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你邪恶罪恶的看法吧。承认头上的天空是固体的天空，承认那些有关月亮和星星的说法是荒谬的。接受盲人的科学和哲学吧，我们不会因此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些是我在读了H.G.威尔斯1的《盲人国》之后所获得的强烈感想。该书是对固执和偏见的一种讽刺。在这部书里，盲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努涅兹说话的。努涅兹是一位视力健全的旅游者，他在“厄瓜多尔安第斯荒原”的悬崖上一下子跌入了盲人的国度。这个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人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他们世世代代地生活着，忘记了很多事，同时也凭想象发明了很多事。”他们住在整齐但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他们沿着导槽在街上行走。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工作，在温暖的白天睡觉，因为光线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来到这个世外桃园，他想起了那句“盲人国里，独眼为王”的古训，因此他想做盲人国的国王。然而，他在这个不懂光明的世界里所做的种种艰苦努力均付之东流，甚至不得不殴打一名盲人。他的暴力手段使他陷入了饥饿的境地，最后沦为了一名可怜的奴仆。
　　他爱上了一名美丽的少女，但当权者却认为他们的婚姻无法接受。盲人科学家认为，他所描述的世界是明眼人的世界，是视力造成的幻觉。如果他接受手术除去视力，就有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正常人。那名少女也乞求他接受手术。由于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因此他决定做出牺牲。在动手术的前一天，他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看到了清晨，清晨就像一名穿着金色外衣的天使一样从台阶上徐徐走来。在灿烂的光明面前，他和他的爱情以及峡谷盲人世界里的一切顿时失去了光彩。”他看了看绿树青山，转过身，慢慢地爬出了峡谷，永远离开了那个他“曾经相当国王”的所在。
　　在此，我借用威尔斯对固执偏见的讽刺说明盲人与明眼人世界之间的种种误会。我和努涅兹一样走出了峡谷，走出了那个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是国王的所在。在那个峡谷里，我以半途失明作为资本获得了很多优势。如今，我再次试图成为王中王，或者成为一名预言家，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身体缺陷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威尔斯的话为我的这种感觉提供了依据。“束缚”一词是墨菲喜欢的说法。胡尔采用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比喻：残疾好比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它吸走了人们的记忆、兴趣以及他们对时间、地点的感知，对此他们需要重新适应。我也逐渐懂得，重见光明也和失去视力时一样，需要再一次适应环境。失而复明好比死而复生，我要把以前生活中失去的一切全部弥补回来。
　　在解释重新适应环境方面没有比塑造和重新塑造人的面容更能说明问题了。回顾过去，我发现人们的面容和我的日记标题一样千篇一律。过去，我在脑海里为周围的人一一塑造了形象，熟人的面容通过声音在我的脑海里维持，陌生者的脸也通过声音加以创造。只有几个亲密的人，我可以用手抚摸。尽管有时别人请我摸他们的脸，但我一直感到很尴尬。我和瓦格纳一样：“生怕碰掉了对方脸上的假睫毛或把手指捅到人家的鼻子上。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做。”因此，我所认识的脸只是声音而已。
　　在正常人的世界，触觉和听觉的感官等级是不同的。失明后，这两种感官对我来说无疑变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明眼人只有在黑暗中摸索时才能感觉出它们的重要。例如，声音对于我来说是感觉别人的头的形状、肤色和年龄的手段。我记得，聚精会神地听自己讲话(尽管我不十分喜欢这样做)甚至能够让我知道自己脸上发生的变化。
