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自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继位，至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十月，在近两年半的时间内，连损三相，老臣崔祐甫病死，刘晏屈死，杨炎冤杀，令朝野震惊。特别是刘晏被冤杀后，奸相卢杞当政，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多不自安。第二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悦以及梁崇义、张惟岳等皆联兵反叛，开始了唐王朝表面统一，实则四分五裂的藩镇割据。刘晏开创的漕运、盐利、常平均输等以及杨炎创革的两税法均遭破坏。
　　首先是漕运的破坏。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首先“移兵屯济阴，昼夜教习为备，河南骚然，天下为忧”。继而又增兵徐州，控制甬桥、涡口，“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见《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梁崇义亦占据襄阳、邓州，对抗朝廷，运路皆绝，人心震恐。
　　江、淮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使其通涡口水路。万福素有威名，受命后，驰至涡口，立马岸上，令发进奉船，淄、青兵马倚岸不敢动，诸道船得以继进。（见《旧唐书》卷152《张万福传》）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九月，泾原五千乱兵攻入长安，拥进大明宫，直入含元殿，拥立朱沘为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十月，淮西叛臣李希烈攻陷汴州（州治在今河南开封），漕运再次断绝。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德宗又自奉天出奔梁州。至五月，六军尚未春服，德宗犹衣裘。盐铁租庸使包佶，在江、淮筹集绫、绢五十万匹，使王绍督之溯江、汉，倍程出洋州，抵梁州；镇海节度使韩滉，亦遣使献绫、罗四十担，大得其用。
　　此时神策军节度使李晟军已迫近京畿，而苦于粮饷不继。韩滉运米百艘，以馈李晟，艘置十弩手以防援，及达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旱荒，斗米值钱五百，及滉米至，陡减五分之四（据《新唐书。韩滉传》）。每艘所载以三百石计，当不下三万石之数，李晟赖以克复长安，德宗还都。其后，德宗对淮西李希烈、河北李抱真、朱滔、王武俊、田悦诸藩镇用兵，军需紧急，滉转输无虚月。《奉天录》载滉筹粮事谓：“时滉为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指德宗西逃），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指韩滉）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监护漕船）。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韩滉之功固不可没，但实际上，还是刘晏开辟的漕运保证了这连绵不断、规模巨大的平叛战争得以进行。
　　德宗还都后，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四月，关东大饥，赋调不入，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至蒸蝗而食。至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水枯干，长安城内，饿殍相望。太仓供帝及六宫善食，不及十日，度支钱谷仅可支七旬，皆赖江、淮转输粟帛。最紧急的一次是在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三月，《资治通鉴》卷232记载其事说：关中仓康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日：“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侍谕神策军，军士皆呼万岁。
　　可以设想，此时关中仓无粒米，神策禁军聚众闹事，有无漕粮，将决定是否再生兵变。江、淮之米如再不至，将会发生何等严重事变。这一年，东南八道供应长安及河北之米近二百万石。《册府元龟》卷498《漕运》详记其事：“贞元二年正月，诏浙江东、西道至今年人运上都米七十五万石，更于本道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处置船。运数内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输纳，余赈给河北等诸军及行营粮料；其淮南于濠、寿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节度使杜亚勾当船运，数内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余支充诸军行营粮料。”
　　南粮北调这一年达到最高额，军国所需，赖以解决，方使唐朝转危为安。
　　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起，每年漕运粮食皆为一百一十万石。贞元八年之后，情况起了变化。唐室对河北诸藩镇采取姑息政策，渐次减少用兵。
