主义方式的大禁闭机构部分地（仅仅是部分地）被废除了，那么它又很快地复活了，并沿着某些方向重新部署和发展。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监狱这个中介，一方面与法律惩罚手段相统一，另一方面与规训机制相统一。禁闭、司法惩罚与各种规训机构之间的界限在古典时代已经被弄得模糊不清，现在则趋向于消失，趋向于构成一个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这个系统把教养技术扩散到各种最单纯的纪律中，使纪律规范渗入到刑法体制的核心，并用纪律规范来控制最轻微的非法活动，最不起眼的不正规、偏离或反常以及过失犯罪的威胁。一种微妙的、分等级的“监狱网络”及其严密的机构与各自使用的方法，担负起古典时代那种专横、普遍但很不统一的禁闭的责任。
　　在此，我无意重构这整个网络——它首先是形成监狱的直接外围，然后不断地向外扩展。但是，提供少许的提示与若干日期，将有助于了解这种现象的广度与早熟性。
　　在中央监狱里建立了农业部门（1824年加永（Gaillon〕首创，随后丰特夫罗（Fontevrault］、勒杜埃尔门。esDouaire］、勒布拉尔（I－eBoulardj相继建立）。为被遗弃的流浪儿童建立了农场（1840年yA蒂堡（Petit－Bourg］，1842年奥斯瓦尔德（（）stwald］）o为“惧怕堕入非正常生活”的年轻女犯，“因母亲堕落而过早接触丑恶生活的贫穷而纯洁的女孩”，被遗弃在医院和夜店门前的女孩，设立了救济院。根据1850年法令建立了劳改农场：免于起诉的与被定罪的未成年人被送到这些农场，“在严格的纪律下过集体生活，在农业劳动及与农业有关的基本产业中接受训练”；后来，被判处终身苦役的未成年人与“受公共事业救济局监护的未成年流氓”也被送进来（有关各机构的情况，见Gailac，99一107）。此外，“监狱领域”愈益远离严格意义的刑罚，愈益扩大，监狱的形式慢慢削弱乃至最终彻底消失，出现了遗弃儿童或贫穷儿童收容所，孤儿院（如诺伊霍夫（Neuhof）或海尼尔菲尔曼（Mesn小Firminj），习艺所（加兰斯的伯利恒（Bethl（？edeReims］或南锡习艺所（MaisondeNancyj，甚至出现了工厂一修道院，如拉索瓦热不（l－aSauvag6re〕、塔拉尔（Tarare）和瑞瑞里约〔加juriewj，年轻女工在13岁左右进入这些地方，几年内过着禁闭生活，外出必须有人监督，领取的是记账单而不是工资；劳动热情高、表现好，可多得奖金；工资只有在离开时才能拿到）。再扩大些看，还有一系列的机制虽然没有采用“严密的”监狱模式，但是使用了某些“监狱方法”，如慈善团体，道德改良协会（提供帮助但也进行监督），工人住宅区与集体宿舍——最原始的宿舍依然带有十分明显的教养制度的痕迹。’目最后，这个大“监狱网”包容了遍及整个社会的所有规训机制。
　　我们已经看到，在刑事司法中，监狱把惩罚程序变成一种教养技术，而“监狱群岛”则把这种技术从刑罚机构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这就产生若干重要后果。
　　1．这个宏大的机制建立了一种渐进的、连续的、不易察觉的等级，这就容易很自然地从不守秩序过渡到犯罪，反过来，从触犯法律过渡到对准则、常态、要求和规范的轻微偏离。在古典时代，尽管有某些关于犯罪的一般提法，已‘但是犯罪（crime）领域、罪数（sin）领域与不良行为领域始终是分开的，它们有各自的标准与各自的权威（法庭、忏悔、禁闭）。相反，具有监视与惩罚机制的监禁是按照一种相对连续原则运作的。各种机构本身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公共救济与孤儿院、改造所、教养所、规训营、监狱相联系；学校与慈善团体、工厂、救济院、女教养修道院相联系；工人住宅区与医院、监狱相联系）。惩罚标准和机制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以单纯的离轨行为为基础，逐渐强化准则和增加惩罚。（在知识领域与权力领域）已确立的、专业化的、有权能的权威有一种连续的等级。这种权威绝不恣意妄为，而是严格地照章办事，借助视察与评估，划分等级，分辨程度，做出裁决，施加惩罚，从矫正反常逐渐地过渡到惩罚犯罪。这种“监狱体系”具有许多分散或紧凑的形式，具有许多监督或限制、周密监视或持续强制的机构，从而保证了惩罚手段按照质和量相互沟通。它根据十分微妙的划分，把轻重刑罚、温和与严厉的处置、不好的评分与不重的判决连成序列。最轻微的无纪律似乎也预示着，你将最终被送上囚犯船；严酷的监狱则向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说，我将记录下你的任何不规矩行为。18世纪的人曾在有关表象与符号的“意识形态”技术中寻求惩罚功能的共相。现在，各种“监狱机制”的复杂、分散但统一的扩展与物质构架，成为这种共相的依托。结果，某种重要的共相贯通了最轻微的不规矩与最严重的犯罪。它不是犯法，不是对共同利益的冒犯，而是对规范的偏离、反常。正是它纠缠着学校、法庭、收容院与监狱。它在意义与功能的领域中统一了“监狱”在策略领域中所统一的东西。社会的敌人取代了君主的对头，同时也被变成一个不正常者，他本身带有捣乱、犯罪与疯癫等多重危险。“监狱网络”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惩罚与不正常这两个复杂的长序列联结起来。
