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美国对北越轰炸开始升级，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德里的血腥的星期天，打死七人、伤十六人；那时，克里弗德·欧文临危不惧；歌星尼娜·范特兰特在圣·瑞基斯签了演唱合同；尼克松总统访问大陆中国，并签署立法结束西部沿海船埠的罢工；这时纳特·鲍姆在争论，劝说，哄骗，恳求，高谈阔论，威胁和引诱。
　　开始巴巴拉对他的每一步都抵抗着。
　　“如果你的婚姻是如此可怕，你为什么不在你遇到我之前早些离婚呢？”
　　“没有理由要那样做。”纳特说。
　　“你告诉我你婚姻已经死亡，这理由还不充足吗？”
　　“还需要替乔伊考虑一下，那时她年龄很小，那样对她不公平。”
　　“你认为一个孩子在分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好吗？我不这样认为，看看我的孩子，他们都适应了，如果狄克和我只是为了他们而硬撮合在一起，那样会更糟。”
　　“我不那样看，至少乔伊有母亲和父亲，乔伊挺好，你还不知道你的孩子们正在起变化。”
　　纳特关于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的话触到了巴巴拉的痛处，她改变了话题。
　　“我不想成为破坏你们婚姻的祸根，我不想对任何别人的生活负责。”
　　“不要自私自利，我并不是因为你才离婚，我离婚是因为我的婚姻已名存实亡了。你与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在很早以前就离婚？”——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了，始终围绕同样的观点无休止地争吵，而毫无结果。
　　纳特对巴巴拉非常关心，并送给她大量礼物，他每天给她打几次电话，他们每天见一次面，有时二次，给她一磅波斯鱼子酱，一对香水瓶——“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水”，给了他贵重的本尼。古德曼的唱片，温柠树枝，几束黄水仙和一块刻着“永远”字样的金手表。
　　纳特的努力奏效了。他使巴巴拉失去了镇静：一会儿进攻，一会儿指责；接着是他求爱的誓言和手势使她感到窒息。在某个问题上她停止了反驳，开始回避。她没有意识到这种微妙的变化——但纳特已看到了，为什么重视这种变化：这是进步。
　　“我所要知道的是，”他问，“你为什么不作许诺。”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心理上有毛病？”
　　“我只是说你为什么不作许诺。”
　　“我可以作许诺。”
　　“那么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她没有回答。他改变了他的方式，变成了她的同盟者：“你怕什么？”
　　“我不害怕。”
　　“不，你怕，如果你不怕，那么就嫁给我。”
　　“我不害怕，什么也不怕，我只是不相信婚姻。…
　　“你在说谎，”他以轻柔、理解的语气说。“你害怕，告诉我你怕什么？”
　　她用了很长时间才说出这句话。
　　“我怕你离开我。”
　　她崩溃了，他在后面扶着她。
　　“你真的害怕我离开你吗，”他竞能如此温柔。既然她已说出了这些话，伤痛已经过去了，他已解除了她的最可怕的恐惧。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她承认道。
　　“好吧，我不会离开你。”他说。
　　“你答应了？”语调非常强烈，这语调本身就使她感到害怕。她原想使事情轻松些，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她清楚，过于接近会影响她的判断。
　　“如果你有圣经，我将对圣经起誓。”他举起了右手。
　　巴巴拉笑了。“这话对我就足够了。”
　　他有所缓和，过了一天后，他又提起了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个问题使你如此害怕？”他非常同情，巴巴拉认为这种同情的方式只有一流的分析家才能有，他想要帮助她理解她的恐惧，以便克服它们。
　　“我的婚姻欺骗了我，我已对结婚丧失了信心。”巴巴拉说。
　　“但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指出。“你总不能让一次失败毁掉你今后的生活呀，你说呢？”
　　“那就是私通，我已有了多次的灾难，大多了，男人拒绝我，我也拒色男人，我已麻木了。”