　　关中也连年丰收，公库储积，足支数年之用。而江、淮地区大水，民多流亡，米斗值一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脚价需二百钱，合为三百五十钱；米亦粗糙，不为京邑人所喜，每斗只粜三十七钱，官家亏折十之八九。贞元八年，陆蛰上疏详论其事，因请来年只运三十万石，停运八十万石，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被水灾州县祟之，似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运费六十九万缗。江、淮米钱、运费，并委转运使折买绫、绢、绵以输京师。（见《陆宣公翰苑集》卷18《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陆贽的建议被德宗采纳，下诏实施，北调粮数额从此锐减。北调粮锐减的另一原因是，汴州自贞元八年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死，到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八年之间发生了多次藩镇叛乱事件：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三月，刘玄佐死，其部属擅拥其子士宁为留后，朝廷派吴凑代刘玄佐，拒而不纳。士宁被立后，游猎无度，其将李万荣逐之，朝廷因以万荣为留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李万荣部将韩惟清等兵变，谋杀李万荣，遂即大劫转运财货。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李万荣病危，其子西集众为乱，李万荣部将邓惟恭押西送往京师，朝廷以东都留守董晋为宣武节度使，代李万荣。贞元十五年，董晋死，朝廷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军士哗变，杀死陆长源。汴州设有转运院，屯贮江、淮财货，每遇兵乱，多遭损失，漕运亦因之而受阻。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部属兵乱，漕运再次受扰，所以贞元十五年曾有诏，令江、淮转运米每年宜二百万石，而至贞元之末，竟不过四十万石。（见《册府元龟》卷498《漕运》）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体弱多病的德宗已年过花甲，太子李诵屠东宫，因中风而卧床数月，口不能言。一日，德宗自感不适，思见太子，涕咽久之，会群臣于宣政殿，宣读遗诏，令皇太子在柩前即位。当白，德宗便死在后宫会宁殿中。顺宗李诵继位，由于病重，为德宗送葬那天，穿着丧服在内侍搀扶下受百官朝见。他虽有才干，但由于身患重病，在位仅半年就继德宗之后去世，由宪宗李纯继位。
　　唐宪宗被历代史家称为“中兴之主”，面对唐王朝每况愈下，藩镇逞雄，割据成势的局面，非常羡慕贞观、开元年间的繁盛景象，力图挽回颓势，重振大唐王朝，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问李绛道：“朕绝不花言巧语，想弘扬太宗、玄宗二祖的道德风烈，无愧于谥号，不羞于宗庙，如何能做到呢？”李绛说：“陛下真心实意如此，就能正身励己，尊道德，疏远奸邪虚佞小人，进用忠诚正直大臣。与大臣言事，敬而有信，不使小人参预；与贤者游，亲而有礼，不使不肖共与，罢去无益于治的官吏，则才能出；斥走望御而亲的宫女，则怨旷销。择优秀将帅，士卒则勇敢无畏；授奉公之官，吏治则管理有序。要做到法令行而下不敢违，笃教化而习俗必迁。这样，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恢复贞观、开元之治。何远之有？这就要言必行，行必至。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也无益也。”宪宗高兴地表示：“你说得太好了！朕将把这些记下来，书赠各位文才士绅。”随即下诏李绛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依次搜集实录君臣成败五十种实例，并连成书屏。宪宗每每阅视，都对左右说：“你们都应该用心记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1）
　　还有一次，宪宗又问李绛：“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诸事出于同朝，治乱大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李绛从容答道：“臣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兢兢业业则天下太平，肆意妄为则祸乱迭起。玄宗自从天后当政时出居藩邸，曾经担任过不少官职，接触过社会上许多贤达人士，因而懂得了人世艰难。登上皇帝位之初，任姚崇、宋璟为相。这两个人都是忠正梗直的杰出人物，一言一行都以安邦定国为出发点。明皇当时正在英敏果断的年岁，也严于律己，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以开元年间名贤云集，前后左右，都是忠正之士。君臣相处如水乳交融，同心同德，举国上下安定团结。但是，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掌握朝政。他们专门引用阴险奸恶之人分居重要官职，千方百计献媚于上，玄宗便不再听到正直的议论了。再加上越来越追求享乐，国家开支困难，奸臣说应该想方设法去搜集钱财，武夫说应该征伐四方以获取物资，因此天下骚动，各地变乱不已，乃至于长安、洛阳两京倾覆，四海沸腾。