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强烈复仇愿望的人往往失去理智；失去理智便产生疯狂；疯狂便导致不择手段；不择手段便费尽心机地玩弄阴谋诡计，不惜寻找借口诬告陷害，达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目的。最终陷入罪恶深渊而不可自拔，既毁灭别人，也毁灭自身。
　　杨炎现在就是强烈的复仇愿望已近似疯狂。
　　杨炎强烈的复仇愿望的根本原因还是元载被诛，自己被贬。上文我们已详细叙述了代宗坐镇廷英殿，指令宰相在议政堂以议事方式，当场捉拿逮捕并审判处死元载。而刘晏惧怕元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上书代宗请与他官共判。代宗敕文李涵等五人共同审讯。可见，没有代宗的命令，刘晏不敢也不可能主审元载。刘晏虽为主审，却是秉命办事，并无决断之权。在代宗指令判处元载、王缙死刑，甚至要诛灭所有元党骨干时，刘晏并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还上书代宗“法有首从，不容俱死”，保了王绪一命，也使包括杨炎在内的元党骨干得于兔死。这说明刘晏宽仁循法，秉公断案。
　　按照事实情况和封建王朝的皇权观念，杨炎对这些应是完全了解的。但是，杨炎不敢也无法把诛杀元载，贬斥元党，以及自己被贬道州的责任，放在皇帝身上，而是把仇恨发泄到刘晏头上。这位文藻雄蔚，崇尚豪爽侠气的宰相，年轻时因几句话不投，就把神乌县令打得半死，如今又怎能咽得下元载被诛、自己遭贬这口气！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喜从天降，杨炎得来非常之福，由道州司马一跃为相，随即上奏两税法，深受德宗宠信，原来被贬出京城的元党同僚也纷纷起用，返回长安，一股复仇的潜流在暗暗涌起。有的说：“刘晏的转运使可以罢掉了！”有的追怒前事说：“刘晏与元载素有隙憾，元载才被刘晏置于死地！”一时间，人言风传元载被诛完全是刘晏力主造成。杨炎听到这些，复仇的愿望更加强烈膨胀，下定决心“为（元）载复仇！”（1）
　　杨炎在寻找复仇的机会，觅视复仇的借口。
　　机会终于来到，借口再好不过。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扶灵即位。服丧二十七日后，群臣起奏，寻访德宗之母太后沈氏。
　　沈氏是江南吴兴人，父亲沈易直曾任秘书监。开元末年，沈氏以良家女子选入宫中，入东宫赐给玄宗的孙儿广平王李豫为妃，天宝元年，生下了德宗皇帝。安禄山叛乱之时，玄宗仓皇逃亡四川，三大内的诸王、妃嫔、公主等，有许多来不及撤出京城，陷于乱兵之手，沈氏也在当时被捉，遣送到东都洛阳的掖庭宫囚禁起来。后来，代宗在收复洛阳时，见到了沈氏，但仍留在东都宫中，未回长安，由于战局变化，史思明再陷洛阳，沈氏复入贼手。
　　安史之乱彻底平定后，东都再次收复，沈氏却不见了。沈氏究竟是死是活，人皆莫测，母以子贵，代宗也以因宠爱独孤妃，曾打算废掉德宗为太子而内疚，于是四处遣使求访沈氏，十余年间竟寂无所闻，德宗即位后，马上诏令全国，寻访生母太后沈氏，并以弟弟睦王李述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专门负责查访和奉迎事宜，并拟定，一旦寻到，就由升平公主负责侍候起居。
　　使臣们分道寻找，周行天下，第二年二月，终于找到了一个“沈氏”，闹出了大明宫中罕见的丑闻。
　　这一天，忽然有几个宦官找到一个自称皇太后沈氏的老妇，因在洛阳，于是奉迎到东都上阳宫中供养起来。因为这个老妇能详述当年宫中的许多事情，寡居洛阳城内，有人疑其为沈氏，就报告了东都的宦官。几个宦官和一个过去曾随侍沈氏的宫女特意从长安赶到洛阳查验，发现确实酷似沈氏，尤其左手一指有伤疤，是沈氏在德宗年幼时为其削水果割伤留下的，更使人笃信不疑。宦官和宫女逐一盘问了往事的许多细节，竟然毫无差错，唯当问起她是否是沈氏时，老妇有些支支吾吾，未敢认实。这几个宦官为了邀功请赏，便把老妇从洛阳街巷中迎进了上阳宫，同时派人速报皇帝。
