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图拉：
　　很可能圣母玛利亚回家时坐渡船去煤气厂旁边的米尔希彼得了；瓦尔特·马特恩同我一道在布拉班克过河。可以肯定，他比以前还要虔诚地信仰天主教。威士忌酒和杜松子酒都醉不倒他，他甚至喝起了便宜的苦艾酒。因为喝了加糖的甜酒，他的牙齿变钝了，很可能有两三次，在可以听见讲话的距离，他冲着圣母玛利亚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那时他在河中小岛上，在布赖滕巴赫桥两侧的木板房之间，或者像往常一样，在茅草堤坝上。他们几乎没有商讨新的问题。他想知道某人呆在什么地方；她要唆使他扑到那条狗身上去：“过去他拣马钱子，可是现在，药剂师格赖恩克在新市场有了一家药房，这家药房什么都卖。它卖腐蚀性、麻醉性和脓毒性的毒药，譬如砒霜，这是一种从矿石当中提炼出来的光滑发亮的白色粉末，一种普通的含砷的酸，一句话：是灭鼠药。要是不存起来的话，剩下的药可以给一条狗用。”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事：瓦尔特·马特恩又重新——而且是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我们的出租房屋里露面。但这并不是说，他直接就跌跌撞撞地跑到了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来，望着我们的檐沟怪声大叫。他敲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家的房门，一进门便倒在并不牢实的沙发上。钢琴演奏家沏上茶，耐着性于忍着，这时，马特恩开始向他打听：“他在哪儿？哎呀，您别装模作样。您肯定知道他在哪儿。他不可能化为乌有，绝不可能。要是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的话，那就是您。快说！”
　　在半开着的窗户后面，我不敢肯定，钢琴家是否比我更清楚。马特恩在威胁。他在沙发上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伊姆布斯紧紧抓住一沓乐谱。马特恩在有绿色电灯光的音乐室里跌跌撞撞。有一次他抓住金鱼缸，把一些水洒向有花的裱糊纸，却没有觉察到，他洒的只是一些水。可是，当想要把大沙钟同他的烟斗一起摔坏时，他却抓住了瓷器芭蕾舞女演员。那条保持平衡的阿拉贝斯克腿在失去平衡之后，掉到了柔软的乐谱上面。马特恩表示歉意，答应要修好损坏的地方。可是，伊姆布斯却亲手用一种叫做“万能胶”的粘合剂把它补好了。瓦尔特·马特恩想帮忙，可是钢琴家在房间里把身子弯得很低，拒绝他帮忙。钢琴家给他冲茶，拿照片给他试看。燕妮穿着硬撅撅的芭蕾舞裙，站成阿拉贝斯克舞姿，近似于瓷器芭蕾舞女演员，不过腿没有受伤。马特恩看得更多的不是这张照片，因为他嘟嘟囔囔地说的并不是穿着银色舞鞋、立在足尖上的东西。常见的问题是：“在哪儿？我可不是好对付的。赶快动身，什么话也别留下。快走，别磨蹭。我曾经四处打听，甚至在木工巷和希温霍尔斯特都打听过。那个女人，那个黑德维希·劳在这个时候已经结了婚。她说，她已经断绝了同他的各种联系，已经断绝了……”
　　瓦尔特·马特恩砰的一声撞开半掩着的音乐室窗户，拼命爬过外窗台，把我推到丁香花丛中去。我刚站定，他就已经接近那个弄得乱糟糟的半圆圈了。这个半圆圈表示那根链条的有效范围，这根链条在白天把我们的哈拉斯拴在木材仓库。
　　哈拉斯仍然喜欢咬人，仍然是那么黑，只是在眼睛上方有两个灰白色的小岛。上唇的下垂部分也合得没有从前那么紧了。瓦尔特·马特恩刚离开丁香花小园圃，哈拉斯便跑出了茅屋，把链条拉得紧绷绷的，一直接到那个半圆圈。马特恩敢于走到离哈拉斯一米远的地方。哈拉斯在喘气，马特恩在找一个词儿。可是这当儿，圆锯或者凿榫机的声音传到了他耳里。瓦尔特·马特恩在圆锯和凿榫机的声音之间找到了那个词儿，他把它拣起来嚼得粉碎，趁它还含在牙齿之间尚未消失时，对我们的黑牧羊犬说：“纳粹！”他对着我们的哈拉斯说道：“纳粹！”
　　亲爱的图拉：
　　这种拜访持续了一个星期，或者说一个多星期。马特恩带来了那个词；哈拉斯头朝前站着，因为木材仓库把它拴住了。我们——你、我以及有时候还有燕妮，我们这些占地不多的人就住在这个木材仓库里。我们眯缝着眼睛，跪在窥视裂口后面。在外面，马特恩也同样跪下来，这对狗在立正。人脑袋对着狗脑袋，两者之间隔着一个孩子头大小的空间。这儿，是时高时低但却是强忍着的猜猜声；那儿，海沙的沙沙声压过砾石的嚓嚓声，紧接着就是那个词：“纳粹，纳粹，纳粹！”
　　幸好，除了我们在木材仓库里的人之外，没有人听见这个压低声音说出来的词。可是，朝向院子的窗户全都在偷看。“这个演员又来了。”每当瓦尔特·马特恩来看我们的哈拉斯时，邻居们总要从一个窗户到另一个窗户地传说。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倒是该把他从院子里捧走，可是就连工长也认为，他跟这种事毫不相干。
　　这时，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径直穿过院子。他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我敢肯定，他手里拿着样凿。他在马特恩身后停下来，把空着的那只手郑重其事地放到马特恩的肩膀上。他大声嚷着，好让站在出租房屋窗户前的人和站在各个楼层窗口的伙计都听到：“您马上住口，别惹狗！您离开这儿！您又喝醉了。您应该感到害羞！”
　　我父亲用他那木工师傅的手一抓，就把马特恩提了起来。马特恩无法让自己咄咄逼人，用地道的演员方式神秘莫测地盯着他。我的父亲圆睁双眼，炯炯有神，相形之下，马特恩的目光显得呆滞。“好啦，您只管瞧吧，那儿是院子大门！”可是，马特恩却穿过丁香花小园圃，往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的音乐室走去。
　　有一次，马特恩没有经过钢琴家的住宅离开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这时，他在院子大门口对我父亲说：“您的狗得了犬瘟热，您还没有发现？”
　　我父亲口袋里揣着样凿，说：“这件事有我哩，您就不用操心了。这条狗没有得大瘟热，倒是您喝得酩酊大醉。您休想再到这儿来！”
　　木工伙计在他背后大声怪叫，我们手拿水平尺和旋转式钻机威胁他。尽管如此，我父亲还是请来了兽医。检查结果表明：哈拉斯没有得犬瘟热。无论是眼睛还是鼻子，都不分泌粘液，没有任何东西使眼睛变得模糊，进食后也不呕吐。尽管如此，还是给它灌了酵母药剂：“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图拉：
　　那时，三七至三八年的演出季节可能已经结束，燕妮给我们讲：“他现在在什米林剧院工作。”他在什未林没呆多久，就到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去了。就连这件事，我们也是从燕妮那儿听到的。因为他们在什未林很快就把他解雇了，他无法再到杜塞尔河畔或者别的地方演戏。“这种事到处都在传。”燕妮说。在下一封信里顺理成章地写着：他在电台工作，当少儿节目播音员；他订婚了，不过这长不了；他仍然不知道埃迪·阿姆泽尔在哪儿，不过他可以肯定，这个人在某个地方；另外，他不再醉酒了，而是重新从事体育活动，像从前在五月份那样，打曲棍球，甚至打拳球；他同朋友们交往，这些人全是过去的朋友，他们同他一样感到厌烦；可是天主教教义全是他妈的胡扯蛋——信中写道——他在那儿，在诺伊斯和玛丽亚·拉赫结识了几个神父，简直令人作呕；也许很快就会爆发战争；瓦尔特·马特恩想知道那条黑狗是否还在——可是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有答理他。
　　亲爱的图拉：
　　这时，马特恩坐火车来到朗富尔，看一看我们的哈拉斯是否还在。他突如其来但又是不言而喻地站在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里——打他上一次来过之后，仿佛不是过去了几个月似的——他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围着一条英国围巾，扣眼里插着一朵红丁香花，短发，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火车上事事小心，或者说在老远的地方就不动声色。他再也不跪在哈拉斯面前，也不从牙缝里挤出那个小词儿。他朝院子里叫唤着。他指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哈拉斯；这个词卡在站立于窗口的邻居们、我们的伙计、工长和我的父亲的喉咙里。因此，所有的人都消失在他们那两间半的住房里。伙计们在安装门窗上的合叶。工长开动了圆锯。我父亲去开凿榫机。听说没有人愿听到这个词。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搅拌木工胶。
　　最后只剩下哈拉斯，瓦尔特·马特恩对我们的哈拉斯说：“你这只黑色的天主教猪猡！”他发狂般地发泄着，“你这只天主教纳粹猪猡！我要把你剁成狗肉丸！你这个多明我会修道士！你这只基督狗！我活了二十二个狗年月，还没有做任何永垂不朽的事情……你就等着瞧吧！”
　　这个年轻人片刻不停地对着凿榫机和圆锯大吼大叫。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抓住这个暴跳如雷的年轻人的衣袖，把他扶进音乐室，给他倒上一杯茶。
　　在许多住宅里，在各个楼层，在机器间，都在念警方的通告，但是没有任何人说他的坏话。
　　亲爱的图拉：
　　瓦尔特·马特恩从三九年五月到三九年六月十七日，都被拘留在杜塞尔多夫警察局的地下室里。
　　把这件事当做流言蜚语低声告诉我们的不是燕妮；我闭门研究，从文件上证实了这件事。
　　他在杜塞尔多夫的玛利亚医院躺了两个星期，因为有人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把他的几根肋骨打断了。他得扎好长一段时间的绷带。他要笑出声来并不感到吃力，但却不能笑。他的牙齿一颗也没有被打掉。
　　这些细节，我用不着闭门研究，所有这一切，在一张风景明信片上明显可见。这张明信片在建筑的正面表明，那是杜塞尔多夫的兰贝尔图斯教堂，当然没有提到警察局的地下室。这张明信片的收信人不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而是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
　　是谁把瓦尔特·马特恩送进了警察局地下室呢？什未林市立剧院总监并没有告发他。之所以要解雇他，并不是因为他政治上不可靠，而是因为他老是醉醺醺的，不能在什未林继续当演员。我没费吹灰之力就了解到了这个得花好大力气才能研究清楚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瓦尔特·马特恩在拘留所里又只呆了五个星期呢？为什么只是几根肋骨被打断，而牙齿却安然无恙呢？如果他不是自愿报名参加德国国防军的话，那么，他恐怕是出不了警察局地下室的。他那但泽自由市的护照救了他。他身穿便服，仍然隐隐作痛的肋骨上揣着入伍服役的通知书，被送回了他的故乡。他在那里，到朗富尔-霍赫施特里斯的警察局营房报到。在允许他们穿上军服之前，瓦尔特·马特恩和几百个来自德意志帝国的老百姓有足足八个星期不得不同吃一锅饭。战争尚未发生。
　　亲爱的图拉：
　　在三九年八月，两艘班轮已经停泊在韦斯特普拉特对岸了；在我们的木工作坊里，已经在把军用棚屋和双层床的成品件拼起来。八月二十七号，我们的哈拉斯快要死了。
　　有人毒了它，因为哈拉斯并没有得犬瘟热。瓦尔特·马特恩曾经说过：“这条狗得了犬瘟热！”就是他给它吃了灭鼠药——砒霜。
　　亲爱的图拉：
　　你和我，我们都可以作证，证明是他干的。
　　那是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一个夜晚，我们坐在木材仓库里，坐在你的藏身之处。厚木板、四棱形木料和胶合板经常运来运去，你的住所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很可能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知道他女儿的藏身之处。在运送木料时，他独自一人坐在仓库里，指挥插进长木料，注意别让一堆平放的厚木板把图拉的庇护所盖住了。没有一个人，就连他也不敢动一动她住所里的财产。没有人戴她的刨花假发，睡她的刨花床，把编织的薄木片盖在自己身上。
　　晚饭后，我们搬进了木材仓库。本来我们想带燕妮去，可是燕妮累了。我们非常理解她，在下午训练和排练之后，她必须早早上床，因为甚至连星期天她也要排练。要排练《被出卖的新娘》，到时候有很多波希米亚舞要跳。
　　所以，我们俩坐在黑暗当中，玩不讲话游戏。图拉赢了四次。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外面解开了狗脖子上的链条。它用爪子抓仓库的墙壁，抓了好久。它轻声哀鸣着，想到我们这儿来，可是我们想单独呆在一起。图拉点燃一支蜡烛，戴上她的刨花假发。她的手在火焰的映照下恰似羊皮纸做成的。她坐在蜡烛台后面裁缝的坐位上，把刨花假发朝前飘垂的头挪到火焰上去。我多次讲：“该停了，图拉！”好让她能继续玩她那干燥得一点火就着的小把戏。有一次，一大块薄木片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不过，木材仓库并未发生冲天大火而化为灰烬，也并未提供“朗富尔木工作坊损失惨重”这样的本地新闻。
　　现在，图拉用双手取下假发，而我则必须躺到用刨花铺成的床上去。她用编织起来的被子盖在我身上。这床被子全是特别长的刨花，是伙计维施内夫斯基从长木料上刨下来的。我是病人，所以必须觉得自己是在生病。本来嘛，我做这种游戏，年龄显得太大了。可是图拉喜欢当医生，更何况有时候生病也给我带来乐趣。我沙哑着嗓子说：“大夫先生，我觉得自己病了。”
　　“我不信。”
　　“可是大夫先生，我到处都不舒服。”
　　“哪儿是到处？”
　　“到处，大夫先生，到处！”
　　“这一次是脾脏吗？”
　　“脾脏、心脏和肾脏。”
　　图拉用放在薄木片被子上的手触诊道：“那么您患的就是糖尿病。”
　　现在我不得不讲：“我还发烧哩。”
　　她已经在拧我这个胖小子了：“这儿？是这儿吗？”
　　按照游戏规则，而且也因为真的很痛，我叫了起来。现在，我们又换了一个花样来重复这种游戏。图拉可以钻进薄木片被子里去，因为她生病，所以我必须把我的小拇指放在她嘴里测温度。现在，就连这个游戏也完了。我们玩了两次相互瞅着、不准眨眼睛的游戏。图拉又赢了。因为没想出别的游戏来，所以我们现在又玩一次不讲话游戏。图拉赢了一次，现在我赢了，因为图拉在做游戏时打破了沉默。她从呆板的、光线由下往上照着的脸上，用十根皮薄如纸的淡红色手指发出嘘声：“有人在屋顶上爬，听到了吗？”
　　她吹灭了蜡烛。我听见木材仓库屋面油毛毡的嚓嚓声。这是一个很可能是穿着胶底鞋、走起路来一步一顿的人干的。哈拉斯已经在发出狺狺声。胶底鞋顺着油毛毡一直走到屋顶边缘。我们——图拉在前面——顺着相同的方向，往厚木板上爬。他正好站在狗舍上面。我们在他下面，在屋顶和码起来的厚木板之间只有很小的空间。他坐着，让双腿在檐沟上面晃来晃去。哈拉斯仍然在下面发出狺狺声。我们透过屋顶和仓库边缘之间通风的裂缝偷看。图拉的小手可以穿过裂缝拧他的这一只或者那一只腿。现在，他低声说道：“听话，哈拉斯，听话。”我们没看见那个低声说“听话，哈拉斯，听话”和“你趴下，趴下”的人，只看见他的裤子；但是，他背对一弯新月而投到院子里的那个影子，我敢打赌，那是瓦尔特·马特恩的影子。
　　马特恩扔到院子里的是肉。我对图拉耳语道：“肯定是投毒。”可是，图拉一动也不动。现在，哈拉斯用嘴碰肉块，而这时，马特恩在屋顶上给下面的狗打气：“现在吃呀，吃呀，吃呀！”哈拉斯扯着肉块，把它抛开。尽管它是一条老狗，已经有十三年零几个月的狗龄，但它并不想吃，它想玩。
　　这时，图拉从屋顶与仓库墙壁之间的缝隙里不止一次轻声地说，更确切地讲，是用平常呼唤“哈拉斯”的声音说：“抓住，哈拉斯，抓住！”而我们的哈拉斯先是歪着脑袋，然后才狼吞虎咽，吃了一块又一块。
　　胶底鞋在我们头上嚓嚓嚓地匆匆穿过屋面油毛毡，朝邻近的院子走去。我敢打赌，这就是他。如今我知道：这就是他。
　　亲爱的图拉：
　　我们带着你的钥匙走进屋子。哈拉斯还要吃肉，没有像往常那样跟着我们跑。在楼梯间，我拍掉身上的锯末，缠住你不放：“为什么让哈拉斯吃肉，为什么？”
　　你在我前面，在离我一层楼的地方说：“它并没有听他的话呀，是不是？”
　　我在你后面十级台阶远的地方说：“可要是里面有毒呢？”你站在已经比我高了一个楼梯平台的地方说：“那它就死了。”
　　我隔着拾级而上的楼梯扶手说：“可是为什么？”
　　“就是为这个！”图拉带着鼻音笑着走了。
　　亲爱的图拉：
　　我无牵无挂地睡了一夜，没有做特别的梦。第二天，我父亲把我叫醒。他非常伤心地哭着说：“我们可爱的哈拉斯死了。”就连我也哭了起来，赶忙穿上衣服。兽医来了，出具了一个证明：“该狗本来还可以活三年，真可惜。”我母亲说：“这个演员过去是共产党，老在院子里逛来逛去的。这件事不是他干的，还有谁？”当然，她是边说边哭。有人怀疑费尔斯讷-伊姆布斯。
