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我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料档案处，告诉阅览室的人员我想借阅南北战争北卡罗来纳州阿拉曼斯郡的人口普查记录，于是卷卷的缩微胶卷便送到我面前来。透过机器，我读着一千八百多名不同人口普查员用旧式文体所写下的一连串密密麻麻、排列无止尽的长串名字，这引起我相当大的好奇心。在看了几卷冗长又累人的胶卷后，我惊叫了，发现自己的眼睛正注视着：“汤姆·墨瑞，黑人，铁匠；爱琳·墨瑞，黑人，家庭主妇……”紧跟着是外婆姊姊们的名字——大部分我都已在前廊上听过外婆提了无数次。“伊莉莎白，六岁！”在普查的当时，外婆甚至都还未出生！
　　并不是我不相信外婆和其他姨婆所讲的事，而是不得不相信。我觉得相当不可思议，竟然坐在美国官方政府的记录资料室内目睹到这些名字。
　　住在纽约时，我尽量挤时间到华盛顿去——在国家档案资料处、国会图书馆以及美国革命图书馆的各个分馆搜索资料。无论我在哪里，每当黑人图书馆员一知道我要查资料，我所需要的文件都以惊人的速度送到我面前。在一九六六年不断地查询后，我至少已能掌握整个家族历史的珍贵精华部分。我终于有些东西可向外婆交待了——然后我记起乔姿亚表姨婆说过的，所有的祖先“都在天上看顾着你”。
　　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在哪里、用什么以及如何来追踪我们这位非洲祖先所讲的语音。事实似乎明显，我必须尽量多去实地接触非洲人，因为非洲有太多不同的部落语言。于是我开始在纽约市做起似乎听来很合逻辑的事：我开始在下班时分前后抵达联合国大厦；电梯所载乘的人潮一波波地从大厅里涌出来准备回家。在那里要遇见非洲人并不难，于是每见一个我就上前把音念给他们听。一两个星期后，我猜我大约询问了有二十多人，可是每个人都匆匆地看我一眼，急忙地听听，然后摇摇头地又仓促离开。我并不怪他们，因为我是带着田纳西口音在与人沟通非洲语。
　　由于一再地遭遇到挫折、碰钉子，我便和一位一起在汉宁镇长大的乔治·锡姆斯长谈。他是位研究专家。几天后，乔治带给我一张上面有十多位对非洲语言学有相当学术声誉和知识的学者名单。其中一位的研究背景立刻勾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他是比利时的强·范西纳博士。他在伦敦大学的非洲与东方学系毕业后，曾住到非洲的村中部落做他早期的研究，并写了一本书叫做《语言的传统》。于是我打电话到他目前教学的威斯康辛大学去，然后约了时间与他见面。当时是星期三上午，我飞到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郡，内心充满着对一些奇怪语音的好奇心，我做梦也没想到接下来开始发生的事……
　　那天晚上我在范西纳先生家的客厅里告诉他那些我在孩童时所记得的每个口述音节——最近还由住在堪萨斯市的弄姿亚表姨婆纠正。范西纳博士在专心地听完整个原委后，便开始问我问题。身为一位口述历史学家的他对我们这种世代以口传历史的方式相当地感兴趣。
　　我们谈得相当晚，因此他留我过夜。翌日清晨，范西纳博士面容严肃地对我说：“我昨晚想了一晚，你们这种世代以口述来保留语音的方法实在令人喷喷称奇。”他说他已与一位研究非洲史学的同事菲利普·柯廷博士通过电话；他们两人都很确定我所说的音是来自“曼丁喀”语，但我从没听过那个字眼。他告诉我说那是曼丁喀族人的语言，然后他试着翻译某些音。其中一个音也许是指牛；另一个也许是指起源于西非的面包树。他说“可”这个字有可能是指“可拉琴”，那是曼丁喀族人最古老的弦乐器，是由切半的大葫芦瓢覆上羊皮制成的，它有个长颈柄，其上有二十一条弦。一位被俘虏为奴的曼丁喀族人可能把“可拉琴”联想到美国奴隶所拥有的某些弦乐器。
　　我所听过一个最意味深长的音是“肯必·波隆河”，那是我祖先指着弗吉尼亚州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的玛它波里河时对他女儿所说的音。范西纳博士斩钉截铁地说在曼丁喀族语里，波隆意指为流动的水或河流；前头的肯必可能暗指冈比亚河。
　　我倒从没听过此种解释。
