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特告诉杰克·桑德斯说军队检阅表演时，他在后台作钢丝录音。过了一会儿桑德斯说：“你现在所需要的是孩子和一录音室。”
　　桑德斯又要了第三瓶马提尼酒。他跟纳特相识有九个月了，从那时起，杰克已经赚了二十个英镑和一个妻子。他向纳特透露了他在占巴跟“第二号”离婚的的事。还告诉纳特说，他刚刚在梅尔堡外与跟他同居的小妞结婚了。在办理结婚一事期间，那姑娘可让他吃尽了苦头。因此杰克说，他觉得自己真是倒霉透了。他不得不付给前妻赡养费，这无异于谋杀。然而下付出代价怎么会有现在。他告诉纳特说，他手头卜还河一些热门股票，是他父亲留卜的。他父亲在世时在圣路易斯当证券绎纪人。除了在维克特罗拉挣的钱外，还有不少外快。象从预购代理人手中赚的小额回扣，从那些忍饥挨饿的音乐家手里得到的“咨询费”。这些人都是急于寻找勉强活命的活计：给歌界巨星们灌制单人唱片时作伴唱。杰克说，要是真的想找第三个妻子，总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一想起自己要的第三个妻子，杰克便欣欣然。
　　杰克的祖先是英国新教徒，是圣路易斯卜层社会中的贵族，个个都有一种金钱难买的口音和仪容。可杰克绝不是那种古板的人。他抛掉自己的高贵姓氏，就象富兰克·雷恩，袄恩·门罗和安德鲁姐妹一样。他曾带纳特到“21”号来吃午饭。杰克·克罗勒跟他打招呼好象他是这家餐馆的主人一般。
　　纳特想，杰克·桑德斯才是真正的主人。
　　“我青你大有宏图可展啊，纳特。”杰克一面说着，一面呷着昂贵的酒，好象被纳特的主意打动了一般。
　　“我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纳特说着，一口喝下第三怀马提尼酒，这时他才注意到杰克根本就没动“21”的汉堡包，真叫人纳闷。
　　杰克从上衣兜里掏出个三寸宽五寸长的猪皮本了，翻开一页，用金黄色的铅笔潦草地写下一名字和一电话号码，然后撕下来递给纳特。那名字是艾迪·史密特。
　　“艾迪会给你制出一个主盘（原本唱片）。”
　　所谓主盘就是可以复制出成百张唱片的原版唱片磁盘。一旦有了主盘，就可以做买卖了，当然还必须有人们喜欢的东西。多亏那次军事检阅，纳特才有这么棒的唱片：步兵帕克，迷人吉尔斯帕，J·C·金伯森。
　　“艾迪长了一个电脑袋。这家伙的脑袋简直就是一副电路图。只要给他五十美元，他会觉得自己象上了月球一般。”
　　杰克在合同上签了字，并解释说维克特罗拉愿意为午饭掏钱。杰克的工作部分是扩大音乐与唱片成交合同的范围。既然纳特也参于这笔生意，那无疑他又扩大了合法生意了。
　　“我总是相信在每张合同上都应该塞上几个合法的名字。”当他们跨出酒吧，踏着七月那雾气蒙蒙笼罩着的五十号大街时，杰克说道，“让信息唱片处的那帮家伙入不敷出吧。”
　　杰克开心地笑了一回，然后向西信步走回离蒂麦斯广场不远的维克特罗拉的办公室。纳特走进第五第六大街之间的第五十二号街上的一家药店，给艾迪打了个电话。
　　艾迪·史密特十九岁，德国血统。他跟父母住的昆西街是德国人聚集的地方。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了一份他十分痛恨的工作：处理听众来信。他的抱负本是负责音响效果。他曾想过先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打通控制整个播音的道路。二次大战期间，他上高中。由于父母的德国口音，他蒙受了许多咒骂和侮辱；因此艾迪便产生了居于高高的统治地位的强烈欲望。他时常想象自己头戴送受话器，隔着厚厚的玻璃窗，神气地被大堆的无线电，麦克和电子管所包围，指挥着演员与播音员们。若是没有他艾迪的命令，谁也别想动一动。然而现在他却推着那种家庭主妇买东西时推的小车，分信、送信，每天还要他娘的忍受着三十五块钱一周的折磨。
　　纳特·鲍姆说：“我有几盘钢丝唱片录音。杰克说你能替我作几个主盘。”
　　艾迪说没问题，这事他全包了。不过他这么上心，他不知道纳特准备出多少钱。
　　“杰克说出五十块你才肯干。”
　　“加上花费。”
　　“加上花费。”纳特答应道。