　　在佩隆肯与布伦陶之间的警察局警犬墓地里，哈拉斯得到了它那参观者络绎不绝的墓穴。我父亲告了状。他提到瓦尔特·马特恩和那个钢琴家。伊姆布斯遭到盘问，可是他在案发时正同参议教师布鲁尼斯下棋，鉴赏云母石，还喝了两瓶摩泽尔葡萄酒。瓦尔特·马特恩也同样准备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对他提出的诉讼陷入了僵局。两天之后，战争在但泽、在朗富尔、也在其他地方开始了。瓦尔特·马特恩挺进波兰。
　　图拉，不是你——
　　不过，我可是差一点儿就见到元首了。他用啪啪声和隆隆声宣告自己的到来。所有的大炮在九月一号几乎都朝着四面八方射击。两个木工伙计把我带到我们出租房屋的屋顶上。他们在光学仪器发售商塞姆劳那里借了一个望远镜。战争看起来滑稽可笑，令人失望。我只看到射击——奥利瓦森林冒着一团团絮棉似的云雾——我从来就没有见到弹着点。只是当俯冲轰炸机掠过新航道，后面拖着一缕青烟，在望远镜里显示出那就是韦斯特普拉特时，我才相信，这并不是闹着玩儿。可是，我刚从屋顶上偷偷往埃尔森大街上一看，便清清楚楚地看到买东西的家庭主妇、在阳光下四处乱跑的小孩和猫儿，我弄糊涂了：也许我们只不过是玩玩而已，明天新学期又要开始。
　　可是喧闹声大得惊人。那些俯冲轰炸机——十二架罗圈腿式轰炸机，肯定会让我们的哈拉斯变得沙哑；可是我们的哈拉斯已经死了。这条牧羊犬并非死于犬瘟热，有人用放了毒药的肉毒死了它。那时，我父亲流下了男人特有的泪水，让他那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冷冰冰地含在嘴里。他若有所失地同无所事事的木工学徒站在裂开的桌旁，无法从挺进波兰的德意志帝国部队那儿得到安慰。甚至就连广播电台的消息，就连特切夫、霍伊尼采和图霍拉——可以说科施奈德赖——都已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也未能给他带来丝毫安慰，尽管他的妻子和波克里弗克一家，也就是所有出生在科施内夫伊的人都在对着木工作坊院子大声欢呼。他们欢呼着：“现在占领了佩茨廷，又占了施朗根廷，还有利希特瑙和格兰瑙。弗里德里希，你听，几个钟头前他们就已经开进了奥斯特尔维克！”
　　对于木工师傅来说，真正的安慰是在九月三号才由一个身穿军服的摩托车手带来的。信使带来的信上说：元首和帝国总理莅临被解放的但泽市，希望认识该市立下功勋的市民，也希望认识木工师傅弗里德里希·利贝瑙，因为正是用他的牧羊犬哈拉斯配种，产下了元首的牧羊犬亲王。亲王这条狗现在也在城里。木工师傅利贝瑙可能在某个时候到达措波特疗养大楼前，在那里向值勤的副官——党卫军分部首脑某某求教。用不着带哈拉斯这条狗，不过，允许带一名家属，最好是带一个孩子陪同前往。要求出示身份证。要身穿制服，或者是干净的日常便服。
　　我父亲选了他星期天才穿的服装。我这个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反正三天来都是穿少年队的队服，因为到处都在出事。我母亲给我梳理头发，一直梳到头皮发痒。父亲和儿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当然，我们离开住宅时，楼梯被所有的邻居挤得水泄不通。只有图拉不在场，她在新航道搜集榴弹碎片。可是在外面，所有的窗户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的目光。在斜对面的股票房里，布鲁尼斯住宅的一扇窗户洞开着，身材苗条的燕妮神情激动地向我挥手，但是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却没有露面。我久久地惦念着他那长满结节的脸。当我们已经在空着的公务车上，在身穿制服的司机后面坐下来时，当埃尔森大街走完时，当我们将玛丽亚街、小锤公园和栗子路扔到后面时，当我们走到繁华的街道上，然后来到措波特大道上，朝着措波特方向迅速驶去时，我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
　　除了坐公共汽车外，这是我第一次坐真正的小汽车。还在路上，我父亲就弯下腰来，冲着我的耳朵大声讲道：“这是你一生中的一个伟大时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你就会什么东西都看得见，以后就可以给人讲这些事了。”
　　我把眼睛睁得很大，迎面吹来的风把眼泪都给吹出来了。就是现在，在我完完全全按照父亲的意思，也同样按照布劳克塞尔先生的意思，讲述我圆睁双眼将它们吞下去，然后作为回忆积累起来的事情时，我的眼睛仍然感到疲劳，变得潮润。当时我担心，我很可能泪眼模糊，看不清元首。如今我必须尽力，别让那时的任何东西由于泪眼朦胧而变得模糊不清。当时那些东西笨手笨脚，身穿制服，旗帜飘扬，阳光照耀，具有世界意义，汗流浃背，实实在在。
　　当我们从公务车上下来时，措波特疗养大厦和格兰德饭店使我们变得非常渺小。疗养地的花园已被封锁；我们——这些居民就站在那后面，他们的声音已经沙哑。就连通往大门的宽阔斜坡也由双岗把守，不让通过。元首不得不三次停下车，从旁边伸出手来，挥动着一张纸。我忘了讲大街上的旗帜。在我们这儿，埃尔森大街上已经挂满了长长短短的囗字旗。一些穷人，或者说一些俭省人，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做正规的旗子，便把小纸旗塞进栽花的木槽当中。一个旗架空着，它危及到所有插上旗子的旗架，这个旗架是参议教师布鲁尼斯的。不过我相信，在措波特，所有的人都升了旗。不管怎样，看起来是如此。有人在格兰德饭店三角墙上那扇圆形窗户通往饭店正面的右角上栽了一根旗杆。那面千字旗经过五个楼层，直挂到接近大门的地方。这面旗子看起来很新，几乎没飘动，因为饭店的大门一侧背风。要是我肩上扛着一只猴子就好啦，这只猴子也许会顺着旗子往上爬，爬五层楼高，爬到旗子最上面。
　　一个身穿制服、歪戴着缩了水而显得太小的鸭舌帽的巨人在饭店大厅里接待我们。他领着我们经过使我膝盖发软的地毯，斜穿大厅，穿过这个闹哄哄的地方。人们来来往往，轮流换班，相互通报，递交东西，接受东西——全是胜利和有若干个“零”的俘虏数字。有一个阶梯通向饭店的地下室。在右手边，给我敞开了一道铁门：在格兰德饭店的防空掩蔽所里，已经有好几个立下功勋的市民在等待。在我们身上进行了搜查，在电话查问之后，允许我保留我的少年队旅行刀。我父亲必须交出他那把精致的小折刀，平时他用这把刀切断他那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烟上的凹痕。在立下功勋的市民当中，有那位来自奥拉的勒布先生，在那时因为同样的目的从许德尔考来的特克拉就是他的狗。特克拉同哈拉斯产下了亲王。所有这些立下功勋的市民，也就是我父亲，勒布先生，几位戴着金色党徽的先生，四五个身穿制服但是都比我大的男孩，我们大家都静悄悄地站着，在进行预习。电话铃响了多次：“没问题，是的，队长，可以进行！”在我父亲交出他的小折刀之后大约十分钟，他又得到了小刀。那个巨人和值勤副官说了一声“大家注意听”之后，开始进行解释：“元首现在不能接见任何人。有许多伟大的重要任务要完成。现在必须往后退，保持沉默，因为在所有的战线，武器都在代表我们大家讲话，这就是说，也代表您和您以及您！”
　　他立即开始非常熟练地散发元首那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亲笔签名使这些照片成为无价之宝。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张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可是第二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就像第一张那样，放到玻璃下面，放进了一个镜框里——表现的是一个比第一张明信片更加严肃的元首：他身着军灰色服装，没有穿巴伐利亚民族服饰的上装。
　　大家已经从防空掩蔽所里蜂拥而出，有的感到轻松，有的感到失望。这时，我父亲同值勤副官打招呼。我真佩服他的勇气；不过，在木工同业公会和手工业者同业公会中，他也是以此出名的。他出示纳粹党省党部首脑的一封陈年旧信——当时哈拉斯还乐于交配——给这位副官作了一次有关该信前后情况的简短、实际的报告，机械地背诵出哈拉斯的谱系来——佩尔昆、森塔、普鲁托、哈拉斯和亲王。副官看来兴致勃勃。我父亲最后说：“既然现在牧羊犬亲王正在措波特，我请求允许我看一看这条狗。”结果允许我们看一看；就像允许我们一样，也允许那位怯生生地站在一旁的勒布先生看一看。在饭店大厅里，这位值勤副官向另一位同样魁梧的、身着制服的军官挥手，要他过来，给他作了一些指示。第二个巨人有一个登山运动员的脸膛，他对我们说：“你们跟我来。”勒布先生踮着低帮鞋的鞋尖走过地毯。我们穿过一个大厅，在厅里有十二台打字机在发出嗒嗒声，有更多的电话在使用。一条通道好像没有尽头，走了好多道门。人们迎面而来，夹着公文，赶紧让开。勒布先生对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在一个门厅里，六把有圆形雕饰的沙发椅围着一张沉重的椴木桌子。木工师傅的目光在拍击着这些家具。是贴木板和镶嵌细工。三面墙壁全装上了厚重的框架，画着果品、狩猎生活和农村生活情景的美术作品。第四堵墙安装的是玻璃，像天空一样明亮。我们看见格兰德饭店的温室，看见古里古怪的、难以置信的、禁止栽种的植物。这些植物很可能都在吐露芬芳，不过我们隔着玻璃，什么也没有闻到。
　　在温室中间，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他很可能被植物的芳香弄得疲倦了，这个人同我们的巨人相比，显得矮小。在他脚旁，有一条发育得很充分的牧羊犬在玩一个中等大小的花盆。盆中原有的花草——一种浅绿色的纤维状植物，连根和厚实的土壤在一起，就摆在旁边。这条牧羊犬在转动空花盆。我们觉得听见了转动的声音。站在我们身旁的这位巨人用指节敲着玻璃墙。狗立即停止了嬉戏。门卫扭过头来，上身并没有动一动，便像一个老熟人似的冷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大概是想向我们走来，然后又坐了下去。温室的外层玻璃正面使人可以看到奇妙的景色——看到疗养地花园梯地，已经停止使用的巨型喷泉，设计很宽、逐渐变窄而最终变得很厚的木板小桥，有许多同样类型的旗子，但是除了双岗之外，没有人。波罗的海举棋不定：它忽而绿、忽而灰，它徒劳无益地尝试着闪烁蓝光。不过这条狗是黑的，它四条腿站着，歪着脑袋。这正是我们的哈拉斯，像它还年轻的时候。
　　“像我们的哈拉斯！”父亲说。
　　我说：“就是我们的哈拉斯。”
　　勒布先生补充道：“可是它这长长的臀部却是从我的特克拉那儿传下来的。”
　　我父亲和我都说：“这个我们的哈拉斯也有。它有一个长长的、稍微有点下垂的臀部。”
　　勒布赞赏道：“上唇的下垂部分并拢得多紧，多合适啊，就像我的特克拉一样！”
　　父亲和儿子齐声说：“我们的哈拉斯也并拢得很紧。脚趾也一模一样。还有耳朵的姿态，就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勒布先生只看到他的特克拉：“我敢说——人们可能弄错了——元首这条狗的尾巴同我的特克拉的一样长。”
　　我代表我父亲讲道：“我敢打赌，元首这条狗同我们的哈拉斯一样，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都是六十四厘米。”
　　我父亲敲敲玻璃墙。元首的狗叫了两声，同哈拉斯的叫声完全相同。
　　我父亲想透过玻璃墙打听：“对不起！您可以给我们讲讲亲王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有多少厘米吗？厘米？对，到前肩隆起的地方。”
　　温室里那个人告诉我们，元首这条狗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有多高。他伸出十个指头，比了六次，他的右手只伸出四个指头，比了一次。我父亲好心好意地拍着勒布先生的肩膀说：“这可是一条公狗，要比母狗高四五厘米。”
　　我们三个人对于温室那条狗的毛看法一致——那是短毛，每根毛都是笔直的，每根毛都紧紧地贴在身上，又硬又黑。
　　我父亲和我同声说：“像我们的哈拉斯！”
　　勒布先生毫不动摇地说：“像我的特克拉！”
　　我们那位身穿制服的巨人认为：“好啦，你们都别摆谱了。它们看起来多少总有点相似，都是牧羊犬。元首在山上大院里有满满一狗舍牧羊犬哩。这一次他带了这条狗。有时候，他带别的狗，换来换去的。”
　　我父亲想给他作一次报告，讲讲我们的哈拉斯及其来历，可是这个巨人摆手表示拒绝，而且还弯着带表的胳膊。
　　元首那条狗又在玩空花盆了。我在离开时大着胆子敲敲玻璃墙，但这时它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就连温室的那个人也宁肯望着波罗的海。
　　我们退走时穿过柔软的地毯，从画有果品、农村生活情景和狩猎生活的美术作品旁边走过——一些短毛大猎犬在舔死兔子和野猪，没有画牧羊犬。我父亲摸摸家具。整个大厅都是打字机和电话机。饭店大厅无法通行。我父亲牵着我的手。本来，他该牵着勒布先生的手——勒布先生走路时老被人撞着。大衣和头盔上满是灰尘的摩托车手跌跌撞撞地穿过衣着整齐的人群。这是些传令兵，他们的包里揣着种种捷报。莫德林是否已经阵亡了？传令兵们交出包，躺到宽阔的沙发椅上。军官们一边给他们递火抽烟，一边闲聊着。我们的巨人推着我们从五层楼长的旗子下挤过去，出了大门。我肩膀上始终没有想要往上爬的猴子。我们被领着通过了所有的警戒线，然后被允许离开这里。警戒线后面的居民想知道我们是否见到了元首。我父亲摇着木工师傅的头说：“没有，先生们，没有看见元首。不过我们看到了他的狗＼那条狗黑乎乎的，给你们讲，就像我们的哈拉斯一样黑。”
　　亲爱的图拉表妹：
　　没有空着的公务车把我们送回朗富尔。我父亲、勒布先生和我乘市郊列车回家。我们先下车，勒布先生坐着车继续往前走。他答应有机会来看我们。我感到丢脸的是我们必须徒步穿过埃尔森大街。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按照父亲的愿望在访问措波特的当天就写了一篇作文。我必须把这篇作文交给布鲁尼斯参议教师看，我在这篇作文头上加了一个标题：《我最美好的一天》。
　　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把这篇作文修改后发还给我时，他从讲台上往下说：“观察得非常仔细，简直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在格兰德饭店，的确是挂着几幅价值连城的表现狩猎生活、果品以及土里土气的农村生活情景的画，作者大多数都是十七世纪的荷兰大师。”
　　他不让我朗读这篇作文。相反，这位参议教师却在狩猎生活和农村生活情景上面耽误了不少时间。他谈到风俗画和他喜欢的画家阿德里安·布劳尔①。然后，他的话题又回到格兰德饭店、疗养大厦和赌场上来。“红色大厅总是显得特别漂亮和富丽堂皇。过不久燕妮就要到这个红色大厅去跳舞。”他故弄玄虚地低声说道，“只要他们一走，只要这些目前比比皆是的军人阶层溜之大吉，只要他们连同那些武器的喧嚣声和获胜后的狂喜一道悄悄溜走，溜到另一个疗养地去，疗养院院长就要同市立剧院经理联合举办一次小型的却是纯粹的芭蕾舞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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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阿德里安·布劳尔（1605／1606～1638），又译勃罗威尔，佛兰德斯风俗画家。
　　“我们可以观看，可以参加吗？”四十个学生问。
　　“这是一次为慈善事业举办的活动，所得收益要用于寒冬赈济。”布鲁尼斯同我们一道感到苦恼的是，燕妮只是在没有外人的聚会上跳舞：“她要上两次场，甚至在著名的四人舞中上场，当然是按照儿童简易本来跳，尽管如此，也不简单！”
　　我同我的作文本一道，又回到了书桌旁。“我最美好的一天”已经过去好久了。
　　无论是图拉还是我，都没有——
　　看见燕妮跳芭蕾舞。但是她肯定跳得不错，因为从柏林来的人当即就要聘她去跳舞。芭蕾舞晚会在圣诞节前不久举行。观众是通常所见的党内知名人士，不过除此之外，还有科学家、艺术家、海军和空军的高级军官，甚至还有外交官。布鲁尼斯说，演出结束的掌声刚完，一位衣着人时的先生就立即走过来。这位先生吻了燕妮的双颊，想把她带走。他给他——布鲁尼斯看了他的名片，证明他是柏林德国芭蕾舞团——过去是“快乐带来力量①芭蕾舞团”——的首席芭蕾舞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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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纳粹的一种娱乐和休养组织。
