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在四维空间，唯有时间一维不能重复。对于杨炎成为元党第一位的骨干人物，只能以纸笔追述当年。
　　杨炎，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出身在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世代官僚地主家庭。曾祖杨大宝，唐初武德年间当过龙门县令；祖父杨哲，没有功名，以“孝行”称著于世，受过朝廷的表彰；父亲杨播，进士出身，退居求志，玄宗曾召拜他为谏仪大夫，后弃官回家归养。杨炎的家庭既非名门贵族，亦非权贵显达，是一个清高守志、淡泊功名的书香门第。
　　旧史书有关杨炎的记载，是从他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时代开始的。《旧唐书。杨炎传》说他“美须眉，凤骨峻峙，文藻雄丽，并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新唐书。杨炎传》说他“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蔚”。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杨炎是一个眉清目秀，美髯挂腮，才华出众，风度翩翩的漂亮公子。常常妙手得佳作，在家乡和京师一带，已是初享盛誉，号称“小杨山人”。
　　唐代实行科举制，选拔官吏。据新、旧《唐书》载，杨炎踏入仕途，没有走科举道路，因当时的节度使有自任僚属的权力。杨炎当官，不是受朝廷的征召，而是从担任地方官的幕僚开始。杨炎何时离开家庭到凉州去任职，史书没有记载。但从杨炎一生的经历看，大约在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年）
　　杨炎二十岁左右时，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任命为掌书记。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今甘肃武威），例兼凉州都督，领辖凉、洮、西、善、河、临六州，掌书记在节度使直接领导下参预军国事务。可以说，他深受吕崇贲的赏识而成为幕僚。
　　据记载，杨炎在河西节度掌书记任内，政治上并无建树，倒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杨炎“豪爽尚气”的所谓豪爽侠义的个性。一次，神乌县令李大简喝醉了酒，与杨炎发生争吵，斥骂了他几句，杨炎即“令左右反接，榜二百条，几死”。一言不合，立即捆人打人，几乎致人死命，而且被打的还是堂堂七品县令。由小见大，看来，杨炎的翩翩君子风度与此行为也是自相矛盾，豪爽中挟有强烈的报复心理，侠义中夹杂着心胸狭隘。可见，谁得罪了他，他就置人于死地。所幸大树底下好乘凉，吕崇贲深爱其才，对他毒殴县令没有过问。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哥舒翰为陇右、河西节度使，杨炎此时二十六岁，撰文赞扬哥舒翰“以纵横之奇，判总军国”。（1）肃宗年代（公元757年—759年），杨炎又受命为河西节度使杜鸿渐的父亲撰写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名气大震。杜鸿渐的故吏以杨炎“交目馨香，托之篆刻”，杨炎又再次撰写河西节度使杜公碑。（2）《通鉴》卷216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干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说河西、陇右如何富庶当属夸饰之词，但当地百姓安居，确是事实。这位哥舒翰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正月入朝，以病留京师。当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十二月，唐以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讨安禄山。第二年六月，兵败被俘，投降安禄山，终为安禄山所杀（《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杨炎经历这一变故，思想上震动一定很大。这一年，杨炎二十八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据史书记载推测，杨炎此时已回到凤翔老家。
　　叛军占领长安后，凤翔变为唐朝反攻京城的前哨基地。为了拉拢地方势力，肃宗在甘肃灵武即位以后，一面为杨播封官，“即家拜散骑常侍，玄靖先生”；一面由“副元帅李光弼表杨炎为判官”。但是，杨炎对李光弼的征召“不应征”；之后，肃宗又拜杨炎为起居舍人；他又以父死居丧为理由，在家守孝，未参加过肃宗朝的平叛工作。看来，杨炎及其家人对安史之乱，曾一度持观望态度。因此，当安史之乱基本平定，肃宗又回到长安时，只给了杨炎一个司勋员外郎的小官，并不重用。
　　《太平广记》有关杨炎的一个小故事，曾记述杨炎在安史之乱后，有过一段不得志。故事说，杨炎在京城长安，生活潦倒，只好投寄在一个姓卢的官吏门下。卢知杨“画松石山水，出于人表”，就留他在家中，“馆之甚厚”。