　　2．“监狱”及其广泛的网络允许募用重要“过失犯”。它建立了“规训职业经历”。在这种经历中，经过各种排斥和遗弃后，就启动了一种纯粹的进程。在古典时期，在社会的禁区或空隙开辟出一个浑饨的、受到宽容的、危险的“非法者”领域，至少是逃避权力直接控制者的领域：这个不确定空间对于犯罪来说是一个训练场或避难所。在那里，贫困、失业、逃避无辜迫害，狡猾多诈、反抗权势，无视义务与法律、有组织的犯罪，都因各种缘由汇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冒险领域，吉尔·布拉斯、谢泼德和曼德兰都以各自的方式栖身于此。19世纪的情况则不同：通过规训区分，构建起体系内的严格渠道。这些渠道借助相同的机制，培养驯顺状态，制造过失犯罪。这里有一种连续而强制性的规训“训练”，它有某种教育课程与某种职业网络。从中产生了安全的、可预知的、属于社会生活的职业经历：救济团体、寄宿学徒、劳改农场、训练兵营、监狱、医院、救济院。这些网络早在19世纪初已被规划出来：“我们的慈善机构是一个极其协调的整体，穷人从摇篮到坟墓无时无刻不得到帮助。观察一下不幸者的人生旅程，你会看到，他出生便遭遗弃，被送进育婴堂，然后进入孤儿院，六岁时进入小学，以后又进入少年学校。如果他没有工作能力，他就被列入地区慈善机构的名单，如果他病了，他可以在十二家医院中选择就医。……最后，当这个可怜的巴黎人接近生命的尽头，七家救济院在等待他，它们那有益于健康的制度使他的风烛残年得以延长，超过了富人的寿命”（MoreaudeJonn巨s，转引自Touque）。
　　“监狱网络”不会把不能消化的人抛进混饨的地狱。它是没有边界的。它用一只手把似乎要被另一只手排除的东西捡回来。它不愿意浪费即便是被它判定为不合格的东西。在这个用监禁把全身武装起来的全景敞视社会中，过失犯并不是在法律之外的，他从一开始就置身于法律之中，置身于法律的核心，至少是置身于各种机制的包围之中。那些机制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将个人从纪律转交给法律，从离轨转变为犯法。诚然，监狱是惩罚过失犯罪的，但是，大部分过失犯罪是在监禁中由监禁制造出来的。归根结底，是监狱使这种监禁得以无限延续。监狱仅仅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那种循序渐进的等级中的一个高级阶梯。过失犯是一种制度产物。因此毫不奇怪，在相当多的案例中，犯人的履历中包括了所有那些被普遍认为旨在使人远离监狱的机制与设施。人们会在其中发现有关估恶不使的过失犯“形象”的标记：被判处苦役的犯人是按照统一的“监狱体系”的作用方向从在教养所度过的童年中精心制造出来的。反之，赞美边缘状态的抒情诗兴则可以在这种“非法者”形象中，在这个游荡在一个驯顺、怯懦的秩序的边缘的庞大社会流民群中找到灵感。然而，犯罪不是在社会的边缘通过连续的放逐而产生的，而恰恰是借助于在愈益强化的监视下的愈益严密的嵌入，通过规训强制的积累而产生的。总之，“监狱群岛”保证了在社会深层基于微妙的非法活动的过失犯罪的形成，过失犯罪与非法活动的迭盖，某种特殊犯罪的确立。
　　3．但是，“监狱体系”及其远远超出合法监禁的外延的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它成功地使惩罚权力变得自然与正当了，至少人们对刑罚的容忍尺度放宽了。它趋向于消除惩罚实施中代价太大的因素。它是通过使两个领域相互对抗来实现这一点的。这两个领域是法律的司法领域与超法律的规训领域。实际上，贯穿于法律及其判决书的“监狱体系”的宏大连续性，给予规训机制及其所实施的决定与裁决一种合法的认可。在这个包括许多相对独立自主的“局部”机构的网络中，司法模式本身与监狱形式一起广泛扩散，乃至无所不在。规训机构的规章条例可以照搬法律，惩罚方式可以效仿陪审团的裁决与刑事惩罚，监视方式可以遵从警察模式。凌驾于所有这些衍生机构之上的是监狱这种最纯粹的形式。它给了它们某种正式的认可。“监狱”是一个以囚犯船或苦役到各种轻微限制的广泛等级。它传送着某种由法律所肯定的、被司法当作最得心应手的武器的权力。当纪律与在纪律中运作的权力完全运用司法本身的机制时（甚至是为了减轻这些机制的强度），当权力的效果被统一起来，权力被传送到各个层面，从而使它可以避免过分严厉时，纪律与权力的运作怎么可能显得是专断的呢？“监狱”的连续性以及监狱形式的聚变，使得规训权力有可能合法化，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规训权力正名。这样就使规训1权力不可能具有任何过分或滥用的因素。