　　但是，布鲁尼斯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虚与委蛇，答应芭蕾舞教练以后再说，因为燕妮太孩子气，还没发育成熟。熟悉的环境，学校和家庭，优秀古老的市立剧院和拉娜夫人，也许还得抚育她好几年。
　　这时，我在休息大院里走到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身边。他像往常一样，忽而左边，忽而右边，吮着他的麦芽止咳糖块。我说：“参议教师先生，这位芭蕾舞教练究竟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的孩子——他没告诉我。”
　　“可是您不是说，他把一种名片之类的东西给您看了吗？”
　　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双手一拍说：“对呀，那张小卡片！可那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呢？忘了，我的孩子，我忘了！”
　　这时我就猜道：“他可能叫斯特普恩、斯特波泰特或者斯特潘洛夫斯基吧？”
　　布鲁尼斯高高兴兴地吮吸着他的糖块说：“不沾边儿，我的孩子！”
　　我试图用别的鸟儿名称来猜测：“他可能叫施佩拉，或者施佩林斯基，要不就是施佩巴拉？”
　　布鲁尼斯咯咯地笑：“另外猜，我的孩子，另外猜！”
　　我喘了口气：“那么，他就叫住里乌斯，要不就叫楚赫尔、楚霍尔或曲林斯基。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叫这个名字或者那个名字，也不叫克里辛和克鲁普卡特，那就只剩下一个名字了。”
　　参议教师跳跳蹦蹦的，从一只脚跳到另一只脚。麦芽止咳糖块也跟着跳来跳去。“这最后的名字是什么？”现在我朝他低声耳语，他不再跳了。我轻声重复着这个名字，他眨了眨杂乱的眉毛下的那双惊恐万分的小眼睛。现在我安慰他说：“我在格兰德饭店的门房那儿打听过，他给了我答复。”现在铃响了，休息已经结束。虽然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又想高高兴兴地吮吸糖果，但他在自己的口腔里再也找不到麦芽止咳糖块了。现在，他好不容易才用手指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新的糖块来，并且也给了我一块糖。他说：“你很好奇，我的孩子，非常好奇。”
　　亲爱的图拉表妹：
　　这时，我们在庆祝燕妮十三周岁生日。参议教师有权给这个弃婴确定生日。我们在元月十八日，也就是普鲁士国王宣布登基而成为德国皇帝那一天，庆祝这个生日。外面是寒冬，可是燕妮却想要一个冰冻布丁圆蛋糕。善于熬制糖块的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面包师科施尼克那儿，按照自己的配料制作了冰冻布丁圆蛋糕。这是燕妮念念不忘的愿望。要是有人说：“你想吃点东西吗？我可以给你拿来。你在圣诞节时，在过生日时，在庆祝首场演出时，想要什么东西？”那么她总是想要冰冻甜食，要可以舔的冰冻甜食，要冰淇淋！
　　虽然我们也喜欢吃冰冻甜食，可是我们的愿望瞄准的是别的东西。譬如说图拉吧，她比燕妮要小整整半岁，可是她开始希望有一个孩子。燕妮和图拉这两个人在向波兰进军时，几乎没一点乳房。只是在第二年夏天，在远征法国和敦刻尔克包围战①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她们才有了变化。两个人在木材仓库里摸着自己的身体，感到最初像被马蜂、后来像被大黄蜂螫了似的。这些肿块总不消退。图拉已经意识到这些肿块，燕妮也十分惊奇地带着它们四处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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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敦刻尔克，法国北部海港，1940年，被德军围困的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军部队由此撤往英国。
　　我不得不慢慢作出决定。本来我更愿意呆在图拉身边，可是图拉却想——我们很难单独呆在木材仓库里——同我生一个孩子。这时我就亲近燕妮，她充其量不过是要一根十芬尼的冰棍，或者在托斯卡尼要一杯三十芬尼的冰淇淋，要一份很有名气的冰冻甜点罢了。只要我陪她到冰库里面去，我就可以给她带来极大的快乐；那个冰库位于股票池旁边，在小锤公园后面，属于股票啤酒厂，但又是在把啤酒厂满是碎玻璃片的所有建筑物圈起来的砖墙外面。
　　冰库成正方形，股票地成圆形。柳树的根部泡在水里。施特里斯巴赫河从霍赫施特里斯河流来，流入股票池，再穿过池子，从地里往外流，把朗富尔市郊分成两半，在勒格施特里斯离开朗富尔，在布罗施克申路流入死维斯瓦河。在一二九一年，施特里斯巴赫河，即“Fluuium Strycze”，作为奥利瓦修道院的产业和市区之间的界河，破天荒第一次在文献上被提到，而且获得了认可。施特里斯巴赫河并不宽，也不深，却有很多欧洲医蛭。就连股票池中，也有不少欧洲医蛭、青蛙和蝌蚪。以后还要谈到股票池中的鱼。在大多是平静无波的水面上，蚊子在嗡嗡作响，蜻蜓停着不动，池水清澈透明，蜻蜓的生命受到威胁。只要有图拉在场，我们就得从流入的施特里斯巴赫河中捞出欧洲医蛭，放进一个罐头盒中。有一个天鹅之家摇摇晃晃，斜陷在岸边淤泥中，正在腐烂。几年前，有一个季节，股票池上曾经有过一些天鹅，后来它们都死了，只留下这个天鹅之家。在历届政府治理下，总有一些长达一栏的文章和愤愤不平的读者来信大谈特谈股票池，说因为蚊子的缘故，因为天鹅已经死去，应该把它填平。可是后来，股票啤酒厂为市立养老院捐献了一些东西，于是这个池子也就没有填平。战争期间，对于池子来说，不存在危险。它获得了另外一个名称。它不仅叫股票池，而且还叫小锤公园旁的消防池。防空部门发现了它，在他们的突击任务卡之中把它纳入了计划。可是，天鹅之家既不属于啤酒厂，也不属于防空部门。这个天鹅之家比我们哈拉斯的狗舍稍大一点，它属于图拉。她几个下午、几个下午地呆在里面，而我们就把装满欧洲医蛭的罐头盒给她递进这个小屋子去。她解开衣服，把这些欧洲医蛭放在肚子上，放在两条腿上。这些水蛭的身子在膨胀，就像血肿似的，呈蓝黑色。它们轻轻地抖动着，抖动的次数越来越少。一旦它们吸饱血，轻而易举就能拿掉时，脸色粉白的图拉就把它们扔进第二个罐头盒里去。
　　我们也得放欧洲医蛭，我放三条，燕妮放一条，放在上臂，而不是放在腿上，因为她还要跳舞。图拉用剁碎的荨麻和股票池里的水，在小小的柴火上煮她的和我们的水蛭，直到水蛭煮熟、爆开。尽管有荨麻一起煮，仍然把汤染成了棕黑色。我们不得不喝这种污浊的汤汁，因为图拉很看重煮水蛭这种事。当我们不想喝这种汤时，她就会说：“那个犹太鬼和他的朋友甚至还是歃血为盟的弟兄呢，那个犹太鬼曾经给我讲过。”这时，我们就把沉到底下的渣滓全部喝光，然后感到我们大家都亲如手足。
　　可是有一次，图拉差一点把我们这种兴致给搅了。她煮好汤之后，吓唬燕妮说：“要是咱们现在喝汤，咱们俩每人都会生一个孩子，而且都是他的。”可是我并不想做父亲。燕妮认为这种事对她来说为时尚早，她最最想做的事是跳舞，在柏林跳，在各地跳。
　　有一次，在我和图拉之间因为生孩子的事出现了相当紧张的对立情绪。这时，图拉在天鹅之家强迫燕妮往身上放九条欧洲医蛭：“要是你不马上做这件事，我那个在法国打仗的大哥马上就会流血而死。”燕妮把九条欧洲医蛭全都放在身上，到处都是。她面色苍白，然后就昏了过去。图拉溜走了，我用双手把欧洲医蛭扯掉。因为它们还没有吸饱血，全都黏在身上。有几条爆了，在这之后，我还得给燕妮清洗。她身上接触到水，又苏醒过来，但仍然没有血色。她马上就想知道，图拉在法国的哥哥西格斯蒙德·波克里弗克现在是否得救了。
　　我说：“现在肯定得救了。”
　　乐于牺牲自我的燕妮说：“那我们每隔几个月就重复一次这种事。”
　　我劝告燕妮：“我在报上看到，他们现在到处都有库存血。”
　　“啊，原来是这样。”燕妮说着，感到有点失望。我们坐到天鹅之家旁边，坐到太阳下面。在一平如镜的股票池中，映照着冰库大楼宽大的正面。
　　图拉，对你——
　　我要讲讲你所知道的事情。冰库大楼是一座平顶的盒式建筑物。他们把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都用油毛毡包了起来。它的门是油毛毡门。没有窗户。这是一个没有白点的黑骰子。我们总得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它同库登佩希毫不相干；尽管它不是用铸铁而是用油毛毡包起来的，尽管燕妮再也不怕库登佩希，而且老想走到冰库大楼里去，不过，很可能是库登佩希把它放到那儿去的。当图拉说“现在我想要个孩子，马上就要”时，燕妮就会说：“我很想看看冰库里面的情况，你也去吗？”我既不想要孩子，也不想进冰库；我的情况如今也差不多如此。
　　冰库大楼同我们木工作坊院子里空荡荡的狗舍一样，散发出一种气味。只不过狗舍没有平屋顶罢了，尽管有油毛毡，它还是散发出迥然不同的气味——仍然发出哈拉斯的气味。虽说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并不想养一条新的狗，却没有让人把狗舍劈成小木头，相反，当所有的伙计站在木材刨台边开动机器，所有的机器都在刨木材时，他往往站在狗舍前凝视着它，长达五分钟之久。
　　冰库大楼映照在股票池中，使池水变得阴森森的。尽管如此，池里仍然有鱼。嘴唇凹陷的嘴里含着口嚼烟草的老人在小锤公园岸边垂钓，傍晚时分钓到手掌般大小的拟鲤。他们不是把拟鲤又扔回池里去，就是把它们送给我们，因为人们本来就不能吃拟鲤。它们全身浸透了腐臭气味，就是在干净水中，也去不掉它们身上的臭味。有两次从股票池里打捞出尸体来。在施特里斯巴赫河的出水口前，一道铁制的堰闸挡住漂木。尸体就在那儿漂到岸边。有一次是一个老头，有一次是一个佩隆肯的家庭主妇。每次我都去迟了，没有看到尸体。就像燕妮要求走进冰库，图拉希望有个孩子那样，我很想看一具真正的尸体。可是，如果在科施奈德赖有亲戚去世--我母亲在那儿有婶婶和堂姐妹们——我们赶到奥斯特尔维克时，棺材往往已经盖起来了。图拉断言，在股票池池底有小孩，是捆上石头沉下去的。而实际情况是股票池为小猫、小狗提供了葬身水底的场所。就连比较大的猫有时候也在随波逐流，全身肿胀地漂来漂去，最后在堰闸边被挡住，被城市管理员——此人就像帝国邮政部长一样，名叫奥内佐尔格——用带钩的竿子捞起来。可是，股票池并非因为这个原因才发臭，它之所以发臭是因为啤酒厂的废水流进池中。一块木牌上写着：“禁止游泳”。我们不游，只有那些印第安人村的男孩子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这儿游泳。那些人身上总有一股股票啤酒味，甚至在冬天也是如此。
　　池子后面的园林移民区一直延伸到飞机场，所有的人都这样叫这一地区。在移民区内，住着多子女的码头工人、孤苦伶仃的祖母们和已经退休的泥瓦工工头。我从政治的角度猜出了印第安人村这个名字的原委：因为从前，在战前很久的时候，有很多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曾经住在那里，印第安人村很可能就是由“赤色村”演变来的。在瓦尔特·马特恩还是一名冲锋队队员时，在印第安人村至少有一个席豪移民区的工人被杀害。在《前哨》上面写着：“印第安人村谋杀案”。可是杀人凶手——很可能是九个身穿防雨大衣的蒙面人——却从未被抓获。
　　既不是图拉的——
　　也不是我的股票池故事——我这种故事实在太多，必须克制自己——超过了那些以冰库为中心的故事。听说，杀害席豪移民区工人的那些凶手当时就在冰库里寻找避难所。从那时起，就有八九个给冻住了的杀人犯坐在冰库里，坐在冰库最冷的地方。很多人——只有我没有——都猜想那个销声匿迹的埃迪·阿姆泽尔是在冰库里。孩子不肯舀汤喝，母亲们就用这个黑糊糊的、没有窗户的“色子”来吓唬他们。人们都这样传说，说小马策拉特不肯吃饭，他母亲就把他关进冰库，关了几个钟头，惩罚他，从此以后他就连一厘米也不会长了。
　　因为冰库里面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所以只有当运送冰块的车子开到门口，装运嚓嚓作响的冰块时，它的油毛毡门才会打开。每当我们为了显示勇气，从洞开的门口跳过去时，冰库就会向我哈气，而我们也不得不跑到太阳下面去。尤其是图拉害怕冰库，她不敢从开着的冰库门口走进去。她一看到那些腰系黑色皮围裙、面孔紫红、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人，就要躲避。当运冰工用冰钩把冰块从地窖里拖出来时，燕妮就会朝那些人走去，请求他们让她摸一下冰。有时候他们允许她这样做。然后，她就把一只手放到一块冰上去，放了好久，后来还是一个四方脸膛的男子把她的手拉开：“现在够了。你是想把手粘在上面呀！”
　　后来，在运冰工当中甚至还有法国人。他们完全像本地运冰工一样，用肩膀扛冰块。他们同样是四方脸，面孔紫红。人们把他们叫做外国工，但不知道是否允许同他们讲话。可是，在女子中学学了法语的燕妮却向一个法国人打招呼：“您好，先生！”
　　这个人彬彬有礼地说：“您好，小姐！”
　　燕妮行屈膝礼：“对不起，先生！我可以进去几分钟吗？”
　　这个法国人做了一个邀请动作：“请进，小姐！”
　　这时，燕妮又行了一个屈膝礼：“谢谢，先生！”随后就让她的手消失在那个法国运冰工的手里。冰库接纳了两个手牵手的人。其余的运冰工都哈哈大笑，开着玩笑。
　　我们没有笑，而是开始轻声数着：“二十四、二十五……要是她在我们数到两百时还不出来，我们就大叫救命！”
　　他们在数到一百九十二时依然是手牵手地出来了。她左手拿着一块冰，再一次向她的运冰工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便同我们一道走到太阳下面。我们冷得瑟瑟发抖。燕妮用灰白色的舌头舔着冰块，又把冰块递给图拉舔。图拉不肯舔。我舔了，冷得要命的冰就是这种滋味。
　　亲爱的图拉表妹：
　　在发生你的欧洲医蛭和燕妮晕倒这件事时，在我们因为这件事，也因为你老缠住我要生一个孩子而发生争吵时，在你很少同我们一道去股票池时，在我们——燕妮和我不想再爬进木材仓库到你那儿去时，在夏天已经过去，学校开学时，燕妮和我不是坐在印第安人村园圃篱笆前的芮萝丛中，就是坐在天鹅之家旁边。我国不转睛地盯着冰库，好帮助燕妮，因为燕妮只能识别没有窗户的黑“色子”。在我眼中，冰库比栗子树后面的股票啤酒厂大楼显得更为清晰。也许是这个建筑群像城堡似的屹立在昏暗的砖墙后面的缘故吧。肯定有一些闪闪发亮的缸砖镶在机器问高高的教堂窗户四周。尽管如此，从四面八方看，敦实的烟囱仍然耸立在朗富尔上空。我可以指天发誓：股票烟囱戴着一顶莫可名状的骑士头盔。它受到风的摆布，冒出黑色的滚滚浓烟，一年必须清扫两次。每当我闭上眼睛时，办公大楼就从栽满碎玻璃的围墙上用浅砖红色的目光看着我。我想，可能是双套胶轮马车在定期离开这个啤酒厂院子。那是一些膘肥体壮的比利时短尾马。啤酒马车夫和他的副手腰系皮围裙，头戴皮帽子，面孔呆滞、紫红。马鞭放在马笼头里。围裙里面是运货单和皮夹，还有半路上用的口嚼烟草。金属纽扣在饮马器具上碰出一些点纹。每当前轮或者后轮绊到啤酒厂大门的铁门槛上时，啤酒箱就会跳起来，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大门的门拱上用铸铁字母写着：潮湿的内脏——洗瓶厂。十二点半时，汽笛鸣响。一点钟时，汽笛又响了起来。洗瓶厂的木琴也进入合奏。现在，这部总谱已经丢失，然而气味却留存人间。
　　当东风使啤酒厂烟囱顶上的头盔改变方向，将滚滚黑烟经过栗子树上空，经过股票池、冰库和印第安人村上空，往飞机场方向扩散时，就会下酸雨。把发酵过度的渣从铜锅里清除掉，那些放得过久、已经变味的东西是：烈性黑啤酒、比尔森啤酒、麦芽、大麦、三月份酿造的啤酒、啤酒原料和普通啤酒。另外还有废水。尽管老听人讲，它们流到别处去，但是，股票啤酒厂的出水口仍然通向股票池，使它变酸、变臭。因此，我们在喝图拉的欧洲医蛭汤时，喝的是一种苦涩的啤酒汤。谁踩死一只痢蛤蟆，谁就同时打开了一瓶烈性黑啤酒。有一个喃喃自语、嘴里含着口嚼烟草的人给我扔过来一条手掌那么长的拟鲤，我在天鹅之家旁掏出这条拟鲤的内脏，有肝脏、牛奶和残渣——熬坏了的麦芽止咳糖块。当我让它在劈啪作响的小火上烤得松软时，它就像酵母一样，对于燕妮来说，它是在发酵，它的表层发酵，味道——我在里面塞了很多鲜莳萝——就像去年的黄瓜臭水。燕妮只吃了一点点鱼。
　　可是，当风从飞机场那边吹过来，把池子上面的水汽连同啤酒厂烟囱里的浓烟一道吹向小锤公园和朗富尔火车站时，燕妮就会站起身，把目光从塞满冰块的油毛毡色子上收回来，在莳萝丛中显示出屈指可数的几下舞步。她在跳芭蕾舞时身轻如燕，体重减轻了一半。她用几次小步跳跃和优美的鞠躬结束了她的演出。我情不自禁地像在剧院里一样鼓起掌来。有时候我也送给她一束莳萝，我在莳萝茎上套了一个啤酒瓶橡皮垫圈。这些从不枯萎、总是红艳艳的鲜花几百朵几百朵地漂浮在股票池的水面上，形成一些“岛屿”，然后被人搜集起来。我在向波兰进军与占领克里特岛期间①收集了两千多个啤酒瓶橡皮垫圈，在清点数字时感到自己真是发了大财。有一次，我给燕妮做了一串橡皮垫圈做的项链，她把这串项链像真正的首饰一样戴在脖子上。我为这种东西感到害羞：“这些东西你上街别戴，只在池子边或者家里戴。”
