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物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会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词，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大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自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灵感》有捷克语译本，见捷克《外国文学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
　　期；《灵感》和《纪念》有英语译文，见哥仑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八
　　一年出版的《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中短篇小说选》〗序
　　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这本书有一天能够出版，序是免不了的。
　　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惟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四月一日
　　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灵感》曾在傅雷、周煦良两先生主编的《新语》第一、第二期发表。《猫》曾在郑振铎、李健吾两先生主编的《文艺复兴》第一期发表。出版事宜又承徐调孚先生费力。并此志谢。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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