　　“不，你没有，你只是心灰意冷罢了。”
　　巴巴拉思考着他的话语，当然他是对的，她确实是失败者，不敢再试一次了。
　　“我想我应该反击。”
　　“不是反击，”纳特说。他知道争斗使巴巴拉烦恼，她已承认她缺乏女子气概。“但要敢于去生活，要勇敢，勇敢并不是缺乏女子气概。”
　　他又对了。真奇怪，他了解她竟比她自己了解得更清楚。他对她心底的感情有着准确无误的直觉，她感到她可以完全依靠他，这种想法使她得到无限的安慰。
　　“你一直让恐惧主宰着你。”
　　“我猜想你是对的。”
　　“你不是猜想我是对的，而是你知道我是正确的。”
　　“我懂。”
　　巴巴拉顺从地承认他是对的；承认他比她自己更了解她，对她总是不对已厌烦了，她对同时两面开战己腻了：一个是反对纳特·鲍姆，另一个在反对她自己。这使她感到疲惫不堪，与他相斗使她厌倦了，与自己相斗也使她厌倦。
　　纳特·鲍姆具有她在男人身上所需要的一切：敏感，知识渊博，幽默，富于情感。她想，她若是继续使他远离自己，她一定会疯的。她还要什么呢？还期望什么呢？
　　事实上她爱他，要嫁给他。结束他们俩痛苦的时刻已经到了。
　　纳特在闰年二月最后一天二十九日晚上到来时，巴巴拉一打开门就投入他的怀抱：她拥抱着他说：“你赢了。”
　　他抱着她如同捧着易散而又难以处理的水银一样。
　　“你也赢了，”他说。“我并不是个坏家伙。”
　　第二天纳特来时，带来了一个蒂法尼文具店的购物包。
　　“我为你买了点东西。”他说着把包交给她，巴巴拉打开里面的浅蓝色的盒予；里面装有铅板印刷的信纸：“纳栅·鲍姆太太”的字样，用大写字母印在每页米黄色信纸的上部，印在每个信封背面的上盖上。
　　“一旦我们决定在哪里住，他们说他们可以把地址后加上。”纳特说。
　　“你知道我能同意！”
　　巴巴拉所想的是制作这些信纸至少需要六个星期的时间，这就是说纳特从去年十二月份就开始考虑与她结婚的事了。也就是说很久以前，他就去了蒂法尼文具店并定作了信纸，选择了信纸的格式和纸本身的光泽度。这一切似乎他早已提出过，而她也早已接受了。他的自信心没有受到内心深处的疑虑和突然出现的不稳定情绪的影响，巴巴拉很希望她也能那样做，也许她与他一起生活时间久了，她也能够获得这样的自信心，也许这能象风疹一样，能够传染。
　　“我想我有了一个争论的机会。”纳特取笑着她说。
　　“假如我说过‘不’呢？你知道一开始我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礼物，蕴含着永恒的意义和他那种认为占有她是理所当然的和蔼态度，这使她又兴奋又恼火。她需要坚持自己的权利，她不想被他所征服。“我也可以拒绝你，那么你还将怎么办呢？”
　　“那我就只有等待。”
　　“你真那样想要我吗？”
　　“不是想要，是需要。”
　　“我爱你。”
　　“我也爱你。”
　　那天晚上，纳特和巴巴拉沉浸在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之中。她为他们将举行的宴会准备了莱谱；她与他选择他们准备去访问的美丽又浪漫的地方；与他商量了房间的家俱，甚至问到了如把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合法过继过来，会有何种感觉。
　　他告诉她，晚宴上人员不超过八个人，这个数字进行谈话是最佳的；他们将去土耳其和马拉卡兹；他们的公寓将是当代电器和古董混为一体的建筑，如果她需要孩子们，狄克·罗斯不反对的话，他很愿意过继她的孩子。
　　巴巴拉感到她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她年轻，富有，自由，而且最主要的是她有一个她所爱的男人。
　　现在她倒很高兴以前结过婚，她将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过去她所做错的一切事情，将来都要从头做起。现在她有能力建立一个情感、性欲和理智都满意的婚姻，然而，使入不可思议、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的真正需要的全部满足都是他们之间的相互需求。
　　过去的六个月里，由于巴巴拉越来越迷恋纳特·鲍姆，从职业她也越来越迷恋于他。他给了她行动上的自主权，事实上她正在管理艾尔法·鲍姆的广告部。从卖方到用户，所有的发行份数，图片，每条广告，每件邮件都是由斯伯林出版公司的巴巴拉力、公室安排的，她对艾尔法的一切都办得井井有条，所以，纳特并不需要察看工作的进展，因为他非常相信她的判断力。