　　--------
　　①指1939年9月1日到1941年6月。
　　然而在燕妮眼里，这串项链并不是蹩脚货：“我就是要戴，因为这是你做的。你知道，它使人感到很亲切。”
　　这串项链并不难看。本来，这是我为图拉做的。但是，图拉很可能会把它扔掉。当燕妮在莳萝丛中翩翩起舞时，项链甚至显得非常漂亮。她跳完舞老是说：“现在我可累了。”随即扫了冰库一眼，“我还得做作业。明天我们要排练，后天也要。”
　　我凭借身后的股票池试探着：“你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柏林来的那个芭蕾舞教练的消息吗？”
　　燕妮回答道：“哈泽洛夫先生最近从巴黎寄了一张明信片来。他说，我必须锻炼我的脚面。”
　　我缠住不放：“这个哈泽洛夫先生，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燕妮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这种事你可是问过我有十次啦。他很瘦很高，衣冠楚楚，老叼着长长的香烟——他从来不笑，要不然，充其量只是用眼睛笑一笑。”
　　我胸有成竹地重复道：“那么，要是他有朝一日用嘴巴来笑或者说话呢？”
　　燕妮说：“那就显得可笑，而且还有点叫人害怕，因为他讲话时要露出满口的金牙。”
　　我说：“是真金的吗？”
　　燕妮说：“我不知道。”
　　我说：“问他一下吧。”
　　燕妮说：“这会使我感到难堪。那些牙齿可能是用假金子做的。”
　　我说：“你的项链也是用瓶子上的橡皮垫圈做的呀。”
　　燕妮说：“那好吧，我就给他写信问一问。”
　　我问：“今天就写吗？”
　　燕妮说：“我今天太累了。”
　　我说：“那就明天吧。”
　　燕妮说：“我究竟该如何打听呢？”
　　我给她口述这封信的内容：“你干脆这么写：哈泽洛夫先生，我还要问的是您的金牙齿。那些金牙齿是真的吗？您过去是否有别的牙齿？如果您曾经有过别的牙齿，那么，那些牙齿又在哪儿呢？”
　　燕妮写了这封信，哈泽洛夫先生立即就回信说：金子是真的；过去他曾经有过又小又白的牙齿，有三十二颗；他把那些牙齿扔掉了，扔进了身后的灌木丛中，后来镇了新牙，镶上了金牙齿；这些金牙比三十二双芭蕾舞鞋还要贵。
　　这时我对燕妮说：“现在你数一数，看看你的项链有多少个橡皮垫圈。”
　　燕妮数完之后感到困惑不解：“多凑巧啊，也是三十二个，不多不少！”
　　亲爱的图拉：
　　你带着你那划破的双腿，又走了过来。这种事是难免的。
　　九月底，莳萝草正在抽芽，大地一片桔黄，股票池涟漪起伏，把一团肥皂泡沫抛向岸边。九月底，图拉来了。
　　印第安人村把她和七八个小伙子吐了出来。有一个人抽着烟斗。他站在图拉身后，当一堵挡风的墙，然后给她烟斗。她一声不吭地抽着。他们慢悠悠地故意绕着弯路，逐渐靠近了，然后停下步来，望望天空，望望我们，随后便转过身去，走了，隐没在印第安人村的篱笆和刷得雪白的村舍后面。
　　有一次，傍晚时分——我们背着光，啤酒厂烟囱的头盔戴在一个鲜血直流的骑士那淌着鲜血的头上——他们出现在冰库旁边，沿着正面的油毛毡墙鱼贯而行，穿过荨麻地。在莳萝丛中，他们走成一排。图拉把烟斗递给左边的人，对着蚊子说：“这些人忘了锁门。燕妮，你不想走进去，看一看里面是怎么回事吗？”
　　燕妮十分友好，总是很有教养地说：“啊，不！已经很晚了。另外，我也有点累了。你知道，咱们明天有英语课，还有，在训练时我必须精力充沛。”
　　图拉手中又拿着烟斗说：“那就不去吧。咱们就去看门人那儿吧，好让他锁门。”
　　可是燕妮已经站起了身，而我也不得不站起身来说：“你一块儿走吧，不成问题。再说，你也累了，你刚才就这样说过。”燕妮再也没有倦意，她只想往里瞧上一眼：“里面确实很有意思，哈里，你瞧！”
　　我在她旁边走着，进入荨麻地。图拉在前面，其余的人在我们后面。图拉的拇指指着那道油毛毡门。这道门开着一条缝，几乎叫人透不过气来。这时我不得不说：“你千万别一个人进去。”身材苗条的燕妮站在缝隙处彬彬有礼地说：“你真好，哈里。”
　　除了图拉，还有谁——
　　在燕妮身后把我推进了门缝里。我已经忘了曾经握手言定，指天发誓，要在外面保护你和小伙子们。当冰库的气息支配着我们时——再加上燕妮的小拇指同我的小拇指钧在一起——当冰凉的肺部带领我们往前走时，我知道：现在图拉要么是独自一人，要么是同捣蛋鬼们一道，已抽着烟斗离开这里，走向守门人了。她不是去那里取钥匙，就是去接守门人，并连带取钥匙。这一伙人用九个声音嚷嚷着，好让守门人在他锁门时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因此——或者说因为燕妮的手指钧住了我的手指，我没法大声呼救。她领着我安然无恙地通过沙沙作响的黑色通风管。从四面八方，甚至从上面和下面，都使我们不会发生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再也无法前进的时候。这时，我们经过了好多入口和楼梯，这些地方都用红色方位小灯标出。燕妮用完全正常的声音说：“请注意，哈里，现在有台阶，往下走，十二级台阶。”
　　尽管我已经考虑到了，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下去，走到底层，但我仍然被一股来自下面的吸引力吸住，砰的一声落了下去。燕妮说：“好啦，现在我们到了第二层地窖，我们必须往左边走，那儿可以通第三层地窖。”这时，尽管我浑身发痒，但我却宁愿呆在第二层。这是刚才走等麻地时引起的。可是现在，这种气息从四面八方吹来，凝聚在皮肤上。每个方向都在发出喀嚓声，不，是嚓嚓声，简直就是嚓嚓声。冰块垛成堆，全副牙齿磨得嚓嚓作响，牙齿上的珐琅质已经碎裂，铁器呼出的气有一股发酵味，太热，有胃酸味，时而干燥，时而潮湿。大概不会有油毛毡了。酵母在发酵。醋在蒸发。蘑菇在猛长。“小心，台阶！”燕妮说。这是在谁的有麦芽苦味的喉咙里？是什么地狱的三层地窖让黄瓜敞放着，任其腐烂？哪个魔鬼在零度以下硬逼着我们？
　　这时，我既想大声叫喊，又想低声耳语：“要是我们不……他们会把我们锁在里面。”
　　可是，燕妮依旧一本正经地说：“上面总是在七点钟锁门！”
　　“我们在哪儿？”
　　“现在我们在第三层地窖。这儿放着冰块，这些冰块已经有好多年了。”
　　我的手想详细了解情况：“多少年？”然后往左边伸出去，寻找那种东西，果然找到了，而且黏在很久以前的大牙齿上：“我黏住了！燕妮，我黏住了！”
　　这时，燕妮的手放到了我黏住的手上。我立即把我的手指从巨大的牙齿上缩回来，紧紧抓住燕妮这只炽热的胳膊，这只由于跳舞长得亮丽动人的胳膊，这只能够躺在空中、在空中睡觉的胳膊——当然，另一只胳膊也能这样做。两人被冰块中的气息摩擦得热乎乎的。腋窝里也是如此。这是八月份的事。燕妮咯咯笑着：“你不该挠我痒痒，哈里。”
　　可是我愿意这样做：“只管抓住，燕妮。”
　　她允许我这样做，而且还开口说了：“有点儿累，哈里。”
　　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这儿有条长椅，燕妮。”
　　她毫不怀疑地说：“为什么这儿就不该有长椅，哈里？”因为她这样说了，所以那儿就有了一条长椅，是用铁做的。可是因为燕妮要往上面坐，所以她坐的时间越长，这张铁椅就越会变成舒适的、业已坐坏的木椅。现在，燕妮在冰库的第三层地窖用早熟和担心的语气对我说：“现在你再也不会受冻了，哈里。你知道，我曾经在一个雪人身体里躲藏过。我在那里面时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在你无法摆脱寒冷时，你就要抓住我，你明白吗？而要是你仍然感到冷的话——因为你从来没有在一个雪人身体内待过——那你就要吻我，你知道，这样做管用。我甚至可以把我的衣服脱给你，因为我用不着，确实用不着。这时候你根本不用客气。这儿反正也没有别人。我在这儿就像在家里一样。你可以把它当做围巾围在脖子上。在这以后，我要睡一会儿，因为我明天要到拉娜夫人那儿去，后天还要训练。更何况我确实有点儿累，你是知道的。”
　　我们就这样在铁制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夜。我紧紧抓住燕妮。她那干燥的嘴唇并不好看。我把她的棉布衣服——但愿我知道，这是有点纹的，有条纹的，有方格纹的吧？——把她夏天穿的短袖衫围在我肩上，围在脖子四周。她虽然没有穿衣服，但却穿着内衣，躺在我怀里。我的双臂并不感到疲乏，因为燕妮很轻，即便是睡觉时也如此。我不睡觉，免得她从我手中滑下去。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在一个雪人身体内待过，所以要是没有这两片不干燥的嘴唇，没有这件棉布衣服，没有怀里这轻轻的重量，没有燕妮，我也就注定完蛋了。四周都是喀嚓声、叹息声和嚓嚓声，我置身于冰块的气息中。冰块既哈着气，又吸着气，我受到冰的支配，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虽然如此，我还是活到了第二天。早晨，在我们头上的地窖里发出阵阵嘈杂声。这就是那些身系皮围裙的运冰工。穿上衣服的燕妮想知道：“你也睡了一会儿吗？”
　　“当然不会睡。总得有一个人瞧着点儿。”
　　“你呀，你想想看，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脚面的情况更好了，最后，我能转三十二个弗韦泰。这时，哈泽洛夫先生笑了。”
　　“用金牙齿？”
　　“在我单腿转呀、转呀的时候，他用所有的牙齿笑。”
　　我们一边低声耳语着，一边圆着梦，毫不费劲地就到了第二层地窖，然后再拾级而上。红色方位小灯显示出垛成堆的冰块之间的道路、出口和出口的方形光线。可是燕妮拉住了我。别让人看到我们，因为，“要是他们抓到我们，”燕妮说，“那以后就再也不会让我们进来了。”
　　在门口耀眼的四方形光表明再也没有系着皮围裙的人时，在膘肥体壮的比利时马拉动车子时，在胶轮运冰车骨碌着渐渐远去时，我们在下一部运冰车开到门口之前赶紧从门口钻了出去。太阳从栗子树林里斜照在冰库上。我们紧贴着油毛毡墙根走过。一切都散发出与昨日不同的气息。我的双腿又陷进了荨麻丛中。在小锤路，当燕妮背诵她那些不规则的英语动词时，我开始害怕起木工师傅那只在家里等着要揍我的手来。
　　你知道——
　　我们在冰库里过夜带来了一些后果：我挨了揍；接到参议教师布鲁尼斯通知的警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年龄更大了，从此以后把股票池连同它那些气味留给了那些十二岁的孩子。在有人再一次收集旧货时，我把自己搜集的啤酒瓶橡皮垫都廉价处理了。燕妮是否把瓶盖橡皮垫收藏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彼此之间都尽力回避。当我们在埃尔森大街上无法回避时，燕妮便会满脸通红。图拉在楼梯上或者在我们的厨房里一遇到我——她不得不在那儿拿盐巴或者借锅子——我都会面红耳赤。
　　你还记得吗？
　　包括圣诞节在内，至少有五个月我再也不搜集东西了。在这段时间里，在向法国进军和向巴尔干进军之间的空隙①中，我们木工作坊的伙计越来越多地被应征入伍。后来，战争也在东部开始后，就用乌克兰人来当辅助工，用一个法国人来代替木工伙计。木工伙计维施内夫斯基在希腊阵亡。阿图尔·库莱泽伙计一开始就阵亡于伦贝格。后来，我的表兄，图拉的哥哥亚历山大·波克里弗克——据说，他不是阵亡，而是淹死在一艘潜水艇里。这时，大西洋战争已经开始。波克里弗克一家人，就连木工师傅和他的妻子，每个人都戴着黑纱。甚至连我也戴上了黑纱，而且还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每当有人向我打听我带孝的原因时，我就说：“我的一个表兄，我非常亲近的表兄，在前往敌占区的加勒比海航行时没有返航。”其实我对亚历山大·波克里弗克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甚至连加勒比海也是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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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向法国进军于1940年6月22日结束；挺进巴尔于于1941年4月6日开始；1941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
　　还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得到一大沓订单。在他的木工作坊里，现在只制造赫拉半岛海军营房用的门窗。他无缘无故便突如其来地喝起酒来，而且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天上午还揍了我母亲一顿，起因是她站在他要站的地方。但他对自己的工作却从不疏忽。他继续抽着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烟，这些烟是他在黑市交易中用门上的小五金换来的。另外又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把你父亲选为了党小组长。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党的琐碎事务上。他让一位党内医生给他开了一张病假条——是常见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想在我们木工作坊的机器间作培训报告。可是我父亲不允许这样做。于是，家里的陈年旧事又被翻了出来。这涉及到我的外祖父母在奥斯特尔维克的两摩尔根牧场。我母亲的嫁妆扳着指头一算就一目了然。我父亲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他在替图拉支付学费。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他可以让党给图拉预付学费，好啦！他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会安排举行培训报告的事情，他下班以后就办。那么夏天你在哪儿？
　　走了，布勒森，同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起。凡是找你的人，都发现你在一艘废弃的波兰扫雷艇上。这艘艇在接近海港的入口处搁浅了。那些四、五年级的中学生潜入废弃的船舱，把不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我水性不好，从来不敢在水下睁开眼睛。所以我在别的地方找你，从来不在船上找，更何况我身边还有燕妮，而你一直耿耿于怀的那件事依然是想要一个孩子。难道说他们要在废船上让你怀上一个？
　　从你的神态什么也看不出来。要不，就是印第安人村那些小伙子干的？他们在你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难道是我们木工作坊里那两个长着总是胆战心惊的土豆脸的乌克兰人？他们俩当中，没有人把你带进仓库，尽管如此，你父亲还是盘问了他们。那一个名叫克勒巴的人，因为他老是讨面包吃，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整流器与凿榫机之间，用一把水平尺把他接了一通。这时，我父亲把你父亲赶了出去。你父亲用告状来威胁；可我父亲不仅在手工业同业公会，甚至在党内也有一些威望。他告发了。人们组成了一个荣誉法庭。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木工师傅利贝瑙只好握手言和。那两个乌克兰人换成了另外两个人——这已经足够了——听说，人们把原先那两个乌克兰人带到施图特霍夫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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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里指战争开始后建立的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这是因为你的缘故——施图特霍夫！
　　这个小词儿越来越有分量。“你大概是想去施图特霍夫吧？”——“要是你不住嘴的话，你会去施图特霍夫的。”一个神秘的词活跃在出租房屋中，它顺着楼梯上上下下，它坐在厨房里的饭桌旁，它也许是一个玩笑，而有些人也笑着说：“现在他们在施图特霍夫制造肥皂，人们都已经不愿再洗澡了。”我们俩从未到过施图特霍夫。