　　在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解决后，我坚定了自己的感觉——是的，我的祖先们都在天上看顾着我……
　　有一次我到纽约市的乌提卡学院演讲。在与邀请我去的那位教授一起走在走廊时，我告诉他我刚从华盛顿飞抵，并说了为何在那里的原因。“冈比亚？假如我没搞错的话，最近有人向我提及那个国家有位相当杰出的学生在汉密尔顿大学念书。”
　　古老且卓越的汉密尔顿大学就在纽约市的克林顿，也许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在我还没完全问完时，该校的一位教授查尔斯·杜德立刻说：“我知道你是指埃布·曼根。”在询问了一位安排课程的职员后，他告诉我说我可以在农业经济学的课堂里看到他。埃布·曼根的个儿很小，双眼炯炯有神，待人谦恭有礼，皮肤和煤炭一样黑。在仔细地确认我所说的字眼后，他显然很讶异我会发那些音。我问他曼丁喀语是不是他的家乡话？他回答：“不是，但我很熟悉那语言。”他是个沃洛夫族人。后来在他的宿舍里，我谈及了我的追踪探索；于是我们就在下个周末动身一同飞往冈比亚。
　　翌日清晨，当我们抵达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时，我们转搭轻型飞机到冈比亚的云杜姆机场，然后再乘坐一辆载运旅客的卡车进入首都班珠尔。埃布和他的父亲阿哈里·曼根召集了小群对这个小国家历史有相当认识的人到我下榻的大西洋饭店来见我。就如同我先前对威斯康辛范西纳博士说的一样，我告诉他们我的家族世代口述历史的传统。我以倒叙的方式从外婆讲到汤姆，再往上到鸡仔乔治，最后讲到济茜说她非洲父亲如何对其他的奴隶坚持他的名字是“金塔”，并一再地重复提及那些辨认各种不同事物的语音，以及他在家乡村落砍木头时被攻击，然后被俘虏的故事。
　　当我结束时，他们以极想笑的口吻说：“当然啦，‘肯必·波隆河’意指冈比亚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很激动地说并不然，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并不知道！然后他们十分感兴趣我那位一七六○年代的祖先坚持他的名字叫“金塔”。他们说：“我们国家那些最古老的村落都是以好几世纪前最先定居在那里的家族来命名的。”于是他们拿来一张非洲地图指着说：“你看，这里有个村落叫做康达·金特，而不远处也有个叫做康达金特·约尼·亚的村落。”
　　他们接着告诉我一件我做梦也没想的事：在此国家一些较古老而且不是很文明的村落里可能发现一些被称为“史官”的老人，他们就像是一本历史的活字典。一位资深的史官通常是在六十五至七十五岁之间，在他们之下有一长列较年轻的史官——以及学徒男孩。当这些男孩将来有资格成为一位资深史官时，他已在老史官讲述长达几世纪的村落、种族、家庭或伟人历史的耳濡目染之下熏陶了四五十年。他们告诉我，整个黑非洲都是靠这种口述方式把远古迄今的年代志传下来的，因此这种传奇性的史官人物把非洲历史逐一不漏地说上三天也不会有所重复。
　　一看到我震惊的神色，这些冈比亚人又向我说明每个人的历史都可追溯到远古没有文字的时代，当时人类的记忆、嘴巴和耳朵是唯一能储存和转播资讯消息的工具。他们说我们这些西方世界的人已习惯于“印刷的历史”，因此几乎没人能够体会人类的记忆力可被训练至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为我的祖先说了他的名字是“金塔”——他们说正确应为“金特”——而且金特家族在冈比亚是既古老又有名；因此，他们承诺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找出一位能够帮我溯本追源的史官。
　　回到美国后，我开始大量地阅读有关非洲历史的书籍，狼吞虎咽地不放过任何一本。此时我才知道我对这片地球上第二大洲的了解和关注竟是如此的贫乏和扭曲。至今仍令我相当难为情的是直到当时我对非洲的观念仍停留在“人猿泰山”似的电影里，而且孤陋的浅闻也是由偶尔翻阅《国家地理杂志》的片段中推知的。现在，在整天不断地啃食非洲历史后，我夜晚都坐在床沿详究着非洲地图，记下每个国家的相关位置和当时奴隶船航行的河流。
　　数星期后，冈比亚来了一封挂号信；信上提议说可能的话请我再回去一趟。可是当时已经济桔据的我在长久没动笔写文章之下已显得捉襟见肘了。
