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这个人的事，很想做到实事求是，又想写得生动些。这两个要求很难捏到一块儿。只有在不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时候，事实才会叫人感兴趣。本来嘛，可以想办法发明一种新颖的手法，用它把事实地制成引人入胜的情节。又有秘密，又有斗争，又有险风恶浪。同时又翔实可靠。
　　比方说，满容易把这个人写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孤胆战士，单枪匹马对付强大的对手。独个儿对着大伙儿干。更精彩的是大伙儿对着池一个人干。以强凌弱，一下子读者就会同情他。可是事实上，恰恰是他一个人对着大伙儿干，是他主动进攻的，是他先跳出来开火的。他的学术斗争，意义相当复杂，相当成问题。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学术斗争，谁也不会落个绝对正确。自然罗，也可以替他把事情弄得简单些，编上一套。不过，这样一来，就不好用他的真名实姓了，其他许多人的姓名也该一笔抹去。结果，谁也不会相信我的故事。已经去世了，更有必要这样做。
　　我想叫大家看看，人是多么了不起；看看我们这里有多么出色的人。
　　真人真事当然是有妨碍的，捆住了手脚。虚构的人物好办得多。虚构的人物任人摆布，并且纤毫毕露——他的一切想法和意图，他的过去和未来，作者都一清二楚。
　　另外，我还有一个任务：向读者灌输一些有用的知识，介绍些材料。这些知识，不用说，会令人惊诧莫名，但遗憾的是，对于文学作品并不相宜，倒是适合于科普小品。《三个火枪手》的半当腰，如果插进一段介绍剑术的文字，你看该多么煞风景。读者肯定会跳过这几页。我可是得让读者看我介绍的知识，因为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希望着这本书的人越多越好；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本东西的。自从我发现了我的主人公的主要秘密之后，我就开始构思。
　　……至于秘密，也大可利用一下。一说到秘密，总能吸引人；何况这一秘密并不是无中生育的：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我的主人公的日记和文档；我从中得到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发现，使我参透了一个人一生的秘密。
　　然而，说老实话，这一秘密并没有惊险百出的情节，没有跟踪追击，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险滩暗礁。
　　我开门见山说清楚：
　　这个秘密是——怎么生活得更好。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满可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我可以宣布，这玩意儿是最佳生活方式最有教育意义的样板，提供了某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法。
　　“任何领域，任何职业，本方法均能使你取得重大成果！”
　　“即使才能十分平庸，本方法仍可保证取得最大的成就！”
　　“你学到的方法并不抽象，而是可靠的，经过多年的经验验证，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消耗最小，效果最大！”
　　“举世首屈一指！……”
　　我也可以向读者预告，我要谈的是一位当代的杰出人物，是他们没有听说过的。我要描绘一位精神上的英雄，他的道德信条是如此崇高，以致如今看来似乎是不合时宜了。他的一生，表面上再平凡不过，从某几点上说，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以小市民的眼光看，他是个典型的不走运的人。然而就生活的内在涵义而论，这个人心灵和谐，很幸福，而且他的幸福是一种最高级的幸福。老实说，我原来以为这种气质的人已经绝种了。简直是恐龙……
　　好比古代发现土地，好比天文学家发现星座，作家也有发现人的福气。有过一些伟大的发现，发现了性格和典型。冈察洛夫发现了奥勃洛摩夫，屠格涅夫发现了巴扎洛夫，塞万提斯发现了堂吉诃德。
　　这也是一个发现。他不是普遍性的典型，算是我个人的典型；也不是典型，不如说是理想人物。不过，这个词也不贴切。柳比歇夫当理想人物也并不合适……
　　我坐在一间不舒服的大教室里。没有灯罩的电灯刺人眼睛，照亮了斑白的鬓发、秃顶、研究生们朝后梳得服服帖帖的头发、乱蓬蓬的长发，还有时髦的假发、黑人们漆黑的鬈发。教授们、博士们、大学生们、记者们、历史学家们、生物学家们……最多的是数学家，因为就在数学系开的会——哀悼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的第一次纪念会。
　　我没有料到会来那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来可能是出于好奇心。因为他们不大了解柳比歇夫。不知道他是搞生物的，还是搞数学的。是个半瓶子醋？是个业余爱好者？好象是业余爱好者。可是业余爱好者又怎么着！？图卢兹的邮局职员——伟大的数学家费尔玛不也是业余爱好者？贝塞麦也不是专门搞炼钢的，同发明炼钢新工艺的托马斯一样；托马斯不过是警务法庭的一个办事员。柳比歇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活力主义者便是实证主义者，再不然是唯心主义者。反正是左道旁门。
　　连做报告的人也没有说清楚。
　　一些人认为他是生物学家，另一些人说他是搞科学史的，也有人认为他是昆虫学家，还有人说他是搞哲学的……
　　每一个做报告的人都介绍了一个新的柳比歇夫，与旁人介绍的迥然不同。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评价。一部分人把他说成是革命者，是造反派，敢于向进化论、遗传学某些牵强附会的定理挑战。
　　另外一部分人描绘了一位最善良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形象，对待对手宽宏大量得无边无际。