　　视力恢复后，声音突然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我意识到声音能够引起很多误导。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包括很多信息，如皮肤和头发的颜色、身材比例、动作和手势等。它们的出现使我脑海里根据声音形成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模糊的景象立刻被鲜明的色彩所取代。各种感官的级别发生了改变，因为我知道过去所谓的正统方式并非唯一的，并且也不是至高无尚的。
　　和努涅兹一样，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盲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盲人作用于社会，社会也同样作用于盲人。分析社会的各种不同做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仅以一件事为例：与其他残疾人相比，盲人受到社会不同寻常的关心和注意。为什么盲人和弱视者在罗热1编纂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中用了两栏多的篇幅进行同义词辨异，而对于失聪者却仅仅用了半栏的篇幅？为什么对视力的解释要比对听力的解释多一倍以上？为什么多年来盲人是残疾人中唯一能够享受免交所得税待遇的群体呢？因为盲人是残疾人中的“宠儿”。
　　当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公正性。眼睛无疑是感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眼睛能够辨别方向、判断远近；眼睛的动作最灵活；眼睛可以任意旋转；只要一合眼皮就可以闭上眼睛；眯缝起眼睛可以改变视觉效果使物体模糊；眼睛具有最聪明的保护机制，能够流泪和迅速眨动。失去眼睛好比丢失了一台出类拔萃的仪器。
　　很明显，以下这些话说出了人们对于失明所抱的恐惧：“除非上帝安排，否则决不失去双眼”、“宁死不当盲人”。这种精神用肯尼斯·杰尼根的话说就是世人对于“灾难的看法”，不幸的是，这种灾难观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感伤。且看我们从一部娇揉造作的作品中摘录的一段文字吧：
　　盲人的命运真是太悲惨了，他们的处境那么可怜，所有善良的人都想迫不及待地帮助他们。即使是心肠最硬的人，看到盲人摸索着走过来的时候也会站在一旁为他们让路。
　　我认识的一些熟人在我看得见的时候对我不屑一顾，而我失明后，他们却不遗余力地向我提供帮助。安德列·迪比说，人们对受伤者似乎存在着一种共性，他们能把盲人做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变成鼓励。饭后洗餐具是一件既容易又简单的工作，但我却为此赢得了不少赞扬，好像我有多么了不起似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愉快地对我说，我刷茶壶的时候比她睁着眼睛看着刷还干净，并且我那“万能的”手指居然能发现壶底沉积的水碱。请相信我，这是真话，我对他们没有任何不满，他们心地善良，几乎每个人都使我高兴。他们不过是运用了伊利诺伊州西斯普林斯一位盲人公理会牧师的夸张手法而已。这位牧师说：“鲍勃·肯珀好似一头跳芭蕾舞的大象：这种芭蕾可能不太好看，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能够跳得出来。”
　　不过，偶尔我也会对某些行为产生反感。盲人广播剧作家赫克托·舍维尼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的朋友直言不讳地说，他不会到医院探望舍维尼，“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会去参加葬礼。因为(他)无法忍受葬礼。”耶茨说，这种人喜欢“用自己健康的体魄”与残疾人相比。我怀疑，在奥罗斯科2绘制的那幅名为《普罗米修斯》的壁画中，他一定是逃跑的人，决不会向烈火伸出双手。
　　社会上的另外一些人不仅对失明怀有恐惧和伤感，并且还讨厌盲人。我听说碰一下瘸子会交好运，但从未听说摸一下瞎子会发财的。苏珊·桑塔格认为，我们向癌症病人隐瞒病情，“不仅是因为得了癌症便等于宣判了死刑(或者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看法)，而且由于它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从癌症一词的原始意义上看，它具有倒霉、难受和令人作呕等含义。”对于盲人，也存在类似的态度。
　　也许，更确切的说这是一种怨恨的情绪。它向两个方向发展，盲人和明眼人都会产生。明眼人在下意识中可能觉得盲人有一种威力，一种使他人感到内疚、无能和尴尬的威力，一种引人注意的威力。盲人的力量可能遭到别人妒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推崇吕塞朗的聪明才智，然而重要的是，他为反对法国抵抗运动做出了切实而重要的贡献。