玄宗也被迫迁往外地，几乎回不了京城。这都是奸佞的小人无事生非，使玄宗纵逸生骄造成的啊！到如今，外面兵变不能平息，西部疆土差不多丢光了，庶民百姓衣食艰难，国家库存极其空虚，其根源就是天宝末年的那场丧乱的结果。实际上，安危理乱都靠君主来控制。陛下高瞻远瞩，天资聪明，亲览国史，关心朝政，善于分析，实在是天下幸福啊！”接着，宪宗和李绛在殿内又继续谈论到如何避免处事失误，有了错误如何补救的道理。李绛说：“办事出现大的偏差，即使圣人先哲也都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天子才招聘忠直之臣来帮助改正错误。所以，主上在内廷一心使天下得到治理，臣子在外面不出什么差错，才能制朝政于未乱之前，消祸患于未萌之时。倘若主上有什么失误，臣下能正言直谏，便会上下同体，好像手足与头脑一样，合谐为用，以致太平安宁。说起来，这些本是常理，并不是什么难以办到的事，只不过人们都习惯于歌功颂德、文过饰非而已。古人贵在勇于改正错误，从善如流，是很英明的。臣等各在其位，无所发明建树，如果陛下能虚心纳谏，那么忠直之士、贤良之臣一定竭力为朝廷效命。”宪宗听罢，深有感触他说：“朕提拔任用卿等，正是因为你们都能直言敢谏。各位应该继续尽心朝廷，无所隐瞒，来匡正朝廷的失误，不要有什么顾虑！”（2）
　　话虽这么说，宪宗已无力再挽回唐王朝的衰势。但他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只得连年发动平藩战争，军用开支极巨，宪宗加意蓄聚财物。元和初年，李巽领度支盐铁转运使，即着手整顿赋税，改进漕运。掌使一年，赋税所人，略于刘晏掌使时之数相当；又一年，增一百八十万贯。往年运江、淮米五十万石至河阴，久不能满额，唯李巽连运三年不少差。李巽之后，有王播、程异，皆善于敛财，然多注意于金、银、绫、绢等以供朝廷所需。漕运方面，困难仍多，砥柱之险，终不能克。漕运船只经过，翻覆者近半，损耗大，运费重，当时有“斗钱运斗米”之说。汴河中也常出现险滩，船运阻滞。
　　从元和之后直到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间，江、淮运仍不过每年四十万石，能到达河、渭仓的亦只是十之三四。沿路奸吏，不遵漕法，盗米以后，为消灭罪证，沉溺官船，每岁达七十多艘，漕政大坏。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裴休为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重加整顿，实行承包制，每岁雇用费二十八万贯，尽归漕吏掌握分配，巡院不得侵用。实行三年，漕米至河、渭仓总达一百二十万石，才及刘晏掌使时一年之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百姓不堪苛税负担，民多逃亡，裘甫率众起兵反唐，越州（州治今浙江绍兴）地区大乱，租赋来源减少。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
　　七月，庞勋在州（州治今广西桂林）率戍卒抗命北还，声势浩大，十二月，攻下泗州，占据淮口，漕运路绝。其后，庞勋军又与官军转战于濠州、宋州、徐州，皆汴河流经地区，租赋不至，唐王朝陷于困难境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濮州人王仙芝亦聚众起兵，黄巢应之，中原大乱。高骈在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由浙西节度使调任淮南节度使后，拥兵自重，惟事搜刮财物，坐观事变。刘晏开辟的江、淮漕运如同唐王朝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以后，江、淮漕运完全断绝，唐王朝一蹶不振，遂至灭亡。
　　其次是盐法的破坏。盐利本是刘晏改革赋税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历末年，唐王朝税赋收入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居其半，刘晏冤死后而盐法坏。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奏请增加民赋的同时，江、淮盐每斗也增加二百文，比旧价每斗一百一十文增加近两倍。其后，每斗复增六十文，连前所增，每斗价三百七十文，较开元、大宝时期提高近四十倍。江、淮豪商，百计为奸，有时售价还要增加一倍，谷数斗始换盐一升。运乡贫民，苦于高价，甚至淡食，钱人藩镇或豪商私囊，而国家税收不能过半。元和初年，李巽继杜佑为盐铁转运使，重加整顿，情况有所好转。李巽去职，又陷于混乱，直至唐亡，也无改变。
　　最后，我们看看两税法的破坏。两税法的原则是：量出以制人，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杨炎所谓“量出以制人”，是国家根据各项开支，制定预算方案。两税法统一收税，纳实物以钱币计，防止逃户，征及商贾，较之租庸调法自是一种进步。但是，中国古代是“为政在人”，“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好的制度，还要有德、才兼备的官吏来实行。两税法在正常情况下贯彻执行，百姓负担确有减轻。但由于政局不稳，叛乱时生，更主要的是官吏贪残，百计攫利，实施结果，“旧患虽减，新诊复滋”，弊端依旧百出，百姓更加困苦。
