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几天主要是搜集信息、举报和目击者报告。
　　罗伯特尸体的解剖报告交给检察院后，举行了最小范围的葬礼，哈比希不愿见到更多的人，不愿见罗伯特的同学、童子军伙伴，不愿见州政府的同事，也不愿见邻居和亲戚。只有牧师、海梅斯大夫和他本人是送葬者，他们往棺材上扔了鲜花和三铲泥土，然后回到哈比希的书房，喝了一瓶波尔多葡萄酒。整个纪念仪式是个几乎一言不发的、安安静静的。盖尔达还躺在急救室里昏迷不醒，三天以后罗伯特下葬的消息才作为一则小新闻出现在慕尼黑的报纸上。喜欢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新闻界没有得到更多的情况，记者们很失望，有一个人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埋葬的是什么？凶杀案组守口如瓶。”
　　“这些畜生！”哈比希忿忿地把报纸扔进废纸篓，在这些日子里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首先发现这个变化的是海梅斯大夫——哈比希的朋友和医生，迄今为止，人们总是把哈比希博士当作一位一丝不苟、有点僵化和难以接近的政府官员。而经历了这场足以把一个人彻底摧垮的浩劫之后，哈比希却变得开朗、直率、平易近人和不再保守了，他好像是一条蜕了皮的蛇，抛弃了一切以往他坚持不渝的东西。所以，海梅斯大夫有天晚上惊奇地听到哈比希说：
　　“警察的行动就像一个没有领路狗的盲人。我要亲自参加侦破。”
　　“你要干什么？你对罗伯特的事到底了解多少？”
　　“现在我知道他欺骗了我们，他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这就是我要调查的！他是误入歧途的受害者。我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这是我欠我儿子的债。”
　　“难道你有比警察更高明的办法？”
　　“对警察来说这是例行公事……而对我来说这是生活的目的。我决不让别人怀疑罗伯特是个罪犯，是个黑手党分子！岂有此理！哈比希这个名字必须也一定会保持清白！”
　　“你这是幻想，胡伯特。”海梅斯大夫惊恐地发现，哈比希在寻找一个鬼怪，要把罪责加到这个鬼怪的头上，“已经证明，罗伯特吃了摇头丸。”
　　“肯定是有某个人给他吃了这种药丸，他自己是决不会找来吃的！肯定有个第三者，这是关键人物，我感觉到有这个人。”
　　“胡伯特，只有事实才能算数，凭感觉是不行的。”
　　“在这桩案子里感觉也算数！我对我儿子罗伯特太了解了，他是被人引入歧途的。”
　　“那只有一个解释：是个女人。”
　　哈比希点头说：“肯定是个女人。可是罗伯特从未提起过这种关系，也没有人看见过他和一个姑娘在一起。我从未发现他有什么变化，例如发型变样了，衬衫变花哨了，或者举止变轻浮了什么的……”
　　“你除了发现哪张邮票缺了一个齿孔以外，别的什么也发现不了。”海梅斯大夫挖苦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把孩子的堕落看成是父母的责任是一种肤浅的思维方式。何况罗伯特并没有堕落，他是个好孩子！我丝毫没有罪责感。”
　　海梅斯大夫说：“正因为你老这么说，使他产生了厌烦。”
　　哈比希愤怒地喊道：“他要什么有什么！”可哈比希就是认识不到，人关在一个金子做的笼子里同样会饿死的，强加的舒适比监牢更折磨人。“他什么也不缺！”
　　“正因为如此，他要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取！”海梅斯大夫此刻不再照顾哈比希丧子的痛苦，他太了解这一家人了，他现在不能不指出这个家庭里的独裁制：哈比希处长是轴心，他的小世界就该围着他转，他把这称之为秩序。没有秩序就乱套，乱套就要垮台，这就是他治家的学问，在他眼里只有一条笔直的大道，没有小路，然而恰恰是在小路上常常有充满阳光的地方。
　　正在哈比希无言以对时，海梅斯大夫说：“他要找一个女人！我看他也找到了。”