　　图拉甚至连尼克尔斯瓦尔德也不熟悉。一次少年队野营把我带到施特根；不过，把薪金预付给我而且宣称我给图拉的书信很重要的布劳克塞尔先生，却很熟悉维斯瓦河与新泻湖之间这一地区。想当初，施图特霍夫是一个富有的村庄，大于希温霍尔斯特和尼克尔斯瓦尔德，小于县城诺伊泰希。施图特霍夫有两千六百九十八个居民。战争刚开始，就在村子附近建立了一个集中营。后来，这个集中营不得不一再扩大，这时，那些居民都赚了钱。在集中营里，甚至连铁轨都铺好了。这些铁轨同河中小岛上通往但泽下城车站的轻便铁路相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谁忘了，谁就会想到但泽-西普鲁土省但泽回地县的施国特霍夫，想到相关的但泽地方法院。这个地方由于漂亮的桁架教堂而著名，它比幽静的疗养地、比那个古老的德国人移民区更受人喜爱。在十四世纪时，条顿骑士团把这块四地的水排干。在十六世纪时，勤劳的门诺派教徒从荷兰来到这里。在十七世纪时，瑞典人多次洗劫河中小岛。一八一三年，拿破仑的撤退路线横穿回地。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五年之间，在但泽凹地县施图特霍夫集中营里死去了很多人，有多少，我不知道。
　　学校不是把你，而是把我们——
　　实科中学四年级学生弄到尼克尔斯瓦尔德，弄到施图特霍夫附近。党购买了那个旧的萨斯科申乡村寄宿学校，把它改建成最高统帅部培训中心。尼克尔斯瓦尔德的路易丝磨坊与海滨森林之间的一块地，有一半是从磨坊主马特恩手里，有一半是从尼克尔斯瓦尔德乡政府手里买下的。人们在那里，在高高的瓦屋顶下建造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我们就像在萨斯科申那样，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打棒球。每个班都有会打高球、能把球打到天上去的体育尖子，都有遭到无情的皮球包围和折磨的替罪羊。早上要升旗，傍晚要降旗。饭菜很糟。尽管如此，我们都长胖了，河中小岛上的空气有营养。
　　我总要在比赛间隙观察磨坊主马特恩。他站在磨坊与住房之间。左边有一个面粉袋紧贴住他的耳朵。他在倾听黄粉(虫甲)幼虫讲话，展望未来。
　　假定我在同歪身子的磨坊主进行一次谈话。因为他听觉不好，所以我也许是在大声说：“马特恩先生，有什么新闻？”
　　他明确地回答道：“在俄国，冬季会提前到来。”
　　我希望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情况：“我们还能够打到莫斯科吗？”
　　他预言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许还能打到西伯利亚。”
　　现在我可以换一个题目了：“您认识一个人吗？这个人名叫哈泽洛夫，通常都住在柏林。”
　　他听面粉袋里面的声音听了好久：“我只听到一个人的情况，这个人过去叫别的名字，所有的鸟儿都怕他。”
　　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好奇：“他嘴里安着金牙，从来不笑吗？”
　　磨坊主的黄粉(虫甲)幼虫从不直接讲出来：“因为他有一次感冒了，嗓子一直沙哑，尽管如此，他还是接连不断地抽很多支烟。”
　　最后，我语气肯定地说：“他就是这样！”
　　磨坊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未来：“他依旧这样。”
　　既然在尼克尔斯瓦尔德没有图拉，没有燕妮——
　　所以，报道四、五年级中学生在尼克尔斯瓦尔德的冒险，就不能说是我的任务。夏天反正就要结束了。
　　秋天给学校带来了一些变化。从前的海伦妮一朗格学校，即现在的古德龙学校，变成了一座空军营房，所有的女生班都合并到我们这所散发着男孩气味的实科中学来了。采取轮班的方式上课：上午女孩，下午男孩；然后再倒过来。有一些教师，其中也有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同样得在女生班上课。他给图拉和燕妮那个班上历史课。
　　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因为我们轮班上课，所以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相互回避。燕妮再也用不着脸红，我也不会面红耳赤，例外的情况成为值得一谈的事情。
　　有一次，正值中午时分——我走得太早，右肩上背着书包——在乌法根路的欧洲榛子树下，燕妮·布鲁尼斯向我迎面走来。她可能上了五节课，出于我不清楚的原因在实科中学里多待了一会儿。但不管怎样，她从学校里走了出来，同样是把她的书包挎在右肩上。因为前一天刮了一阵风，所以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绿色的、有几个还是浅褐色的欧洲榛子。燕妮穿一身有白色袖口翻边的深蓝色毛料衣服，戴一顶深蓝色软帽，但不是巴斯克帽，而是一顶四角帽。燕妮离我还有五棵榛子树时，她的脸刷的一下变红了，把书包从右肩换到了左肩。
　　乌法根路两旁的别墅好像没有人住似的。到处都是银枞和垂柳、槭树和桦树，它们让树叶一片又一片地飘然落下。我们十四岁，相互迎上前去。她比我记忆中的燕妮更苗条。
　　因为跳了很多芭蕾舞，她的双脚呈外八字。既然她知道他来时自己会脸红，她为什么要穿蓝衣服呢？
　　因为我走得太早，因为她满脸通红，红到帽檐，因为她把书包换了位置，我便停下步来，同样地把书包换了位置，伸出我的手去。她让她的手短时间地、无动于衷地、惶恐不安地放到我的手心里。我们站在尚未成熟的榛子之间。有几个榛子已经被踩烂，要不就成了空壳。当一只鸟儿停在一棵械树上时，我开口道：“咳，燕妮，这么晚才走？你有榛子没有？要不要给你几个？吃起来一点味儿也没有，这就是刚结的榛子。你平时干什么呢？你家老爷子可是很硬朗的，现在仍然硬朗。最近，他又有满满一袋云母石，至少有五公斤，或者至少也有四公斤，各式各样的都有。这把年纪了还在走路，而且坚持不懈。我还想问的事情是：芭蕾舞跳得怎么样？你旋转多少困？脚面怎么样，好些了吗？我也许还有兴趣到‘老咖啡磨坊’去一趟。你们从维也纳请来的那个第一女独舞演员怎么样？我听说，你也参加假面舞会。很可惜我不能来，因为我——可是听说你过得不错，我感到高兴。你是不是又去过冰库呢？可别这样。只不过说句笑话而已。而我却记忆犹新，因为我父亲老跟着我。你那串项链还在吗？我指的是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项链。柏林有消息来吗？你又听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
　　我闲扯着，谈论着，重复着。我用鞋跟把榛子弄得喀吧喀吧响，用灵巧的手指把压得半碎的核从碎壳里面抠出来，拿给她和我自己。燕妮老老实实地吃着像肥皂般滑腻的榛子，这些榛子会使得牙齿变钝。我的手指黏住了。她呆呆地站着，依然满脸通红，轻声地、单调乏味地、百依百顺地回答着。她的眼睛患有广场恐怖症。她的目光停留在桦树、垂柳和银枞上面：“哦，谢谢，我家老爷子很好。只是上课太多。有时候我得帮着改作业。另外，他抽烟抽得太厉害。不过，我一直都在拉娜夫人那儿。她的舞蹈课教得确实好，她因为这样而名扬四海。跳独舞的人从德累斯顿和柏林来到这里，请她校正姿势。她是从小就开始上俄国学校的。你知道，她在普列奥布拉仁斯卡①和特雷菲洛娃②那儿偷偷看会了不少动作。尽管她四处飘泊，东游西荡，这里学一点儿，那里学一点儿，却始终在跳舞，而且学会的还不仅仅是技巧。你真不该去看‘假面舞会’。你知道，我们这儿缺少尺度。是呀，哈里，我肯定记得。可我再也没有在雪人体内待过了。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话，说人们不能够或者不应该重做某些事情，要不然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你的项链我有时候还会戴的。确实，那个哈泽洛夫先生又写了信来，当然是写给爸爸的。他真是一个可笑的家伙，他写了上千个别人没注意到的细节。可是爸爸却说，他在柏林很有成就。他在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搞舞台布景。他的训练应当说是很严格的，但是很有成效。他同本来就领导着芭蕾舞团的内罗达一道走遍巴黎、贝尔格莱德和塞萨洛尼基。但他们不只是为士兵跳舞。可是爸爸却说，这对我来说还为时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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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普列由布拉仁斯卡（1870～1962），俄—法女舞蹈家、芭蕾舞教育家，1914～1921年在彼得格勒授课。
　　②特雷菲洛娃（1875～1943），俄国女舞蹈家，1917年起任巴黎芭蕾舞学校校长。
　　这时，地上再也没有榛子了。还有几个学生已经从我们身旁走过。有一个人在嘲笑我们，这个人我认识。燕妮让她的右手霎时间就在我的左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片刻工夫，我转动着她的手背，那是五根光滑、轻盈的手指。她在无名指上戴着一个做工粗糙的灰黑色银戒指。我也不问一问，就把她的戒指脱了下来。
　　无名指上空无一物的燕妮说：“这是安古斯特里，就是这样叫法。”
　　我擦着戒指说：“为什么叫安古斯特里？”
　　“这是吉卜赛人的语言，就是戒指的意思。”
　　“你早就有戒指吗？”
　　“这件事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讲。当我被人找到时，这个戒指就放在我的枕头里面。”
　　“你从哪儿知道它叫这个名字的？”
　　燕妮脸上的红晕时增时减：“那个把我扔下就走的人，当时就是这样给戒指取名的。”
　　我说：“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他叫比丹登格罗。”
　　我说：“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肯定不是，哈里。那些人可都是黑头发。”
　　我提出了证据：“可是他们都会跳舞！”
　　我把一切都讲给图拉听——
　　她、我和另外的人都狂热地迷恋着这个戒指。我们相信银子可以变戏法，当谈话涉及到燕妮时，我们都不把燕妮称作燕妮，而是称作安古斯特里。那些从一开始就醉心于燕妮那双银色芭蕾舞鞋的同学，现在肯定也非常迷恋安古斯特里。只有我在燕妮和安古斯特里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充其量也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经历太多的缘故吧。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受到图拉的影响。作为女中学生，图拉穿着相当干净的衣服，但身上仍然有一股骨胶味。我沾上这种气味，几乎无法抗拒。
　　图拉说：“下次把她的戒指偷走。”这时，我打手势表示拒绝。当我埋伏在乌法根路上等待燕妮时，我只是打算在半路上把她的银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因为我拦住她的去路，所以她每星期有两次要满脸通红。每一次她都不戴安古斯特里，而是在脖子上戴着那串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傻里傻气的项链。
　　可是为哥哥亚历山大服孝的图拉——
　　仍然惦记着燕妮很快就得服孝这件事。在四一年晚秋——关于东线战果的特别报道没有了——实科中学已经能够举出二十二个阵亡的实科中学生来。镌刻着姓名、日期和职位的大理石石板挂在叔本华与哥白尼雕像之间的大门上。在阵亡者当中有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有两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还活着。他们每次休假都要来看望自己的母校。有时候，他们在礼堂里做简短的或冗长的报告。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老师们点头称是。报告之间可以提问题。学生们想知道他们得击中多少脾气暴烈的人，得击沉多少吨位的船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以后有一天能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师们要么提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养供应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条——要么就卖弄一些激烈的言词，谈到坚持到底和最后胜利。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问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军——当他第一次看到一个死人时，不管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脑海里想的是什么。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回答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布鲁尼斯向瓦尔特·马特恩上士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特恩因为不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讲台，在我们班作一个关于“东线高炮部队战斗情况”的报告。就连这个获得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干干净净。我只看见他身穿军灰色衣服，既骨瘦如柴，又粗壮结实，用两只手紧紧抓住桌面，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眼，用他的目光盯着教室后壁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画。这是一幅菠菜绿的托马①风景画。凡是他呼吸之处，空气都稀薄。我们想知道一些有关高加索山的情况，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论毫无价值的事情。
　　--------
　　①托马（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出版，广泛流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马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高炮部队的战斗。他走路时，腿稍微有点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高炮部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欢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露出一副讥讽的面孔，请马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阴暗的山墙，高高的窗户……”对他提出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头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头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感，还摹仿吃糖、吮吸和吸糖汁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差一点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眼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热衷于糖块。当他口袋里没有糖块时，他便给自己虚构出这种东西来。我们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题目。
　　大致从四一年秋天开始，向所有的学生分发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片叫做采比翁药片，保存在用棕色玻璃制成的大药瓶里。在过去书脊挨着书脊摆放《迈尔会话辞典》的会议室里，如今摆着写上了标签的玻璃瓶——从中学一年级到高年级——排成一行，每天都由有关的班主任把它们搬进教室，发给开战后第三个年头缺乏维生素的中学生。