　　“……不论哪一种哲学，其中切实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想，他都很重视！”
　　“……他的力量在于不断地开动脑筋；他提出问题，他激发思想。”
　　“……某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说过：‘天才的几何学家提出定理，高明的几何学家证明定理。’他就是这样一个提出定理的人。”
　　“……他精力过分分散。他本来应当集中搞分类学，不该分心旁骛哲学问题。”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精力集中、创造精神有明确目标的样板，他一生贯彻始终……”
　　“……数学家的禀赋决定了他的世界观。”
　　“……他在哲学上知识渊博，所以能就物种起源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他是个唯理主义者！”
　　“……唯物主义者！”
　　“……幻想家，往往迷途忘返，是个直觉主义者！”
　　他们同柳比歇夫是多年之交，对他的著述也了解有年，但每个人都只是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柳比歇夫。
　　他们过去当然也知道柳比歇夫博学多才。可是只有到现在，听了旁人的介绍，他们才明白，他们了解的柳比歇夫，只是他的部分面貌。
　　在这次纪念会之前，我花了一个星期阅读他的日记和书信，探究他的脑力活动史。我开始只是泛泛地浏览。无非是些别人的信件，无非是些写得挺好的文字，表露了别人的心灵，记录了别人往昔的忧虑以及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的愤怒。这种愤怒之情，我也是涓滴在心烟为我也想过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想到底……
　　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就相信我过去并不了解柳比歇夫。认识倒是认识，同他见过几次面，我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但是他的个性如此恢弘开阔，却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我怀着羞愧的心情回想起我过去竟把他看成是个怪人，一个聪明可爱的怪人；我很痛心，错过了许多同他促膝相对的机会。有多少回，我打算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看他来着，我以为来日方长。
　　不知是第几次了，生活教我对什么事都不要因循拖延。仔细想想；生活实在是个任劳任怨的好当家，她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机会，安排我同许多当代最有意思的人物见面。可是我不知忙些什么，来去匆匆，因循拖延，以致失之交臂。我拖拖拉拉是为了什么？忙些什么？当初瞎忙的那些事，如今看来是那么渺小，而损失是那么惨重，主要是再也不能挽回弥补了。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大学生耸耸肩膀，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讲话的人聚讼纷纭，他没有办法统一起来。
　　柳比歇夫去世总共才一年，就弄不清楚地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死者是属于大家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做报告的人从柳比歇夫身上挑出他们喜欢的东西来讲，再不然就是选择他们需要的东西来做他们的论据。年复一年，他们塑造的柳比歇夫的各种形象会融合成某种中性的东西，说得确切些，融合成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折衷的东西，没有矛盾，没有难解的谜，给磨平了棱角，很难辨认出原型。
　　然后，人们会对这个折衷的形象加以解释，判断他的错误所在，确定他在哪些方面走在他的时代的前面，把他的形象变得人人都十分理解。然而并不真实。
　　当然罗，这还得看他就范不就范。
　　讲台上方，挂着一帧镶在黑框里的巨幅遗像——一个秃顶老头儿，皱起蒜头鼻子，在搔后脑勺。他啼笑皆非地看着，不知是看着听众还是看着讲话的人，仿佛是在考虑怎么再干它一家伙。明摆着，所有那些自作聪明的讲话和议论，如今同他风马牛不相及了。他已经作古，再也见不到他，可又是那么需要他。我太习惯于他在世时的情形。当初，我知道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个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同他谈，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同他争论。那时，我一念及此便感到心满意足。
　　人一死，许多事情真相大白，许多事情便见分晓。我们对死者的态度，也能够盖棺论定了。我从做报告的人的发言中感觉到这一层意思。他们的发言很明确。在他们眼里，柳比歇夫的一生已经结束，现在他们打算对他的一生通盘推敲一番，作出定评。不言而喻，事到如今，他的许多思想将得到公认，许多著作将出版或再版。不知道为什么，死者比生者有更多的权利，有更多的机会……
　　……我也可以这样办；先跟读者打个招呼，说明本书索然无味，连篇累牍都是枯燥的、纯粹是事务性的散文，连散文都谈不上。作者很少花功夫去润色雕琢，叫读者看着舒服。作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感到很棘手。对这部叙事小说的体裁，作者自己也觉得别扭。作者所以要如此这般，原因将在小说结尾中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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