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走廊上，皮夹里装着一团淡金色头发。有一秒钟之久，我尽力透过皮革、上装衬里、背心、衬衫和汗衫去感触到这一团头发，但是我太疲乏、太满足了，而这种满足又是以那种奇特的快快不乐的方式得到的，所以，我无力把我从小间里偷盗来的东西想象成这样或那样，而只把它看做是梳子梳下的脱落的头发。
　　这时奥斯卡才承认，方才他寻找过别的珍宝。我在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里逗留期间，曾想证实那个韦尔纳博士在小间的某处存在着，即使仅仅通过那些我所熟悉的信封而存在着。但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信封，也没有写过的信纸。奥斯卡承认，他曾把道罗泰娅姆姆的侦探小说一本本地从放帽子的那一格里抽出来，翻一遍，检查题赠和书签，注意有没有夹着照片，因为奥斯卡虽说不知道马利亚医院大多数医生的姓名，但认得他们的面孔。可是，没发现有韦尔纳博士的照片。
　　看来，韦尔纳博士不知道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他若是见到过它，也未能留下痕迹。这样，奥斯卡本该有充分的理由高兴的。难道我不是领先于那位博士很大一段距离了吗？难道小间里没有那位医生的痕迹不正好证明，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在医院里，所以是公务性质的，如果不是公务性质的，那也是单方面的？
　　可是，奥斯卡的嫉妒心需要一个动机。如果韦尔纳博士留下蛛丝马迹，那会给我沉重的打击，但同时又会给我同样程度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是无法同我在衣柜里逗留而产生的小小的、短暂的结果相比较的。
　　我现在记不清是怎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的，只记得听到在走廊另一头关住某个叫闵策尔先生的房间的那扇门后边，传来一阵装出来为引起别人注意的咳嗽声。那位闵策尔先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刺猬的女房客不是已经够使我费神了吗？难道我还要给自己增加一个负担？何况，谁知道闵策尔这个姓名背后藏着的是什么。所以，这阵有求于人的咳嗽声奥斯卡听而不闻，确切地说，我不懂得人家究竟要我干什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才明白，我不认识也跟我毫不相干的那位闵策尔先生连连咳嗽，是要诱使我，奥斯卡，到他的房间里去。
　　我承认，我由于对那阵咳嗽声没有作出反应而久久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房间狭窄至极，但同时却又十分宽敞，因此，跟连连咳嗽的闵策尔先生聊上一聊，即便是累赘，是迫不得已的，也会令我感到欣慰。可是，我没有勇气事后或者当场在走廊里故意咳嗽几声，同走廊另一头房门后面的那位先生建立联系，而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交给屋里那把厨房椅子坚硬的直角，马上变得激动不安，正如我一坐到椅子上就会处于这种状态那样，并从床上抓起一本医学参考书，接着又扔下这本用我当模特儿挣来的血汗钱买来的、价钱昂贵的厚书，弄得它满是褶印。我又从桌上取下拉斯科尼科夫送的礼物，铁皮鼓，抱住它。奥斯卡既不能用鼓棒去敲铁皮，也没有淌下眼泪，落到白漆圆面上，发出无节奏的宽慰声。
　　现在可以着手写一篇论文，论失去的清白，可以把击鼓的、总是三岁的奥斯卡跟驼背、失去声音、无泪无鼓的奥斯卡作一番比较。这可是不符合事实，奥斯卡还是鼓手奥斯卡时就已经多次失去清白，但事后又重新得到它，或者让它重新长出来，因为清白好比杂草，不断滋生蔓延——读者只需想到，所有清白的祖母曾经全都是堕落的、充满仇恨的婴儿就行啦。算啦，奥斯卡不想让罪过与清白的游戏从厨房椅子里产生出来。不，还不如说是对道罗泰娅姆姆的爱吩咐我离开房间、走廊、蔡德勒的套间，到艺术学院去，虽说库亨教授跟我约定的时间是下午晚些时候。