　　哈比希喊道：“可是找错了人，是个坏女人！”
　　“看来是这样，我同意。”
　　“他为什么从未跟我说过这事呢？”
　　“跟你说？”海梅斯大夫苦笑说，“怎么可能呢？谁敢啊？你有老婆、孩子，心满意足了，可实际上你并不了解他们，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他们精神上的苦闷？”
　　“我爱他们胜过世上的一切。”
　　“这么说岂不委屈了你那些邮票？”
　　“尤利乌斯！我现在真想把你撵出去！”
　　“可这也解救不了你。”海梅斯大夫想，这下该对哈比希直话直说了，否则他永远不会理解，他等于把自己砌在他那些原则里面了，觉得空气越来越稀薄，但自己又不愿推倒围墙，所以只有我们来帮他的忙。“你不知道盖尔达受罪受够了吗？”
　　“盖尔达？盖尔达怎么啦？你这话什么意思？”
　　“最近几年她经常哭着鼻子找我。”
　　“哭着鼻子？为什么？她干吗哭啊？”
　　哈比希一脸茫然。盖尔达向尤利乌斯哭鼻子？她根本没有理由悲伤，她可是个有福气的女人，有自己的房子，漂亮的花园，经济上不缺吃少穿，生活井井有条，有个好儿子，有个可以信赖的、把她捧在手里的丈夫，可以旅行度假，有华丽的衣服，玩桥牌，喝咖啡，看歌剧，听音乐会。上帝啊！人活着还要求什么？“盖尔达没有理由哭鼻子。”哈比希大声说，“她是幸福的！”
　　“是的，所有物质的东西，她都有了。可是她内心感到凄凉、孤独。”
　　“罗伯特下午1点放学回家，我5点30分下班，她从不孤独。”
　　“她和你们在一起也感到孤单。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件擦得锃亮的家具，是你家的一件摆设。你们两口子睡觉的时候，她也不过是个床垫子而已。”
　　哈比希气得面部扭曲，脸色发白：“她……她跟你谈起过我们的私生活？”
　　“我是你们的医生，医生也就是听取忏悔的神甫和最可信赖的人。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和你谈谈盖尔达的精神状态和罗伯特的青春期问题……可惜我没有这么做。”
　　“这么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你也有一份，所有这些我都不知道，而你是知道的！我的医生，我的亲信！尤利乌斯，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哈比希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海梅斯大夫告诉他的情况反映了他的家庭危机，而他——胡伯特——一直还以为自己两口子是模范夫妻。没想到一个模范家庭里的成员之间竟是如此隔膜！他费了很大的劲才问：“这就是罗伯特出走的原因吗？”
　　“我猜是的，只能是这个原因。他没有跟你说过他要自由吗？”
　　“我还以为他是说傻话，是在挑衅。我甚至觉得很可笑，我儿子罗伯特从来就不是挑衅者。”
　　“是你无意识地把他变成了挑衅者。”
　　“他挑衅失败了？”
　　“可以这么说。”
　　“全怪那个女人！”
　　“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个女人起了定时炸弹的作用。”
　　哈比希不再走动，海梅斯大夫松了一口气。看来哈比希终于明白了，他现在才认识了这场悲剧。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满可以以这样一个家庭的破灭为内容写出一部悲剧来。
　　“一个女人！”哈比希喃喃自语着。他朝他家的花园望去。花圃里的玫瑰正在怒放，柏树的树梢在微风中摇曳，草地上在吱吱响地喷水。“要是有这么个女人，我这就去找她，我能找到她，尤利乌斯，我现在对你发誓，我一定要找到她！从现在起，这就是我唯一的任务。我会找到她，替我儿子罗伯特报仇。”
　　“愿上帝保佑你。”海梅斯大夫站起来走向哈比希，用手搂住他的肩膀说，“只是谁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
　　就在罗伯特死后的第九天，盖尔达·哈比希停止了呼吸。