　　他们又定好，艾迪可以租一间他比较熟悉的汽车修理间。那天晚上他们就花了十多块线，纳特说当然他去付这十块钱。纳特一想，这个车库可能就是艾迪自己的，这样他还可以外赚几块租金钱。要是他是艾迪的话，他也会这么干的，因此他没打折扣就答应了。
　　那大傍晚五点钟，纳特开车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前，麦迪逊485号去找艾迪。他们穿过女五一中街隧道，一路开出曼哈顿。按照艾迪的示意，他开过昆西街那些陌生的街道，直到艾迪说：“停！到了。”他们才停下。
　　这间所谓的车库原来是一问小偏厦，紧挨着一幢又黄又脏、需要彻底粉刷的房子。几株随意乱长的树聚在一起渴求着生存，一片阴郁暗淡的沙果草漫过车道向小偏厦延伸而来。艾迪推了一下木门栓，他们进到屋子里。艾迪随手弹了一下一个开关，于是挂在橡皮绝缘的大号电线上的三盏光秃秃的灯亮了，照在那伤痕累累的工作台上。精密的录音设备纤尘不染，与周围的污秽肮脏成鲜明对比。车库里并没有轿车，艾迪告诉纳特说那张工作台就处在音响效果的中心。
　　这个设备看起来价格昂贵，纳特虽然一句话未说，但他心里已经意识到不光是他自己这样的想法。显然艾迪自己也可以从事这一副业，他可以私制一些非法唱片的主盘。
　　纳特把磁盘递给艾迪，艾迪把他们装在灰色钢丝盘上的链轮齿上，这台设备技术上要比纳特原先制作主盘的手提式设备先进得多。艾迪把磁带倒回到机器上的磁带上。机器上的磁带挂在一个艾迪称作平衡机的机器上。艾迪打开录音设备，仔细地听了起来。随即他调整了平衡器上一连串的转盘，使声音减慢，以便能以最大的精确度把它转录下来。
　　“杂音太多。”艾迪说，这是他对纳特唱片内容的唯一评价。
　　纳特原先害怕艾迪问他是在什么地方怎么搞到这些录音的。可他根本没问。因此他也没必要自找麻烦，去告诉艾迪说这些东西是他自己在梅尔堡现场录制的。那些“杂音”是在场观众的掌声，叫喊声和口哨声。这就不关他艾迪什么事了。
　　“录音时要使高低音有一个最佳的平衡度。”艾迪一面在平衡器上微微地调动着高低频，一向解释着。调了一会儿，他终于对音质感到满意了。纳特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明白了；艾迪关心的是如何摆弄录音，而不是录音的内容。哪怕录音是从“辛辛监狱”的死牢里录来的，他也不在乎。艾迪是个技工。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音响效果而不是道德水准。
　　艾迪现在对交响音质很满意，于是他拿起一盘空白醋酸纤维板，放在唱片制作床上的工作台上。纤维板是他让纳特在西47号街的一家磁盘供应店买的。他开动车床，把刀头放到纤维板边缘，然后开动纲丝录音机。他离开工作台向后退了几步，坐在一把破旧的条板椅子上听了起来。
　　“声音效果越精确越好，”艾迪说，“否则容易失真，那就什么也听不出来了。”
　　第一个主盘制好了，艾迪从转动台下取下刻满音纹的磁盘。象唱片出售商店卖的一模一佯，就差标明歌曲名和演唱者的名字的彩色标签了。艾迪把纳特递给他的每张纤维板都如法制作，平滑光亮的醋酸纤维饭变成了满是音纹的78号唱片。他们一直干到凌晨一点。现在纳特已是拥有世界一流爵士音乐家们实况演出的唱片主盘的人了。
　　纳特算厂一下开支：艾迪丘十元，车库租金十元，唱片和防护纸几元。共计六十几块的本钱，纳特就搞起买卖来了。
　　眼下要作的就是寻找买主。他心里明白这事很容易。麻烦的是后勤工作。
　　他把艾迪送到一家沙龙，然后驱车回到了大耐克街的家。
　　伊芙琳，跟先前一样，一直没睡，在等着纳特。他们一起听起了那些唱片。
　　开始，录音里夹的吵闹声——欢乐声与掌声——很刺耳。他们部听惯了那种在录音室里录制的清晰的唱片。等他们习惯了这种喧闹的唱片之后，他们立刻感觉到了它所特有的激动人心的新鲜感以及专业录制唱片所缺乏的直接性。
　　“忒棒了，”听完后伊芙琳说。纳特以前教过她一些俚语，她也特别喜欢说，可有时她又害怕说错了。
　　“这肯定是热门货，”纳特说，“奔儿新。是直冲着观众录制的实况。保证小青年们会疯抢。”
　　“没错！”伊芙琳也无法猜透究竟纳特鼓着多大的劲，有多高的热情。“你可能会成为百万富翁。”她说。
　　“我就是为这个才挣命的。”
　　他们关掉灯，躺到那张舒适的大床上搂在一起。这时伊芙琳说：“这事怎么办？你不是要花好多钱才能开始吗？”伊芙琳在家时，父亲和她兄弟谈买卖谈生意，她经历得较多了；所以她也知道一点什么资本呀，企业管理费呀，开工费等那些个劳什子。