　　奥斯卡身不由己地出了房间，踏进走廊，费力地打开套间的门，弄出很大声响，又待了片刻，听听闵策尔先生的门后有无动静。他没有咳嗽，我则羞愧，愤怒，满足，饥饿，既厌烦生活又饥渴地需要生活，忽而微笑，忽而近乎哭泣，于是离开了寓所，离开了尤利希街的房屋。
　　几天以后，我着手实行一项盘算已久的计划，若不是连细节都准备就绪的话，我绝不会认为它是个好办法的。那天整个上午我没有工作，直到下午三点我才同乌拉一起给富有想象力的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当模特儿。我扮演奥德修斯，回到家乡，送给用涅罗用一个驼背。我曾试图劝说这位艺术家放弃这个想法，但是徒劳。当时，他画希腊的神和半神获得成功。乌拉也觉得待在神话世界里很自在。我只好让步。他先把我画成火神伏尔甘，又画成冥王普路托同普洛塞庇娜，末了，即在那一天下午，他把我画成驼背奥德修斯。可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描写那天的上午。因此，奥斯卡就不告诉诸君缪斯乌拉扮作珀涅罗珀后相貌如何如何，而要讲一讲我的事。蔡德勒寓所里静悄悄。刺猬带着他的理发器正在推销旅行途中。道罗泰娅姆姆上白班，六点钟即已离家。八点刚过，邮件送到时，蔡德勒太太还躺在床上。
　　我立刻去看邮件，没有我的——两天前刚收到过玛丽亚的信——可是我第一眼就发现一个信封，系在本市投寄，韦尔纳博士的笔迹我也不会认错。
　　我先把这封信跟给闵策尔先生和蔡德勒夫妇的信一起放下，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到蔡德勒太太出现在走廊里，给房客闵策尔送去他的信，接着进厨房，末了回卧室。十分钟后，她离开套间和楼房，因为她在曼内斯曼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九点开始。
　　为保险起见，奥斯卡再等一等，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外表镇静，洗净手指甲，随后才决定行动。我走进厨房，在三焰煤气灶最大的一个燃烧器上放上半铝锅的水，先用大火烧，水刚煮沸，即把开关拧到最小位置。我小心看管住我的思想，让它尽可能集中在正要做的事情上，迈出两步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前，从乳白色玻璃门下面的门缝里，拿起蔡德勒太太只塞进一半的信，又回到厨房，把信封背面放在水蒸汽上熏，直到我可以拆开它而不造成损坏。奥斯卡壮起胆子把埃·韦尔纳博士的信举到锅上去之前，他自然已经关掉了煤气。
　　我读医生的信息，但不是在厨房里，而是躺在我自己的床上。我差点失望了，因为信上的称呼和结尾的套语都没有泄露医生与护士问究竟是何种关系。
　　“亲爱的道罗泰娅小姐！”这是称呼，信末是：“您的恭顺的埃里希·韦尔纳。”
　　在读信的正文时，也不见有一句明显的温情脉脉的话语。韦尔纳惋惜前一天未能跟道罗泰娅护士说话，虽然他在男子私人病房区的双扇门前见到过她。她看见医生在同贝亚特姆姆——也就是道罗泰娅的女友——说话，就转身走了，韦尔纳博士却不知原因何在。韦尔纳博士仅仅请求澄清此事，因为他本人同贝亚特姆姆的谈话是纯公务性质的。如道罗泰娅姆姆所知，他过去一直、今后仍将尽力同不太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贝亚特姆姆保持距离。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道罗泰娅必须理解这一点，好在她是知道口亚特的，贝亚特经常毫无约束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他，韦尔纳博士，自然从未对此有过任何表示。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说：“请您相信我任何时候都会向您提供同我交谈的可能。”尽管那几行字是客套话，冷冰冰的，甚至狂妄自大，我仍然毫无困难地一眼看透了埃·韦尔纳博士这封信的文风，并且认为这封信无论如何也是一纸热情的情书。
