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舍的每一个犯人都很熟悉那个过程，尽管没有明文规定。包括萨姆在内的一些老资格犯人在过去八年中已经历过四次执行死刑，其过程均大同小异。他们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交流着各自的见闻，并很快地把这些最后时刻的经历传播给那些初来乍到的犯人，那些人对执行死刑的方式通常都怀着某种难以言状的好奇。监狱的警卫们对这类事也很津津乐道。
　　最后一餐饭总是要拿到离监舍前面不远的一间小屋子里吃，这间屋子通常被称为前面办公室，里面装有空调，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还有一部电话，那个行将就木的人就在这里接待他的最后来访者，也会坐在里面听他的律师解释为什么事情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发展。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窗子都上着锁，配偶的最后一次探访也在这里进行，当然是在犯人乐于那样做的情况下。警卫和管理人员就在门外的走廊里守候。
　　这间屋子原本并非用于最后诀别，不过，当一九八二年特迪·多伊尔·米克斯终于成为很多年以来第一位即将受死的死刑犯时，突然产生了对这种多功能房间的迫切需求。这个房间最早由一位警官使用，后来给了一位办案负责人，但名字自始至终都叫前面办公室。当案犯的代理律师接到不准缓期执行并终止上诉的最终通知后，放在屋里桌子上的电话机也就成了他在最后时刻使用的电话。然后他会步履维艰地回到监狱的A排监舍，他的当事人则在监舍尽头的观察室里等着他。
　　所谓的观察室只不过是设在A排监舍的一个与普通囚室同样规格的单人囚室，离萨姆现在的囚室只隔八个房门。房间的规格是六英尺乘九英尺，里面放着一张床并带有洗涤槽和抽水马桶，与萨姆的囚室没什么两样，同所有其他犯人的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间单人囚室位于A排监舍的尽头，紧邻隔离室，隔离室再过去就是毒气室。执行死刑的前一天，犯人被最后一次带出他的囚室并住到观察室去，他的私人用品也要同时转移，通常这件事会进行得很迅速。犯人在观察室里一边等待，一边观看电视里播放的有关他本人的戏剧性场面，因为当地的电视台会时刻关注着那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上诉。他的律师也在昏暗的观察室中坐在那张简易床上和他一块儿等待，一起看新闻报道，同时还要不停地往返于观察室和前面办公室之问。一位牧师，或者精神顾问也允许呆在观察室里。
　　监舍里通常光线很暗，并且死一般寂静。一些犯人会不停地在电视机前徘徊，其他一些则会将手伸到门上的铁栅栏外面做祈祷，还有的则会躺在床上琢磨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走廊上部的窗户全部关紧并销住，整座监狱都被锁得死死的。但监狱各排之间仍能听到说话声，也有灯光从外面投射进来。对这些长时间被关在狭小囚室里，对一切都不肯放过的犯人们来讲，任何意外的动静都会使他们的神经受到强烈震撼。
　　十一点的时候，典狱长和行刑队会来到A排监舍的观察室前，获得最后缓期执行的希望到此全部破灭。犯人此时会坐在床上，两只手分别拉住律师和牧师，由典狱长宣布已经到了进隔离室的时间，狱室的门会优的一声打开，然后犯人来到走廊里。这时其他犯人的支持声和赌咒发誓的声音便会响成一片，很多犯人泪流满面。隔离室距观察室不过二十英尺之遥，但犯人要在两排身着制服的高大警卫之间走过去，他们都是由典狱长精选出来的。一股不会出现任何反抗的行为，因为那样做没有丝毫意义。
　　典狱长把犯人带进一个十英尺乘十英尺的小房间里，里面除了一张折叠床外一无所有。犯人通常会坐在床上，由律师陪伴在身边。每逢这种时候，典狱长都会莫明奇妙地想同犯人在屋里呆上一会儿，似乎他就是犯人在最后时刻希望能与之谈谈心的人。典狱长最终还是会离去，屋子里会静下来，只是偶尔能听到隔壁房间的敲门声和开门关门的声音，做祈祷的人此时都已完成了他们的功课，时间所剩无几了。