　　每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抱着药瓶走进教室时，他都已经在吮吸，在享用老人嘴巴四周的甜食了。这种情况当然引人注目。一节课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分发采比翁药片，因为布鲁尼斯不让大家把这个瓶子一个课桌、一个课桌地传下去。他严格按照点名册上的字母顺序，让学生们走上前来。他很费劲地把手伸进玻璃容器里，做出一副似乎是在为每个人抓某种特殊物品的样子。紧接着，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他从也许是五百片采比翁药片中取出一片药来，把它像经历一幕难度很大的魔术表演后得到的结果一样展示一番，然后才把它发给学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又有了满满两个衣袋的采比翁药片。这些东西甜中带酸，有点柠檬味，有点葡萄糖味，有点药味儿。既然我们喜欢吮采比翁药片，所以，对所有的甜食都爱得发狂的布鲁尼斯就有理由把他的两个衣袋都塞得满满的。每天在从会议室到我们教室的路上，他都要抱着棕色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过一分钟后又出现在走廊上，嘴里吮着药片往前走。采比翁药片的粉尘弄得他上衣的衣袋盖上全是白粉。
　　我想说：就连布鲁尼斯都明白我们知道这些事。上课时他老是走到黑板后面去，在那里把甜食塞进嘴里，然后再走到全班同学面前，给我们展示他那忙活的嘴巴：“我假定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假如说你们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你们看错了。”
　　奥斯瓦尔德·布鲁厄斯像别的参议教师那样，总是得大声打喷嚏。他像他的同事那样，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要掏出那块大手绢来。与他的同事们相反，他总是让全部破碎的采比翁药片同手绢一道从衣袋里掉出来。于是，我们就抢救那些在上了油的地板上滚动着的东西。一群弯着腰在热心收集的学生把半片药、四分之一片药交给参议教师。我们说——这句格言变成了惯用语：“参议教师先生，您刚才丢了好些云母石。”
　　布鲁尼斯很有分寸地回答：“如果是一些普通的云母片麻岩，那你们自己可以留下；如果找到的是一种或者好些双层云母片麻岩，那就请你们把它还给我。”
　　这种事已经讲好了。我们只找到双层云母片麻岩。布鲁尼斯在检验时让这些片麻岩消失在残存的棕色齿根之间，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直到他确信：“实际上，我们找到的是好些极为罕见的双层云母片麻岩。我们又找到了这些片麻岩，多让人高兴啊！”
　　后来，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放弃了所有通往采比翁的弯路。他再也不走到黑板后面去，再也不谈业已丢失的双层云母片麻岩了。当他从会议室走到我们教室时，他在路上不再抱着药瓶走进教师洗手间，而是在课堂上瘾头十足地公开克扣我们的采比翁药片。那双手尴尬的颤抖引人注目。在一句话当中，在艾兴多夫的两节诗之间，他感到：他用手指掏出的不是一片采比翁，他用三根有结节的手指抓到的是五片采比翁。他把五片药全都扔进贪得无厌的嘴里，吧唧吧唧地吃起来，使我们都不得不掉转目光。
　　不，图拉：
　　我们并没人告发他。但确实又有好些人告状。不过，我们班上没人告过状。虽然后来有几个学生，其中也有我，作为证人在会议室作证，但我们都很克制。我们在万不得已时才说，尽管确有其事，参议教师先生在课堂上是吃过甜食，但吃的不是采比翁药片，而是普通的麦芽止咳糖块。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一直就有这个习惯，还在我们读中学一二年级时就有，当时还根本谈不上采比翁药片。
　　我们的证词并不管用。在逮捕布鲁尼斯时，从他的衣袋衬里中找到了采比翁粉。
　　最初听说是我们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告的状，有几个人猜测是林根贝格——一个数学教师干的，后来这件事传开了。古德龙学校的女生们，布鲁尼斯上历史课那个班的女孩子，说了他的坏话。在我能想到这肯定是图拉所为之前，已经有人提到图拉·波克里弗克了。那就是你呀！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要这样做，所以这样做！十四天后，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不得不把我们班交给霍夫曼参议教师，他再也不上课了；不过他并未坐牢，而是呆在埃尔森大街钻研他的云母石。十四天后，我们再一次见到了这位老爷子。我们班两个学生和我被叫进会议室。已经有两个七年级的中学生和古德龙学校的五个女孩在那儿等着，女孩当中就有图拉。我们都使劲儿冷笑，太阳光掠过架子上的所有棕色药瓶。我们都站在柔软的地毯上，不能坐下。墙上的古典作家们都文人相轻。在长会议桌的绿天鹅绒上方，灯光在尘土中翻腾。门上加了润滑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被一个身着便服的先生——不过此人并非教师，而是一个便衣警察——带了进来。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跟在这两个人后面。布鲁尼斯亲切友好、心不在焉地向我们点点头，擦着那双棕色的、有结节的手，露出一丝嘲讽的神情，仿佛他要转向那个题目，讲述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讲述一个罐头盒的命运，讲述一个女孩嘴里的麦芽止咳糖块。可是，讲话的是那个身着便眼的先生。他称这次在会议室里的碰头是一次必不可少的对质。他慢条斯理地向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提出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内容涉及到采比翁和从药瓶里取出采比翁药片。布鲁尼斯遗憾地摇头否认这些问题。先是七年级学生接受询问，然后是我们。既有提供罪责的材料，也有去除罪责的材料。我们的回答结结巴巴，矛盾百出：“不，我没有看到这件事，只是听人说。我们总认为是这样。只是因为他喜欢吃糖，所以我们这样假定。他当着我的面没有拿。可是肯定他……”
　　我不相信自己是最后说这番话的人。这些话说的是：“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肯定尝过三次至多四次采比翁药片。可是，这种小小的欢乐是我们给他的。我们知道他喜欢吃甜食，一直就喜欢。”
　　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发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是多么愚蠢，多么无奈，忽而左、忽而右地翻遍他的上衣口袋啊！这时，他激动不已地润了润嘴唇。身着便服的那位先生既不翻口袋也不舔嘴唇。他先是在高高的窗户边同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讲话，然后又招手让图拉走到窗前。她穿一条黑色百褶裙。要是布鲁尼斯带着他的烟斗就好了，可他却把烟斗放在大衣里了。那位身穿便服的官员流里流气地对着图拉低声耳语。我心急如焚，好像鞋底在柔软的地毯上燃烧起来了似的。参议教师片刻不停的双手和他的舌头孜孜不倦地动着。现在，身穿黑色百褶裙的图拉正挪动脚步。在她停下步来之前，衣料在悉索作响。她用双手抱着一个棕色药瓶，里面放着半瓶采比翁药片。她把瓶子从架子上抱起来，没有人阻拦她。她穿着百褶裙，眯缝着双眼，把眼睛眯得更小，绕着又长又空的绿色会议桌一步一步地走着。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的背影，布鲁尼斯看着她走来。她在离参议教师一臂远的地方停下步来，把玻璃瓶搁在胸前，只用左手抱着，用右手把瓶盖揭开。布鲁尼斯在衣服上把双手揩干。她把瓶盖放到一边，放在会议桌的绿色毡毯上。一道太阳光射到瓶盖上面。参议教师的舌头不再转动，但是却一直伸在外面。她用一只手再一次抱起玻璃瓶，而且把它举得更高，穿着她的百褶裙，踮起脚尖走路。图拉说：“情吧，参议教师。”
　　布鲁尼斯并未反抗。他没有把双手藏在上衣口袋里。他并未把头扭过去，没有把那满口棕色齿根的嘴巴转过去。没有人听见说：“别胡闹！”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匆匆忙忙地抓了一把药片。当三根手指从玻璃瓶里缩回来时，手指间夹起了六七片采比翁药片。有两片掉进瓶里，有一片掉到浅褐色的天鹅绒地毯上，滚到会议桌下；他把手指之间还能夹住的药片塞进嘴里。不过，这时他为掉到桌子下消失不见的采比翁药片感到惋惜。他跪下身去。他在我们、校长、身着便服的官员和图拉面前跪下双腿，用摸索着的双手在桌旁和桌下寻找。如果他们——校长和身着便衣的官员没有来的话，很可能他已经找到了那片药，把它送到了他那嗜好甜食的嘴里。他们从左右两边挽住他的胳膊，扶他站起身来。一位七年级中学生把上了润滑油的门打开。“现在，我不得不认真地请求您，同事先生！”克洛泽高级参议教师说。图拉弯下身子，去找会议桌下那片药。
　　几天以后，我们再一次受到盘问。我们一个接一个，依次进入会议室。采比翁药片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七年级学生记下了参议教师的格言，这些格言涣散人心，有不良影响。大家异口同声说道：他是共济会会员。那时没有人知道共济会会员是什么玩意儿。我克制住自己。我那个木工师傅父亲劝我这样做。也许我不该讲参议教师那个老是空着的旗座，可他是我的邻居啊！谁都看见，在所有的人都挂旗时他不挂旗。我说：“譬如在元首生日那天，大家都挂旗，尽管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有一面旗，但他从来就不挂。”这时，身穿便服的官员已得到了情报，正在不耐烦地频频点头。
　　燕妮的养父被拘留待审。听说，他们没过几天又把他放回了家，以便在这以后最终把他带走。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天每日都到出租房住宅来，看望留在家里的燕妮。他对我父亲说：“现在他们把这位老爷子带到施图特霍夫去了。但愿他能挺得过去！”
　　波克里弗克一家子和利贝瑙一家子——
　　你们一家和我们一家，因为你哥哥亚历山大去世已经一周年，所以大家都取下了黑纱。这时，燕妮让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黑色。一位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女工作人员每个星期来一次，探视斜对面那个房子。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接待她。开始时，听说燕妮到了一家福利救济院；参议教师的住所要腾出来。可是身穿黑色丧服的燕妮找到了说情的人。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写了好多信；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写了一道呈文；市立剧院的经理拜访了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拉娜·博克一费多洛娃夫人有关系。因此便出现了这种情况：燕妮继续上学，继续参加芭蕾舞训练，继续参加排练，不过总是穿着黑色丧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她头上戴着黑色软帽，身上穿着肥大的黑色大衣，脚上穿着黑色棉袜，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在大街上露出一张哭红的脸。这张脸有点苍白——很可能是由于穿了黑色丧服的缘故——上半身纹丝不动，脚上的鞋按照芭蕾舞动作的要求呈外八字。她背着书包——这个书包为棕色，用人造革制成——去上学。她背着原来是葱绿色、排红色和天蓝色而现在已经染成黑色的练功用品包，去奥利瓦或者剧院。她到得准时，在埃尔森大街上留下的是顺从的而不是倔强的外人字。
　　尽管如此，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给燕妮·布鲁尼斯讲，身上每天每日穿着黑色就是不顺从的颜色。在那些年代，只有那些有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的人才允许穿丧服。这些人可以哀悼阵亡的儿子和去世的祖母；可是但泽-诺伊加尔滕警局刑事警察科的简短通知却说：由于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反对国民福利的不光彩行为和罪行，不得不将他监禁起来。这个通知不能视为经济部的文件，因为只有在那里，在服装卡发放处，才有服丧时的丧服配给证。
　　“她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还活着啊。可是，人们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这样做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帮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给她讲，这样做其实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好啦。”
　　邻居们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商量。钢琴家想动员燕妮脱下丧服。他说，外表并不重要，只要她心中悼念，就足够了。他感到同样悲痛，因为人们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可是，燕妮·布鲁尼斯坚持外面穿黑色丧服，继续作为一种控告走遍朗富尔，走过埃尔森大街。有一次在开往奥利瓦的二路车站，我同她打招呼。她当然是满脸通红，在绯红的面颊周围有一圈黑边。倘若我凭着记忆给她画一幅肖像的话，那么，画上的她有一双浅灰色的眼睛，两道投下阴影的睫毛，一头褐色的、从中间分开的头发，头发从额头上顺着两条软弱无力的曲线平整而呆板地贴在面颊和耳朵上，在脑后编成一条挺直的辫子。我会把又长又瘦的面庞画得像象牙一样苍白，因为面红耳赤始终是例外的情况。这是一种适用于悲痛的面貌，是《墓地》一场中的吉赛尔①。她那毫不引人注目的嘴巴只是在有人提出问题时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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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吉赛尔是亚丹（1803～1856）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前死亡的少女。
　　我在有轨电车站说：“燕妮，你老穿丧服真的有必要吗？更何况布鲁尼斯爸爸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回来。”
　　“尽管他们并没有写明他死了，但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
　　因为有轨电车还没有来，于是我便寻找一个话题：“那你到底是不是经常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呢？”
　　“伊姆布斯先生经常来。然后，我们就把那些石块分门别类，写上标签。你知道，他留下了好多材料没有分类。”
　　我想走了，可是她那趟电车还没来：“你可能再也不会去看电影了，是不是？”
　　“爸爸还活着时，我们有时候在星期天上午去乌法宫。他最爱看科教片。”
　　我坚持要看正片：“难道你就不想同我一道去看电影吗？”
　　燕妮那趟淡黄色的有轨电车来了。“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愿意去。”
　　身穿冬大衣的人们走下电车。“只要我们能去看一部严肃的电影，那就用不着非得是一部有趣的电影不可，是不是？”
　　燕妮登上电车：“他们在电影院放映《摆脱锁链的双手》①。这部影片只有十六岁的人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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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根据德国作家埃里希·埃贝迈尔（1900～1970）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要是图拉说：