　　嫉妒盲人的这种威力可以理解但却令人不快。明眼人通常以不愿看到盲人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关心。他们问别人：“他吃糖吗？”“他喜欢把杯子放在哪儿？”等等。从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对盲人的不满。盲童挨打和遭受欺辱的事情屡见不鲜，克伦茨、拉塞尔和我的朋友朱迪思都有过类似遭遇，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实。舍维尼说，偏见从根本上看是不公正现象造成的，黑人和犹太人遭受的不幸，盲人也颇有领略。
　　在我们所生活的文化里，人们崇尚年轻完美的体魄，根本目的是保持身体灵活。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我虽然重新见到了光明，但身体上却更加不堪一击。尽管我们都懂得以弱小衬托强大是不道德的，但从反面看这个问题也同样令人不快。身体的残疾使人们痛苦地发现了人类的脆弱以及人的思维所面临的各种潜在威胁。对此，墨菲曾针对视力健全的人做过如下阐述：
　　残疾人永远是一种看得见的形象，随时让健康人懂得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不平等和痛苦现象存在。他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乐园里，同样不堪一击。因为，残疾人体现了他们担心害怕的事。
　　也许，弗洛伊德把失明与遭受阉割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惧怕某种可能”的象征。崇拜完美体魄确实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它与其他恐惧和担心交织在一起，隐藏在对盲人的关怀之后。
　　我知道，盲人自己也会产生这种怨恨。我理解胡尔在别人故意炫耀自己视力优势时感到的愤怒。例如，有一次一位讲师故意大声对他说：“约翰，你可能想知道这是什么颜色，它是黄色的。”听到这句话，胡尔产生了一种受到排斥、与世隔绝和低人一等的感觉。看到社会对于盲人的态度和所抱各种偏见，舍维尼进一步寻找有力的措施呼吁盲人进行反击，他说：
　　解救盲人要避免一种恶性循环，即世界对盲人有一种成见：盲人的无助是造成无助的原因，盲人因此表现出的无助又使世界的这种成见得到确认。
　　这种循环是一种全面的循环。明眼人对盲人的怜悯(我看得见，你却看不见，真是太不幸了)恰好说明了他们的恐惧，他们担心盲人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看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更为有效、也许更加高超。这种心理和白人对待黑人的心理十分相似。他们尽管不愿成为黑人，但对黑人的性活力却充满想象，对此他们嫉妒、害怕并且恼火。
　　高人一筹使人感到愤愤然，除了种族偏见外，盲人也认为高人一筹。我的朋友比尔·布兰登推荐我阅读奥维德1写的有关提瑞西阿斯的故事。读完之后，我对盲人高人一筹的说法感触颇深。故事讲述了提瑞西阿斯在森林里行走并遭遇毒蛇的传说。这位年轻的底比斯人走路时被一对正在努力交配的毒蛇绊倒。他用拐杖击打毒蛇后立刻被变成了一个女人。此后，他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生活了七年。后来他又回到了那座森林，又遇到了那对正在交配的毒蛇。再次击打毒蛇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性别。因此，提瑞西阿斯成为了一生中领略过男女不同生活的人。上天赋予了他从别人的角度观察生活的能力。
　　故事随后转移到了奥林匹斯山上。宙斯和赫拉为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争吵：在男女做爱的过程中，谁能获得更大的快感？宙斯说是女人，赫拉则认为是男人。无可奈何之际，他们找到了提瑞西阿斯。由于他有了解双方的天赋，因此解决了他们的争端。他对宙斯说：
　　如果把爱的欢乐分为十份，
　　九份属于女子，一份归于男人。
　　他的回答触怒了赫拉，提瑞西阿斯因此失明。在无法违背妻子的意愿和可怜提瑞西阿斯不幸的情况下，宙斯赐予了提瑞西阿斯先知先觉的能力。因此，在希腊神话中，盲人先知始终是哲人的化身，即使像奥德修斯这样的大英雄也去请求盲人指点迷津。