　　我机械地把信纸装进信封，再也顾不上什么谨慎细心了。韦尔纳可能用舌头舔湿过的涂胶层，我现在用奥斯卡的舌头把它舔湿，随后开始大笑。紧接着我用巴掌交替着拍自己的前额和后脑勺，拍着拍着右手终于离开奥斯卡的前额放到门把手上去，打开门。我走进走廊，把韦尔纳博士的信半插到用木板和乳白玻璃锁住我所熟悉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那扇门底下。
　　我还蹲着时，我的一个或两个手指还搭在信上时，听到了从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传来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他那慢吞吞的、像是为让人记录下来而强调着的呼唤声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
　　我站起身来，心想，这个人也许病了，但同时又认识到，门后的这个人没有病，是奥斯卡说服自己相信他病了，好找个理由给他送水去，因为单凭一声无缘无故的呼唤声是不可能诱使我走进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房间里去的。
　　我先想把帮我拆开医生的信的铝锅里的还温和的水给他送去。可随后我又把这用过的水倒进洗涤盆，给锅里放进新的水，端着锅和水走到那扇门前。门后响起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表示要我带水去，或者仅仅是要水。
　　奥斯卡敲门，进门，克勒普特有的气味立即扑鼻而来。倘若我说这气味是酸的，我也就没有讲出它还有极甜的成分。除了护士小间里的醋味空气外，再没有别的实例可以用来同克勒普周围的空气作类比了。说它是酸甜的，那也不对。那位闵策尔先生或者克勒普（我今天这样叫他），一个胖而懒的、却又不是不能动弹的、爱出汗的、迷信的、不洗澡的、却又不是腐臭的、一直快死而又死不了的长笛手和爵士乐单簧管手，他过去和现在身上都有一股死尸味道。他不停地抽烟，口含胡椒薄荷来排除大蒜的臭味。他当时就已经散发着这种气味，今天也散发着、呼出这种气味，在疗养院的探视日用这股气味袭击我，随之带来人生的乐趣和稍纵即逝的一切。他离开时总有一套烦琐的动作，总要预告下次再来。他走后，布鲁诺总是不得不打开门窗，让空气对流一下。
　　今天，奥斯卡卧床不起。当时，在蔡德勒的套间里，我是在满床的残剩物品中见到克勒普的。他散发着臭味，心情却极佳。床上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放着一个老式的、很像是巴罗克式样的酒精炉，十二包面条，几瓶橄榄油，软管西红柿酱，倒在报纸上的受潮的盐，一箱瓶装啤酒，后来才知道，它们是温热的。他躺着往空啤酒瓶里小便，这是一小时以后他可以跟我亲密交谈时告诉我的，随后盖上多半是满满的、容积正合他的要求的绿瓶子，放到一边，同确实盛碑酒的瓶子严加区分，当这位卧床者想喝啤酒时，就不至于有拿错瓶子的危险。虽说他的房间里有水——如果他还有一点进取精神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在水池子里小便的，但他太懒，说得更确切些，他是自己妨碍自己站起来，不然的话，他是可以从费了这么大气力布置的床上起来，用他煮面条的锅去打新鲜水的。
　　由于克勒普，即闵策尔先生，始终用同一锅水煮面条，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多次滗掉水、越来越稠的汤，此外，还靠着储存的空啤酒瓶，他可以保持水平姿势，经常连续卧床四天以上。然而，当面条汤煮成威浆糊时，他就处在紧急情况之下。虽说克勒普可以让自己挨饿，但当时他还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前提；看来他的苦行从一开始就规定为四到五天一个周期，要不然的话，给他送信的蔡德勒大太会给他一个更大的面条锅以及跟他储存的面条相应的储存水，使他更加不依赖于他的环境。
　　奥斯卡侵犯别人通信秘密的那天，克勒普已经不依赖周围环境卧床五天了。残剩的面条汤已经可以用来贴广告了。这时他听到走廊上我的不坚定的、为道罗泰娅姆姆和她的信而迈出的脚步声。在他了解到奥斯卡对于为招呼人而故意装出来的咳嗽声不予理睬之后，在我读到韦尔纳博士冷漠之中含有激情的情书的那一天，他只好辛苦一下自己的嗓子了：“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