　　她取笑他的自由劳动，并告诉他，他应把她安放在艾尔法的财务处。如果可能，会使她更加接近纳特。她感到双方分享越多，他们的关系就愈密切，就愈加融洽，回想起以前婚姻的失败，她感到她和狄克职业生活的分离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每天晚上他们聚到一起时，不知道对方在一天之中作了些什么；以至于每晚他们都要相互印证一下他们的婚姻。现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她和丈夫将相互分享职业生活及个人的生活，其结果必定会增进他们目标、问题和兴趣的一致性。实际上，她和纳特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她是否应离开斯伯林公司到艾尔法全日工作。
　　巴巴拉是幸运者之一：她有第二个机会——而这是纳特·鲍姆给她的。
　　那天清晨两点，纳特刚刚离开，巴巴拉坐下来，用在蒂法尼文具店订制的信纸给他写了第一封情书，巴巴拉认为这是他们真正婚姻开始的象征。
　　她对写上艾尔法唱片公司的地址并注明“私人”信件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迷人的现实。”三个星期后，巴巴拉说。“我明天告诉他们。”这是三月的第二个星期五；过去的几个星期是一次蜜月。在她的生活之中，再也没有比爱纳特·鲍姆更加彻底真诚的了。他给她回信问，他一直要等到五十岁才遇到一生中的爱情是不是太不幸了，巴巴拉回答说，晚要比永远得不到爱好得多。然后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用幸福作成的茧中。
　　幸福是不完整的，巴巴拉关于她的婚事迟迟没有告诉孩子，现在她感到不能，也不应该再拖延下去了，而且她也急于想让克里斯蒂安和艾妮特见她们的新父亲。“星期日晚上给我打电话好吗？”他问纳特，坚持要求他再次确切地答复。
　　“你知道我会的，你不要再问了。”他说。
　　巴巴拉对于不能给他打电话感到的烦恼，已超出了她所能容忍的程度，他仍与妻子住在一起。纳特已找到了一位离婚津师，律师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先搬出来，这在离婚裁决中对他的权利是有利的，否则将为伊芙琳起诉他要遗弃她而铺平道路，那样在经济谈判和探望孩子方面他将失去特权。法律也真怪，人们本来不想在一起，而它却强迫他们在一起生活，巴巴拉认为这似乎太不人道了。
　　“你什么时候能搬出来？”
　　“等我们找到地方时，我不想让伊芙琳用乔伊来要挟我。”
　　“她不会那样做的，是吗？”纳特很喜欢他的女儿，而伊芙琳可能会不让他见乔伊，这对巴巴拉来说真是不可想象。
　　纳特耸耸肩，“我不知道。”他说，并摇摇头。他的脸上浮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巴巴拉紧紧地抱着他，直到痛苦的表情消失。
　　纳特告诉她，和伊芙琳一起生活的痛苦几乎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他变得神经过敏，并开始酗酒。有时巴巴拉在五点遇到他时，发现他已喝了许多酒，当她给他指出来时，他变得很急躁，并告诉她，他已开始喜欢喝酒，并打算将来继续喝下去。唠唠叨叨不是巴巴拉的天性，所以她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这只是暂时的问题，一旦纳特搬出来，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同时，他更需要理解，而不是争吵。
　　“星期日我给你打电话，”他说。“如果我能出来，我会来的，我爱你。”
　　“我也爱你。”巴巴拉说。她恼恨经常的分离，她无法等到她和纳特团聚在一起这一天的到来，她理解他的急躁，园为她自己也感觉到了。不断相会和分离就象理乱麻一样，那天晚上他刚离开她的公寓，她就开始期待着星期日的晚上，再见到他。这种生活方式是可怕的，而已巴拉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从没有人谈过爱情的痛苦。这也许是美国保持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吧：爱情也会令人伤心。
　　第二天，在普林，巴巴拉告诉克里斯蒂安和艾妮特关于他们的新爸爸的事，他们的反映表现出了他们性格的不同。
　　艾妮特现在快十四岁了，对大卫·凯西迪已厌烦；并在大街上用象征的手势，把她收集的一百三十张大卫·凯西迪的照片送给了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她已长大，并梦想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与奴列耶夫一起跳舞，并野心勃勃地想与戴维·佛罗斯特结婚，因为她喜欢他那奇特的口音。艾妮特现在所希望的是象珍·佛恩达一样。艾妮特说，珍·弗恩达是个理想的女人，思想解放而又有献身精神。她也想发表反对战争的演说，虽然这意味着她可能会被捕。