　　同时，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只是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它的性质，不因形式变化而有任何改变。实行两税法时，明令不再加税，德宗多次诏令“轻率一钱以枉法论”，事实上却新税不断。自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即实行两税法的第二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河北藩臣卧说、李惟岳、梁崇义、朱滔及淮西李希烈等先后叛乱，朝廷用兵，以军费不足，增征商税十为一。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也就是实行两税法的第三年，战局更加扩大，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者数月。太常博士都宾、陈京建议，请借“富商钱”。
　　判度支杜佑、京兆尹韦桢等，大索京都商贾所有财货，派京城官兵，强人商户，掠财劫货，逼死人命，意其不实，即加榜捶。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祟市钱，取其四分之一，一般市民，亦受其害，长安为之罢市。搜刮总数为二百万缗，不足两月之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所辖八州（扬、楚、滁、和、舒、庐、濠、寿）境内横征暴敛，税钱每千文增收二百文，当五分之一，又上表得到朝廷批准，德宗诏其他各道增税皆如淮南道，并加陈少游同平章事（即所谓使相），以示荣宠。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即两税法实行第四年，河东、泽潞、河阳、朔方等四镇军屯魏县（今属河北），包围魏博节度使田悦；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镇军屯淮宁（治所在河南淮阳），包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
　　月需军费一百三十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请分二法，一为“间架税法”：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一千，下税五百。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发者钱五万。一为“除陌税法”：公私贸易，旧税千钱税二十钱，加为五十钱；两方以物交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文，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发者钱一万，所有赏钱皆出隐匿之家。赵赞征税征红了眼，又建议收天下茶、漆、竹、木税，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德宗纳其议，诏令天下。有的甚至开征“过路税”，“瓜果税”，连死了人都要纳税，简直到了无物不税的地步。百姓在实行两税法初期得到的有限好处，迅速丧失殆尽。
　　但这不是两税法自身的罪过，换成其它什么法就能解决封建王朝的弊端吗？下面一则小故事倒能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也就是实行两税法的第七年。关中地区丰收，斗米值钱一百五十文，诏令所在“和籴”（采购民间粮食），以作储备。德宗在长安近郊打猎，走到百姓赵光奇家。德宗问光奇：“日子过得快活吗？”
　　答：“不快活！”德宗又问：“今年丰收，为何不快活？”答：“朝廷的诏令没有信用。以前宣布废除两税法以外的一切赋役，现在反而苛捐杂税比正税多。原来说用现钱‘和籴’，现在却一文钱也拿不到，名为采买，实为抢夺；原来所籴粟麦有人来收，不用跑远，现在则要送到西京行营，有好几百里路，车损马疲，农民都破产难以支撑下去。如此愁苦，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有一纸空文！恐怕圣上深居九重内官，都不知道吧！”德宗听后，一言未发，命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以示体恤。（《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12月庚辰条）赵光奇所言，充分表明两税法颁行后，农民所受之苦。丰年尚且如此，遇到荒年，其苦自不待言。朝廷言而无信，皇帝自食其言，诏令不行，行不能至，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通弊。白居易在《重赋》一诗中抨击说：国家定两税，……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以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寒春。（3）
　　两税法颁行后，农民负担加重，不单在杂谣多，额外征收多，更重要的原因是物日益轻、钱日益重，即物贱钱贵，造成百姓沉重的困难。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五月，陆蛰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陆宣公翰苑集。奏议》），第一条是《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其中说：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情事非一。有藏于矜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困仓，值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赍而乐转徒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风俗不得不讹，闾并不得不残，赋人不得不阙。