　　然而，反之，“监狱金字塔”给实施合法惩罚的权力提供了一种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它似乎不再具有任何过分与暴力性质。在规训I机构及其所包含的连续“嵌入行动”的精密等级序列中，监狱并不表示另外一种权力的释放，而仅仅表示一种机制的补充强度，而那种机制从最早的合法惩罚形式产生以来就一直在运作着。下述两种机构的差异几乎是（而且应该是）难以察觉的：一种是为了使人悬崖勒马、避免入狱而将人收容进来的最新的“康复”（rehabiltation）机构，另一种是人在犯了明确罪行后被送进去的监狱。这里有一种严格的经济机制。它具有极其谨慎地提供统一的惩罚权力的功效。这里没有任何因素能使人想起君主权力在用自己的权威对即将处死者的受刑肉体进行报复时的那种过分性质。监狱对于那些交付给它的人继续进行着在其它地方已经开始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正是整个社会通过无数规训机制对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借助于一个“监狱连续统一体”，做出判决的权威渗透进其它所有从事监督、改造、矫正、改良工作的权威机构。甚至可以说，除了过失犯的独一无二的“危险”性质，除了他们偏离正常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仪式方面的必要严肃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上述权威机构区分开。但是，就其功能而言，惩罚权力实质上与治疗权力或教育权力并无二致。它从它们那里，从它们的较次要的任务中，获得来自下面的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不重要，因为这是对技术与合理性的认可。正如“监狱”使技术性规训权力“合法化”，它也使合法的惩罚权力“自然化”。“监狱”在二者同质化时，消除了其中一个的暴力性与另一个的专横性，减轻了二者都可能引起的反抗后果，从而使二者都不必有多余的目的，并且使同样精心计算的、机械的与谨慎的各种方法得以在二者之间流通。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就使伟大的权力“经济”得以贯彻——在18世纪有关人的积聚与有效管理的问题首次出现时，人们曾努力探索这种“经济”的公式。
　　通过在社会各层面的运作，通过不断地将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力混合，“监狱”的普遍性使惩罚之变得自然与可接受的标准降低了。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在大革命前后，惩罚权利是如何获得一种新基础的？无疑，答案应该在契约理论中寻找。但是，更重要的或许是提出相反的问题：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接受惩罚权力，更简单地说，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容忍被惩罚？契约理论仅仅能够用下述虚构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合法成员赋予他人以权力，这种权力对他行使他本人所拥有的对他人的权利。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造成了规训l权力与法律权力之间的沟通，并且从最轻微的强制不间断地延展到时间最长的刑事拘留，从而建构了与那种胡诌的授权相反的具有直接物质性的技术现实。