　　她没有从昏迷中醒过来，再好的医疗条件也起不了作用。好像是她的灵魂说了话：算了，活着没意思，把生命还给上帝吧。
　　主任医生和哈比希一起站在病床边上时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但医生也只是人，上帝没有帮忙。”所有的输液管都已撤掉，盖尔达两手交叠，安详地躺在床单上，显得端庄、美丽。
　　哈比希说：“教授，您错了，上帝是帮了忙的。不过，解释起来太费事，这样说吧：上帝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到什么时候就没有价值了，而我们人类则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上帝做了好事……”
　　主任医生伤心地看着哈比希说：“您太太本来很健康，要是没有这个打击……”
　　“她要是活下去那真是受罪。只有这么看，我只有这样来安慰自己。”哈比希同主任医生握了握手，他握手出奇地有力，不像是一个因痛苦而变得虚弱的人。“教授先生，我感谢您的努力。”
　　哈比希离开医院后，主任医生对主治医生说：“这人有点怪，一个星期之内死了两个亲人，儿子和妻子，而他表现得那么泰然，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的心像是花岗石做的，人真是一个谜。”
　　刑警的调查工作把罗伯特的一生清楚地刻画出来了。
　　罗伯特的父母都是正派人。罗伯特是他们宠爱的乖儿子，但他不愿再被他们当成小孩子。他有宏大的理想，却被教育得远离现实。赖伯把这称为一种近乎病态的父母之爱的失误，是一场悲剧。
　　警方通过细致的调查取得以下结果：
　　据为他辅导数学的同学说，罗伯特有个女朋友，补习数学只是借口，好跟那个女人见面。
　　这个同学说：“那个女人比罗伯特年纪大好多岁，据说是个吧女，姓什么不知道，名字我忘了。”
　　推论：通过这个女人，罗伯特进入了毒品圈，甚至犯罪分子的圈子，别人把时髦毒品摇头丸，可能还有别的毒品，介绍给了他。他本人服用摇头丸，不得不依赖和屈从别人。
　　影响：罗伯特学习成绩急剧下降，上课打瞌睡，性格发生变化，变得倔头倔脑，跟父亲吵架，吵得越来越凶，于是离家出走。以后住址不明，有可能住在帐篷里，或那个吧女的家里。
　　通过摇头丸结识了克丽丝塔·海林，两人相爱，他给克丽丝塔吃摇头丸，使姑娘死于血液循环系统崩溃。
　　结果：罗伯特想要跳出犯罪分子的圈子，成了对贩卖摇头丸的组织的威胁，被人用枪击后颈的办法消灭掉了。
　　沃特克看了调查概况后满意地说：“事情一清二楚，一环扣一环，就是这么回事儿。就差一点，我们不知道那个左右着罗伯特的女人是谁，当然还有凶手……一旦抓到了那个女人，就会抓到凶手。”
　　报上登出要求人们提供线索的消息后，有许多目击者来报告。有几位说，他们在施瓦宾区经常看到罗伯特的小雪铁龙汽车，停在不同地点，而且是停过夜。沃特克说：“又是些废话！”但是一对年轻夫妇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他们在克丽丝塔死去的那个夜里曾开车经过沃尔特湖边。
　　男青年说：“突然间我们看到，月光下有个裸体的姑娘在草地上跳舞。我要是一个人的话，我就会停车。可是我太太坐在我身边……”他挤了挤眼睛，“我只好继续往前开，我就说了一句：‘这姑娘疯了，要不就是吸了毒！’可谁会想到凶杀啊？”
　　赖伯认真地说：“那时候姑娘还能得救。”
　　“谁知道啊！而且她不是一个人，草地上有个帐篷，公路上停着一辆雪铁龙。”
　　“一切都清楚了。谢谢您提供的情况。”
　　沃特克搓了搓手说：“我们开始找那个女人吧！我们要把慕尼黑及其周围所有的酒吧都查个遍。赖伯，你是缉毒老手，应该熟门熟路了。”
　　赖伯怀疑地摇摇头说：“那是往橡皮墙上撞！我们问什么啊？连张照片都没有。”
　　“总会有人看见过罗伯特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吧！我们有罗伯特的照片。”