　　陆蛰所言两税法之弊，可谓透辟。两税法虽规定征收商贾资产税，他们资产自较农民为多，实际上，他们可以怀轻货而运徙，逃避税收，谋取丰利。
　　地主资产多，实际上，他们勾结官府隐匿资产，甚至侵吞农民产业，也不转户。据元稹《奏均田状》（《元氏长庆集》卷38说：“豪富兼并，广占吁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繁重的赋税是由“敦本业而树居产”的农民负担，而农民最苦的是患物轻钱重。陆贽在文中又说：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税，而私已倍输。
　　自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至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不过二十年，农民负担已增加一倍，其他杂徭、勒索尚未计算在内。唐代绢价，肃宗时最贵，每匹值万钱，代宗大历年间犹值四千文，至陆蛰上此表时，只值一千五六百文，又低落一半以上。其他如粟帛等价也在不断下降。贞元十五年后，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发展。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每匹绢只值八九百文，以后较长时期稳定在这个价格上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李文公集》卷9）一文中说：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也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捐十有二匹然后可，况又督其钱使其贱卖者郁？假令官杂虚估以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税加三倍矣。
　　建中元年的绢价，李翱所估比陆贽所说高出七八百文，大概是由于各地情况不一，价格也有上下。李翱所谓“官杂虚估以受之”的情况很少，一般是只会杀价，不会虚估。按陆贽所说绢价，自建中元年至元和十五年的四十年间，农民负担增加三倍，比较弓符合实际情况。遇到地方官加重征敛，倍数尚不止此。因此，陆赞强调农业赋税必须征实物，主张“非力之所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
　　认为人民手中只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货币有国家铸造，不应该向人民去征收。
　　继陆蛰之后，又有齐抗、白居易、韩愈、李翱、杨於陵等反对农业赋税征钱。自实行两税制后，物轻钱重已成为唐朝内政方面的一个重大难题，许多朝臣出谋献策而未能解决，直至唐亡。白居易在《赠友诗》诗中真实反映了农民无钱贱崇的痛苦生活：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
　　钱力日益增，农力日益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
　　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4）
　　元和十五年讨论税法，户部尚书杨於陵提出将两税改收布帛的主张，被朝廷采纳，并于次年（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付诸实施。两税征钱的办法实行了四十年后终于废除，但两税法本身仍继续实行。
　　两税征钱是杨炎的一个失策。因为唐代的货币经济发展还不高，政府曾多次下令买卖不能全用钱币，布帛杂货等都可以作为交换手段。既然买卖都不能全用钱币，又怎能要求两税用钱交纳呢？唐代钱币流通数量不足，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又很低，钱很难落到农民手中。所以当时反对两税征钱的人往往以钱币由国家垄断铸造，不应向人民征收为理由。理由虽难以成立，却反映了农民手中无钱的客观现实。两税改征布帛是历史的要求，也是两税法进一步完善的表现。
　　杨炎任宰相仅两年，理财措施并不多，但创立两税法却使他名垂史册。
　　然而对两税法一直存在不同认识，毁誉不一。
　　两税法遭到与杨炎同代人的批评，也得到不少同代人的肯定和赞誉。
　　唐代著名史学家、理财家杜佑（公元735—812年）就认为，自安史之乱以后，征敛名目繁多，而且数额不定，贪吏横行，因缘为奸，法令也不能制止；再加上狡猾之徒，多方躲避，有的假名人仕，有的托迹为僧，有的依托豪族，千方百计地逃避赋税，而老实的农民则被加重征课，生活日益困难。
　　自实行两税法后，做到了“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敢生奸，狡猾之氓（民），皆被其籍”。（《通典。食货七》）所以，杜佑称赞两税为“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德宗贞元时的宰相陆贽也力图恢复贞观、开元盛世，很眷恋租庸调制，尖锐批评了两税法实施中的各种问题，揭露以钱折征实物出现的弊端。但他也承认，“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法弊则全革其法”（5）。他反复议论改进征税的方法，并没有主张罢废两税法。可见时代的发展使怀旧的人也无法反对税法的变革。