　　后得知杨的家属滞留洛阳，缺衣少食，心有不安，暗中令人，拿了银钱财物，“到洛供给，取其家书回以示杨公，公感之”。因此，杨炎深受感动，用了一个月的功夫，为卢画了一幅山水，“松石云物，移动造化”，“其迹妙上上品”。这个故事说明，杨炎多才多艺，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画得一手好山水。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发生于安史之乱后，杨炎赴京谋官，受到肃宗冷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杨炎当时的不利处境，不仅政治上不受信任，连生活上也一度窘迫困难。
　　杨炎从肃宗朝进入朝廷，但不被重用。《旧唐书。杨炎传》有“服阕久之，起为司勋员外郎”的记载。意思是说，杨炎为父守孝终以后很久，才被朝廷起用为司勋员外郎。以此推断，这还是肃宗朝后期的事，杨炎时为三十五岁左右。
　　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继位，元载当权，杨炎的地位才发生了变化，从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再迁吏部侍郎”。员外郎多从六品散官，郎中从五品，中书舍人为正五品上阶，吏部侍郎为正四品。由此可见，约在代宗朝十年之内，杨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究其原因，有他才能出众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的才能为权相元载发现，受到元载的重视，仰仗元载的提携重用，成为元党的骨干。
　　前文已述，元载是靠玩弄权术阴谋，投靠肃宗宠信的宦官李辅国登上相位的。但当李辅国权重逼主，失宠于肃宗时，他又参与了肃宗杀死李辅国的密谋。在代宗朝间，宦官鱼朝恩专权，凌辱大臣，元载表现得狡猾宽忍。如有一次，鱼朝恩借为百官讲《易》的机会，指桑骂槐，指斥当朝宰相用非其人。另一个宰相王缙听了“大怒”，但元载听了反而微微一笑，并不在意。
　　鱼朝恩出来对别人说：“怒是常情，笑不可测。”但是，当他发现鱼朝恩有失宠于代宗的迹象，便为代宗设谋，诛灭鱼朝恩。因此，元载深得代宗的宠信，权倾朝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元载在朝廷上下，广树党羽，结成元党，成为代宗朝内势力最大的一个政治集团。
　　与其他一些权佞相比，元载倒是很有才干。史称他“家本寒微”，“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因此，他看上擢升杨炎，既是扩大个人权势的需要。也是因为杨炎的才能。杨炎在任中书舍人时，“与常衮同时知制诰，衮长于除书，而炎善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杨炎与常衮合作起草的诏令，既善于表达皇帝的旨意，文字又十分优美，受到朝野的称赞，誉为“常杨”。这在讲究文辞之美的唐朝十分重要，元载赏识杨炎之才，方纳为私党。
　　纳杨炎为私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杨炎与元载同出一郡，乡情的纽带把他们紧密拴在一起。元载迅速提升杨炎任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培养、重用杨炎，杨炎自然十分感激元载的栽培提拔，视元载为恩师。如果杨炎对元载不恭，视为异己，元载则会毫不顾惜乡情，毫不念及才能，进行排挤打击。
　　元载也有他善于用人、识人的长处。元载看中杨炎，把他拉入元党，加以重用，并不足以说明。通过他对刘晏的态度，则看出他这一长处了。刘晏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起，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止，主管唐王朝的财经工作达二十四年之久，其主要成就元载主持朝政期间。刘晏不属于元党，但元载忙于擅权，“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客观他说，刘晏没有妨碍元载擅权，因此也能委以重任。这说明，元载尚有知人之明，也有用人之量，只要不损害自己，不是政敌，也并非是一概尽用纳私贿官的庸禄鼠辈。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代宗诛灭元载。根本原因，固然由于元载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祸国殃民。但更重要的还是元载过于专权，和代宗发生矛盾，欺君罔上。
　　据《资治通鉴》记载，代宗诛杀元载，本来要尽诛元党，在所列元党名单中，杨炎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正是由于刘晏上书代宗“法有首从，不容俱死”，王缙、杨炎及其他元载党羽才保活于命。否则，杨炎早就如同元载一样身首异处了。
　　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杨炎是元党第一号骨干分子，且由道州司马一跃成为当朝宰相，难道仅仅是崔祐甫以荐举贤能为己任，认为杨炎“可器任”吗？史书明表如此，实则不然。表面是崔祐甫的力荐，实质是德宗的主张。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年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继位。德宗为什么要起用杨炎，还得从德宗和元载的关系说起。德宗的母亲沈氏，是个普通的宫女。德宗只是由于是代宗的长子，加以在安史之乱的平叛中，是代宗的重要助手，并在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收复了东都洛阳，立有战功。因此，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才被立为太子。但是，在封建王朝，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往往是当时各种政治军事集团争夺权利的集中表现。德宗从被立为太子，到登上皇帝宝座，毫不例外地有过一段曲折经历。