　　“没有哪个吧女会出卖自己的同事，这是一种行为公约。谁也不愿意被人划伤自己的脸。罗伯特的照片帮不了我们的忙。要是我们能在他那儿找到一张那个女人的照片就好了……我们翻了个遍，一点女人的影子也没有。”
　　沃特克想到两桩人命案眼看快要破了，心里特别高兴，他喊道：“喂，那位名叫‘巧合’的探长先生，您快来吧，我们需要您哪。”他对赖伯说：“彼得，我能感觉到，我们离目标很近很近了。”
　　“别忘了还有丽莎·布隆迈尔一案呢。”赖伯倒是比较谨慎。丽莎在家庭以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一直还是个谜，至今没有一个证人。
　　“关于丽莎的案子，我们也会找到线索的，这一切都互相关联。”
　　这是个错误的看法，只是沃特克还没有认识到。
　　盖尔达的葬礼也是在最小范围内举行的，送葬的人仍只有牧师、哈比希和海梅斯，这一天还下着雨。墓边的仪式缩短了，三个人打着雨伞走回汽车。哈比希把玫瑰花扔到棺材上以后还说了一句话：
　　“盖尔达……原谅我，原谅我的一切，我向你发誓，我要为罗伯特报仇……”
　　从这一天起，哈比希不再动他的集邮本了，他把全部邮票卖给了一家拍卖行。拍卖商翻了翻集邮本，又是惊奇，又是高兴，真是难得的好邮票，是一笔财富。
　　他问道：“处长先生，您怎么舍得呢？要是我可下不了这个狠心。”
　　哈比希毫不激动地说：“我没有继承人了，留下来给谁啊？给教会？教会有的是钱，给国家。国家抽我们的税抽得够多了。我宁肯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把它卖掉，进行有益的投资……”
　　“投资？”拍卖商狡黠地眨了眨眼，“您不是没有继承人吗？”
　　“给我自己投资，用来完成一项巨大的任务，我要寻找一个人，需要很多钱，不过跟您说这些没有意思。”
　　哈比希开始在家里对罗伯特的房间再次做检查，尽管警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解除对罗伯特的怀疑的东西，哈比希还是有条不紊地仔细搜查。他内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他：你会有发现，你会找到一条线索，说明那个女人引诱和摧残了罗伯特，要有信心，你会找到的。
　　哈比希检查了罗伯特的房间、书本、衣服、练习本和乐谱，还有一大堆纸张，什么也没找到。他记下了一些电话号码，逐个打电话问，这些号码是书店，同学，钢琴老师，童子军办公室，乐谱印刷厂，乐器店，游泳池，调钢琴师，学生乐队，体育用品店……是一个乖儿子常用的电话号码。
　　哈比希并不罢休。
　　他走进音乐室，这是罗伯特生活中第二个重要场所，警察在这儿也做过仔细检查，他们翻遍了罗伯特的乐谱本，拿走了他录的音带，甚至查看了钢琴里面有没有藏什么东西，例如书信之类，因为在哈比希家里是不会有人打开钢琴盖来看的……可还是查不出名堂。
　　哈比希在房间里到处寻找。墙上挂着罗伯特拿去放大和配上镜框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卡拉扬闭着眼在指挥；一张是剧照，《费德里奥》第二幕，阴森森的牢狱场面；一张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全体合影，站在前排的又是卡拉扬，瘦小个儿，白发苍苍，脸带微笑。
　　看着这幅照片，哈比希想起了一天夜晚，那天罗伯特听了一场电台转播的卡拉扬指挥的钢琴音乐会，钢琴独奏家是拉达·卢普。罗伯特如梦如醉地说：“我一生的目标就是同柏林交响乐团和卡拉扬一起演奏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如今两个人都离开了人世，其中一人还是被杀害的。
　　哈比希将视线移到屋里的其他物品上。窗户左右两边各有一尊放在木架子上的石膏头像，一尊是瓦格纳，一尊是贝多芬。哈比希记不起来是谁把这两尊石膏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罗伯特。当时哈比希说过：
　　“这种俗气的东西怎么还到处泛滥呢！罗伯特，你总不会把这玩意儿供起来展览吧？”