　　原来，这个老妇是高力士的养女，并非真正的皇太后。她年轻时曾入侍宫，与德宗生母沈氏有较多来往。因为相貌与沈氏非常相似，所以沈氏也很喜欢她。这个高氏女亦曾因削瓜而伤及左指，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巧合。因此，当一些街坊乃至宦官、宫女纷纷指其为沈氏时，她从开始内心尚有疑惧，逐渐变为假戏真演，飘飘然以沈氏自居。
　　德宗闻讯后，当即派遣一批宫人带着大量御用物品赶到洛阳，入上阳宫殷勤侍奉这个高氏。百官联翩进官祝贺，德宗兴高采烈。
　　不过，有一个人了解大部详情，这就是高力士的养子承悦，他深恐将来一经查实，祸及全家，不得不向德宗认真禀报了有关情况，建议再加复核。
　　德宗一听，觉得有理，乃命承悦之子樊景超去洛阳验视。樊景超在上阳宫一见这个老妇，立刻认出是自己的姑母，很生气他说道：“太后难道是可以冒充的吗？姑母怎么敢这样胆大妄为！莫非你不想活了，才把自己置身诅上？”
　　高氏女见状，贪恋眼前的荣华富贵，低头不语。樊景超立刻高声嚷道：“皇帝诏书己到！高氏女伪充太后，着令马上押解京师问罪！”她一听这话，顿时手软脚麻，浑身颤抖他说：“我这是被人所迫，本来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樊景超核实了此事，即日返京，据实向德宗汇报，并请处罪。不料德宗却想得开，他说：“朕宁可受一百次欺骗，只为求得真正的太后。倘若就此对高氏治罪，今后元人再敢了解这方面情况，岂不是完全违背了我的心愿了么？”
　　于是，将高氏老妇赐命放还，未加追究。
　　这类的事，以后果然又发生了几次，但始终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沈太后。
　　（见《旧唐书》卷52《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杨炎入相后，正是德宗下诏寻找太后沈氏搞得沸沸扬扬之时。德宗心胸狭窄，难以容人容事，每每提及太后沈氏之事，心中不免勾起当初代宗宠信独孤妃，宦官刘清潭与京兆尹黎干合谋欲立韩王迴为太子的旧恨。当时，朝中又流言传说刘晏私下与黎干同谋，密奏代宗废德宗为皇太子，拥立韩王迴。
　　这是德宗最不能容忍宽恕、记恨终生的一件大事。杨炎报仇心切，欲置刘晏于死地，便从这件事上着手。杨炎上疏两税法后，深得德宗宠爱。一日早朝，工部尚书，奉迎皇太后副使乔琳在禀报寻找太后沈氏下落情况时，德宗神色黯伤，唏嘘泪流。杨炎一见，不禁泪流满面。他手举象牙笏板，面君而跪，痛哭流涕：“陛下，幸赖祖宗神灵，先帝代宗与陛下才没有被贼臣所挑拨离间。吏部尚书刘晏在皇上为太子时，与黎干合计凶谋，动摇社稷，另立太子。
　　现在黎干已经伏罪，赐死兰田，而刘晏尚在，竟然领权，逍遥法外。臣现在身为宰相，不能对他绳之以法，正持其罪，臣罪该万死啊！“言毕，竟嚎陶痛哭。
　　杨炎此语一出，朝皆惊。宰相崔祐甫站出来秉公执言：“此事暖昧不清，陛下廓然宽洪，已经大赦了那些人，现在更不应当再追究查寻这些飞词虚语。”御史大夫崔宁、卢龙节度史朱沘也挺身而出，为刘晏竭力辩驳。特别是御史大夫崔宁，他本投靠元载，与杨炎同为元党，亦出载门，但此人看到刘晏主审元载，能秉公论处，心悦诚服，而今见杨炎存心诋毁刘晏，便言词恳切，申明大义：“陛下英明善断，臣以为，刘晏与黎于绝无合谋一事，纯系流言蜚语，陈奏不实。请陛下明察是非，申救刘晏！”
　　杨炎一听，怒火不由升腾：这个崔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同受无载恩泽，竟然忘恩负义。关键时刻，却挺身为刘晏辩解，岂不荒唐！又怎能容忍！可是同为一党，同出载门，且又在御前，不忍也得暂且忍住。他抬眼看看皇帝，只见德宗面有余怒，内心自是怨恨刘晏，但事已时过境迁，况且老臣崔祐甫又如此相保，不少大臣为刘晏辩护，只好默默无语。
