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权乱政近二十年的巨恶元载终于铲除了，给唐王朝吹来一股春风，荡起一片喜气，带来恢复贞观开元盛世的强烈愿望。
　　痛定思痛，绝不能再让元载似的人物临朝持政；举贤荐能，绝不能让权奸网罗私党；恢复朝纲，绝不能再让贪官纳贿卖爵。
　　痛定思痛，国得贤臣则安，国失贤臣则危。从代宗到百官士庶，举贤任能几乎是朝野同一意见，同一心声，同一愿望。
　　究竟举谁任谁？代宗心里明白，百官看得清楚：刘晏秉公主判元载，建有殊功，深得众望，能力超常，才德皆备，操掌国柄，尤为佳选。可是，一国基础，一为经济，二为朝政。刘晏兼领数职，掌管漕运盐利，又理常平均输，百官俸禄、钱粮供给，皆仰仗刘晏，无人能代理其任。大唐人材济济，难道独有刘晏？
　　究竟举谁任谁？吏部尚书刘晏奉旨召回一批遭受排挤打击、贬出京城的正直大臣。杨绾时为太常卿，尤受代宗垂青。
　　杨绾字公权，华州华阴人。祖父杨温玉，在武则天当朝时任居显官。父早丧，绾少孤，家素贫。然而家贫志不贫，既天资聪敏，又刻苦好学，常独处一室，凝尘满席。天宝年间，玄宗亲临科举考场，见杨绾词藻宏丽，甚为高兴，又加诗、赋各一篇，命所有士才一比高低。杨绾文思敏捷，诗、赋皆夺冠首，玄宗即拜杨绾右拾遗。从此，科考加试诗、赋。（见《新唐书》卷142《杨绾传》）。
　　杨绾品格清正，既不纳私于己，也不贿私于人，更不投靠附炎，不好立名，不及荣利，深得众望，人服其公，才遭元载忌恨排挤。
　　元载伏法，杨绾翻身。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四月，代宗登上延英殿，发布敕文，拜杨绾为相，与宰相常衮同操国柄，百官争相贺于朝廷。（1）
　　新相辅政，立见成效。
　　他首先整顿由元载、王缙带头兴起的奢侈之风。崔宁的弟弟崔宽贿赂元载，买官御史中丞，自己穷侈极欲，在长安城南修建别墅花园、堂池寺观，富丽堂皇，京城第一。杨绾“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干出入随从常常是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驭马一百多匹，杨绾仅给他“留十余骑”供差用。
　　二是精兵简政。由于元载纳私卖官，冗员增多，机构重叠，官号重复，效率低下。《唐会要》卷87记载：杨绾与刘晏、李涵、韩滉一同研究，于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五月十日上书代宗，奏请罢停天下团练、守捉使。
　　所谓团练，根据守险据隘需要召募的士兵，春秋放归，冬夏回集，仅日给口粮酱菜，发放冬夏之衣。同时，彻底纠正由元载一手造成的京官与外官、外官与外官，官品虽同、俸禄悬殊的问题，恢复开元旧制。对于诸道采访使与刺史的权限、隶属等问题也恢复开元旧制。
　　然而，杨绾居相不过十多天，辛苦劳累致使顽疾复发，一病不起，上朝延英殿，代宗特准由别人挟扶。不几天，杨绾撒手西去。代宗惊悼而呼：“这是苍天不让朕致太平，为何竟这么快夺走杨绾啊！”（见《新唐书》卷142《杨绾传》）
　　杨绾一死，常衮当国。
　　这位一贯主张“当用名儒，不宜以宦官领职”的宰相，文采出众，誉重一时，被后人称之为“学官”。学官清俭一世，也有学问，但不免迂腐，心眼苛细。心眼苛细，则心胸狭窄，待人刻薄；心胸狭窄，则不能容人，鸡肠细肚，忌恨贤能。
　　杨绾为主宰相，常衮副之。代宗重视杨绾，礼遇信爱，常衮自感弗及，便有忌恨。杨绾归天，常衮当朝，不抓大事抓小事。他与度支使韩滉交往情深，对韩滉讨厌的人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便在俸粮钱帛上打主意，故意少给，有意减发。过去，大内御厨每天要赐食宰相家可供十人餐的酒食，常衮奏而罢之。政事堂北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的舍人院，过去宰相常由北门出政事堂去舍人院咨询、督察政事，常衮自作主张，封死北门，以此表示自己的尊大。（见《新唐书》卷150《常衮传》）
　　当然，常衮也抓大事。为了杜绝元载的卖官之路，他决定“一切以公议格之，非文词者皆摈不用”。结果是重沓繁冗，会议开不完，择贤不能决，贤也没有，愚也没有，成了无贤不肖。秉性刚直、遇事不回的崔祐甫时为中书舍人、侍郎阙，每逢在选择官员的会上，两个人常常争议不平，刘晏掌管吏部，提出人选，常衮屡屡提出异议驳回，崔祐甫则不为其下，吵得不欢而散。
　　时值泾原节度使朱沘军中出现了一只奇异的“神猫”，下了一窝猫崽，老鼠竟然也来吃奶。这只猫是猫鼠同乳，朱沘献给代宗，说是国家的祥瑞之兆。代宗诏示常衮，常衮率群臣在延英殿上相贺。唯独崔祐甫站出来说：“可悲可悼而不可贺！”其他人不理解，崔祐甫说：“猫本食鼠，以为去害。今猫不食鼠，反而喂乳养鼠，猫鼠同乳，不是失去本性而成为妖猫了吗？猫职不修，犹如法官不触邪恶，疆吏不能卸敌。臣以为应当命司法官吏能督察贪官，告诫边疆将士能谒诚卫戍，使猫能致功，鼠不为害！”（见《新唐书》卷142《崔祐甫传》）一头冷水泼下来，常衮内心不悦，非常忌恨崔祐甫。
　　常衮对崔祐甫不悦，更嫉妒刘晏。刘晏虽是宰相，并非主持朝政，主要是掌管漕运盐利及诸道转运，支撑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在目前已知的所存历史资料中，看不到刘晏有任何狡诈欺骗、妒贤嫉能的事实和表现。恰恰相反，他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兢兢业业地搞好赋予他的各项任务。元载被诛，刘晏秉公断处，可谓“举功深虑，公望日崇”，常衮看到“上心有属，窃忌之。”（2）真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代宗有心擢用刘晏主管朝政，常衮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但他只能偷偷地衔恨妒嫉，采取了与元载截然不同的“承意探微”手法。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七月，中书舍人崔祐甫任吏部选事。十二月，常衮上奏代宗，称“晏有朝庭旧德，宜为百吏师表”，“使务方理，代其任者难其人，使务知三铨”，“用为左仆射”，好话说尽，又以刘晏领诸道盐铁转运使一切方理，其他人难以代替为借口，加上仆射头衔。