　　“买一张正厅后排二号的电影票。”那个女售票员肯定就要看图拉的证件；可我们不用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燕妮穿着黑色丧服。我们身穿大衣坐着，因为电影院里供暖情况很差。见不到一个熟人。我们不能讲话，因为集成曲音乐没有停下来。与此同时，幕布呼呼呼地升起，伴随着信号式的动机乐曲出现，开始放映新闻周报，电影院里一片漆黑。这时，我才把胳臂搭在燕妮肩上。因为重炮轰击列宁格勒至少有三十秒钟之久，所以我的胳膊放在燕妮肩上的时间并不长。在我们的歼击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时，燕妮什么也不想看，把前额紧紧地贴在我的大衣上。我再一次让我的胳臂不断地抚摩，但两只眼睛却盯着歼击机，数着进军昔兰尼加时隆美尔的①坦克数目，注视着一枚鱼雷破浪前进的轨迹，看着油轮在光学仪器的十字线中摇晃。当鱼雷击中油轮时，我颤动了一下，然后又把正在爆炸的油轮的闪光和颤动传给燕妮。当新闻周报的摄影机拍摄元首的大本营时，我低声耳语道：“注意，燕妮，元首马上就会来，也许那条狗也在场。”当只有凯特尔②、约德尔以及别的人围着他站在砾石路上的树木之间时，我们俩都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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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隆美尔（1891～1944），德国元帅，这里指1941年3月24日至4月12日进军非洲昔兰尼加的战斗。
　　②凯特尔（1882～1946），自1938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在纽伦堡被处决；约德尔（189～1946），自1939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同样在纽伦堡被处决。
　　当电影院里重新亮起灯来时，燕妮脱下了大衣，而我却没有。科教片演的是狍子和赤鹿，这些动物在冬天必须喂养，要不然就会饿死。燕妮不穿大衣显得更加苗条。狍子并不胆怯。山上的冷杉覆盖着白雪。在电影院里，不仅仅燕妮的丧服套头衫，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
　　本来，在放科教片时我就想抚摩她，可是，实际在正片开始放映之后，我才这样做。《摆脱锁链的双手》并非那种有枪战和手铐的侦探片。那双手是一位女雕塑家的。她爱上了一位雕塑教授。实际上她的名字叫布里吉特·霍尔奈。差不多就像银幕上她老抚摩他那样，我在电影院里也同样抚摩燕妮。她紧闭双眼，这一点我看到了。银幕上那双手一再把泥团揉成赤裸裸的手指和嬉戏的跳蚤。燕妮的皮肤又冷又干燥。既然她夹着大腿，那我就认为，她必须把腿分开。她立即就把腿分开了，然而却让两眼盯着正在放映的正片。她的嘴巴比图拉的嘴巴还要小；这一点是过去我想知道的。当我再抓住第二根手指时，燕妮掉过头来，目光离开了正片：“请别这样，哈里。你会给我带来痛苦。”我立即就住手了，不过，却把另一只胳臂放在了她身上。霍尔奈低沉、沙哑的声音充斥着观众稀稀落落的放映厅。电影结束前不久，我闻了闻我的手指，手指上散发出一股我们上学路上那种尚未成熟的榛子味--苦涩、肥皂般的油腻和霉烂的气味。
　　我们回家的路使我变得实在起来。在沿着火车站大街往下走时，我说，这部影片太好了；不过，在新闻周报当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一些干篇一律的东西；演狍子，真是相当无聊；明天又要去上讨厌的学；布鲁尼斯爸爸肯定会万事顺意。“在柏林，人们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说的？你把全部情况写信告诉了哈泽洛夫吗？”燕妮也觉得正片不错；那个霍尔奈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女艺术家；她也希望如此，尽管她确实感到已经……但她还是希望布鲁尼斯爸爸会有好的结局；可是从那以后，哈泽洛夫先生已经写过两封信；他不久就会来，而且把信也带来：“他认为，朗富尔对我来说再也不是合适的地方。伊姆布斯先生也有同感。要是我在柏林的芭蕾舞团工作，你会不时给我写信吗？”
　　燕妮的答复使得我欢欣鼓舞。希望知道她和她那身黑色丧服很快就要远走高飞的心情，促使我想到一些友好的话语。我好心好意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绕着弯儿走昏暗的小街，同她一道在二三月的天气中驻足于蓝色防空灯下。我把她推向下一盏灯，压得她紧紧贴在屋前小花园的铸铁栏杆上，劝她同哈泽洛夫一道去柏林。我一再向她保证，不仅仅是偶尔才写信，而是要定期写。最后我命令她离开朗富尔。燕妮把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我：“要是你不愿意我离开你，那我就留在你身边；可是如果你觉得哈泽洛夫先生的话有道理，那我就走。”
　　这时，我便援引那个被带到施图特霍夫去的人的话：“哼，我敢打赌，要是布鲁尼斯爸爸在这儿的话，他也会同我一样说：到柏林去吧！对你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在埃尔森大街，燕妮对于这一次邀她去看电影表示感谢。我匆匆忙忙地干吻了她一下。她最后那句话仍然是：“现在我可是有点累了，另外，还得做明天的英语作业。”
　　我感到高兴的是她不想把我带进参议教师那个空荡荡的住宅去。在装满已经分门别类的云母石的箱子之间，在未经煮沸消毒的烟斗之间，我会拿她怎么办？又会怎样对付头脑中那些对燕妮一无所求、对图拉却要求甚多的愿望呢？
　　亲爱的表妹：
　　后来，在复活节前不久下了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与此同时，你开始同从前线归来的度假者干起傻事来，不过没有生孩子。后来，过了复活节后不久，有了空袭警报；不过炸弹并没有落在我们那儿。五月初，哈泽洛夫来接燕妮。
　　他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坐在司机后面，把车开到屋子门前，下了车。他瘦长、机灵，举止不凡。他肩上披一件过于肥大的、有引人注目的大方格纹的大衣。他搓着戴上了白手套的手，打量着股票房的正面，敲着我们的房门，每一层楼都敲。我从窗帘后面露出半个脸来，然后退回屋里，一直退到地毯边缘。我母亲把我叫到窗前：“你瞧瞧那个人！”
　　这个人我认识。他刚来时，我第一个看到他。这个人把牙齿朝我扔过来，扔进榛子树丛中。这个人在新生后不久就坐着火车走了。这个人开始抽烟，而且现在仍然抽，戴着白手套抽。我把他的牙齿放在小皮夹子里。这个人走的时候瘪着个嘴，他回来时满口金牙。他笑着，顺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一段路，再往下走一段路。他笑着，走着，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街道两旁的房子，看见偶数和奇数的房号，看见够吐一口唾沫那么宽的屋前花园，看见三色堇。他对一切都看不够，常常沉湎于欢笑之中。他向所有的窗户显示他那满口金牙的哈泽洛夫嘴巴。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发出没有声响的笑声，仿佛在这个鸡蛋形的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埃尔森大街之外就没有展示牙齿的更为滑稽的理由似的。可是这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我们的房子。在春光明媚的五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位于过多金牙上的帷幕落下了。从我们窗帘后面走出来的那两个五短身材的人用四只手相互问候，好像他们在庆祝重逢似的。司机在奔驰车旁活动腿脚，他什么都不想看。可是，所有的窗户都是包厢。那些总长不大的调皮鬼围绕着这次重逢形成了一个圈子。我和檐沟上的那些麻雀都明白：他又回来了，挽着钢琴家的胳臂，穿过那些还在长个子的调皮鬼围成的圈子，把钢琴家推进股票房，必恭必敬地给他撑开门，也不瞧瞧后面便跟着他进了门。
　　燕妮把她那两口箱子收拾好了，因为在这儿呆的时间已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她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一道离开了股票房。她身穿黑色丧服走了。她手指上戴着安古斯特里，却并未戴我的啤酒瓶橡皮垫项链；那串项链放在一口箱子的衣服中间，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把那两口箱子交给了司机。那些调皮鬼在说黑色奔驰车上那个矮人的坏话。燕妮犹豫不决地站着。司机脱帽致敬。哈泽洛夫想轻轻地把燕妮推到汽车后座上去。他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不再向埃尔森大街展露他的面容。他很着急。可是燕妮还不想上车，她指着我们的窗帘，在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还没来得及拦住她时，她就已经走进了我们那栋房子。
　　凡是我要做的事，我母亲都做。我在窗前对我母亲说：“响门铃时千万别开门。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门铃响了四次。我们的门铃安的不是按钮，而是一个旋钮。我们的旋钮门铃不只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它还格格地响了四次，但我母亲和我并未离开窗前的坐位。
　　我们的门铃重复了四次的响声将永远索绕在我耳际。
　　“现在她走了。”我母亲说，可我却凝视着我们饭厅里那些用胡桃木、梨木和椴木做成的满师考试试件。
　　就连那部疾驶而去、越来越小的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也留在了我的耳朵里，并且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亲爱的图拉表妹：
　　一星期之后，从柏林寄来了一封信；这是燕妮用她的自来水笔写的。这封信使我感到很高兴，仿佛这是图拉给我写的，而且是亲笔信。可是图拉却给一个水兵写信，而且是亲笔信。我拿着燕妮的信四处跑来跑去，给所有的人讲，我的女朋友从柏林给我写信来了，讲燕妮·布鲁尼斯，或者她新近给自己取的名字——燕妮·安古斯特里，因为那位哈泽洛夫，即她的芭蕾舞教练，以及内罗达夫人——主管昔日的“快乐带来力量芭蕾舞团”，即现在的德国芭蕾舞团的一位国家顾问，都劝她取一个艺名。训练已经开始，甚至还排练按照德国古代音乐编排的四对舞。内罗达夫人其实是英国人，是她发掘出了这种音乐。另外，这位内罗达还是一位古怪的夫人，譬如：“当她要外出、要进城或者要出席一个正式的招待会时，她就穿一件价格昂贵的皮大衣，但里面不穿衣服，而是穿一件训练时穿的针织紧身衣。不过，她买得起这种紧身衣。她有一条狗，一条苏格兰狗，这条狗的眼睛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有些人认为她是一个间谍。但是，我可不相信有这种事，我的朋友也不相信。”
　　隔不了几天，我就给燕妮写了一串满纸陈词滥调和直抒心愿的情书。每一封信我都得写两次，因为在第一稿中粗心大意之处比比皆是。我过于频繁地写道：“相信我吧，图拉！”我写着，“图拉，为什么？今天早晨，图拉。要是你愿意，图拉。我喜欢你，图拉。我梦见了图拉。梦见图拉把东西吃光了，图拉粘住了，图拉谈恋爱，图拉生一个孩子。”
　　燕妮用纤巧、工整的笔迹准时给我回信。她让信纸的边缘都空着，在两页蓝色信纸的正反两面整整齐齐写满了对我那些建议的回复和对她那个环境的描述。对于我要图拉做的事情，燕妮全都答应，只是生孩子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这也是为了我——每个人都得先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作出点成绩来，她是在舞台上，而我则是作为历史学家，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她写到内罗达时说，这位不寻常的夫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芭蕾舞图书馆，甚至有伟大的诺维尔①的一份原始手稿。她说哈泽洛夫先生是一个尽管有时候也可笑但脸色却有点阴沉的怪人。每当他那严格异常却又是构思奇特的训练一结束，这个人便会在地下室他的工作室中制作一些希奇古怪的与人相似的机器。燕妮写道：“其实他也并非死抱着古典芭蕾不放，因为往往在训练时，但凡有什么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会用不堪入耳的话讽刺挖苦，嚷道：‘明天我要把所有这些玩偶都给辞了。他们该把你们塞到弹药厂去。要是你们不能像我的机器那样做上哪怕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旋转动作，你们的榴弹就会旋转！’他断言，他那些放在地下室里的假人呈现出一种姿态，一种虔诚、优美的姿态，他的假人总是外八字脚，过不久他就会把他的一个假人放到最前面，放到把杆前，到那时你们会妒忌得脸色发白，才明白古典芭蕾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小胖子和小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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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诺维尔（1727～1810），法国舞蹈家、舞蹈编导和理论家。以其《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和“情节芭蕾”引起了芭蕾舞创作中的几次突破性的变革。
　　哈泽洛夫先生就是这样称呼那些男女舞蹈演员的。在燕妮最近给我寄到埃尔森大街来的一封信中，我发现信末附言中有关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描绘，在那里用铅笔画着一个人物草图。她站在把杆前，给那些小胖子和小丫头示范一个符合规定的手臂姿态。
　　燕妮写道：“人们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从那些机器人——顺便说一句，他们既不是小胖子，也不是小丫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现在有了真正的芭蕾舞脚背。我感到伸展手臂时的轨道——拉娜夫人忽略了这一点——非常清晰。在我走路和站着时，无论是擦鞋还是拿起一杯牛奶，往往都在空中留下一道轨迹。甚至就连我打哈欠时——因为晚上我们大家都累得要命——我把手一拿到嘴前，就注意到这道轨迹。可是现在我想结束这封信了。在我入睡时，我会非常非常地爱你，明天早上醒来时也是这样。请你看书别看得太久了，要不然会伤害你的眼睛。永远爱你的燕妮。”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用这样一封燕妮的书信架起一座桥梁，一座通向你的桥梁。在我们出租房屋的楼梯间，我们相互之间并不回避，我不用防止那种习以为常的面红耳赤：“瞧瞧吧，燕妮又给我写了信来。你感兴趣吗？她相当可笑地写到爱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要是你想笑一笑，那就一定得看看她胡诌些什么东西。就像那枚戒指那样，她现在名叫安古斯特里。她很快就要随剧团去外地巡回演出。”
　　我把这封拆开的信像某种无关紧要、有点好玩的东西那样递给她。图拉用一只手指敲点着这张纸说：“你终究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吧。不要老是胡说八道，说那些狗屎芭蕾。”
　　图拉披着芥子般的褐色头发，一缕一缕地下垂齐肩。普茨希那个水兵为她慷慨付账的电烫头发仍然依稀可见。在左眼上方垂着一绺头发。她在鄙夷不屑地猛吐一口气的同时，用一种机械性的动作——哈泽洛夫的假人做此动作时恐怕都无法比她更机械——把这绺头发往后一甩，然后猛烈一耸瘦骨嶙峋的肩膀，又把它甩到同一只眼睛前面。不过，她还没有涂脂抹粉。半夜后，希特勒青年团执勤巡逻时先是在火车总站，紧接着又在乌法根公园的一条长椅上，把她和新苏格兰士官学校的一个中士拿获。从那时起，图拉不管在哪儿都已经涂脂抹粉了。