　　4．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权力经济，作为其基本手段的“监狱体系”就能够促成一种新形式的“法律”的出现：这是一种合法性与自然性、约定俗成与章程的混合，即规范（norm）。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司法权力至少是它的功能运作出现内部错位；审判日益困难，似乎人们羞于做出判决；法官方面强烈地希望对正常与非正常进行判断、估量、诊断与辨认，声称有治疗与使人康复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是否相信法官有良心，甚至无意识的良心，是无意义的。他们“对医学的（无限）偏爱”（这一点不断地表现出来——从对精神病专家的诉诸到对犯罪学的说法的关注）体现了这样一个重大现实，即他们所行使的权力已经“变质”；它在某种层面上是受法律支配的，而在另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它是作为一种规范性权力运作的；正是他们行使的权力的机制，而不是他们的顾忌或人道主义的机制，使他们做出邮疗性”判决，提出“使人康复”的监禁期限。但是，反之，即便法官愈益不情愿为判罪而判罪，审判活动也已经扩大到规范权力所扩展的程度。这种审判完全是由于无所不在的规训机制而产生的，是以所有的“监狱机构”为基础的。它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一法官、医生一法官、教育家一法官、“社会工作者”一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
　　5．社会的“监狱结构”确保对肉体的实际捕获与持续观察；由于本身性质的缘故，惩罚机构基本上能够适应新的权力经济，适应形成满足这种经济所需要的知识的手段。它的全景敞视运作使它能够起到这双重作用。由于它具备固定、划分与记录的方法，它一直是使人的行为客体化的无穷尽的检查活动得以发展的最简单、最原始、最具体但或许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如果说在“刑讯”司法时代之后我们进入了“检察”司法的时代，如果说检查方法能够以一种更一般的方式广布于整个社会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关于人的科学，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各种繁多而相互重合的监禁机制。我并不认为人文科学源出于监狱。但是，如果说它们（人文科学）能够形成，能够在“知识型”（episteme）中造成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即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容进权力关系，要求有一种使征服与客体化重合的技术。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这种权力一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则是这种权力一知识的盔甲之一。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等等）是这种分析介入、这种支配一观察的对象一效果。
　　6上述这些无疑可以解释监狱这个从一开始就受到诋毁的小发明为何极其牢固。如果它仅仅是一个为国家机器服务的镇压或排斥工具，那么它会比较容易地改变自己赤裸裸的形式，或寻找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替代方式。但是，因为它植根于权力的机制与战略之中，所以它能以巨大的惯性力量来应付任何改造它的尝试。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当改变监禁制度的问题被提出时，反对意见不仅出自司法机构本身。阻力不是出自作为刑事制裁的监狱，而是出自具有各种决断、联系与超司法结果的监狱，作为处于一个普遍的纪律与监视网络中的中转站的监狱，在一种全景敞视制度中运作的监狱。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改变的，也不意味着它一旦确立就成为我们这种社会永远不可或缺的。相反，人们可以确定这样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在使监狱得以运作的连续进程中能够对监狱的用途加以重大限制并转变其内部功能。无疑，这两个进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展开了。第一个进程是，减少被当作一种被封闭与被监视的特殊非法活动的过失犯罪的效用（或者增加其不利之处）。譬如，同政治与经济机构有直接联系的重大国内或国际非法活动（金融方面的非法活动、情报工作、武器与毒品交易、资产投机生意）表明，带有土气的而且引人注目的过失犯罪劳动力被证明是无能的。再如，从范围稍小的例子看，只要通过出售避孕套或间接地通过出版物、电影或歌舞剧就能够更有效地对淫乐进行经济榨取，古老的卖淫体系就丧失了其原有的许多效能。第二个进程是，规训网络日益发展，它们与刑法机构的交流日益扩大，它们获得愈益重要的权力，司法功能愈益大规模地转交给它们。现在，随着医学、心理学、教育、公共援助、“社会工作”等承担了愈来愈多的监督与评估权力，刑法机构也将能够变得具有医学性、心理学性与教育性。由于同样的原因，当监狱借助它的教养话语与它的加强过失犯罪的效果之间的裂痕把刑罚权力与规训权力联结起来时，监狱所体现的转折作用也就变得没有那么大了。在所有这些从事规范化的机制（它们的使用正在变得愈益严格）中间，监狱的特点及其作为联结环节的作用正在丧失原有的某种目的。