　　隔离室的旁边就是毒气室，大约有十五乘十二英尺，毒气间就设在房子的中央。当犯人在隔离室里祷告的当儿，行刑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典狱长、监狱律师、医生以及一些警卫也在做着准备工作。在这间行刑室的墙上挂有两部电话，行刑人在房间左手的一间小屋子里制备毒气。毒气室的后侧开有相连的三个窗户，均为十八乘十三英寸，此时都用黑帘子遮挡着，窗户的另一侧便是见证人室。
　　午夜前二十分钟，医生会进到隔离室里在犯人的胸前带上一个听诊器，他离开后典狱长便会进来带那个犯人去毒气室。
　　毒气室里通常会挤满了人，个个都心急火燎地想搭一把手，他们都是来观看一个人的死亡过程的。他们把犯人推进毒气间，先把他在椅子上绑好，然后便关上门送他上西天。
　　这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过程，视每一案子的具体情况稍稍有点差别，例如当刚把巴思特·莫克放在椅子上捆绑到一半时，毒气室的电话铃响起来，于是他又回到隔离室里重新等待了凄凄惨惨的六个小时，直到他们再一次来带他。江布·帕里斯是四名已被执行的死刑犯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在入狱前有很长的吸毒史，就在执行死刑前不久，他开始向精神病医生要安定片，在最后时刻他要求一个人单独度过，既不要律师也不要牧师陪伴。当狱方人员来观察室带他时，他已处于昏睡不醒状态，显然是服用了大量的安定片，于是他只好给人抬到隔离室里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后来他又被抬进毒气室吸完最后一剂毒品。
　　这是一个很讲人道、考虑得也非常周全的过程，犯人会在囚室里同他的伙伴们一起呆到最后的关头。在路易斯安那州，他们会被从监舍里带到外面一个称作刑前监房的楼里，并在那里度过自己最后的三天时光，同时受到严密监护。在弗吉尼亚州，犯人在执行死刑前要给带往另外一个城市。
　　萨姆的囚室距观察室只隔八个门，大约有四十八英尺的距离，再有二十英尺便到了隔离室，再过去十二英尺就是毒气室。他不止一次地计算过，从他那张床的正中间到毒气室的距离大约为八十五英尺。
　　周二早晨他在自己的日历上小心地打过叉后又把这段距离计算了一次。还有八个又黑又热的日日夜夜，他头天晚上一直时睡时醒，一整夜大多是坐在自己的电扇前面度过的，现在离用早餐和喝咖啡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今天是他被关入监舍的第三千四百四十九天，这不包括前两次审判时他在格林维尔县监狱中的时间，还有八天就到头了。
　　他的床单浸透了汗水，他躺在床上望着那望过不知多少次的天花板，又一次想到了死亡。死本身实际上并不一定有多么可怖，很显然，没人会知道毒气发生作用时会有何种感觉，也许吸进第一口就足以令他窒息，他希望无论如何时间也不要太长。他曾经见过自己患了癌症的妻子在临终前一天天消瘦和遭受巨大痛苦的情景，他也看到过自己的一些亲属最后老朽得活像个植物人的样子。相比之下，他的这种死亡方式堪属上乘。
　　“萨姆，”古利特小声叫道，“起来了吗？”
　　萨姆走到囚室门前，靠在铁栏杆上。他能够看到古利特的双手和小臂。“是的，起来了，好像有点睡不着，”他说着点上了当天的第一支烟。
　　“我也睡不着。告诉我那件事不会真的发生，萨姆。”
　　“那件事不会发生的。”
　　“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的律师会帮我搞定的，没准几周内他就会把我从这里弄出去。”
　　“那你干嘛还睡不着？”
　　“出狱的事使我太兴奋了。”
　　“你跟他讲了我的案子吗？”
　　“还没有，他太忙。只要我一出去，我们就马上着手处理你的案子。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尽管好好睡你的觉。”
　　古利特的双手和小臂慢慢地抽了回去，接着他的床铺有了响动，萨姆为那孩子的天真摇了摇头。他拍完烟，把烟头弹进过道里，这种违反狱规的行为会使他得到一次违规记录。他好像是故意要那样做的。
　　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取出打字机。他有一些话要留下，还要写几封信，他需要和外面的某些人谈谈。
　　乔治·纽金特活像个五星上将般地走进严管区，他很不满意地瞪着一个白人警卫的头发，又看了看他那脏兮兮的靴子。“去理个发，”他怒斥道，“不然我就给你记上一笔，再把靴子擦擦干净。”