　　代宗大历年间，德宗居东宫。当时有个代宗宠信的独孤贵妃，生了个儿子叫韩王李回，受到代宗的宠爱。京兆尹黎干和宦官刘清潭合谋，打算拥立韩王李回当太子，把德宗废掉。这个计谋遭到元载的反对。元载对代宗说，德宗是长子，非常贤良，又立过大功，怎么能废掉呢？无党的另一宰相王缙也表示反对，支持元载的意见。这样，德宗才保住了太子的地位。《新唐书。元载传》记述，“帝（指德宗）为太子，实用载议”。那么，连当初德宗被立为太子，也是元载的提议了。
　　德宗即位以后，饮水思源，自然想起了元载拥立之功。但这时元载已死，因而重用杨炎，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由于元载任相时，贪赃枉法，买卖官爵，名声太坏，民间甚至流传“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的歌谣，所以德宗又待了几年，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才公开为元载平反，“诏复其官，听改葬”，连同时以元党罪名被杀的“故吏许初、杨皎、纪滔等，合赀以葬”，也一律平反了。
　　可以说，拜杨炎为相就是为元载平反的开始。
　　但是，德宗不仅仅是为图报元载的拥立之功而重用杨炎。《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还记述：“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杨）炎所为李楷洛碑，置于壁，日讽玩之。”其本质还在于德宗雅知其名，欣赏其才，崔祐甫对此洞察尽悉，举推荐杨炎为相。德宗和崔祐甫可谓君臣相知，两相互宜。
　　当时德宗召回的元党不止杨炎一人，但独任杨炎为相，并非由于他是元党，而是欣赏杨炎的才华和能力。
　　元载亲信、元党骨干杨炎拜相，但此人争强好胜，脾气大，易动怒，心胸窄，善报复，刘晏能有好日子过吗？
　　杨炎初登相位，心中十分明白，为元载复仇，报复刘晏，为时尚早。他更清楚，德宗皇帝正拭目以待，需要他拿出几项治政措施，彻底改变大唐王朝的经济面貌，迅速复现贞观永徽之治。
　　新相杨炎第一次上朝了。他胸怀两税法的腹案暂且不表，竟不顾冒犯龙颜，矛头直指皇帝私库——大盈内库的问题。
　　这是系及皇帝自身利益的问题，也是众多大臣想说又不敢说的问题，更是度支盐铁使第五琦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安史之乱后，社稷动荡，人口剧减，财政困难，府库空虚。本来国家财赋收入均存于国库——左藏库，后来京师豪将求取无节，度支盐铁使第五琦无法禁止，就将国家公赋全部解入皇帝私库大盈内库，由宫禁宦官掌握，借以逃避豪将索取。但这样做流弊更大，皇帝随意取用，支出无度，管理无律，况且施行多年，人员浮冗，财政支出多为照顾关系，谁也搞不清府库的丰俭盈虚。
　　天子德宗登殿，群臣早朝礼毕。德宗目视杨炎，特意问道：“爱卿初及相位，有何进言？”
　　杨炎迅捷上前：“陛下：臣以为，国家财赋收支，乃治国安邦大本，犹如生人之喉命，轻重系及贫富治乱。先朝权制流弊，以宫中宦官领职，操掌邦国之柄，国库丰俭盈虚，虽大臣而不得知，怎能为陛下计义天下之利害。”
　　（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进而他向德宗进谏，“国库私库，理应界线清楚，泾渭分明。臣以为，公赋仍应归左藏库，宫中经费悉数拨交大盈内库掌管。乞望陛下纳言拨正。”
　　杨炎上台伊始，初试锋芒，说干就干，直言进谏。反正自己的绿袍木简正束之以待。
　　含元殿内寂静无语。群臣万没想到，新相锋芒毕露，竟敢直言进谏大盈内库这个敏感问题，也不由暗自钦佩杨炎敢作敢为的侠义风骨。人们不约将目光投向德宗，期待皇帝善纳如流，一改弊端。
　　德宗此时尚锐意进取，高兴地采纳其议：“这都是先朝积弊。依卿所言，国库私库按先祖太宗遗训划分。”
　　一个如此棘手问题竞如此简单解决了。新相一举而就，皇帝一言定夺，朝野深受鼓舞，同列“属望贤相”，人们期待杨炎能成为一代贤相。
　　第二天，杨炎又再接再励，上疏德宗，创立两税法，代替租庸调。
　　仿佛一夜之间的突变，唐王朝的赋税制度来了个急转弯。两税法大力推行，租庸调寿终正寝，新法代旧法，创新变革，历史对杨炎停步注目。
　　两税法突如其来，如同天降，果真如此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事预立，皆有基础，皆有准备。杨炎确立的两税法也决非例外。细细体察，不难发现，唐王朝均田制的破坏，孕育两税法的诞生；刘晏和第五琦所进行的税制整顿，打下了两税法的实施基础，做好了两税法的出台准备。
　　杨炎在两税法实施中，高屋建瓴，历数旧法弊端，明显忽视了刘晏在确立两税法准备工作中的功绩。
　　然而，历史没有忽视。
　　注释：
　　（1）《文苑英华》卷800《河西节度使厅壁记》。
　　（2）《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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