　　“放心吧，钱的事我会办的。”纳特安慰说。
　　那大晚上纳特心里得意洋洋的，情绪也异常激动，这使他们的性生活也增添了亢奋的色彩，快睡觉时，伊芙琳又开始琢磨他们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那大浪漫了：新买卖开张，新娃娃降世，同一天夜晚。
　　纳特对时间的选择简直是天才。
　　青少年们，如同战后公园，如同契约集团和人造奶油，是我争期间留下的产物。战前，十三岁到十八岁的孩子几乎看不到什么文化刊物。没有什么刊物是为他们编辑出版的，没有音乐是为他们谱写的。然而所有的成年人都不见了，男人们当了美国兵开赴海外；女人们，象铆工萝西，把美好的青春都消磨在工厂里了。除去那些无所事事的老人们——他们当然不会去白白花钱，满街上就剩厂那些尚不到应证年龄的十来岁的青少年了。
　　私营企业家们简直有非凡的才能，他们发现这些年轻人形成好多互不相干但又有高度凝聚力的群体。这些青年人都具有不同凡响的旨趣、礼节、欣赏力——还揣着大笔大笔的钱。摆一个极简单的算式就可以得出一个诱人的结论：上百万的青少年，每一家都要给自己的孩子一些零花钱，加在一起可达上百万美元，纯粹是一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收入。一旦作出上面的结论，那么随之不用动脑就可得出下面的结论：当大人们集中全副精力去赢得那场可怕的战争时，那些男孩子们却在集中全力去对付同龄的女孩子们。
　　对于那些年龄相仿的男女青少年们来说，没有比舞厅更吸引他们的地方了。那些上了高中的学生们个个穿着小短袜和小白鞋，工装裤和肥大的毛衣外套，每到午饭时分便跑到校礼堂跳起舞来了。放学后又都跑到当地的甜食铺里去了；星期六晚上他们聚到专为不满二十的孩子们办的小卖部里。这批美国孩子们跳着琳达舞和吉特巴舞，兔子般蹦蹦跳跳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摇摇晃晃大摇大摆地活象美国兵；他们为一个来自后波肯名叫富兰克·西纳特拉的那个瘦骨鳞峋的少年，而神魂颠倒，他们把追求各种爵士乐：节奏疯狂的，一般流行的，新奥尔良派的等等作为生存的目的。
　　自动唱机每年要吞掉五十亿枚五分钱的硬币，而且还在不停地吞噬着。唱片节目播音员们急需录音，竟连弗莫罗姆314号的琳达·苏也要把《麦乐兹的偏爱》献给痞子们；把《悠悠小舟去中国》卖给格雷这样的人。每个周六晚上九点钟，幸运钟声电台的“流行乐曲展播”节目都需要新的流行曲。等到烟消云散，一切恢复平静，再把所有的唱片数目加在一起，结果是令人吃惊的：仅1946年，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维克多和达卡两家分公司分别出售了一亿七千八百万张唱片。
　　卖唱片是赶时髦赚大钱的买卖。纳特就等着大把大把地点钱了。
　　七月底八月初，天气热又潮。《每日新闻》头版头页登着有人在人行道上煎鸡蛋的的照片，哈莱姆的小黑孩把消防笼头打开，《康妮岛》每周都报道着那些个旷世新闻，而且是周周不少。倒霉的天气使大家都变得懒洋洋的；那时空调设备尚未出世，人们都喜欢凑到荫凉地，手里捧着柠檬汁对着电风扇。而纳特·鲍姆压根就没注意到什么气温高还是雨水多的事。
　　每天清晨，早早的，纳特就吻着妻子，带着他的那些原版唱片，钻进他们那辆红色哈德森牌小轿车。他把工商行分类簿当作向导，走访了曼哈顿，布朗克斯，昆西，布鲁克林，拿梭和沙弗克，维斯彻斯特和北新泽西州等每一家唱片零售商店。每天十四个钟头，天天不拉，除了星期六商店不开才罢。纳特把他的原版唱片放给店主们听，然后带回他们的定购单。
　　到八月中旬，纳特的约定数额几乎已经达到八万张。他挑了个星期天，带着那叠定货单到东奥兰治给他岳父看一看。他的岳父西蒙·艾德华兹对爵士乐一窍不通。他痛恨那些少男少女们和他们疯狂地赶时髦，那简直是傻瓜，不过对于一笔好生意，他是不会放过的。纳特连问都没有问，半个字未吐，西蒙就掏出自己的支票。那天晚上纳特离开丈人家时，手里已经掐着二千五百美元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纳特带着支票来到长岛印刷厂，当即印了一万张唱片。五一劳动节的周未后的那个星期三，唱片印刷完毕。纳特从印刷厂拉回唱片，把他们的客厅作了仓库。他卖掉了那辆供玩乐用的哈德森牌轿车，换回了一辆实用的运货车，然后用它把唱片运往各家商店。