　　有次，在《读者文摘》举办的露天茶会上，总裁之一的德威特·华莱士女士告诉我她相当欣赏我所写的《最难忘的人》——有关一位体粗力大的船上老厨师，他在美国海防队里曾是我的上司。在离去之前，她主动向我提及若有任何需要她帮忙的地方直说无妨。现在我提笔写了一封很难为情的信给她，简扼地说明我现在的计划和处境。于是她召集了一些编辑与我约谈，看看他们觉得如何，并邀我共进午餐，进餐时我几乎不间歇地说了三个小时。过后不久，《读者文摘》来了一封信告诉我说他们每个月愿意资助我三百元，外加——我最急切需要的——“必要的旅行花费”。
　　我再度去探望堪萨斯市的乔姿亚表姨婆——冥冥中的第六感催促我如此做，而我竟发现她身染重病。但一听到我已得到资料并将继续探寻时，她相当激动。她祝我一路平安后，我就飞往非洲。
　　先前与我交谈过的那些非洲人告诉我，他们已替我找到一位相当专精金特家族历史的史官。他们说他叫“凯巴·康伊·冯方纳”。我几乎等不及地问：“他人在哪里？”他们很奇怪地望着我说：“就在他的村子里啊！”
　　我发现假如我想见这位史官的话，我得准备一样我从没想过自己必须要做的事——组织一团小型乐队！我整整跟非洲人那种唠叨的洽商习惯周旋三天才租到一辆汽艇准备往上游走，然后租辆卡车和吉普车来载运所有的装备，最后再雇用十四个人——包括三名翻译和四名乐师。他们说在那种穷乡僻壤地区的史官没有音乐伴奏是不会说的。
　　当汽艇在“肯必·波隆河”上振动航行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异乡人。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处被英法两国用来作为奴隶转运站至少两世纪的碉堡“詹姆斯岛”。在请他们靠一会儿岸后，我在那仍由阴森的大炮所守护的断垣残壁下踱步，内心刻画着当时黑奴们在此地面临离乡背井，永不能回来且哭诉无门的绝境，也试想自己被上枷鞭打的情景。我想找些有着古时锁链遗痕的残留物，可是最后只带走一只木杵和一块砖头。数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了汽艇上。我一直注视着这条我祖先把它的名字带过大西洋到弗吉尼亚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传给他女儿的河流。后来，我们抵达了一个叫做奥尔布达的村落。我们上了岸，徒步走往我们的目的地——那位史官所住的嘉福村。
　　来到西非此偏僻地区的第一天，我有股从未有过的激动，到达了所谓的“颠峰体验”。当我们看到嘉福村时，在外边玩耍的小孩子立刻发出警讯，于是大人们纷纷地从茅屋里跑出来。那是个大约只有七十来人的村落，就像大部份穷乡僻壤的村落一样，它还保留了两百年前的模样：圆环状的泥墙和圆锥形的茅顶。在聚集的人群当中有位穿着一袭磨白了的长袍，鹫形的黑脸上戴着一顶无沿帽，甚有“大人物”气象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要千里迢迢赶来会面的人。
　　当那三名翻译过去和他打开话匣子时，其他七十多位村民则紧围在我身旁瞪着我，只要我稍微一动，就会碰到最靠近的人。此时一股澎湃汹涌的情绪在我的五脏六腑内翻搅着，一时不知所措的我正纳闷着那究竟为何。突然，顿悟就像一阵狂风般地袭击着我，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群众包围的经验，但从没有像这样被宛如黑炭的人群困住的记录！
　　此时，一股很强烈的感觉冲击着我，仿佛当我们犹疑不定，觉得没有安全感时易于做出的动作一样，我垂头看着我手上的褐色皮肤。此时，另一次的顿悟像一次甚至更猛更迅速的狂风袭击着我：我觉得自己是太多混合物的合成品……我觉得自己是夹在纯种中的不纯者；那真是股相当可怕的羞耻感。就在那时，那位老人突然离开那三位翻译，群众也因而离开我跑去挤在他身边。
　　其中一位翻译很快地走向我，在我耳边低语说：“他们之所以会这样瞪视着你，是因为他们从没见过美国的黑人。”当我领会到这层深厚的意义时，更是宛如晴天霹雳。他们没有把我看成是自己人，我在他们的眼中只是象征着大洋彼岸他们未曾谋面的那两千五百万名黑人中的一位代表。