　　克里斯蒂安，快十三岁了，他的守旧就象他姐姐的现代开放一样。他喜欢运动，具有男子气概。巴巴拉想，也许是住在女人们的家里使他比一般人更强烈地坚持男人的特权。艾妮特骂他是大男子主义的走狗，而巴巴拉倾向于同意艾妮特的看法。他的一切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他对巴巴拉的决定大发雷霆。
　　“一个家庭中有一个男人就足够了，”他说。“此外，我已有爸爸，我不需要另外一个爸爸。”
　　他的愤怒使巴巴拉震惊，过了一会儿她觉得也许他仅仅是害怕竞争。
　　“你不认为有一个可以谈话的男人更好吗？他会站在你的一边。”她指出。
　　克里斯蒂安想了想。“他不能使用我的椅子。”他宣布。吃饭时，克里斯蒂安坐在桌子的横头，也就是伊万吉兰·杜登所声称的“爸爸的椅子”的位置，克里斯蒂安并不想把它放弃。
　　“他不会要你的椅子的。”巴巴拉说。“他愿意做你的朋友，你不喜欢新朋友吗？”
　　克里斯蒂安感觉到他使他的母亲处于守势，而且在本周未的余下时间里，他拒绝与她谈话。巴巴拉责骂着自己，这是她自己的错，巴巴拉承认克里斯蒂安已被他姥姥、被他自己的溺爱和他姐姐的轻浮给惯坏了，他的庄园领主的傲慢正是她自己的翻版。
　　艾妮特的反应是自相矛盾的，关于纳特，她首先问他是干么的，当巴巴拉告诉她后，她说：“商人，啊，我恨商人，他们所考虑的只是钱。”
　　“是什么使你这样认为？”巴巴拉想知道艾妮特从哪儿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有的商人都是资本家，资本家都是膨胀的猪。”艾妮特说。“安吉拉·戴维斯这样说的。”
　　巴巴拉什么也没说。她究竟怎样来对付一个十三岁的共产主义者呢？她立即决定对一些问题还是避开好些。
　　巴巴拉已对她的母亲谈了纳特。好的方面是他知识渊博，诚实，敏感，热情。不利的是他已结婚，现在正在离婚；他虽然是犹太人，但从不去犹太人教堂，当然不会相信犹太教的话，最后，最担心的是他几乎比她大二十岁。
　　“会有许多问题的，”伊万吉兰·杜登说。
　　“我知道，”巴巴拉说，“但是我们的相爱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你坚信……”她母亲说。她的母亲不是没有慈悲心怀，但巴巴拉希望她会更加热心些。她认为她太老了，不应期望母亲给予支持。毕竟她也是位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们，和他们将来的忧患，严重的忧患。
　　“不管怎么说，”巴巴拉说。“你会喜欢纳特的，我知道你会的。”
　　伊万吉兰·杜登点点头，她祝愿女儿幸福，并打算不作出决定。
　　星期日晚上巴巴拉离开时，艾妮特把她拉到一旁。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纳特？”
　　“不久，很快。”
　　“啊，我想要知道……”艾妮特开始犹豫他说，因为她要背叛珍·弗恩达。“我想知道的是我应穿什么衣服。”
　　巴巴拉本周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你想知道什么？我爱你，你长大了！”
　　“我也爱你，妈妈。”艾妮特说。然后她严肃起来”你是说珍·弗恩达也注重衣着吗？”
　　“我坚信是这样。”巴巴拉说。
　　虽然她和艾妮特的最后谈话使这个周未有些甜蜜感，而事实上很令人沮丧，在巴巴拉开车回曼哈顿的路上，她已屈服了。她母亲明了的观点使她困扰。克里斯蒂安对继父的敌对态度使她烦乱，在一个月内的异常幸福后，她第一次怀疑起她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巴巴拉感到痛苦难忍，使她突然产生冲动要把车开到北方佛蒙特，一个没有人能够找到她的地方。但是这种冲动只持续了一会；这是心理安全阀，回想着与纳特在一起所做的一切，她知道她是正确的。任何痛苦都是值得的，只要与纳特在一起，任何事情她都能应付。
　　当她在车库下了汽车回到公寓时，她的心境异常的好。刚刚七点，一会儿她就能接到纳特的电话，他和她能够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她打开收音机，调到摇滚乐以适合她那复苏的心情，并做了点虾沙拉。她把白酒放进冰箱，拿出一些乳酪，切了黄瓜丝，把水芥放在冰水里使其爽脆，她知道电话铃随时都会响的。