　　《旧唐书》称常衮这一手法是“外示崇重，实去其权”；《新唐书》则说是“实欲夺其权”。笔者以为“实欲夺其权”的核心，是把刘晏命为荣誉性的“仆射”，设置了刘晏为正宰相主持朝政的障碍。因为“实去其权”并没有剥夺刘晏仍为吏部尚书以及掌管漕运盐铁和领管诸道转运常平均输等使的权力，恰恰相反，正是以刘晏领管诸使“代其任者难其人”为借口，阻挡了刘晏主持朝政的可能性。代宗大概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才没有果断地任命刘晏为主持朝政的正宰相。
　　如果刘晏在杨绾之后担任主持朝政的宰相，也许刘晏就不会冤死，杨炎也不会主持朝政，唐王朝的历史就可能改写。
　　历史不存在“如果”、“假设”之类。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死于大明宫的后宫别殿——紫宸殿，（见《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
　　德宗李适在柩前即位。
　　代宗去世，举国悼哀。延英殿上却为服丧代宗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并导致了一场权力之争。
　　宰相常衮提出，服丧在“汉文帝时三十六天，太宗文皇帝崩驾，遗诏也是三十六天。玄宗以后，才变天子丧为二十七天。玄宗遗诏虽然说：天下吏民，三日释服。群臣也应该和皇帝一样服丧二十七天”。崔祐甫说：“遗诏没有大臣和庶人之别，是皇帝服二十七天，群臣就是三天。”
　　话不投机半句多。常衮说：“礼非天降地出，不过是人情而已。况且我们公卿百官受皇上恩宠俸禄，与黔首百姓一样，仅是服丧三天，于公何安？
　　于心何忍？“崔祐甫马上回话：”那还提遗诏干什么？诏是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为服丧是三天还是二十七大，当众吵得一塌糊涂。接着，常衮进入代宗灵堂，派人扶立殿前的台阶上祭祀。崔祐甫一见，便指着对众人说：“看看！臣哭君前，有扶礼的吗？”常衮怒不胜怒，立即上表斥责崔祐甫率情变礼，贬崔祐甫为潮州刺史，并以惯例为郭子仪、朱沘（两人为宰相名，而不行宰相事）代署签名在敕尾。德宗以为处分太重，改为贬任河南少尹。郭子仪、朱沘入朝奔丧，上表德宗说崔祐甫无罪，不该遭贬。德宗大为惊诧，便问郭子仪、朱沘：怎么你们说的话前后不符、二人皆说前奏他们不知道，是常衮私自代署。德宗皇帝非常生气，以常衮欺君罔上问罪。当天，群臣直立在月华门外，德宗敕旨，常衮和崔祐甫立即两向换职，进行大换位，常哀衮贬任河南少尹，拜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操掌国柄，主持朝政。（见《新唐书》卷142《崔祐甫传》）
　　一个月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闰五月，户部侍郎、判度支使韩滉为太常卿，吏部尚书刘晏盐铁转运诸使如故。至此，唐王朝的天下财富全部由刘晏统领。（见《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八月，宰相崔祐甫为中书主书侍郎平章事，中书宰相掌管朝政，他在刘晏与杨炎之间斟酌再三。他爱才，杨炎的文采与常衮齐名，在朝廷有“常杨”之说。对刘晏他放心，有刘晏掌管天下财政，大唐王朝自当百业兴旺，商贾往来，贞观开元盛世可望复兴。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崔祐甫力荐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人朝为相。
　　一匹快马从道州飞驰京城。杨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俄而得政，一切出乎意料，出乎超常。他回到家中，家人兴奋至极，立即将官服绿袍及木简弃之门外。杨炎马上制止：“我本是岭上一个被逐之吏，今日是超登上台，能长久吗？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怎么可以弃之不要哩！”（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言下之意，他从登拜相位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再遭贬斥的心理准备。
　　杨炎会再遭贬吗？
　　杨炎一到京师，朝野不知怎么就刮起了一股股启奏风，屡屡请罢转运使。
　　刘晏闻知，心坦如天，既然有人请罢，何不自己请辞。他数次上表德宗，固辞转运诸使。德宗深深知道刘晏的贡献和能力，又是“尚有余力”，非但不许，反而又加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见《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刘晏与杨炎，唐王朝两位最杰出的理财家、经济改革家，同朝共事，究竟是谁有非常之福？谁又有非常之祸呢？
　　注释：
　　（1）《新唐书》卷142《杨绾传》。
　　（2）《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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