　　现在，事实应该十分明了，我在失明期间从未感觉过高人一筹，请相信我的话。我不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爱穿灰袜子的人在性方面能有什么特殊悟性。然而，提瑞西阿斯的故事却使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资格对盲人和明眼人的问题了发表议论了。尽管我没有任何先知的感觉，但我认为像吕塞朗和胡尔这样的盲人正以一种现代提瑞西阿斯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失明。可以明确地说，他们二人正在证明盲人具有这些天赋，打破社会认为盲人没有视觉的残酷论断。
　　我从未见过正在交配的蛇，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失明期间，我有幸受到了最好的保护，没有认真思考失明造成的许多神秘暗示。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看出失明与先知先觉之间的联系，盲人的先知能力来自他们办事的规律性。人一旦准备迎接将来并在心理上做好了充分准备，将来对于他来说就是可知的。盲人的秩序不是神赐的，也并非盲人所独有。丧失视力后，有条不紊的生活对于盲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秩序进一步加强，成为了盲人的附属感官。也许，宙斯赐与提瑞西阿斯的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对秩序逻辑的准确判断。
　　既然盲人对秩序如此敏感，秩序又是美感形成的基础(比例、平衡、典雅的姿态等等)，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认为盲人对于美有特殊的欣赏方式。可惜，我对失明的有限体验并没使我在这方面得出任何结论。视力对我来说更有用。首先，当我判断比例和距离的时候，视力使这项工作变得更容易。的确，在失明的那些年里，我确实有过美的体验，我从音乐演奏、鸟的歌唱、风的呼啸以及抚摸形状可爱的物体时都感觉到美。如今，我在听见风声的同时能看到绿草在地上摆动、白云在天空飘浮；我去听音乐会，看得见各种乐器；听见鸟语便看到了鸟。过去，我曾绞尽脑汁地根据声音和触觉猜测物体的颜色、形态和运动方式，视力恢复后，一切迎刃而解。要想欣赏美，视力无疑是第一感官。
　　然而，我也曾有过不能完全相信视力的体验。在手术后的最初几周，我几乎分不出美丑，即使是那个既不整洁、又不漂亮的车库。那时，我又成为了一个小孩，一切都十分新鲜，经常大惊小怪。满是油污的地毯在我眼中呈现出奇妙的色彩和图案。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我才从一度认为十分辉煌的事物中发现了它们的丑陋和庸俗。如果成熟和重要的艺术判断需要视力，那么它也同样需要历史，需要对时间和经验进行衡量。
　　当然，视力不仅仅是用来欣赏美，它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视力使一切变得容易和直接，对此我深有体会。现在，我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路，我能一直走出门外，不用中途停下来用手触摸门框。我能更迅速地从架子上拿起茶杯、果断地把插头插入插座，既不用担心触电，更无需摸索。进行乘法计算时，我不再需要用脑子记住所有数字。挤牙膏时我能一次完成，不需要再用嘴试探挤出的牙膏的长度。用电动剃须刀时，我能在胡子刮干净时立刻停止。现在，无论干任何事情几乎都能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
　　我想念过去失明的岁月吗？毋庸讳言，盲人确实有一些优势。据我所知，看不见外界有利于思考，用瑟伯的话说就是“做盲人有注意力集中的好处”。然而，我和他的情况不同。瑟伯几乎完全失明后凭借大量的生活积累，从过去的记忆中反复挖掘新鲜题材，组成故事和硬笔漫画。作为《纽约人》的一名盲人撰稿人，他的成果甚至比失明之前更出色。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越来越依靠出色的记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内在的世界里”反复修改他的腹稿。
　　重见光明后，我的内在世界几乎荡然无存，注意力经常受到各种外界干扰。我发现参加会议时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集中了。我不停地打量身边的一切：我留心发言者身后摆放着什么书、观看桌子上的文件或书籍的护封、端详着闪亮的咖啡具和杯子上印的字。学术会议要求花大量时间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过去我能很轻松地跟上发言的要点，如今发言者依旧，但他身后的窗子外却有一棵随风摇曳的大树。我在欣赏窗外美景的同时忘记了身在何处。我读过历史上很多有关复明后产生心理抑郁症的记载。心理学家解释说，这种紊乱与视觉突然过于丰富和感官同时持续作用有关。