　　杨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随即上奏：“尚书省，乃是国政根本。前朝设置了这个使，那个使，流弊今日，政出多门，俱令空文，削弱了尚书省的权力，上情不能下宣，下情不能上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臣请陛下整顿朝纲，罢免诸使；权归中书门下，恢复权威，调掌天下。”
　　老臣崔祐甫又一次秉公执言：“尚书左仆射刘晏，四朝元老。昔日兵乱不止，方立使名，今租庸不存，当宜停使，回尚书省可另行任用。”可惜，崔祐甫不久病故，杨炎独操国柄，遂变祐甫之政，对刘晏疯狂报复。
　　德宗闻罢，立刻表示纳议善从。遂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甲午发布敕文，停罢刘晏所领转运、租庸、青苗、盐铁、常平等诸使，并令刘晏归尚书省本司办理交接手续。
　　杨炎没有忘记报复崔宁，他怀着内心的愤怒，将崔宁贬出京师，排斥崔宁去鹿（音夫）坊（今陕西富县一带）出任团练观察使。
　　尽管刘晏被停罢诸使，但此时并不是戴罪之身，依旧是左仆射、吏部尚书。德宗在敕书中甚至还表彰了他的政绩：刘晏“久勤元老，集我庶务，悉心瘁力，垂二十年”。至于被停罢诸使的原因，德宗说是因为“征税多门，乡邑调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将置时和之理，宜复有司之制”，并无刘晏的个人责任，而是要推行两税法，“听于群议，思有变更”，恢复“有司之制”。
　　停罢刘晏诸使并未达到杨炎复仇的目的，何况刘晏依然身居相位，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杨炎怎肯罢休，又在刘晏办理交接手续过程中寻找陷害借口。一个月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二月，刘晏如期办理交接手续。《新唐书。刘晏传》记载道：以刘晏“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谬”，也就是杨炎以刘晏交结的帐目与实物不符，有涉嫌贪污的罪名，利用德宗对刘晏的忿恨，“贬刘晏为忠州刺史，中官护送”。忠州在今天的四川忠县，当时已属边远地区。
　　刘晏接旨后，不由分说，全家即被变相押送到忠州赴任。但是，杨炎的报复心理仍未满足，他要将刘晏置于死地，方解心头之恨。
　　一笔肮脏的交易在背地里进行。杨炎在朝内物色到一位能完成特殊使命的人，这个人便是庾准。庾准也是元党骨干，毫无才能，贯以柔媚自进。当初，送了大笔的白银贿官王缙，被王缙一下子擢升为中书舍人，当朝正直大臣嗤之以鼻，刘晏也轻薄视之。但后来竟被升任尚书右丞。元载被诛、王缙遭贬后，他作为元党骨干被贬为汝州刺史。德宗继位后，杨炎拜相，他又投靠杨炎，再入京师，被任命为司农卿，成为杨炎的亲信。杨炎知道庾准与刘晏一向不和，便召庾准来到府中暗受机宜，准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严密监视观察刘晏，设法构陷，以缚其罪；事成之后，杨炎则力保庾准官拜尚书，再复原职。
　　数日之后，庾准被委任为荆南（州治今湖北江陵）节度使，成为刘晏的直接顶头上司。
　　一辆马车驶出长安，飞快地行驰在从京师到荆南的驿道上。庾准高兴地坐在车内，肥胖的身躯随着车身在起伏晃动着。这个对上柔媚有术的庾准怀着升官之望，也怀着邀功之心，更怀着构陷刘晏的目的走马上任。
　　不幸往往接踵而至。体弱多病的正直老臣崔祐甫一病不起，带病上朝，渐渐体不能支。德宗诏至中书，只能卧床承旨。不到一月，崔祐甫病故，朝中能仗义执言、替刘晏说公道话的人也没有了。杨炎迅速罢免了工部尚书乔琳，改变祐甫之政，独自擅权当国，属望贤相的杨炎威望始降，人始不悦，渐有怨言。但杨炎全然不顾，依旧我行我素，认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记载了杨炎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秉性，他是有恩必报，有仇必复。他对元载，每每“思有以报之”；对刘晏则是每每思有以除之。