　　大家都群挤在那老人身旁，全部的人在兴高采烈地用他们的曼丁喀族语窃窃私语后不住地向我投来眼光。一会儿，那位老人转身，脚步轻快地穿过人群擦身走过那三名翻译，直接朝我走来。那对锐利的眼神直视着我，似乎觉得我应该了解曼丁喀族语的他，向我表达他们对住在奴隶船所前往的目的地上那两千五百万名从未谋面的黑人的关注和感觉——然后翻译解释说：“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说这地方有许多人被囚禁到一个叫做美国的地方——和世界其他地点。”
　　这位老人面对着我坐了下来，而其他人立刻匆忙地图到他身后。然后他开始为我背诵金特家族的远古历史，就像好几世纪以来世代口述相传不断地延续下来一样，那不只像是谈话，更像是读着一卷历史卷轴；对这些静肃的村民而言，无疑是项重大的事件。史官倾着身，聚精会神地说。说完一两句话，他会向后挺直背，聆听翻译员的诠释。从他嘴里倾泻出来的是无数世代以来金特家族的复杂祖谱：谁娶了谁；谁又有多少小孩；那些小孩又嫁娶了谁，繁衍了多少后代子孙，其详细实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不只被深远的细节所震慑，也为他背述年代志的方式感到激赏和诧异，例如：“——什么人娶了谁当妻子……生下了……又生下了……再生下了……”然后他会一一地把他们的后代子孙及配偶交待清楚。至于年代，史官则用当时重大的事件来做代表，例如：“——在大水发生的那年”——是指洪水——“他屠宰了一头水牛”。如果要找出正确的日期，就得探索那次特别的洪水是发生于何时。
　　简化史官所告诉我那像百科辞典般的家族历史后，整个祖谱的精要大纲是金特家族起源于一个叫做古马里的国家。当时金特家族的世代传统都是以铁匠为业——史官以“他们征服了火”来解释——妇女们大多制陶或纺纱。后来，家族中有一支子弟迁移到一个叫做毛里塔尼亚的国家；也就是从毛里塔尼亚起，这个家族中的一个儿子卡拉巴·康达·金特，旅行到一个叫做冈比亚的国家。他首先抵达一个叫做巴卡里纳的村落，在那里待了一阵子后，再迁徙至一个叫做吉法荣的村子，最后才定居在嘉福村。
　　卡拉巴·康达·金特在嘉福村娶了第一位妻子，她是名曼丁喀族女子，名叫瑟媛。她生下了两个儿子叫约尼和索罗。之后，他又续弦，第二位妻子名叫爱莎，生了一子叫欧玛若。
　　这三个儿子都在嘉福村长大成人。然后较年长的两位，约尼和索罗，离开该村到别处自建一个村落叫金特·康达·约尼·亚。而最小的儿子欧玛若则留在该村，三十岁时娶了一名曼丁喀族女子叫嫔塔·卡巴。大约在一七五○年至一七六○年之间，嫔塔·卡巴为欧玛若生了四个儿子，长幼顺序是康达、拉明、苏瓦杜和马地。
　　至此，史官已连续讲了将近两个小时，而在他所提到的这些人名当中至少已提了五十件与他们有关的事件。接着，在提了欧玛若那四个儿子的名字后，他又补述了一个细节——
　　“大约在国王军队抵达的那年”——史官的另一个参考年代——“欧玛若的长子康达外出去砍木头后，就没有人再看到他了……”史官继续他的讲述。
　　当时的我宛若尊石雕僵在那里，血液似乎也冻结了。此位一辈子都窝在非洲这偏僻村落里的人万万也想不到他刚讲了一位我自幼起就在田纳西州汉宁镇外婆家的前廊上一直听到的名字——“那位非洲人一直坚持他的名字叫‘金塔’，他把吉他叫做‘可’，把弗吉尼亚州内的一条河叫做‘肯必·波隆河’。而当他外出去砍木头准备做个鼓时，被俘虏成为奴隶。”
　　在我伸手在随身的帆布袋里乱搜后抓出一本记事簿时，我把记载着外婆所讲的故事的前几页给翻译看。在快速地略读过去后，他显然相当震惊，于是立刻对史官说，并把记事簿给他看，史官也变得非常激奋。他起了身，对他的村民高喊，并指着翻译员手上的记事簿，大家也都变得十分激奋。
　　我记不得是否有人下了口令，只忆起那七十多位村民突然在我身旁围了道人墙，以反时针方向绕着走，高低有致地唱着歌；他们的身体紧靠在一起，膝盖举得老高，猛烈地踏着赤色的尘土堆。
　　突然，一位身后背着婴儿的妇女从移动的人圈中冲出来，她那张颦蹙的黑脸边注视着我边解下背后的婴儿。她几乎很粗鲁地把婴儿塞给我，动作像是在说“抱着吧！”于是，我照做了，把婴儿紧紧地抱住。但她又把婴儿抱走，另一位妇女则接着递上来，然后又一位，再一位……我大约抱了十多个婴儿。直到一年后，我才从哈佛大学一名专攻此方面的教授学者哲罗姆·布鲁纳博士那里得知：“你不知道你当时正在参与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的一项叫做‘触手仪式’的典礼！借此方式，她们告诉你‘经由这个小生命代表我们，我们今后就是你，你就是我们！’”