　　如果说围绕着监狱有一个全局性的政治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它是否应该具有矫正作用，也不是法官、精神病学家或社会学家是否应该在监狱中行使比管理人员更多的权力，甚至也不是我们究竟应该要监狱还是要其它某种东西。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些从事规范化的机制及其通过新纪律的扩增所具有的广泛权力被过分地使用了。
　　1836年，有一名通讯员给《法朗吉》的信中写道：“道德家、哲学家、立法者、文明的诌媚者，这就是你们的秩序井然的巴黎蓝图，这就是实行物以类聚的修正案。在中心点，在第一封闭区里，有对付各种疾病的医院，对付各种贫困的救济院，为男人、女人和儿童开设的疯人院、监狱与重罪犯监狱。围绕着第一封闭区，有兵营、法庭、警察分局、监狱看守住宅、断头台、刽子手及其助手的住宅。四角分别是众议院、贵族院、法兰西研究院和王宫。在中央区的外面，有为中央区服务的各种行业：骗子云集、破产频仍的商业，明争暗斗的工业，摇唇鼓舌的出版业，赌场，卖淫业，饥寒交迫的或放荡堕落的民众——他们随时准备竖起耳朵听从革命之神的召唤，还有铁石心肠的富人。……最终会产生一场人人对人人的无情战争”（法朗吉），1836年8月10日）。
　　我的论述就以这篇未署名的通信作为结束。我们此时已远离刑轮、绞刑往、绞刑架、示众柱星罗棋布的酷刑国度，我们也远离大约五十年之前改革者的梦想——惩罚之城，其中，数以平计的小舞台展示出无限丰富多彩的司法表演，在装饰过的断头台上精心制造出的惩罚将构成刑法典的持续节目。“监狱之城”及其虚构的“地理政治”则受到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摘自《法朗吉》的上述文字使我们想到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位于这座城市中心的，而且似乎是为了恰当地控制这个中心的，不是“权力中心”，不是一种武力网络，而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因此，“监狱之城”的原型不是作为权力之源的国王人身，也不是产生某种既有个人性又有集体性的实体的契约式的意志聚合，而是一种对各种性质与各种层面的因素的战略分配。监狱不是法律、法典或司法机构的产物，它并不从属于法庭，不是实现法庭判决和法庭想要达到的结果的灵活或笨拙的工具。相反，法庭外在于和从属于监狱。监狱占据着中心位置，但它不是莹莹于立，而是与一系列的“监狱”机制相联系。这些机制都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迥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都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这些机制不是被用于对付对“中心’法律的冒犯，而是被用于生产机构——“商业”和“工业”，用于对付一系列复杂的非法活动。这些非法活动具有各式各样的性质与根源，有特殊的谋利作用，惩罚机制对付它们的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追根究抵，统辖着所有这些机制的不是某种机构的统一运作，而是进行战斗的必要性与战略准则。因此，把这些机构说成是压制、排斥、制造边缘状态的机构的种种观念，不足以描述出处于“监狱之城”核心的居心叵测的怜悯、不可公开的残酷伎俩、鸡零狗碎的小花招、精心计算的方法以及技术与“科学”等等的形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结束本书的这一终点应该成为一种历史背景。有关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权力以及知识的形成的各种研究都应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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