　　我于是拿起锅，倒掉温水，拧开水龙头，让水哗哗流，盛满半锅，又添了一点，把新鲜水送去给他。我当真是他所推测的亲爱的先生。我作了自我介绍，自称石匠和刻字匠马策拉特。
　　他，同样有礼貌，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自称埃贡·闵策尔，爵士乐演奏家，但请我叫他克勒普，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使用了闵策尔这个姓。我太能理解他的这种愿望了。我宁愿自称科尔雅切克或干脆叫奥斯卡，我用马策拉特这个姓是由于谦卑，而且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决定用奥斯卡·布朗斯基这个姓名。因此，简单地叫这个肥胖的年轻人克勒普，对我来说是毫无困难的。我估计他有三十岁，其实他没有这么大的年纪。他叫我奥斯卡，因为科尔雅切克这个姓对他来说实在太费劲了。
　　我们聊起天来，起初很难无拘无束。我们聊那些最轻松的话题。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我们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奥斯卡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所有的人都得死。他也认为所有的人最后肯定是要死的，但不敢肯定所有的人是否都必须被生出来。他谈到自己时就像谈一个本不该生的错误地出生的人，奥斯卡感到自己同他相似。我们两人也都相信天。可是，他谈到天时，却让人听到一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并在被子下搔痒。别人可以设想，克勒普先生在活着的时候已经计划好了他将来到天上去实行的不正经的事情。我们进而谈政治时，他几乎变得激昂，向我列举了三百多个德意志王室的姓氏，像是要立即授予他们尊严、王位和权势，并把汉诺威地区授予不列颠帝国。当我问及前自由市但泽的命运时，很遗憾，他不知道在哪儿。但这无所谓，他当场建议派一名比利时伯爵去当这个他不知道的小城的君主。据他说，这位伯爵是扬·韦伦①的直系后裔。末了，当我们给真理这个概念下定义并且取得若干进展的时候，我巧妙地见缝插针，提了几个问题并获悉克勒普先生在蔡德勒家当房客、付租金已有三年之久。我们遗憾的是未能早些相识。我责怪刺猬没有把这位卧床者的情况详细告诉我，他同样也没有想到，应当多告诉我一些有关那个护士的情况，而仅仅说了一句：乳白玻璃门后面住着一位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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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扬·韦伦（165～1716），公爵，领有普法尔茨—诺伊堡、于利希和贝格，扩建了杜塞尔多夫城。
　　奥斯卡不想马上让闵策尔先生或克勒普来替自己分忧。我不向他打听那位护士，却先关心起他的情况来了。“顺便问一声，”我插进这样一个问题，“您身体欠佳吗？”
　　克勒普又一次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他看到自己不能构成一个直角时，又让身子躺下去，随后告诉我，他卧床是为了弄清楚他的身体究竟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他希望在数周内将会认识到，他的健康状况是不好不坏。
　　接着发生了我所担心的事情，也是我以为能够借助于长时间的、东拉西扯的谈话来阻止的事情。“啊，亲爱的先生，请您同我一道吃一份面条吧！”就这样，我们一起吃用我拿来的新鲜水煮的面条。我不好意思坚请他把那个黏糊糊的锅给我，由我在水池子里彻底洗一遍。克勒普翻身侧躺着，一声不吭，用梦游者似的有把握的动作煮面条。他小心地把水滗到一只较大的罐头筒里，几乎不改变上身的姿势，伸手到床底下，取出一只油腻的、满是干结的剩西红柿酱的盘子，犹豫了片刻，又伸手到床下，取出揉皱的报纸，用它擦了一通盘子，再把报纸塞到床下，朝脏盘子上吹口气，仿佛要吹掉最后的一点尘土，随后以慷慨大方的手势把全世界最脏的盘子递给我，请奥斯卡接过去，不必客气嘛！