　　“是，先生，”那警卫回答，差点敬了个礼。
　　纽金特猛地转过头向帕克点了点，于是帕克便领着他向A排监舍走去。“六号，”帕克边开门边说了声。
　　“等在这儿，”纽金特指示道。他顺着楼道向前走去，用鄙视的目光望着每一个监室的里面，脚下的靴子咔咔作响。他在萨姆的门前站定，向里面张望着。只穿着一条拳击短裤的萨姆正在很卖力地敲击键盘，瘦骨嶙峋的身上布满皱纹，泛着汗水的光泽。他望了一眼那个透过门上的铁栅栏盯着他看的人，然后又继续做他的事。
　　“萨姆，我是乔治·纽金特。”
　　萨姆又敲了几个键。这个名字他并不熟悉，但萨姆估计此人有点来头，因为他能够进到监狱里来。“有什么事吗？”萨姆看也不看便问。
　　“嗯，我想和你见个面。”
　　“不胜荣幸，现在你可以走了。”
　　这时右面牢房的古利特和左面牢房的亨肖突然都在离纽金特几英尺远的地方把胳膊从他们各自的门内伸了出来，听到萨姆的回答他们都笑起来。
　　纽金特用眼睛瞪着他们，清了清嗓子。“我是这里的助理典狱长，菲利普·奈菲授权我负责你的死刑执行事宜，有几件事需要和你谈谈。”
　　萨姆仍专心致志地打着自己的信，他打错了个字母，嘴里诅咒了一句。纽金特还在等着。“我希望能占用你几分钟的宝贵时间，萨姆。”
　　“你最好还是称呼他凯霍尔先生，”亨肖帮了一句腔，“他比你要大几岁，他对这种事很认真。”
　　“你的靴子从哪儿搞来的？”古利特盯着纽金特的脚问道。
　　“你们两个给我退回去，”纽金特厉声说，“我要和萨姆谈话。”
　　“凯霍尔先生正忙着哪，”亨肖说，“也许你应该过一会再来，我很乐意为你安排个约会时间。”
　　“你是不是个军队里出来的呆瓜？”古利特问道。
　　纽金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瞥了一眼左面，又瞥了一眼右面。“我命令你们两人退回去，听到没有，我要同萨姆谈话。”
　　“我们不服从命令，”亨肖说。
　　“你能怎么样呢？”古利特问道，“把我们关禁闭室呢？还是不给饭吃？锁到墙上？怎么不干脆把我们杀了？”
　　萨姆把他的打字机放到床上，走到门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雾向着门外的纽金特吐过去。“你想干什么？”他问道。
　　“我需要你的几件东西。”
　　“什么东西？”
　　“你有遗嘱吗？”
　　“那他妈的跟你没关系，遗嘱是私人文件，只有进行检验时才能给人看，而检验要等到人死了以后，这是法律明文规定了的。”
　　“瞧他有多傻吧！”亨肖尖声说道。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古利特也来凑趣，“奈菲从哪儿找这么个二百五来？”他问道。
　　“还有别的事吗？”萨姆问。
　　纽金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你的物品。”
　　“都写在我的遗嘱里，行了吧。”
　　“我希望你不要自找麻烦，萨姆。”
　　“是凯霍尔先生，”亨肖又说了一句。
　　“麻烦？”萨姆问道，“我为什么要找麻烦？在杀死我这件事上我愿意同州政府通力协作。我是个不掺假的爱国分子，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参加投票并缴付税金，作为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我感到很骄傲，甚至到现在我也仍然深爱着我的州，即便它计划要毒死我。我是一名模范犯人，乔治，我不会找任何麻烦的。”
　　等候在A排监舍尽头的帕克尽情享受着眼前的这一幕，纽金特则呆若木鸡。
　　“我需要一份经你认可的执行死刑见证人名单，”他说，“只允许两名。”
　　“我还没放弃努力，乔治，让咱们再等几天。”
　　“好吧，我还需要一份在你最后几天里的来访者名单。”
　　“巧了，今天下午有位医生要从芝加哥来看我，你瞧，他是位精神病医生，他要同我谈谈，看我到底疯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的律师就会马上去法院交涉，让你，乔治，杀不成我，因为我疯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也会抽时间给你检查一下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亨肖和古利特听完萨姆的话大笑起来，很快这一排的其他犯人们也都加入进来笑成一片。纽金特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头怒视着整个A排监舍。“安静！”他大声吼道，但笑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萨姆继续不停地从门里向外喷吐着烟雾，混乱之中不时可以听到口哨声和辱骂声。