　　后来，嘉福村的人带我进去他们用竹子和茅草搭成的清真寺，然后他们用阿拉伯文在我身旁祈祷。我记得自己当时双膝下跪，心想在我找到自己的来处后，我竟全然不懂他们所说的只字片语。后来，翻译员对我解释他们的祷告文：“感谢阿拉神把这位长久失了群的一分子归还给我们！”
　　既然我们是走水路来的，因此回程时我想走陆路。当我坐在那位年轻健壮的曼丁喀族司机旁时，一个念头突然钻进我脑中……假如每个美国黑人都能像我这般幸运，能够知道一点自己列祖列宗的线索的话——例如父系或母系方面的非洲祖先是谁，被抓走时住在何处，以及何时被抓走的——只要有这些线索也许就可以请位老史官分析他的祖先来自哪一族，或甚至哪个村落。
　　我的脑海里开始模糊地投影下一幅我们数以百万名祖先当时被集体运上奴隶船的情景。数千名是像我自己的祖先康达一样被个别掳走，但上百万名是在夜晚熟睡中，当他们从一片火海中尖叫惊醒过来冲出屋外时，被前来偷袭的人侵者擒住。他们用铁链把每个人的脖子链结成列，有时候队伍可长达一英里之长。我想象着有些人无法承受沿途不断的折磨面奄奄一息或被丢在路旁等死，以及那些抵达岸边的人全身被上油，毛发被剃掉，然后烙上炽热的烙铁印；我想象着他们被鞭笞，然后被拖上船，以及他们如噩梦般地尖喊，双手无助地挣扎和奋力地想咬住一口家乡泥土的情景。我想象着他们被半拍半推地进入那臭气冲天的船舱牢宠里且被链在层层的架子上，而架子上的空间又小得大家必须侧躺，就像抽屉里一排排的汤匙一样……
　　当我们前进到另一个大多了的村落时，我的一颗心仍在激荡着。我注视着前方，我意识到刚才在嘉福村里所发生的事情一定已经传到此地了。司机慢了下来，我可以看到村民们群挤在前面的路上；他们边招手边喊叫，而站在吉普车上的我也对他们挥手。
　　我想在我们绕过了三分之一的村庄后，我才反应到他们在叫什么……那些消瘦的老人和壮年男子、母亲们和她们一丝不挂的小孩，大家都双手高举地对我招手，而且齐声叫道：“康达先生！康达先生！”
　　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吧！我也是个人，我全身的细胞都在啜泣，从脚底直冲向上到脸部；我放声痛哭，为历史对人类的残酷而哭……
　　从达卡飞回美国的路上，我决定写一本书，我自己祖先的故事无疑是所有非洲人后代在美国的象征家族史——他们毫无例外的是有位跟康达一样在非洲某个村落土生土长的祖先，后来被俘虏、上链拖进奴隶船内，远渡重洋经历了无数的农场与转卖，一生中一直为自由在挣扎与奋斗。
　　返回到纽约后，我的电话答录机内留给我一则消息：我那八十三岁的乔姿亚表姨婆已病逝于堪萨斯市立医院。后来，在换算了时差之后，我发现她就在我踏进嘉福村时去世的。我想她既是当年在外婆前廊上传述历史故事中仅存的老妇人，鼓励我到非洲去的使命自然落在她身上；而在我任务达成后，她也加人其他的列祖列宗到天上去看顾着我们……
　　事实上，从我小时候起所发生的一连串相关事情来看，它们似乎都是为这本书催生的导引线。外婆和其他老妇女不断地灌输我家族历史，后来，当我在美国海防舰艇上当厨师时，很偶然的机会下，我开始长期性以种种方法来训练自己写作。因为我相当爱海，所以初期的写作都是以美国海防档案资料处的海事记录做基础，而写成了海上探险故事。若没有当时在海防队里的那段经历，今天我也不可能写出此书中有关航海的经过。
　　此外，外婆和其他老妇人经常提及奴隶船把这位非洲祖先带到“某个叫做‘纳波利斯’的地方”。我现在知道她们一定是指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港，因此我觉得自己必须试着找出当初是什么样的船从冈比亚河航行到安纳波利斯港，以及他们载运“这个非洲人”的那艘船。
　　我首先必须找出大概的年代。几个月前在嘉福村时，那位史官用“国王军队抵达的那一年”来解释康达·金特被俘虏的时间。
　　回到伦敦后，在第二个星期搜检英国军队于一七六○年期间军事行动的记录时，我终于发现“国王的军队”是指一个叫做“奥哈尔上校部队”的军事单位。这个单位于一七六七年从伦敦被派遣出发前往驻扎在冈比亚河上一个当时由英国控制的“詹姆斯奴隶转运站”。