　　失明期间，我的其他感官是否变得更加敏锐了呢？在此，我对胡尔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说失明以后，他的面部和手上的皮肤对光线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把脸对着灯的方向就能知道出它是否开着。比亚诺夫说，他拉着心爱姑娘的手时能知道她的眼睛什么时候闭上。吕塞朗声称他的手特别有灵性，比以前更柔软，对大小、重量和压力感觉得更准，当他用手触摸物体时，物体同时也在触摸他。吕塞朗说的这一切，无疑已经超出了黑白比白色更能吸收阳光的热量一类的范畴。对此，我只能认为他的这些话是对第六种感官的描述，即所谓的特异功能。
　　“树木和岩石把它们的形状像手指在蜡上留下指纹一样传给我，”吕塞朗说。他简直是圣方济的化身，圣方济恰好也是盲人。
　　我可以证明，盲人能对障碍物能够有所感觉，这一点和蝙蝠有些类似。他们能感觉出障碍物的大致形状或所谓的“面部视觉”。波托克认为这是因为物体有“视频辐射”和“声音阴影”的缘故。吕塞朗说：“失明好比一付药，它使某些感官得到加强，经常使听觉和触觉突然变得敏锐起来。”
　　我认为，对于盲人感官增强做出最好解释的人莫过于拉塞尔了。他既不用导盲杆，也不用导盲犬，然而却能准确地辨别出方位和距离。他依靠的是脚步发出的回声。当两只耳朵不能同时听到回声时，他就调整头的方向直到两耳能够同时听到为止，以此辨别面前出现的物体。他知道声音从他脚下传到他的耳朵时所需的时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将其与物体发出的回声相比较，从而判断出物体的距离。研究认为，盲人对物体的感觉是通过声波和听觉实现的，拉塞尔的说法为其提供了证据。此外，没有任何研究说明盲人不具备辨别物体的能力。
　　我不敢说我也有这种敏锐的感觉，只记得自己在游泳时的感受。每当我游到池边时都能预先知道，因为水的声音向我发出了警告，强度达到了构成“面部视觉”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明眼人也是如此，他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有所体会。瓦格纳同意我的看法，她说：“你听不见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即使失明能使其他感官有所加强，那也主要是盲人努力的结果，心理变化居其次。
　　然而，如果有些盲人确实具有出类拔粹的敏锐感觉，那也是天生失明使其然。我成年后失明，竭尽心力地培养这种感觉犹有不及。掌握面部视觉宛如学习一门外语、好似锻炼肌肉、好比年轻人明亮的双眼，越年轻越好。
　　失明期间，我从未有过感觉得到加强的体验。我知道，全国盲人协会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受到了有害的蛊惑。然而我的感觉恐怕恰恰相反，非但没有加强，反而萎缩了，就像一部没有小提琴的交响曲(或用吕塞朗的话说是琴弦松垮垮的)。我经历了心理学家乔安·勒梅斯特(本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病)描述的很多感情阶段，例如对医学的无能为力感到气愤、对“幽灵般的自我”感到沮丧(“如果不失明我会干出一番大事业”)、在命运无可挽回的情况下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重打鼓另开张等等。即使我产生过感官不完整的想法，那也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但我确实认为，这一过程肯定会使人的性格有所改变。胡尔失明四年之后，他感到胆子变小了，在酒吧中既不能、也不愿意和陌生人交往。
　　我发现自己失明时很难对陌生人找到感觉，需要通过名字而非面孔慢慢体会，因此我理解胡尔变得怯场的原因。我认为，随着背景的消失，头脑中对各种事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视觉永远是一种诱惑。在我失明的十五年里，我对视觉世界逐渐变得淡漠了，不像开始时那样执着。人和环境的视觉形象似乎离我远去，无关痛痒。正如胡尔所说，“已经开始习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了”。这一点也说明了提瑞西阿斯变性后在性格上发生的变化。