　　除灭刘晏，既是复仇，也是报答元载之恩。如今刘晏被贬，放逐忠州，已成瓮中之鳖，诛灭刘晏，指日可待，尽在掌中而已。杨炎想着想着，仍感愧对元载孤魂，他要完成元载未竟事业，以继元载未酬之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五月，杨炎把元载在七年前议建原州的事又上奏提出复议。杨炎报答元载可谓无微而不至。
　　当初，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的治所暂驻在径州。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吐蕃侵犯到邠宁之后，朝臣们议论说，长安近畿以西，没有天险可守。
　　元载曾做过西州刺史，十分了解河西、陇右是要害重地。他在代宗面前指点说：“现在国家的西部边境到达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处在中间。
　　原州正当西部边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日的营垒至今犹存。吐蕃毁掉那里的墙垣，弃而不居。其西则是监牧的故地，修有长壕巨堑，坚固易守。原州虽然早霜，长不了庄稼，但东面有一平凉县，可以耕种，足以供给原州守军。请圣上调京西军戍守原州，乘机筑城，贮存一年的粮食，吐蕃人夏天放牧多在青海，信息往来，也要一月以上。我军运粮、筑城两不耽误，不到二十天就可以完工。可调郭子仪率大军驻守径州，以为基地，分兵把守石门、木峡、陇山关口。往北抵于黄河，都是连山峻岭，敌人不可能翻越。
　　逐渐设置鸣沙县、丰安军作为羽翼相辅佐。北连灵武五城作为防护屏障，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这就斩断了西部敌寇的足胫。圣上可以高枕无忧了。“一边陈述，还一边画出地形图给代宗观看，说得头头是道，俨如久经沙场的老将。元载还秘密派人翻越陇山，进入原州，计量井泉和用工情况，车乘及筑城用具皆筹措完备。检校左仆射田神功阻止此事，说：”兴兵料敌，老将军也难有十分把握。陛下相信一个书生的话，耗费举国之力来实施，将要误国误君啊！“代宗听后迟疑不决，后来元载得罪，原州之事便不再提了。
　　七年后，杨炎为了报答无载，竟将原州之事又提出复议。节度使段秀实建议说：“安边却敌，宜于从缓计议，现在正是农忙之时，不可急于兴功起事。”杨炎一听，勃然大怒，竟削去段秀实节度使兵权，补缺庾准司农卿职务，又以邠宁节度使李怀光领兵督作，派遣朱沘、崔宁，各领兵万人前往原州。德宗镇边求功心切，下诏实施原州筑城计划，招致泾军怨恨，离开农桑比较发达的泾州之地，投之塞外，满山莽野，荆棘丛生，建城筑垒，并不能确保边塞安全。边将刘文喜不同意空耗国力的原州筑城计划，更对罢免段秀实不满，于是寻找借口，不奉诏令，闭城拒守，并将自己的儿子做人质，请求吐蕃援助。结果，原州计划末施，倒先爆发了内战。最后，虽然刘文喜被斩，泾州之乱也平息，却造成了因朝廷决策不当引发的边镇动乱。朱沘、李怀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环绕其州，垒墙筑城，最终徒劳无功，原州也没有建成州城。（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
　　杨炎报恩元载如此念念不忘，真可谓绝对忠诚，义气至极。杨炎如此心态，又怎能放过刘晏呢？令人难解的是，难道杨炎仅仅是为了报答元载，报复被贬之仇才构陷杀害刘晏吗？笔者认为，这仅是杨炎个人品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恐与两人“各持权使气，两不相得”，“盛气不相下”地争夺相位也有关，以致各衔宿怨，追怒前事，怨恨越积越深。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六月，正值酷暑时节，一封置刘晏于死地的诬告密信由庾准手书，从荆南节度府发出。特使携信乘着快马，日夜兼程，赶赴长安，其速度超过了刘晏为建立常平均输设置的“疾足”。