　　我请他先给自己盛，再给我盛。他把脏而粘手指的餐具给了我，便用汤匙和叉子把近一半的面条撩到我的盘子里，用优雅的手势朝面条上挤出长长一条西红柿酱，画成图案，又浇上好些油，接着在煮面条的锅里也加上同样的佐料，在两份面条上洒胡椒，在他自己那份上又多洒了一些，用目光示意，要我像他似的把我的一份调拌一下。“啊，亲爱的先生，请您原谅，我这里没有巴马干酪粉。愿您胃口大大的好！”
　　直到今天，奥斯卡仍旧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硬着头皮动起匙和叉来的。奇怪的是，我觉得这顿饭味道好极了。从那天起，克勒普煮的面条甚至成为我衡量我面前的每一份饭的美味价值的标准。
　　我趁吃面条的工夫，不引起他注意却又仔细地观察着这位卧床者的房间。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天花板下面墙上一个未堵上的烟囱的圆孔，洞里冒着黑烟。窗外在刮风，风时而把煤灰云团由烟囱孔刮进克勒普的房间里来。煤灰落在家具上，像举行隆重的葬礼。所谓家具，也就是放在房间中央的那张床以及蔡德勒家的用包装纸盖上的、卷起来的地毯。因此可以断言，在那间房间里被弄黑的只有原是白色的床单、克勒普脑袋下的枕头和一条毛巾，阵风把煤灰云团刮进屋里来时，这位卧床者就用它遮住自己的脸。
　　房间的两扇窗同蔡德勒家的起居室和卧室的窗户一样，都朝着尤利希街，确切地说，朝着公寓正面前那棵栗子树蒙上灰的绿叶。用以装饰的只有一幅画，用图钉钉在两扇窗户之间。这是英国伊丽莎白①的彩色肖像，显然是从画报上撕下来的。画下方的衣钩上挂着一支风笛，蒙着一层煤灰，凑合还能看出它那苏格兰大方格图案。我看着那张彩色图片，想着的倒不是伊丽莎白和她的菲利普，而是站在奥斯卡和韦尔纳博士之间的、可能无所适从的道罗泰娅姆姆。这时，克勒普告诉我，他是英格兰王室的忠诚而热情的追随者，因此他曾经跟英国占领军的一个苏格兰团的风笛手上过课，尤其因为这个团的指挥官就是伊丽莎白本人。他，克勒普，在一部每周新闻片里见到过伊丽莎白视察那个团。她身穿苏格兰短裙，从头到脚都是方格图案。奇怪的是，我心中的天主教精神却自己表现出来了。我表示怀疑伊丽莎白是否懂得风笛音乐，也谈了几句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斯图丽特②的屈辱的结局。简而言之，奥斯卡让克勒普明白，他认为伊丽莎白不懂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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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1952年登基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的丈夫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
　　②玛丽亚·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被加尔文教派贵族所废，逃亡伦敦，被囚禁十九年，终于被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所杀。
　　我原来期待着这位保皇党人会暴跳如雷。他却像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那样微笑着，请我作一番说明，好让他由此推断出，我这个小男子——那胖子这样称呼我——在音乐方面有无判断力。