　　我去了趟伦敦劳埃德保险社。在一位名叫兰德斯总裁的办公室里，我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正筹划要做的事。他从办公桌后的椅子上站起来说：“年轻人，劳埃德保险社会全力支持你。”我相当幸运，透过他们的帮助，我得以顺利地在无数卷旧时大英帝国的海事记录中搜寻资料。
　　我永远记得前六个星期的工作是我这辈子中最耗费体力的经验，那似乎是永无止尽、徒劳无益的搜索。我日以继夜地翻着一柜柜、一叠叠在英国、非洲和美国之间做三角航行的运奴船文件。在一再的挫折当中，我愈是觉得激怒，就愈觉得当时的贩奴生意只被大部分的人视为一项普通的事业而已，就像和今日买卖与运载牲畜一样平常。许多记录似乎自储存后就没有再被翻阅过；很显然，没有人觉得有再看一遍的必要。
　　我一直没找到从冈比亚开往安纳波利斯港的任何船只档案。直到第七个星期，有天下午大约两点半时，我正在翻阅第一千零二十三张的运奴船记录，那是张宽大的四方形文件，上面记载着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间出人于冈比亚河的三十多艘船只。我的眼睛顺着名单往下看，在看到第十八号船只时，自然而然地也浏览了一下它各类的标头资料。
　　一七六七年七月五日——也就是“国王的军队抵达”的那年——里弓尼领主号由船长汤姆士·戴维斯自冈比亚河航行到目的地安利波利斯港……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当时的我反应相当迟钝，我忆起自己只是消极被动地把此资料记下来，然后把记录簿归回原位就走到外头。我走进角落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叫了杯茶和一个甜甜圈。当我坐下来啜着茶时，一个念头突然敲醒了我——把康达·金特运过来的很可能就是那艘船！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欠那位老板娘茶钱，我当时冲了出去，立刻用电话确定了泛美航空公司当天回纽约的最后一个航班。我几乎连回下榻旅馆的时间都没有，就叫了辆计程车直奔伦敦机场。在彻夜不眠的飞行里，我的内心看到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内的那本书，我必须再把它弄到手。那本书有棕色的封面，上面印着暗棕色的字体——“安纳波利斯港的船舶”，由华格罕·布朗所著。
　　东方航空公司的机场班车把我从纽约载至华盛顿后，我叫了部计程车到国会图书馆去借那本书。在从图书馆员手中急忙地接获后，我像机关枪扫射一般猛翻着书页……找到了，一切证实了！里弓尼领主号于一七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安纳波利斯港报关。
　　我立刻租了一辆车飞奔到安纳波利斯港去，到马里兰档案资料厅内要求档案处理人员菲比·约瑟森女士可否给我一七六七年十月第一个星期左右当地所出版的报纸。她很快地取出一卷马里兰官报的缩微胶片给我。透过投影机，在几乎看完一半十月一日的报纸后，我看到一则广告：“最新引进口，在戴维斯船长从非洲冈比亚河驶来的里弓尼领主号上装运着一批‘特选的健壮黑奴’将于十月七日星期三在安纳波利斯港以现金交易拍卖，该船将以一吨六先令的运费载运烟草至伦敦。”此篇广告是由约翰·里德奥与丹尼尔两人所刊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我觉得自己的当务之急是无论如何得站到安纳波利斯港的码头上——我真的去了。那天正好是里弓尼领主号靠岸后两百年整。我向辽阔的大海望过去，望着这片当时把我曾曾曾曾祖父带来的海水。再一次地，我发现自己在哭泣。
　　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间冈比亚河域上詹姆斯奴隶转运站的文献记载着里弓尼领主号载运了一百四十名奴隶。可是究竟有多少人在漫长的航行中存活下来呢？于是我为此任务再一次前往马里兰档案资料厅去查询。我发现资料登记着一艘抵达安纳波利斯港的货柜船，货单上以旧式的文字写着：“三千二百六十五枚象牙；三千七百磅蜂蜡，八百磅生棉，三十二盎司冈比亚金矿沙和九十八名‘黑奴’。”船在一路上损失了四十二名非洲人，大约是三分之———这是当时运奴船的正常损失率。