　　宋朝建立以后，税制大体沿用唐五代的两税法而有所变异。两税，在宋代又称为二税，不再包括税钱，而只是单一的田亩税。由于田地既已交纳亩税，再作为资产重复纳税已很不合理。使用货币纳税，宋代另有商税和地税、宅税等等。于是，二税便只是单纯的乡村土地税了。这一变化后的两税，在金、元时也大体沿用，直到明代。《明史》卷78《食货志》说，“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
　　说杨炎创始的两税法改变了近古的租庸调制，自此历代相沿，这个认识相当正确。它经历了八百年（公元780—1581年），至明代后期，社会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才开始新的变革。
　　宋元时期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约公元1254年—1323年）也肯定两税法是“救弊之良法”。他说：“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的当。”陆贽认为“以贫富为差”，难以正确估算资产，容易失平长伪。马端临指出这“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他肯定均田制破坏后，决不能恢复租庸调制，指出：“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文献通考。田赋三》）
　　在《文献通考。自序》中，马端临甚至将杨炎与商鞅相比，说：“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认为他们革旧求新，都做到了“古今异宜”。他还在《文献通考》卷3的按语中，针对宋人程迥赞誉宇文融、诋毁杨炎之语加以评论，指出字文融在玄宗开元时搞括户税钱是墨守高祖、太宗之成法，而杨炎是大胆改革，“炎变法而人安之，则以其随顺人情，姑视贫富以制赋也”。
　　他从社会变动中意识到实施两税法是大势所趋。宋人吕祖谦攻击两税法“取于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马端临则认为税钱折纳害民乃是“掊克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两税估计算缗，失平长伪等等，“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
　　这绝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两税法的本意是罢免一切杂税徭役“以一其名”的税法，与刘晏“养民以为先”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在封建时代，千方百计加赋于民，是地主剥削阶级意志的必然表现。两税法时期仍要各地按时申报丁口数字等等，就为各种赋敛创造了前提。
　　自唐至宋，以至于明代，两税以外的各种封建赋役仍是纷至沓来，决不因为实行两税法而绝迹。
　　两税法的创始人杨炎，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
　　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时代的深刻变化，及时果断地提出了改革税收的方案，由税丁变为税地、税资产，并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征收了一定的货币税。这一改革适应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实践证明，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有远见的著名改革家。
　　注释：
　　（1）《新唐书》卷152《李绛传》。
　　（2）《旧唐书》卷164《李绛传》。
　　（3）《白居易集》卷1《秦中吟十首》。
　　（4）同上。
　　尾声归葬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六月，刘晏被冤杀的第五年，在刘晏的故里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大地上，刘妻李氏携长子执经、次子宗经，举家从四川忠州运回刘晏的遗骨，举行归葬祭奠仪式。
　　道场奏乐，超度亡魂；乐声低婉，如位如诉。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九月，径原乱兵攻人长安，德宗仓皇出奔奉天。
　　十月，淮西李希烈攻陷汴州，潜运断绝。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德宗自奉天又出奔梁州县城。时至五月，六军供给艰难，食无粮，穿无衣。天气炎热，冬服依然在身，没有换季的春服，连德宗还裹着毛裘迎度初夏。直到这时，德宗才醒悟念及刘晏开辟潜运、创设盐利的功德，内心也深知刘晏是被诬害冤杀。但是，皇帝能承认错误吗？
　　人死不能复生。德宗叹惜之余，在兵乱出奔中下达诏书，准许刘晏尸骨归葬。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刘晏被冤杀的第九年后，德宗擢升刘晏长子执经为太常博士，次子宗经任秘书郎。执经上书德宗，请削官赠父。德宗下诏书特追赠刘晏为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至于杨炎，史书未记载于何年，只曰“久之，诏复其官，谥肃憨，左丞孔戣驳之，更曰平厉”。
　　看来，两税法创始人杨炎的官声官誉，远远不及被世人称为“管萧之亚”的刘晏。
　　（5）《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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