　　八点了，纳特还未来电话，到八点半时，巴巴拉开始考虑应打电话给他。若是伊芙琳接电话该怎么办呢？
　　巴巴拉早就记住了纳特的电话号码，虽然她一次电话都未给他打过。在与他第二次约会之后，她便在曼哈顿的电话簿上查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并认为这意味着他就住在八十一和第五大街，同她只隔几幢楼。她抓起电话，听到电话的嗡嗡声，刚要开始拨号。如果是伊芙琳接电话，就挂断，这是故技重演；如果是个男人接电话……
　　那就不是很有趣的了。
　　巴巴拉放回电话，正想着为什么纳特还不来电话。一定是有事情拖住了他，使他不能打电话。她决心不再猜测。她翻了翻星期日的《泰晤士报》周未板，浏览斯伯林出版公司的广告，看了看本公司的书；浏览一下市内园艺的书目；她想倒一杯白酒，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有些紧张而又分心，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回忆着以往的这种周未；她一直在想是什么把纳特拖住了。这是一种折磨，她什么也不能做。她无能为力了。
　　终于在九点半，电话铃响了。是纳特，他喝了许多酒，精神沮丧。
　　“我不能忍受了，”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象这样生活我受不了。”
　　他是在第三大街的一个酒馆里打的电话，他把巴巴拉的心撕碎了，她尽力想安慰他，但是他已超出了安慰的范围。
　　“我很痛苦，我不能忍受与你分离。我受不了。”他继续说。她可以听到酒馆里的吵闹声，谈话声，笑声，碰杯声，衬托着他那痛苦的声音。
　　“你需要我去接你吗？”巴巴拉对他很担心。担心他在这种失态的情况下会被偷或被打，担心他会卷入肮脏的殴斗之中，担心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她要保护他。
　　“你一定恨我，我醉了，我令人作呕。”巴巴拉告诉他不是这样，她不恨他。但她感到被遗弃了，他喝得大多了，她没法与他说明这一点，也没法得到他的安慰的话语，所以她不再想了。她想知道那个周未发生了什么事情，想知道他和他妻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不管是什么，一定是坏消息。伊芙琳。鲍姆说了什么——或作了什么呢？伊芙琳第一次开始存在了。一个真正的控制着她的生活和幸福的人；巴巴拉必须知道，所以她问了她所害怕问的问题。
　　“是伊芙琳出事了吗？事情很糟糕吗？”
　　“我恨自己，让我无法忍受。”纳特含糊不清他说，由于吵闹声很大，很难听清他的话。“我爱你，我崇拜你。”他说。
　　“我也爱你。”她说。这正是打电话的原因。巴巴拉从未见到过他醉到如此程度，她害怕他会在酒馆呆到闭店的时间——凌晨三点？四点？——喝得越来越醉。她想要个出租车接他回来，把他送到他家楼前。但她决定不这样做。她不要把他象小孩一样对待。她不想做他的守护人，她要做他的女主人，做他的妻子。
　　她把痛苦埋在他的痛苦里，她上床了，却不能人唾。克里斯蒂安，她母亲，甚至伊芙琳·鲍姆——巴巴拉不断想着。她明白睡不着只能使事情更糟。她终于在两点三十分起来了，从瓶里倒了一大杯苏格兰酒，把西柯纳尔镇静剂吞下。她知道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但是只这一次，并使她在六小时之内忘记一切。
　　明天她将把她周未的事告诉纳特，并了解一下他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事，那么伊芙琳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关于头天晚上夜里的事情她觉得镇静剂药力还未过去。巴巴拉口干、头庸。在她穿衣去工作时，喝了两杯矿泉水，一杯桔子汁，一瓶冰镇可乐。她脸色灰暗，因此她吹了风，多喷了些莱迪以使她装扮起来。她到办公室时，喝了一杯浓咖啡，吃了半片烤麦饼，浏览一下邮件，给上星期五留下的电话回话，向艺术董事口述了重新修改室内园艺一书的备忘录，现在她才感到自己仍是个人。她在要吃午饭时给纳特扫了电话，他们决走晚上去她那里一起吃晚饭，他们谁也不提头天晚上的事，他们决定面对面地谈一谈。这样会容易些，文明些。
　　纳特带来了从麦迪逊大街的帕里斯·伍德沃斯花店买的一篮郁金香花。
　　“我该说什么呢？如何向你道歉？”他问。看起来他好象怕她打他——或把他扔出去似的。他脆弱的表现，巴巴拉一下子感觉到了。
　　“你不要这样，记住：我爱你。”