　　她被赶出了学校。我父亲谈到扔出去的钱。尽管有执勤巡逻的告发，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仍想让图拉留校察看。据说图拉对这位女校长讲道：“校长，您只管把我赶出去好啦。我的事反正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很想同随便哪个人生个孩子，这种事总有一天要发生的，不是在朗富尔，就是在别的地方。”
　　为什么您想要一个孩子？嗯，因为想要，所以想要！图拉被赶出了学校，却并未生孩子。她白天呆在家里听收音机，晚饭后就出门了。有一次，她给母亲和自己带回六米最好的海军布。有一次，她带回一张来自北冰洋前线的狐皮。有一次，她偷来一巴仑①降落伞绸。她和她母亲穿着来自全欧洲的内衣。当劳工局的人来到家里，想把她安置到发电厂时，她让霍拉茨大夫给她开了张病假条，说她贫血，肺部有阴影。图拉得到了特殊食品卡和病假津贴，但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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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计量单位。一巴仓等于十二匹。
　　当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巨大的沙钟、瓷制芭蕾舞女演员、金鱼、几捆乐谱和一些发黄的照片一起迁往柏林时——哈泽洛夫称他为芭蕾钢琴演奏家——图拉给了他一封信，一封写给燕妮的信。我永远都没法知道图拉用她的自来水笔写了什么，因为燕妮在下一封信中只是提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已平安到达，图拉给她写的信非常友好，她向图拉表示衷心的问候。
　　这时我又成了局外人，这两个人有了一些共通的语言。当我遇到图拉时，我再也不面红耳赤了，而是面如死灰。尽管我仍然离不开你，但是我慢慢学会了憎恨你和你的胶粘剂；这种憎恨——一种可以使你变得衰老的忧郁症——使我更易于同图拉交往。我既友好又傲慢地给她出一些好主意。这种憎恨从未让我动手打人；因为首先，我在观察自己，直到沉人梦乡；其次，我看书的时间太多；第三，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差不多是一个追逐名利的人，这种人没有工夫去尽情放纵自己的憎恨；第四，我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圣坛，燕妮身穿芭蕾舞裙，伸开双臂，就站在这个圣坛上；更确切地说，我把燕妮写的信堆叠起来，想同她订婚。
　　被爱着的图拉：
　　当人们坐在燕妮对面，或者在她身边走时，虽然她很有教养，也非常懒散，但她善于极其轻松愉快地用幽默、粗俗的笔调写那些信。她那只眼睛从外表看来在睫毛下显得忧伤和愚蠢，从内在方面看却具有洞察事物的才能。尽管那些人穿着银色芭蕾舞鞋踮起脚尖，在舞台灯光照耀下表示一只垂死的天鹅，但他们跳得枯燥乏味，因而可以击掌叫停。
　　她就是用这种方式给我描述哈泽洛夫给他的小胖子和小丫头上的一堂芭蕾舞课的。课堂上要排一场芭蕾舞剧。这场芭蕾舞剧应当叫《稻草人》，要不然就是《那些稻草人》或者《园丁和稻草人》。
　　这时，训练既不在扶把练习时进行，也不在室外进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完没了地弓着背坐着，徒劳无益地重复着肖邦的那支曲子。这时，窗前的松树在雨中矗立着，松鼠和普鲁士的昔日在树上比比皆是。上午有空袭警报，训练在安放供暖锅炉的地下室里进行。现在，穿着黑色针织紧身衣的小丫头们在长长的芭蕾舞把杆旁显得无精打采。小胖子们挤眉弄眼，心不在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哈泽洛夫伸直双腿突然跳到钢琴上时才结束，这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非常熟悉而且不会给钢琴造成丝毫损坏的一个过程，因为哈泽洛夫很善于慢慢地纵身向上，立定跳远，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褐色钢琴盖上，而不会使硬质乐器的内部零件发生震动。现在，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全都苏醒过来，因为他们都明白，哈泽洛夫怒气冲冲地往钢琴上纵身一跳意味着什么，接踵而来的会是什么事情。
　　哈泽洛夫从上面，不过并非直接地，而是冲着把大厅正面变成窥视镜的大型芭蕾舞镜，对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提出警告：“难道说非得要这个小毛刷领舞不行？是缺乏人生乐趣吗？是不是要下面的老鼠来咬天鹅？是不是又非要哈泽洛夫取出他的小纸袋不可？”
　　他再一次构思他那声名狼藉的扶把练习——全蹲，在一位、二位和五位上全蹲，每一位置上做两次，做八次伸展脚位的代嘎热和十六次在二位上的快速代嘎热，做八次小绷脚擦地代嘎热，强调脚尖向外轻轻擦地。可是，只有小丫头们才强调脚尖向外，在地上擦出小小的斑点。不管是那个受到威胁的小纸袋还是肖邦——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联手——都无法帮助小胖子们获得人生的乐趣，完成好干净利落的屈膝动作。他们好比勺子上的面团，拌得要稠不调的色拉油，土耳其蜂蜜粘得可以拉成丝。这些男孩或者小胖子就这样伸着懒腰——他们是韦尔夫兴、马尔策尔、施米特兴、泽尔热、戈蒂、埃贝哈德和巴斯蒂安——睫毛直眨巴，在半脚尖踮起做渐蹲的腿部练习时稍稍叹口气，在单脚划圆圈呈二位时就像喂食前的天鹅一样，扭着脖子，七个昏昏欲睡的小胖子恭恭敬敬地等待着哈泽洛夫的第二次跳跃，这次跳跃在他们跳大踢脚时便接踵而来。
　　哈泽洛夫的跳跃再一次以立定跳远的方式出现。这次跳跃使他离开钢琴盖，越过钢琴家雪白的头发，伸长膝盖，以令人钦佩的高度和长度落在大厅当中，落在镜子对面。他在这块玻璃面前毫不掩饰，非常奇怪地把那个事先提到的小纸袋取出来。这个上面尖尖的小纸袋，锥形小纸袋，这个出了名的小纸袋，受人敬畏的小纸袋，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纸袋，这个像粉末一样柔软、做工精致而且大小合适的小纸袋，这个八分之一磅的小纸袋，他把它专门从上衣胸前的内袋中取出来，命令所有的女孩或者小丫头离开芭蕾舞把杆。他打发她们到发出轰隆声、把面庞映照得通红的小圆铁炉旁的角落里去。她们在那里尖声嚷嚷着挤在一起，转向墙壁，而且还要用苍白的手指蒙住眼睛。就连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也用一条丝围巾遮住了他的狮子头。
　　就在难为情地蒙住双眼和遮住了头后，哈泽洛夫命令道：“朝正前方扶把！”七个男孩和小胖子相互脱去了对方的衣服。他们非常激动地把红色、玫瑰红色、蛋黄色和草绿色羊毛针织紧身衣从男孩子身上脱下来。“准备！”哈泽洛夫用训练有素的手指打着榧子。他们把小脑袋转向墙壁，不断地眨巴着睫毛，沿着芭蕾舞把杆站成一行，十四只手抓着那根被抓坏了的木质把杆。七个躯干在盲目弹出的肖邦钢琴曲伴奏下伸开双臂，弯下身子，把膝盖挺直，让同一个皮肤柔嫩的男孩屁股往供暖情况良好的训练厅里撅上七次。
　　这时，哈泽洛夫在第一个屁股旁边做出了开始的姿势。他左手拿着锥形小纸袋，就像从空中抓来一样，右手的手指间夹着一把小毛刷，把这把既珍贵、又结实的獾毛小修面刷放进锥形小纸袋里，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伴奏下，嘴里兴致勃勃地吹起了一支优美动听的波兰舞曲。他往往由于镜子的缘故而不断变换位置，从一个男孩屁股走向另一个小胖子屁股。
　　此外——因此这简直是浪费——他把蘸上粉末的獾毛小修面刷从小纸袋里取出来，取了七次，把蘸上的粉末刷进男孩子们的屁股眼里，刷进小胖子的屁股里，刷了七次。成功啦！
　　这不是脚气粉。刷进去的不是安眠药粉，不是苗条药粉，不是防狮药粉，不是发酵粉，不是滴滴涕，不是奶粉，既非可可粉，也非绵白糖，不是小面包的面粉，不是费眼力的细小字体，也不是白垩粉。这是胡椒粉，是磨得很细的黑胡椒粉，哈泽洛夫用小毛刷蘸这种粉，不厌其烦地蘸了七次。最后，他在离镜子极近的地方以慢速旋转结束了他的教学演出，站定，满口金牙的嘴巴对着大厅，大声嚷道：“好啦，我的孩子们！先是小胖子，然后是小丫头！往一位运动，全蹲，两臂成花环状！”
　　不再盲目的伊姆布斯刚把他那弹奏肖邦乐曲的手指放到琴键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羊毛针织紧身衣好像自行闪电般地掉了下来，罩到了七个涂上胡椒粉的男孩屁股上。一次练习就取得不少进步。这些进步表现为敏捷的步伐，大踢腿，手臂的舒展。睫毛默然不语，线条在苏醒，美直淌汗水；哈泽洛夫让那把獾毛小修面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
　　胡椒粉效用相当久，所以在卓有成效的练习之后，那些身上没有胡椒粉的小丫头和这些由于胡椒粉而变得生气勃勃的小胖子，能够按要求排练稻草人芭蕾舞剧第三场，从一群稻草人毁坏园圃到双人舞。
　　因为后来这台大型演出如此饶有风趣地达到了普鲁士传统军乐的水平——高高踮起脚尖的、地地道道的乱七八糟——哈泽洛夫用三十二颗金牙宣布演出结束。他挥动手巾，命令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关上琴盖，将肖邦的乐曲和普鲁士进行曲埋葬在公文包里，然后宣布评分：“韦尔夫兴，好。施米特兴，好。所有的小胖子和小丫头都好！马尔策尔和燕妮，特别好。你们再呆一会儿。咱们排演园丁之女和王子，第一场踮起半个脚尖，没有音乐。你们其他人准时上床，别来溜须拍马。明天早上，整个芭蕾舞团排演《诱拐园丁之女》和《终场》。”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复述燕妮那封信的内容。就像在燕妮所有的书信中一样，在那封信中写着：尽管哈泽洛夫非常克制地、颇具讽刺意味地向她献殷勤，但是她却强烈地、继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爱着我。因此，我一点儿也不用害怕。另外，尽管只有两天时间，她还是要到朗富尔来：“住房现在必须腾出来，所以我们想把家具和收集的石块保管起来。你无法想像，我们在得到搬家许可之前，不得不写些什么样的信啊！不过，哈泽洛夫善于同那些人打交道。当然，他认为这些家具在朗富尔更安全一些，因为柏林遭到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无论如何他都要把云母转移到乡下，转移到下萨克森去。他认识那儿的农民和一个矿长。”
　　亲爱的图拉：
　　一辆家具搬运车首先开到斜对面的房门口。十五家租房的住户占据了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然后，奔驰车在家具搬运车后面不声不响地拼命往前挤，不过仍然留出了装车的空地。司机脱下帽子，及时地站在门口。燕妮身穿黑色皮大衣，可能是鼹鼠皮做的，头缩在高高立起的衣领中，站在人行道上，匆匆抬起双眼，望着我们的窗户。这是一位不能感冒的女士。哈泽洛夫身穿有棕色皮领——海狸鼠皮领的黑色双排扣大衣，抓住燕妮的胳膊。这个扳道工，这位比燕妮矮半个头的伟大的歌舞团经理，就是满口金牙的赫尔曼·哈泽洛夫。但是他既不笑，也不打量我们这栋房子。在他眼里，埃尔森大街并不存在。
　　我父亲隔着报纸说：“你们已经通了那么久的信，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帮着搬家。”
　　我差一点儿没抓住燕妮那只藏在皮大衣肥大衣袖中的手。哈泽洛夫只是匆匆地瞟了一眼。“噢，”他说，然后又说，“秀气的小胖子。”接着，他便像指挥芭蕾舞团一样，指挥起家具搬运工来。我帮不上忙，也上不了楼，进不了住宅。家具很重，大多为深棕色，全部用椴木做成。装运家具很有趣，因为有哈泽洛夫指导，一堵墙那么宽的书橱变得轻飘飘的。当燕妮的“房间”离开股票房时——那是用浅色桦木框起来的毕德迈耶尔派绘画——这些作品便在四方形人物的头上飘来飘去，悬浮在空中。在门厅衣帽间与佛兰德箱子之间，哈泽洛夫侧过脸来看着我。他没让那些包装工花多少工夫去包装家具，便邀请我和燕妮到火车总站旁的埃登饭店去用晚餐。他们俩就住在那里。敞开着的笨重木箱堆放在人行道上最后一批厨房用的椅子之间。我答应道：“七点半。”忽然，好像是哈泽洛夫策划好了似的，天上的阳光破云而出，使敞开的木箱里的云母光彩烟烟。就连并不在场的参议教师的气息也扑鼻而来——从烟斗冒出的冷烟也在一起搬迁。但是，一部分云母片麻岩不得不留在原地。八九箱东西把家具搬运车塞得满满的，还剩下两箱。这时，我便在哈泽洛夫的家具包装工芭蕾舞剧中粉墨登场了。我表示愿意在我们的地下室里腾出地方，来堆放云母片麻岩和云母花岗岩，堆放黑云母和白云母。
　　我在机器间问我的父亲同不同意。我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使我感到意外。他说：“去干吧，我的孩子。在第二个地下室窗户的小五金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把参议教师先生的木箱存放在那里吧。这位老先生把他的一生都花在搜集石块上了，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亲爱的图拉：
　　木箱放到了我们的地下室里。晚上，我坐在埃登饭店的小餐厅里，坐在燕妮身边，哈泽洛夫对面。据说你下午在城里同燕妮见了面，哈泽洛夫不在。为什么？就这么回事！我们几乎没有讲话，哈泽洛夫在燕妮与我之间看出了点什么名堂。听说你们是在沃尔韦贝尔巷的魏茨克咖啡店会面。你们有什么可商量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燕妮的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在桌子下钩在一起。我敢肯定，哈泽洛夫注意到了这一点。魏茨克咖啡店有什么可吃的？燕妮能吃到的是质量很差的糕点和像水一样的冰淇淋。在埃登饭店有海龟肉汤，罐头芦笋，维也纳煎肉排，后来，按照燕妮的愿望，来了份半冻食品。很可能我乘车跟踪了你们，一直跟到煤炭市场，看见你们在魏茨克咖啡店里坐着，说着，笑着，沉默着，哭着，为什么？就这么回事！吃完饭，我注意到哈泽洛夫绷紧的或者说是呆滞的脸上有上千个灰白色雀斑。过去的埃迪·阿姆泽尔在肥胖的脸上曾经有过雀斑，数量比这少，但是比这大，是带褐色的真正雀斑。你们至少在魏茨克咖啡馆闲聊了两个小时，在九点半时，我不得不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长得很像您，不过是叫别的名字。”
　　哈泽洛夫招手唤来招待员：“请来一杯热拧檬汁。”
　　我绞尽脑汁：“这个人先是叫做斯特普恩，后来叫做施佩巴拉，以后又叫做施佩林斯基。您认识这个人吗？”
　　这位着了凉的哈泽洛夫得到了他的热柠檬汁：“谢谢，付账。”
　　招待员站在我身后算账。“这个人我认识，他有几分钟甚至名叫楚霍尔，然后叫曲林斯基。后来他找到一个名字，到现在都叫这个名字。您想知道这个名字吗？或者说你想知道吧，燕妮？”
　　哈泽洛夫把两个白色药片放进茶匙里，付钞票，而且用账单遮住脸：“就这样吧！”
　　在我想要说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时，哈泽洛夫把药片服了下去，喝了很久柠檬汁。这时已经很晚了。燕妮很累。只是在饭店大堂，在燕妮吻我之后，哈泽洛夫才露出他的几颗金牙，沙哑着声音说：“您很有天分。您知道很多名字。我会帮助您，今天或者后天，给您再举出一个名字来。这就是用x来书写的Brauxel，或者像Haksel一样，写成Brauksel，或者像Weichsel一样，写成Brauchsel。记住这个名字和它的三种书写方式吧。”
　　说完，两人文质彬彬地、故意慢条斯理地走上楼梯。燕妮往四下张望，张望，张望；甚至当我已经不在大堂，而满脑子装着三个布劳克塞尔时，燕妮仍在张望。
　　亲爱的图拉：
　　有那么个人，在我找你时，我已经找到这个人了。在我给你写信时，此人向我建议，应该怎样给你写信。此人叫人给我寄钱来，好让我可以给你写信，无忧无虑地写。此人拥有一座位于希尔德斯海姆与萨尔斯特德之间的矿山，或者说只是在管理这座矿而已，或者说占有比较多的股份，或者说整个矿山都是骗局，都是伪装，都是第五纵队——尽管他名叫Brauxel，Brauksel，Brauchsel。布劳克塞尔的矿山不开采矿石，不采盐，不采煤。布劳克塞尔的矿山开采别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叫不出名字来。我只能不断而且必须不断地给图拉讲，我必须遵守二月四号这个日期。我必须堆积白骨山。我必须开始写末尾的童话，因为布劳克塞尔拍加急电报来讲：“宝瓶座行星会合日期临近。堆白骨山，准备并开始流产。把狗放走，及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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