　　由这一次，我终于了解外婆、伊莉莎白姨婆、普拉丝姨婆和乔姿亚表姨婆都以她们自己的方式扮演了“史官”的角色，我的记事簿上记载着长达几世纪的事：我们的非洲祖先卖给了“约翰·华勒主人”，他替他取了个新名字叫“托比”。当他第四次逃亡，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用一块石头伤了两名职业捕奴者中的一位，因此被砍掉一只脚板。“约翰主人的哥哥，威廉·华勒医生”救了这名奴隶的生命。他相当愤怒自己的弟弟那般惨无人道的行径，于是向他买了这名黑奴。我斗胆地希望这些真实的文件记录能够存在。
　　因此，我去了弗吉尼亚的里士满，熟读里弓尼领主号一七六七年九月靠岸以后弗吉尼亚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所签署的一切法律文件。我翻到一份日期为一七六八年九月五日的冗长契约，里面记载着：“约翰·华勒与其妻将下列之土地及物品所有权转移给威廉·华勒二百四十英亩之农田……以及一名叫托比的黑奴。”
　　我的天啊！
　　自从十二年前在大英博物馆见到罗塞塔石碑后，我想自己起码已旅行了五十万英里。在不断地搜寻、查考、筛选、核对再核对后，不仅找出越来越多的人证实了前人口述传下来的历史，更是把大洋两岸的关系牵连起来。最后，为了全心全力着手写这本书，我忍痛割舍更多资料和证据的探究。描述康达·金特重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过程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我绞尽脑汁地想写好他被掳的经过。因此当我开始写此部分时，为了揣摩那些冈比亚人坐在奴隶船上横渡大洋的心路历程，我特地飞到非洲，再从非洲港口搭一班货轮横渡回美国。上了船后，我向船长解释我希望在此船上得到某些体验，好助我写我祖先当时横渡大洋时的心境。于是每天傍晚，我爬下层层的铁梯到那又深、又暗、又冷的船底舱去。我脱去所有的衣物，仅因内衣，然后躺在冷硬的舱板上，强迫自己待完那趟航行的十个晚上。我这么做是想捕捉康达当时所看、所听、所感、所嗅和所尝的一切经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当时内心想着什么？和康达、他那些同样被俘的同伴，以及成千上万名被惶恐地套上枷锁上了链并苟延残喘地在那污秽脏乱的牢笼内度过八九十天的残酷折磨相比，我的这趟航行简直是奢侈豪华得可笑。但无论如何，我最后还是完成了横渡大海的经历。
　　最后，我终于把家族的七代历史编撰在这本书里。在写此书的那几年当中，我曾在许多听众面前提到《根》这本书的故事；很自然地有人会问：“《根》这本书的真实性有多少？杜撰的有多少？”我可以说《根》里所谈到的祖谱都是我家族世代小心翼翼地口述传下来的，而且我也从史料中证实到许多。因此《根》内的灵与肉是我多年来在三大洲上走遍五十多个图书馆及档案资料室，不断地精密查询研究后所凝聚而成的。
　　由于故事发生时我并不在现场，所以大多数突发事件的对话和情节都是我在比对资料时灵感所及，再加上必要性的戏剧化所构成的。
　　我想现在不仅外婆、乔姿亚和其他老妇女们“都在天上看顾着”，还有所有的其他人：康达和蓓尔、济茜鸡仔乔治和玛蒂达、汤姆和爱琳。外公威尔·帕默、贝莎、继母——以及最近才刚加人他们行列的父亲……
　　父亲去世时是八十三岁。当他的孩子们——我、乔治、尤里乌斯和萝依丝——在讨论丧礼事宜时，有人表示父亲这辈子算是过得相当完美而且丰富。此外，他走时相当快，没有什么挣扎或痛苦。以我们知他之深，每个人都同意父亲一定不愿看着我们成天以泪洗面；因此我们也尽量节哀。
　　我发现自己竟如此沉湎于过去的回忆里。因此，当殡仪馆的人提到“死者”二字时，我才讶异地察觉到那是指我父亲，一个一辈子从不平凡乏味的父亲。在我们为他于华盛顿特区举行第一次追悼会时，教堂里挤满了亲朋好友。乔治告诉主持礼拜的博伊德牧师说，俟礼拜程序到了某个适当的时刻时，我们这些子女想和亲友共同追忆父亲的往事。