　　到了十一月初，纳特已经拥有一家公司了——赫普·凯特唱片公司——一间办公室，两问布瑞尔楼上的房间，可以鸟瞰大楼拐角处的通风井。等到月底他已能开始偿还岳父的钱了。
　　迷人的大歌星加上阅兵式上那充满爱国激情的雄壮歌声引得人们争相定购，纳特对这飞来的定货单真有些招架不住了。
　　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不时地去零售商店转转，记下哪些唱片是畅销品，那些是蹩脚货。他在柜台上摆上精心设计的样品，落实畅销品的重新订购等。他与工厂方面为更快使商品流通，毫不客气地谢绝那些想为赫普·凯特公司录音的虽有抱负但无天赋的音乐家们。他支付钱，整理发票，订购唱片标签和唱片套，他讨价还价，耍把戏似地调度着收入与支出，让钱总是能派上用场，再赚回更多的钱。
　　对于纳特，一天十八小时真是转瞬即逝。可是对伊芙琳，这些时间却不得不一分一秒地熬着。
　　住在大耐克街的那幢美丽的错层建筑物里，她觉得孤寂无聊，终于请求纳特她是否可以帮他在办公室里作点什么。纳特非常高兴。
　　每天他们俩一块驱车进城，他教她如何经营管理办公室，如何作笔记；教她哪些帐目应当立即支付，哪些可以稍候；开始，她打字技术简直就跟鸟啄食似的，可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准确。起初，这工作既十分诱入又富有挑战性，纳特，无论何时，只要是在办公室里，他就总是一成不变地手举着电话，一面喋喋不休，狂吼乱叫，一面哄蒙拐骗，威胁利诱，要不就好言抚慰，讨价还价。而他若不打电话时，他肯定下在办公室里。他走访唱片商店，竭力结交店主、顾客和店员，与之共进午餐，下班后他的车里总是挤满了人。若是他不跟店主在一起，他便在布瑞尔大楼里的熟食店中吃午饭，甚至这时还要了解发行公司中的人，他们手中有大量的标签，还要了解批发商、批发销售商、全才代理商和录音间歇时闲逛的音乐家们。
　　生意是男人的世界，它融化了纳特，排除了伊芙琳。没过多久她就明白了，她还是喜欢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吃她的三明治，而下愿意觉得象是土耳其蒸汽浴池里的唐突者。
　　每天到城里去的新鲜劲过去之后，伊芙琳发现办公室与家中空荡荡的房子一样的无聊。纳特总是那么忙——忙得没空跟她说说话；忙得没时间带她去吃午饭。这个家就他们俩，再没别人了。
　　办公室是令人作呕，令人沮丧，被原主人抛弃了的桌椅早已变得破旧难看。而办公室所处的位置又大靠西边，所以伊芙琳想在午饭期间到五号大街去买点东西都挺费劲。
　　对于工作，一旦常握了就再也不那么富有挑战性、那么令人满意了，只不过是无休止的机械动作和重复。先前是在家里一个点一个点地挨时间等待纳特的归来，现在则是在机关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磨蹭等候纳特开车到办公室来接她回家。
　　伊芙琳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抱怨。不管怎么说，纳特如此地卖力干，还不都是为了她——为了他们，真的：为了他们的未来。她觉得很内疚，怎么能因为他一心想着工作怠慢了自己就抱怨生气呢？如果自己真的是个好妻于，那就该为他的
　　伊芙琳红了脸。
　　“你的乳头更敏感了。每次我一碰，他们就变得更硬起来了。你的乳房也大多了；它们在你的乳罩里鼓起来。而且你比先前湿得快多了。”
　　“纳特！”
　　伊芙琳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对这种下流话太不习惯了。他们在卧室里的谈话总是那种亲呢的孩子般的悄悄话。从来没有这样毫不掩饰，没有这么直截了当过。纳特这样煞有介事一字不漏的描述，使伊芙琳又激动了，乳头也鼓起来了。尽管他们没有作爱，可她感到下面却开始潮湿了。
　　那天晚上他们根本就没吃什么东西。而他们性生活又有了一种新的温柔和性感。这是从来未有过的。怀孕，不仅使伊芙琳梦寐以求的梦想成为现实，而且也使她对性高潮有了焕然一新的感受。平生第一次，伊芙琳觉得自己更象一个女人了。