　　这几日，杨炎不知因是天热难挨，还是原州筑城失利，显得烦躁不安，满肚火气，稍不如意，便大发脾气，弄得侍从及家人只好低声敛气，他在焦急地等待，等待着庾准的出击。
　　掌灯时刻，庾准派出的特使终于来到长安，将密信送往杨炎私第。杨炎接信展读，近日的烦怒顿消，绉眉舒展，吩咐家人好生款待信使，立即备马乘车，赶往大明宫，将庾准奏章呈送德宗。德宗心胸狭窄，刚刚继位不久，最容不得元老重臣反对自己，图谋作乱。恰恰庾准的诬告信则是密告刘晏隐集兵卒，擅自截取公物，胁迫使臣，并与书朱沘，多有怨语，妄图勾结藩镇，图谋作乱。（见《新唐书》卷149《刘晏传》）德宗一看便怒火升腾，唯我独尊的皇权仿佛受到了威胁，马上联想到刘晏所谓“废立太子”之事，不禁龙颜大怒，拍着龙案：“刘晏竞敢图谋不轨！”
　　杨炎目视德宗盛怒，正中下怀，乘机火上浇油，信誓旦旦他说：“陛下，微臣可以对天作证：刘晏停罢诸使，早有怨言，又贬忠州，更生二心。昔日合谋欲废陛下太子，今日又妄图谋反，篡夺天下，论罪当诛，法不容赦！”
　　“罪当处死！”杨炎作证，无疑促使德宗下了决心。可德宗转念一想，却又犹豫起来，“朕有疑虑。刘晏朝中二十余年，亲信布于天下，素有威望，如若公审，引起激愤，纠众起事，动荡社稷。如何是好？”
　　杨炎一听，立即进言：“为保大唐社稷安定，臣以为……陛下可先诛后诏。”
　　“善！”德宗怀着盛怒，立即手诏，命令宦官前去荆南，庾准督察处置，就地秘密处死刘晏。
　　圣旨即是刘晏的死刑判决书。
　　冤案终于谱写了遗憾的历史。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七月己丑，宦官手执御旨与庾准来到忠州。
　　庾准笑脸盈盈地走向刘晏：“恭贺刘大人，长安已来圣旨，刘大人的好日子到了！”
　　刘晏蔑视庾准一眼：“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遭贬之官，何言之好！”
　　“嘿嘿！”庾准冷笑一声，“好日子，好日子！宣旨！”
　　宦官手捧诏书，高声宣示：“刘晏领旨！”
　　刘晏跪伏在地：“臣接旨。”
　　宦宫朗朗颂读德宗手谕：“罪臣刘晏：乱常干犯，罪莫大焉！私聚亡命之徒，隐集师徒兵卒，诱我忠良，妄言兴乱，威胁使臣，抗拒朝命，恶迹累累，法所不容，宜赐自尽。令庾准处置报奏。”
　　德宗手谕，毫无事实根据，尽是一派虚言。一生终不言功的刘晏接过圣旨，不禁怆然悲呼：“我刘晏一生清白，问天可容，问地可立，问心无愧！
　　悲只悲奸伪当政，适主昏庸；叹只叹大唐社稷将无安宁之日，开元盛世将永不复现了！“
　　庾准眼露凶光，满脸杀气催促道：“真是至死不悟！死到临头，依然怨言不绝，快快自决吧！”说着一扬手，吩咐随从：“尔等帮助刘大人自全！”
　　随从一拥即上，准备缢杀刘晏。
　　“退下！”刘晏一声怒吼，手指庾准斥责道：“我清白之身岂能容你这等鼠头獐目的奸邪玷污！”说着拔剑自刎，气绝而亡。终年六十三岁。
　　对恢复改善大唐王朝经济状况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理财家、经济改革家刘晏就这样被秘密处死了，成为德宗继位后的第一桩大冤案。
　　刘晏被害，庾准立即被杨炎视为“功臣”，马上升官，“引为尚书左丞”。
　　（见《新唐书》卷145《庾准传》）
　　刘晏死后，朝廷迟迟不敢公布赐死刘晏的消息，直到十九天以后才发出赐死诏书。诏书罗列了刘晏的所谓罪名，全文如下：“乱常干犯，罪莫大焉；除恶去邪，刑其无舍。忠州刺史刘晏，性本奸回，志惟凶慝。顷司邦赋，历践朝伦，割削为功，毒痈黎庶。按问脏贿，不知纪极！朕将崇政本，必去人，犹是含垢，务全大体。俾从降黜，尚列藩候，黩乱之辜，掩而不问。旋乃结聚亡命，擅兴师徒，罔有悛心，力行无度，播于人听，恶迹彰闻。爱命连率，阅实其罪，而搜乘补卒，遍于乡闾；执锐被坚，出于郊境。拒捍朝旨，威胁使臣，人之无良，一至于此！孽由自作，法所不容，正其典刑，以惩奸蠹，宜赐自尽。仍令庾准差官勾当处置闻奏。”