　　谈论什么是完整的感官无异于自寻烦恼。我发现，在探索原子和星云一类的问题时，即使五种感官皆在也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说四种感官不健全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只是定义，即所谓的完形概念，而非基本内涵。失明在此应当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在新的局限内的完整单位。舍维尼举过一个例子说：一辆四轮马车坏了一个轮子，把剩下的车轮移到中间，马车还可以行走。蜥蜴失去尾巴后体型发生了变化，但行动却和完整的蜥蜴相同，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不妨假设有可能对感官的完整性重新定义，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讨论刚才有关盲人优势的问题。残疾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如果你是一名听话的学生，她会让你懂得什么是自豪、虚荣和限制。我十分欣赏拜塞尔对问题的回答。别人问他，瘫痪多年以后假如能够重新行走将会怎样？对此，他反问道：“那么我将为此放弃什么呢？”他的回答并非盲目乐观，而是一种明确的表示：欢乐总是伴随着悲伤，两者永远同在。
　　我怀疑盲人对流离失所的人有一种更亲密的感情，克拉克无疑就是这样：
　　我认识那些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和在门道里过夜的人。他们经常和我交谈。有人可能躺在肮脏的地上认为残疾使我进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人也许会说我还无权走入他们的阵营。
　　那些权力的外部象征，如卡迪拉克和布鲁克斯豪华套间等，对盲人来说没有多大作用。盲人只有亲自接触到有权势和受歧视的人之后才能对他们有所认识。我不知应该如何对此进行一步阐述。很早以前我就是一个心肠软弱的逍遥派，并非失明使其然。我知道，有些事眼不见心不烦，例如蓬乱的胡须、肮脏的衬衫和各式各样的鼻子等。一些让人产生偏见的因素失明后看不见了，我想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件好事。因此，有人把正义比喻为盲目一定有其道理的。
　　我经历过依赖别人和听任摆布的痛苦阶段。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祈求和希望过别人帮忙，但我在内心中还是不情愿地悄悄这样做了。有时，我最大的心理负担就是感到自己必须接受明眼人的帮助，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必须使用盲人手表、必须等待朗读者或者司机的到来。有时我必须多等半个小时，否则就会耽误别人的时间。无论我多么渴望自由、多想写自己的书、多想自己讲课、多想为自己的家庭尽一点义务，但都无济于事。我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把自己放在首位。失明使人产生依赖与合作的意识，好比一种衬衣，故意把纽扣缝在背后够不着的地方，藉此培养人们互相帮助的习惯。
　　回顾过去，这种依赖只是我在向明眼人寻求帮助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盲人是最需要依靠别人的群体，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人类的共生关系。拜塞尔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尽管我们看不到别人，但并不孤单。”我想，他的话无非是要说明没有眼睛能更容易看出人类的亲情。假如如此，我可以告诉他，视力恢复后他能看得更清楚。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有时我能很容易地正视自己的残疾。我不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瞎眼的男人；我不是教授，我是一名盲人教授。萨克斯医生的一位病人雷伊曾说：“假如你能摆脱疾病会怎样呢？疾病就是我，没有它我也荡然无存了。”萨克斯的结论是，雷伊认为没有疾病就无法生活，因此不在乎病魔缠身。后来有一种药物能够抵抗雷伊的病痛，但他逐渐拒绝服药从而回到了以往的状态。萨克斯的另外一位病人把他的残疾归结于卫生和医疗条件所致。此外，陀斯妥也夫斯基1有一句闻名于世的话，他说：即使人生的所有欢乐也换不走疾病带来的乐趣。
　　对于残疾的这种看法，尤其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补偿之后，往往使人感到欣慰。然而对于我来说，这种欣慰之情被一次以意外的手术夺走了。它使我回到了光明的世界，无法继续在幻觉中沉迷。我被迫看到了健康与残疾合二为一的事实。我们在生活中既是赢家，也是输家，此一时，彼一时。有时活蹦乱跳，有时病魔缠身；有时明察秋毫，有时双目失明。因此，我的一个盲人朋友说，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暂时没患残疾而已”。