　　可是罗伯特还是把两尊头像放在他的音乐室里，对哈比希来说，这简直是对他的家居设计的亵渎。
　　正当他的眼光要离开石膏头像时，他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以前电视里放过一部无聊的侦探片，题材是关于贩毒缉毒的。毒贩子十分狡猾，开了一家瓷器批发店，从世界各国进口艺术瓷器，每三件里面有一件是空心的，里面装满了海洛因，在影片里警察花了两个小时才发现这个秘密。按剧本所写，过了半年才破案，前后死了九个人。
　　瓷器是空心的。
　　那么瓦格纳和贝多芬的石膏像也是空心的吗？
　　哈比希用发抖的手挪了挪贝多芬的头像，相当重，是实心的，里面藏不了东西。瓦格纳的像也是实心的，尽管如此，哈比希还是把它抬起来一点儿。
　　他愣住了。
　　在瓦格纳头像底部，用透明胶条贴着一张照片，面朝里。哈比希紧张极了，他还没取下照片就己知道，他找到了启开罗伯特隐私的钥匙，警察并没有拿起石膏像来看，即使有经验的侦察员也会有这样的疏忽，他们以为瓦格纳的头像无关紧要。
　　哈比希取下照片，翻过来，看见一张美貌女子的脸，乌黑的头发，深色的眼睛，肉感的嘴唇，诱人的微笑……就是她！控制了罗伯特的女人只能是她这样的女人。
　　当他看到照片反面写着几个花体字时，更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上面写的是：“我们永不分离”。
　　表白得清清楚楚，但没有名字。
　　哈比希坐了下来，手拿照片，翻来覆去地看这个女人，女人的眼光好像在说：对，是我夺走了你们的罗伯特，我征服了他，把他变成了男子汉，变成了我的所有物，我们分不开了……你还想知道什
　　哈比希把照片放进了他的皮夹。
　　他根本不想把照片交给刑警，而要根据这张照片找到那个毁了他儿子罗伯特的女人，跟她算账，这完全是他的私事，沃特克或赖伯之辈不得干涉。猎人不会把自己的猎物赶到别人的猎区里去，让别人猎取。复仇总是个人行为，没有规范，大多不合法，现有的法律都是不痛不痒的威胁，简直是对犯罪分子的安抚！对蔑视人和毁灭人的人来说，哪有什么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从这时起，哈比希眼里已没有法律了，只有他自己的法律，那就是：报仇！
　　罗伯特，我的儿子，你可以信赖你的父亲。
　　哈比希处长的转变是可怕的，但也是合乎逻辑的。一个人被夺去所有的亲人以后，就会四面出击。
　　弗兰茨·冯·格来欣静观了一个星期，耐心地等待乌丽克来向他报账。他能谅解她，一个女人遇到这种事以后，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在精神上重新振作起来。
　　萨尔瓦多向他汇报了情况，“罗伯特·哈比希问题”已经顺利解决。
　　萨尔瓦多夸奖乌丽克，说：“乌拉干得真棒，像个内行，信得过。当然，她在回来的路上控制不住自己……可以理解嘛……她床上现在没有人了。”
　　冯·格来欣问：“什么叫做控制不住自己？”他不喜欢这么说法。
　　“哭泣、发抖、诉苦……”
　　“诉苦？”
　　“她大叫：‘我不是凶手！’反复地叫，我实在受不了，就揍了她一下，这才老实了。对歇斯底里的女人说什么也没用……只有揍。”
　　事情过去了八天后，被新闻媒体煽起来的民愤平息了，赖伯和沃特克对此很满意，沃特克甚至说：“当我看见记者时，我就能理解凶手了。”
　　冯·格来欣每天都在注意调查的进展，关于罗伯特·哈比希和克丽丝塔·海林的情况，警方掌握了不少，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摇头丸一事虽然提供了足够的谈话资料，但警方在摇头丸问题上仍面对着一片沉默。
　　这样，冯·格来欣就更加焦急地等待着乌丽克的汇报，顾客究竟有什么反应？迄今为止，他从他的各家酒吧里听到的是谨慎的言论，普遍认为那男孩真笨，给他女友吃那么多的药丸，还不知道把死者往哪儿搁。只是为什么要毙掉他，还是一个谜。
　　到了第八天，冯·格来欣的耐心到头了，心想，这悲哀也不能过分啊，人还得活下去，要活动才能赚大钱。他把萨尔瓦多找来，对他说：
　　“乌拉让我担心，这事对她的打击比我们预料的更重。”