　　（3）
　　六个月前，刘晏被停罢转运使时，德宗下诏书还实事求是地评价刘晏是“久勤元老，集我庶务，悉心瘁力，垂二十年”。六个月后，刘晏则被扣上了莫须有的“性本奸回”、“历践朝伦”的“奸蠹”，“恶迹彰闻”、“结聚亡命”的“反臣”。真是翻手云，覆手雨。杨炎构陷杀害刘晏后仍不罢休，又把他的妻子李氏及长子执经、次子宗经充军岭南，刘晏部属受株连者数十人，文武百官对杨炎“诬晏杀之，朝野侧目”（4）纷纷而鸣，“天下以为冤”。
　　（5）有人气愤至极，要求公开刘晏的罪状。
　　德宗和杨炎没有想到杀害刘晏竟遭如此公愤，更没想到赐死刘晏敕文中的“按问赃贿，不知纪极”，纯属诬构栽赃的陷害。在杨炎看来，刘晏掌管天下财赋二十余年，必有索赃纳贿的行为。他派人前去抄刘晏的家，满以为从中可以找到诬陷刘晏，证实“按问赃贿”的材料。结果使杨炎大大失望，抄来抄去全部家财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以及家中一些破旧什物。
　　其中有只破门帘，刘晏三次想送给妻兄李■，看到妻兄知廉不取终未送出，自己用了十七年，连杨炎派去抄家的人也叹服刘晏的清正廉洁。刘晏为唐王朝理财二十四年，掌管财物超过亿万，个人始终廉洁守身，公财分文不沾。
　　常言道，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多少贪官污吏鲸吞财物，毫无廉耻，而刘晏则是知廉不取，知耻不为。这在封建官吏中十分难得可贵。
　　正因如此，刘晏的冤死才令朝野震动。人们对他十分同情叹服，也更痛恨残杀刘晏的暴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拍案而起，上表德宗，指责朝廷：“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见《新唐书。刘晏传》）并要求朝廷请回刘晏的妻子和诸子，撤销充军发配。杨炎接表不报，内心十分恐惧，十分不安，既怕自己构陷杀害刘晏的阴谋败露，又怕事情闹大，领兵带将的各节度使义愤起兵。他急于稳定局面，迅速派自己的心腹裴冀去东都、河阳、魏博；派孙成去泽潞、邢、幽州；派卢东美去河南、淄青；还派李舟、王定去山南、湖南、淮西等地，声言是宣扬德宗恩泽，慰劳各地官员将士，实质是进行自我辩解，并继续谤言刘晏的所谓罪状。谤言说：“刘晏主要是过去附会奸邪，参预阴谋要立独孤妃为皇后，因此皇上才厌恶杀掉他，并非有其它的过错。”杨炎诬陷刘晏后显得十分被动，慌乱得六神无主，五心不定，被动得穷于自辩，慌乱中又犯大忌，洗脱自己，把杀害刘晏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宗的身上。
　　杨炎派人散布言论如此之广，皇帝自然多方得悉，德宗无可奈何，只好暂且认账，又派宦官去淄青重复杨炎之说，慰告李正己，稳住政局。但是，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德宗从此衔恨心中，只是隐忍未发。
　　随即，德宗升任御史中丞卢杞为御史大夫。十天后，卢杞再度升迁，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杨炎同操国柄，同秉朝政。但德宗打定主意，要用卢杞代替杨炎。
　　奸邪害正，自古有之，足令历史遗憾，冤案又再次谱写了遗憾的历史。
　　注释：
　　（1）《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2）新、旧《唐书。刘晏传》。
　　（3）《唐大诏令》卷126《刘晏赐自尽敕》。
　　（4）《新唐书》卷145《杨炎传》。
　　（5）《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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