　　他们决定不出去了，订了中国式饭菜。今晚他们要单独在一起，不受饭馆的吵闹，点菜，订饭，侍者的问话和其他就餐人谈话的干扰。巴巴拉把周未的情况告诉了纳特：她担心母亲的保留态度及克里斯蒂安公开的敌对态度。
　　“我原想他们不会如此……持反对意见。”她说。“我认为不会如此困难。”
　　“会有办法的。”纳特说。
　　“你这样想吗？”巴巴拉认为自己是能自由、独立做决定的，但有时也需要帮助。感谢上帝：纳特总是在提供帮助。
　　“我明白。”他说。“这只是时间问题，每个人都会习惯于继父和继子的字眼的。”
　　这样做似乎是有道理的，当然事情会解决的，生活之中事情总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很敬重你；你总是解决一切事情，不是吗？”巴巴拉问。“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无论何时作错了事，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问问纳特。纳特是解决问题的人。”
　　他的笑容和话语中表现出一种讽刺。“我倒想作一个这样的人。”
　　“你是的，”巴巴拉说。“对我，你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吃着蒸包，中国蔬菜大虾和四川式牛肉。他们谁也没有喝酒，只从巴巴拉的冰箱里喝了可乐。
　　“今天上午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巴巴拉不知道如何把谈话引向昨晚的事情，引向纳特喝醉酒的愤怒、对他的失约的怨恨、和她所尝到的被遗弃感的话题上来。她实际比自己能意识到的还要愤怒得多，所以她开始以责备自己及轻松而又不伤害别人的语气开始讲话。”我睡不着觉，所以，我真愚蠢，喝了点西柯纳尔镇静剂和一些苏格酒。”
　　“对此有个名字叫作——”纳特说，“自杀。”
　　“我只服了一片西柯纳尔。”巴巴拉说。她不想告诉他用了几乎六盎司的苏格兰酒才喝下它。
　　“向我保证一件事：你以后再也不要混着酒吃药了。”
　　“我保证，”她说，她非常温顺他说，她更喜欢他那严肃的声调。这也是以她的愤怒来惩罚他的一种方式，用不着承认它。这是令人满意的。
　　“喝点酒睡觉，”他说，“或者吃一片西柯纳尔。但是不要同时用两种，否则你会死的。真的，你知道人们都是这佯做的。”
　　“我知道。”他的关心感动了她，把她包在温暖的保护层。“我发誓我睡不着才那样做的，我实在睡不着。”她说。然后，又犹豫他说：“我为你担心。”
　　“我是头蠢驴，是个白痴。我模糊记得给你打过电话，是吧？记不起来了，真感到羞耻，”
　　巴巴拉很吃惊，她没有意识到他真正醉到了何种程度。
　　“是的，我们谈了话，你是说你什么也记不得了吗？”
　　“我是否说了……什么？”
　　她的神经本能地发出了信号，但她不理睬他。
　　“说了什么事？”她小心地问，把糕点屑倒掉。
　　“噢，”他说。“任何事。·你知道，都是愚蠢的。”
　　“当然没有。”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怎么能说那些愚蠢的话呢？你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不蠢的人。”
　　纳特耸耸肩。“我猜我是个偏执狂。”
　　“难道别人不是吗？”巴巴拉笑了，她的神经放松下来。警报解除了。他们又是情人了，什么也未改变。干扰已被排除，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你喝得那么多，让我很不安，”巴巴拉说，“我觉得被遗弃了，再也得不到你了。”
　　“喝得那样我也讨厌，”纳特说。“虽然你得承认我并不经常喝得那样。”
　　“是的，昨晚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他说，“讲一讲头脑还记得的东西吧……”他把手放在头上。“今天早上我仍头痛，看不清楚，好象……真怕。”
　　“是啊，至少我们是一起在遭罪。”
　　“也许我们应停止责备我们自己了。”
　　“你说的完全正确。”
　　现在她再次感到他可爱。因为她和纳特之间的一切如同以前一样温暖，娇柔，相爱，甚至更多。一同穿过地狱的人会更加亲密，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天晚上，他们的作爱极为成功，用他们的身体写成了细腻柔情的诗篇。
　　伊芙琳·鲍姆的名字再也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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