　　萨尔瓦多问：“我是不是去找找她？”
　　“我也这么想，我们看得不够远，我们忽略了乌拉，实在不应该！她正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却把她撇在一边。不管她最后对罗伯特有多恨，她毕竟是个女人，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反复。快去把她找来，但不要用暴力，萨尔瓦多！”
　　“她要是不肯来呢？”
　　“她得有理由吧，真不肯来我就亲自去找她。”
　　萨尔瓦多去了半小时就回来了，看得出来他惊慌失措，甚至有些害怕。他直奔冯·格来欣的办公室，气喘吁吁地说：
　　“她不在，她人走了，跑了！家里搬空了……”
　　“她怎么啦？”冯·格来欣从沙发上跳起来，像是受了电击，“搬空了？”
　　“搬得一点不剩。邻居们说，三天以前一家旧家具公司派车来把什么都搬走了，全卖了。”
　　“那可是乌拉的私房……”
　　“有个经纪人接收了她的房子。”
　　“经纪人是谁？”冯·格来欣失去了自制，大声喊道。
　　“不知道。”萨尔瓦多擦去额角上的汗，那不是跑出来的汗，而是吓出来的汗，“乌拉失踪了。”
　　“我料到她会干好多事，可就没有料到这一招。”
　　“老板，没有把她也一起干掉，是个错误。”萨尔瓦多看到老板有些沮丧，竟批评起他来了，“我从来就不喜欢她，用她用得不当。”
　　“她是个婊子！”
　　“可她属于市民阶层，总想有个自己的小花园。”
　　“她冷酷无情，本来可以前途无量！”冯·格来欣猛拍桌子说：“萨尔瓦多，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女人。”
　　“上哪儿找？柏林、汉堡、科隆、斯图加特、埃森、德累斯顿、莱比锡、凯姆尼茨，她到处都能去，要躲起来还不容易？”
　　冯·格来欣点点头，比刚才平静了一点。他说：“萨尔瓦多，你可以走了。我们现在得多多小心啊。”
　　“您是说，乌拉会出卖我们？”
　　“我看她干得出来。不过，这样的话她也没有好下场，因为我们就会知道她藏在哪儿了。等着瞧吧。”
　　萨尔瓦多离开办公室后怒火中烧。凭他的黑手党经验，他真想在沃尔特湖边的一片树林里把乌拉也“处置”掉。黑手党一条古老的真理是：女人如果知道得太多，也就是活得太长了。女人活着是为了料理家务和生儿育女。男人做生意，女人怀孩子，历来如此，至今有效，尽管他敬重老板，但他认为冯·格来欣不是内行，故作高雅，缺乏威慑力，即使是黑手党接班人的模范——那位阿尔·卡波内先生——也会穿着燕尾服用雪茄烟来烫他不喜欢的人的皮肤，只有这样才能当头头儿。
　　冯·格来欣此刻想的是别的事情，比起萨尔瓦多的黑手党经验总结要严重得多。
　　他想的是钱，摇头丸，新建的贩毒组织和那个姓罗的越南人。冯·格来欣现在就知道，对乌丽克-罗伯特事件，罗先生是丝毫不会谅解的。新的生态摇头丸的供应已经开始，任何一种干扰都有可能发展成为障碍，造成数十万计的损失，对罗先生和他的组织来说，只有销售额最重要，而任何干扰都要由冯·格来欣承担责任。在发生钢丝绳凶杀案之后，波兰人的反应比较克制，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把摇头丸市场拱手让给亚洲人。他们看来正在准备一项大的行动，现在犹如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要赢得千百万的人，就不能在乎有牺牲。在这一点上，黑社会分子和打仗的政治家如出一辙，只不过后人不会为黑社会分子树碑立传，奉之为“伟人”而已。
　　冯·格来欣不得不自掏腰包弥补一项巨大的损失：随着乌丽克的出逃，全部“库存”，即最后一批波兰人供应的药丸，各式品种共计4万3千粒，一下丢掉了，在此之前，冯·格来欣已奉罗先生之命撤销了87万粒摇头丸的大宗订货，还有尚未报账的卖掉的药九，按冯·格来欣估计也值10万马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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