　　此刻，如果任何人能和我一样思考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复明比失明更富有悲剧意味。盲人和世上所有的明眼人一样，他们能够爱。如果没有爱，仅仅减去残疾人的所得税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盲人像勒梅特所说的那样，对于一切都很冷漠，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黑暗至少是有方向的，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光明，虚无飘渺之中无法辨别方向。光明和黑暗对于无所谓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奇迹创造者不理会人们是否愿意，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让盲人复明。从耶稣开始乃至用蜜蜂为波托克治病的女人都喜欢把治疗失明作为奇迹。有多少人曾告诉过我失而复明是一种奇迹？如果他们的意思是为了表达祝福，当然无可厚非。我喜欢海伦·凯勒1的说法，当安娜·沙利文走入了她的生活之后，她突然产生了出现奇迹的感觉：
　　我走出埃及到达了西奈。一种神圣的力量触及了我的灵魂，使我看到光明，见到了众多奇迹。我听到一个声音从神圣的山上对我说：“知识就是爱，知识就是视觉和光明。
　　倘若海伦·凯勒能够见到光明，她将写出多么伟大的文字啊！
　　萧伯纳在《圣女贞德》一剧中说：奇迹是创造信仰的任何事件。如今，我对医学科学无疑有了更多的信任。然而我懂得，我之所以能够重见光明并非完全由于科学。时机在这里似乎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护士打电话约我第二天就诊；我与基利恩医生之间的缘份；眼压突然增高要求必须进行手术；多年的感染居然没有破坏眼内的清澈，等等。对于所有这些，我不想说明哪些是科学，哪些是奇迹。我知道我能重见光明，或云失而复明，应该完全感激人的信念，其中包括对科学的信念。
　　除了意外因素之外，改变生活方式似乎应该成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起点，我是在体验了十五年失明痛苦之后获得新生的。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失明也好，复明也好，不论考验何时到来，我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和提瑞西阿斯一样，经历过两个不同的世界。
　　和提瑞西阿斯不同的是，我不会向众神说出我对性的看法(尽管我现在穿的是一双新的绿袜子)，甚至不会让他们知道我是如何看待黑暗与光明的。如果有人问起这个问题，如果有人认为我用明眼人的观点解释过去的失明，我将含混地告诉他们一些有关事物双重性的理论。也许我会引用那句有关失明和不失明的老话：我们都是不健全的。过去，我曾希望在盲人的国度里充当一名小小的国王，为此我请求原谅。我要向他们背诵一首“百鸟齐唱，不知谁鸣”的诗，诗的出处虽然已经忘怀，但诗中说：“蝙蝠热爱黑暗”。鸣谢
　　由于本书未做任何脚注，因此我在书后附上一份带有注释的引文参考书目，它们取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河畔图书馆，可以外借。
　　我对阅读过手稿和/或提出建议的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们是：H.G.吉姆·伯恩斯、约翰·麦克·法拉格、凯西·菲施巴赫、奥古斯特·弗吕热、埃德温S.高斯塔德、玛丽·盖兹利、米歇尔·霍夫南、珍妮L.基利恩医学博士、罗·马苏尔、沃纳·马尔蒂、斯蒂芬·芒兹医学博士、詹姆斯B.帕森斯、罗伊·哈维·皮尔西、奥利弗·萨克斯医学博士、费德里克·施罗德、唐·斯图腾博鲁夫、戴维·沃伦、堪达斯·沃特，以及朱迪丝·萨拉格萨。我要特别感谢威廉·布兰登对我始终一贯的鼓励。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斯坦利·霍维兹对我的热情关怀(“跑，不要走，一直跑到最近的邮箱”)。能和他以及米歇尔·诺顿、戴安娜·法因贝格和希拉·勃格等编辑一起工作确实非常愉快。
　　本书的所有篇幅都表达了我对雪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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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译者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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