　　因此在传统的礼拜仪式完毕后，大家唱了一首父亲生前最喜爱的歌。然后乔治起身站到开着的棺木旁，说着父亲对我们那些记忆犹新的教诲。他说我们家中至少总会住上一位父亲极力苦劝那乡下农夫让他们子弟来上大学的学生，并以“吃住与我们一起且全部免费”的许诺才取得了他们的首肯。结果，乔治估计光南方大约就有十八位郡农产品代理商、中学校长与老师们自称他们是“哈雷教授的孩子”。
　　乔治谈到早期的回忆说当我们住在阿拉巴马州时，有天早餐父亲说：“你们这些男孩子动作快一点，我要带你们见一位伟大的人物。”于是他开了好几个钟头的车载我们到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的一间神秘实验室去拜访一位黑人天才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卡弗博士。博士告诉我们要努力用功，并给我们每人一朵小花。弟弟乔治说父亲晚年时常因整个大家族不能如他所愿地每年团聚一次而苦恼心痛，于是他请求在场的所有亲友和我们一起默祷感受我们正为他，也与他一同举行一次团聚。
　　当乔治坐下时，我站起来走到棺木旁看着父亲。我对每个人说，身为长子的我可以追溯现在躺在这里的这位绅士以往的生平事迹。例如，我童年对“爱”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父亲和母亲在钢琴旁彼此互视着。当时母亲正在教堂里弹着前奏，父亲则站在她身旁准备引吭高歌。另一则早期的追忆是无论日子过得如何紧缩，我总是可以从父亲那里拿得五分一角的，而我要做的只是缠着他讲述以前作战的经过。
　　但是，我对参加者说，对我而言，父亲在兰姆学院结识母亲后最重大的一件事是转学到北卡罗来纳格林斯伯勒的农业科技大学就读时险些遭退学而回家乡来做佃农。“因为，儿子啊，我当时兼了四份零工，几乎没有时间读书。”在他离校之前，接到通知要他暑假到火车上当临时服务生。有天在从水牛城到匹兹堡的夜班车上，大约凌晨两点左右，他的服务铃响了，一对睡不着觉的白人夫妇各要一杯牛奶。牛奶端来时，父亲说“我当时想要离开，可是那个人相当爱说话，而且似乎很讶异我竟然是个半工半读的大学生。他问我许多问题，之后给了我相当可观的小费”。在省吃俭用存下每一分钱后，父亲于一九一六年九月开学后回到学校念书，当时校长拿了火车上那位男士寄来的信给他看——原来他是科地斯出版公司一位已退休的经理，名叫波义斯一一他先写信来询问全年的总费用，后来又寄来了支票。父亲说：“当时学费、宿舍费、餐点费和书籍费总共是五百零三块一角五分。”后来他的学期成绩使他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每年颁给最佳黑人学生的奖学金。
　　我告诉大家这是父亲在康奈尔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经过，日后他成为教授，而我们这些孩子在他的熏陶之下深受影响。另外也要提及的是我母亲的亲族家人，由于他们的付出，我今天才能很幸运地成为一名作家，乔治成为美国新闻处的副理，尤里乌斯是美国海军部的建筑师，萝依丝是音乐老师。
　　我们将父亲空运回阿肯色州，又举行了一次追思礼拜，当时全场又挤满了他以前在派思布拉夫大学里的朋友以及任农学院院长时的同事，父亲四十年的教育生涯便结束于此。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愿望，于是载着他的遗体绕校园一周，并绕了农学馆旁的“哈雷道”两次，那是为了纪念他退休所命名的一条路。
　　追思礼拜后，我们将父亲运到他生前已交待过我们他以后要安葬的地方——小岩城的退伍军人公墓。在棺木放人墓地时，我们这些子女——康达·金特第七代的后裔——谁也不看谁地快速走开，因为我们事先已讲好谁也不哭的。
　　因此，父亲就这样加入了其他祖先的行列。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真的在天上看顾指引着我们，也感觉到他们和我一样希望我们家族的故事能够告示世人：尽管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但整个历史过程是所有相关的人串连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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