　　奥斯卡良久地凝视着克勒普。他同我交谈，无意中激发了我心中的火花。这火花闪过大脑直到驼背。这仿佛我从前所有的、敲坏的、处理掉的铁皮鼓在欢庆它们的末日审判。被我扔进废铁堆的上千只铁皮鼓以及被埋葬在萨斯佩公墓的那一只铁皮鼓，全都出现了，新生了，完好无损地欢庆复活，鼓声隆隆，在我胸中回荡，驱使我从床沿上站起身来。我请克勒普原谅并稍候片刻，便被复活的鼓拉出房间，拽我经过道罗泰娅姆姆小间的乳白玻璃门，门下还插着那封信，露出了半截。复活的鼓鞭策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朝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在画《四九年圣母》时送给我的那只鼓走去。我抓住鼓，挂上，拿起两根鼓棒，转过身去或者被转过身去，离开我的房间，在那该诅咒的小问旁一跃而过，像一个长久迷航后返回的幸存者似的跨进克勒普的煮面条厨房，不讲客套，坐在床沿上，挪正红白漆铁皮，先在空中耍弄鼓棒，诚然还有点窘迫，不正眼看吃惊的克勒普，接着，让一根鼓棒像碰巧似的落到铁皮上。啊，铁皮给了奥斯卡一个答复，奥斯卡紧接着让第二根鼓棒落下去。我开始敲鼓，按部就班，起首是始初之日，电灯泡之间的飞蛾擂响了我诞生时辰的鼓声；我敲出了十九级地窖楼梯和人家庆祝我的传说般的三岁生日时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我敲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课程表，带着鼓爬上塔楼，带着鼓待在政治演讲台下，敲出鳗鱼与海鸥，耶稣受难日拍地毯；我敲着鼓坐在我可怜的妈妈一头小的棺材旁，又在鼓上模仿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布满伤疤的后背；当我在铁皮上擂起黑维利乌斯广场上波兰邮局保卫战时，我觉察到我所坐的床的床头有点动静，偷眼看到克勒普坐直了身子，从枕头下面取出一支可笑的长笛，放在嘴边，吹出音响，那么甜，那么不自然，同我的鼓艺那么合拍；我于是领他到萨斯佩公墓会见舒格尔·莱奥，舒格尔·莱奥跳完一支舞；我又在克勒普面前，为了他，同他一起，让我第一个恋人的汽水粉泛起泡沫；我甚至带他进入莉娜·格雷夫太太的热带丛林，也让蔬菜商格雷夫的能吊起七十五公斤的大型擂鼓机隆隆作响；我吸收克勒普入贝布拉的前线剧团，让我的铁皮发出耶稣的声音，在鼓声中施丢特贝克和全体撒灰者从跳水塔上跳下，下面坐着卢齐；我让蚂蚁和俄国兵占领我的鼓，但没有再次领克勒普去萨斯佩公墓，让他看我把鼓向马策拉特扔去，而是敲出了我的伟大的、永不结束的主题：卡舒贝土豆地，天降十月雨，地上坐着我的外祖母，身穿四条裙子；这时，我听到了从克勒普的长笛里传出浙浙沥沥的十月雨声，他的长笛在雨中，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发现了纵火犯约瑟夫·科尔雅切克，并且证实和庆祝我的可怜的妈妈的产生；这时，奥斯卡的心险些化为石头。
　　我们演奏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我的外祖父在木筏上的逃跑充分地变奏了一番，用颂歌暗示这名纵火犯有可能奇迹般地获救，从而结束了我们的合奏，稍觉疲乏，但却幸福。
　　最后一个音还在长笛里时，克勒普从他躺够了的床上一跃而起。尸臭味随他飘来。他打开窗户，用报纸塞住烟囱孔，扯下并撕碎英国的伊丽莎白的彩色画片，宣布结束保皇党人的时代，让水从水龙头里哗哗流进水池。洗，他在洗，克勒普开始洗身，从头洗到脚。这不再是洗身，而是洗礼。他洗毕，放掉池子里的水。他，身上滴水，赤裸，肥胖，满墩墩的，斜挂着那个可憎的家伙，站在我的面前，抱起我来，伸直双臂把我举起。是啊，奥斯卡过去和现在都很轻。这时，他胸中爆发了笑声，传出笑声，声浪撞击天花板。我这才明白，不仅奥斯卡的鼓复活了，克勒普也复活了。我们互相祝贺，亲吻面颊。
　　同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外出，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克勒普向我建议，同他一起成立一个爵士乐队。虽说我请他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但奥斯卡已经下了决心，不仅要放弃他在石匠科涅夫那里刻字的职业，而且不再同缪斯乌拉一起去当模特儿，我要当爵士乐队的打击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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