　　“我会再来的，”纽金特怒气冲冲地对萨姆喊道。
　　“他还会再来的！”亨肖尖叫一声，引起了一阵更强烈的骚乱。指挥官踏着沉重的步子向外面走去，当他快步走到楼道尽头时，整个楼层里响起了“嗨，希特勒”的喊叫声。
　　萨姆冲着门上的铁栏杆笑了笑。外面的吵闹声逐渐平息下去，他回到刚才的位置在床沿上坐下，吃了口干面包，又喝了口咖啡，然后接着打字。
　　这天下午驱车去帕契曼远不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车子由亚当驾驶，加纳·古德曼坐在前排座位上，他们一边讨论着方案并为最后时刻上诉及其执行步骤雨绞尽脑汁。古德曼打算在周末回孟菲斯，以便在今后三天中能够随时助阵。精神科医生斯温博士也在车子里，他是个冷冰冰不苟言笑的人，穿一身黑色西装，头发乱得像个鸡窝，高度近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黑色的眼睛，从来也不与人闲聊。由于后排座位上有他的存在，车子里的气氛显得不是很融洽。从孟菲斯到帕契曼的路上他始终一言未发。
　　体检由亚当和卢卡斯·曼安排在监狱医院内进行，那里的设施很是现代化。斯温博士明确表示在给萨姆进行体检时亚当和古德曼都不得在场，这对亚当和古德曼都是求之不得的。一辆囚车在监狱门口处等着他们，并载着斯温博士去了位于农场深处的监狱医院。
　　古德曼已有很多年未见到卢卡斯·曼，他们像老友般地握了握手，两人很快便沉浸到有关行刑的轶事传闻里面去了，亚当对萨姆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感到很欣慰。
　　他们从曼的办公室出来，穿过一个停车场向行政办公大楼后面的一幢小房子走去，那是一间餐厅，紧倚着旁边的一个小旅馆而建。这间餐厅名叫就餐处，专门用于为监狱的职员和雇员提供工作餐，其所有权归州政府，里面不备烈性酒。
　　他们喝着冰茶，谈论着死刑的前景。古德曼和曼一致认为死刑在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普遍，美国最高法院仍在继续向右转，对无休无止的上诉已然感到厌倦。下级联邦法院的情形也大致相仿，再加上参加陪审团的美国人对社会上令人难以容忍的暴力犯罪越来越关切，目前对死囚犯的同情已少得可怜，而铲除那些杂种的愿望却日渐强烈。联邦政府在反对死刑基金会组织方面的投入寥寥无几，律师和事务所也大多不再情愿义务为大量死刑犯劳神费力。与愿意接手死刑案的律师数目相比，死囚犯的人数呈飞速增长之势。
　　亚当对他们的谈话显得很不耐烦，有关情况他已听过和看过不下百次。他说了声抱歉便去餐厅角落里找了一部公用电话。一位年轻的秘书说费尔普斯不在，但他给亚当留了口信：莉无任何消息。根据时间安排她会在两周内出庭，也许那时她会露面吧。
　　就在达琳打印斯温博士出具的检查报告时，亚当和加纳·古德曼也正在起草随附的诉状。那份字迹很潦草的报告有二十页之多，听起来像是一曲柔婉的乐章。斯温只是一条花钱买来的枪，是一个肯向任何出价最高者献媚的婊子，亚当对他和他那一类的人深恶痛绝。斯温博士以一名专业证人的身份周游全国，今日云明日雨反覆无常，一切都取决于谁的钱口袋最满。不过眼下这个婊子归他们所有，而且他干得也的确很出色。萨姆正在经受着晚期老年性痴呆的折磨，他的心理机能已退化到对惩罚自己的原因懵然无知的程度，他已丧失了接受死刑的必不可少的承受能力，因此，再执行死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并非是个完全独出心裁的法律论据，而且事实上法庭也从未采纳过，但正像亚当每天都对自己说的那样，能有什么损失呢？古德曼则显得要乐观得多，主要是因为萨姆的年纪摆在那里，他不记得任何一名被执行死刑的犯人超出了五十岁。
　　包括达琳在内，他们一直干到差不多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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