　　那以后，纳特建议伊芙琳不要再去办公室了。他可以出钱去雇一个秘书。他要让她放松放松，体味体味怀孕的快乐。现在，伊芙琳快要作妈妈了，当然还是妻子，纳特便想做出一家之主的样子。他对自己的童年刻骨铭心；很早就失去了母爱，没有了父子间的情谊，他不能让自己的家庭也出现那种父亲抛开传统的角色、离家出走的悲剧。他吸取了父母的教训，这使他感到宽慰。从自己的心理发展过程看，他知道这是他成熟的标志。
　　现在伊芙琳怀孕了，她非常愿意呆在大耐克街的家里面。再也没有了孤独与寂寞之感。她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也许是她盼子心切的缘故，她听着阿瑟·戈德弗雷德的歌，成串成串地列着名字，有男孩的，有女孩的。圣诞节购物，然后是期待。伊芙琳与自己，与丈夫，与她的最终目的一直保持着不变的序程。
　　感恩节过去了，接着圣诞节降临。纳特和伊芙琳无法想象明年这时休产假时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过感恩节时，他们的孩子就五个月了，到了圣诞节就六个月了。每到夜间，他们的孩子是绝对不会哭闹或是象别的婴儿那样哼哼叽叽的。他们的孩了会象杂志上的孩子那样惹人疼爱；可爱的酒窝，甜甜的笑容。这些都是老生常淡，小俩口也明白，不过他们却一直在编织那美妙的梦。
　　他们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将会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丰富的色彩，会使他们更亲密，赐给他们和他们的爱以永恒。
　　过完圣诞节的那天下午，他们离开了伊芙琳的父母家驱车回家。这时她问纳特：“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呀？”
　　“无所谓。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会不同于第一个的，所以我说这是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是吗？”
　　伊芙琳点点头。“只是，”她说，“我希望第一个是个男孩。”
　　“若是儿子我们会爱他；若是女儿我们也会爱她的。”纳特说着，一只手拍拍伊芙琳尚未凸起的腹部。
　　“你想没想过我们会生一对孪生子？”伊芙琳突然闪出这个念头。
　　“噢，我的上帝！”纳特大笑起来，仿佛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过新年除夕的头一天晚上降了一场大雪，夜半时分伊芙琳冻醒了。她记不得是不是自己忘了关窗户了，便点上夜灯。当她掀开被子要下床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睡衣全湿了，上面一大片血，粘在大腿上。床上也早已湿透了。伊芙琳伸手碰了纳特的手一下。
　　她只说了一声”纳特”。
　　纳特爬起来去请卡尔曼医生时，伊芙琳一直在发抖，强迫着自己不去想会出什么事，卡尔曼大夫就问了一个问题，有关血的颜色。
　　“非常红。”纳特答道。
　　卡尔曼大夫告诉他去叫辆救护车，说他在纳索医院的急诊室入口处等他们。伊芙琳被放在一个担架上，上面盖着保护垫，血仍旧不住地流着，她几乎意识不到在那个漆黑的雪夜，飞快的救护车所发出的尖叫声。
　　卡尔曼医生在等候着，两名护理员把担架抬到检查台旁边。
　　“能保住我们的孩子吗？”
　　当人们把伊芙琳放到检查台上时，她间道。
　　头上面耀眼的灯光刺得伊芙琳什么也看不清；即使卡尔曼大夫回答她的话，她也没听见。她的腿直挺挺地伸开着，脚踝被套进了脚镫里，她纳闷为什么一点都没感到疼痛。看到雪白的磁砖地上那一大滩血，她觉得很尴尬。把这纤尘不染的地板上弄得一团糟，可是没等她来得及道歉，她便不省人事了。
　　当伊芙琳再次醒来那，已是1948年的第一天的凌晨两点钟了，用不着说，她知道孩子已经失去了。没有言语，没有询问，没有解释。她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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