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连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亲近的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他留下的遗产有多大。
　　他生前发表了七十来部学术著作。其中有分散分析、生物分类学、昆虫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国外广为翻译出版。
　　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他一共写了五百多印张。五百印张，等于一万二千五百张打字稿。即使以专业作家而论，这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科学史上，艾勒、高斯、赫姆戈尔茨、门捷列耶夫都曾留下巨大的遗产。对于这种多产，我老是迷惑不解。这一点很难解释，但也挺自然——古时候，人们写得比较多。至于今日的学者，多卷本的全集是一种罕见的甚至是奇怪的现象。连作家似乎也写得比过去少了。
　　柳比歇夫的遗产包括几个部分：有著作，探讨地蚤的分类、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哲学、昆虫学、动物学、进化论、无神论。此外，他还写过回忆录，追忆许多科学家，谈到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以及彼尔姆大学……
　　他讲课，当大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所一个室的负责人，还常常到各地考察；三十年代他跑遍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去过许多集体农庄，实地研究果树害虫、玉米害虫、黄鼠……在所谓的业余时间，作为“休息”，他研究地蚤的分类。单单这一项，工作量就颇为可观：到一九五五年，柳比歇夫已搜集了三十五篇地蚤标本。共一万三千只。其中五千只公地蚤做了器官切片。总计三百种。这些地蚤都要鉴定、测量、做切片、制作标本。他收集的材料比动物研究所多五倍。他对跳甲属的分类，研究了一生。这需要特殊的深入钻研的才能，需要对这种工作有深刻的理解，理解其价值及其说不尽的新颖之处。有人问到著名的组织学家聂佛梅瓦基，他怎么能一生都用来研究蠕虫的构造，他很惊奇：“蠕虫那么长，人生可是那么短！”
　　柳比歇夫的治学，博大精深，既是一个狭隘领域的专家，又是个杂家。
　　他的知识面有多广，是很难测度的。谈起英国的君主制度，他能够说出任何一个英国国王临朝秉政的细节；说到宗教，不管是古兰经、犹太传经，还是罗马教廷的源流、马丁·路德的学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他都是如数家珍。他懂复变数理论、农业经济、罗·费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古希腊古罗马，天知道他还精通些什么。这，不是他要当万宝全书，不是死背硬记。他之所以获取这些五花八门的知识，是有原因的，下文自有交代。我说，他的坐功当然也是极好的。坐功好，不也是某些天才的特点么。说起来，这种本事在昆虫学之类的专业中颇为普遍，同时也是必需的。柳比歇夫自己就说过，他属于这样一类的学者，给他们照相，不该照脸，该照臀部。
　　根据列夫·贝尔格、尼古拉·瓦维洛夫、弗拉基米尔·贝克列米舍夫这一流专家们的反映，柳比歇夫的著作很有价值。今天，他的一些离经叛道的见解已升到有争议的等级，一些有争议的见解已升到无可争议的等级。对于他的学术声望乃至荣誉，大可不必担心。
　　我不打算通俗地阐述他的思想或衡量他的贡献。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他，我们同时代的人，一生干了那么多事，产生了那么多思想，这是用什么方法达到的？最后几十年（他是八十二岁上死的），他的工作精力和思维效率有增无减。关键不是在数量上，而在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做到的。柳比歇夫对我最有吸引力的精萃，核心正是这个方法。他的工作方法是一个创举；不问他其余的工作和研究如何，这种工作方法是独立存在的。从表面上看，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方法，一点也不起眼。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几十年来它取得了精神上的力量。它成为柳比歇夫的生活的骨架。不仅保证了最高的效率，并且保证了最旺盛的生命力。
　　修饰语是没有计量单位的。甚至对一些永恒的一般性的形容词——善的、恶的、真诚的、残酷的，我们也会手足无措，无可奈何，不知道该同什么比较；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谁是实在善良，谁挺善良；不知道真正的正派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些品质的标准又是什么。柳比歇夫不仅仅是自己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他对这种道德似乎有一些精确的标准，是他自己规定的，并且同他的生活方法有着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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