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汪介之
　　仅从书名上看，《血浆黑手》或许会被认为是一部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无疑，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在情节结构、形象刻画、场景气氛渲染和叙述方式上，都具有一般侦探小说的某些特点。但是，作品对本世纪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的忧心、关注，对社会罪恶、人性弱点、制度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索，对弱小不幸者、无辜受害者的深切同情，乃至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问，都会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作家的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伸张正义的冲动。这一切使《血浆黑手》成为一部主题鲜明、品位较高的文学新作。
　　小说全文分为第一、二两部，线索分明，故事情节大体按时间流程展开。第一部以德国慕尼黑ACS康采恩集团一位“非常重要和有远见的成员”迪特·莱斯纳尔博士的突发性变故为发端，抛出疑团，造成悬念，顺理成章地引出作品的其他重要角色。莱斯纳尔奉总经理雅可布·林德尔之命，带一班人马去斯托尔贝克执行关闭萨克森钢铁厂的任务。在有钢铁厂经理、企业工会委员会成员和职工参加的大会上，莱斯纳尔面对看台下那些不停叫喊、跺脚的人们，正在声嘶力竭地对着话筒解释为什么要关闭工厂时，突然感到两腿乏力，全身麻木。于是只好中断会议，一行人匆匆飞回慕尼黑。但莱斯纳尔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向总经理报告任务完成情况，避开众人，去找他的一位朋友、医生扬·赫尔措克。在赫尔措克那里作了一番交谈之后，莱斯纳尔在外面转悠到夜半才不声不响地回到家中，开枪打死了熟睡中的妻子汉娜和三岁的女儿，然后自己饮弹身亡。此事迅速轰动了整个慕尼黑。《新信使报》主任记者利欧·马丁取得警长诺沃提尼的同意，要去独立侦查此案。利欧从莱斯纳尔家的女仆那里得知莱斯纳尔曾去赫尔措克医生处看过病，立即去找到赫尔措克，终于打听出莱斯纳尔是因为被告知染上了艾滋病、其妻女也有可能因他而感染之后，才干出这件令人不解的杀人勾当的。但莱斯纳尔对妻子的忠诚是肯定的，于是他从何处染上病毒的问题，便合乎逻辑地被提了出来。
　　小说第二部则从利欧寻找莱斯纳尔感染病毒的原因写起，展开故事情节。利欧从赫尔措克那里得知，莱斯纳尔曾因车祸造成骨折，在马克斯-路德维希医院动过手术。赫尔措克断定莱斯纳尔是在做手术接受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毒。此时诺沃提尼已从这家医院查出，莱斯纳尔在接受治疗时，曾用过伯恩哈根的一家生物-血浆公司提供的12袋血浆（标号为12426-12437）中的一袋。利欧带着妻子维拉来到伯恩哈根，下榻于公园旅馆，并立即去这家公司找到老板恩格尔的代理人霍赫斯塔特。血浆的生产过程被霍赫斯塔特说成是绝对严格、科学的，能够消除任何细小的污染。但他承认，血浆若出现“次品”，则送至生物-医学公司，再由后者提供给有关方面作研究使用，而不会用于临床，莱斯纳尔用过的号码为12426的血浆，就是他们送到生物-医学公司的。利欧随即找到这家公司，但公司似乎已关闭，负责人波德尔也无踪影。在这期间，生物-血浆公司一位打算向利欧提供情况的女工莱辛巴赫惨遭杀害，维拉受到蒙面人的劫持与恐吓，波德尔以及汉堡抽血站的职员切尼查也先后被杀，后者掌握献血者的全部档案。正当利欧感到问题严重，返回慕尼黑时，他的一位朋友因看到他发表的关于血浆丑闻的报道，又从瑞士打电话提醒他：利欧当年在达豪医院治疗骨折时，也是注射过从马克斯-路德维希医院取来的血浆的。利欧迅速通过诺沃提尼打听出：当年马克斯-路德维希医院提供给达豪医院的那袋血浆，属于生物-医学公司供应的12袋血浆中的一袋，标号为12434。利欧去赫尔措克那里抽血检查的结果为阳性，而这就意味着：不仅利欧，而且他的爱妻维拉都可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精力充沛、充满信心的利欧几乎不能自制了。他曾经想到自杀，就像莱斯纳尔那样。这时，警长诺沃提尼介绍他与退休刑事警察基费尔相识。此人是德国最杰出的侦探之一，曾培养出成千上万的警官，但他也在四年前被带艾滋病毒的血浆传染，正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了解到利欧打算搞清楚的全部情况：生物-血浆公司的老板恩格尔是个毫无人性的家伙，为了发财，他的公司从毒品贩子、妓女、罪犯、吸毒者那里廉价收取大量的血，制成血浆，却违反医药卫生条例，不作严格的高温消毒和病毒检查，仅以“取样检查”敷衍一下。结果，恩格尔本人成为百万富翁，到西班牙马略卡岛购置了别墅和游艇，而他的公司生产的带艾滋病毒的血浆却到处被使用，于是，许多人染上艾滋病，走向死亡。而恩格尔之所以长期逍遥法外，继续干着杀人勾当，全是由于他以高价贿赂获得了联邦卫生局高级官员哈佩尔的庇护。基费尔告诉利欧：他准备干掉恩格尔和哈佩尔，为民除害。利欧感到基费尔的计划比莱斯纳尔的方法更好些，便答应帮助基费尔。在基费尔去马略卡岛枪击恩格尔，并给他注射了自己的带病毒的血时，利欧独赴柏林，教训了罪大恶极的哈佩尔。最后，利欧在维拉的电话中得知：赫尔措克对他的第二次抽血检查的结果为阴性，同时，他们的孩子也即将降临人世；恩格尔的助手霍赫斯塔特，杀死波德尔、切尼查、莱辛巴赫并劫持维拉的凶手，均在马略卡岛落入法网。
　　这部小说所触及的，首先是当今世界人们所共同关心的一个社会问题：艾滋病的流行。艾滋病毒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痛苦、绝望和死亡。艾滋病的蔓延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种疑问：这种病毒是否仅仅是通过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传染的？至今，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肯定的。《血浆黑手》却通过一系列人物的不幸命运，作出了另一种回答。莱斯纳尔忠于自己的妻子，依恋家庭，在私生活方面遵守道德规范，但他却染上了这种致命的病毒。为了避免“等待死亡”的痛苦，他在巨大的悲痛中杀死了妻女和自己。小女孩安格拉7个月时被父母遗弃，由一位好心的妇女收养，但这孩子始终四肢无力，瘦得像只小老鼠，5岁时就不幸死亡，原因是她还在母腹中便已经染上艾滋病毒。超级特警基费尔一生没有任何不轨行为，却在一次手术中国注射带病毒的血浆而造成可怕的不治之症……作品通过众多并无不正当性关系史的人感染艾滋病的事实，打破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通常看法。但作者的意旨显然不限于从医学角度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答案，而是将笔锋伸向艾滋病流行现象的背后，揭示出某些企业主的利欲熏心和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是造成这种可怕的瘟疫得以蔓延的人为因素。输血，本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但这里也成了赚取大量钱财的赌场。恩格尔的公司通过生产和贩卖带艾滋病毒的血浆大发横财，在生产过程中下令每人袋血浆只检查一袋，以防“免疫缺损病毒”，拒绝采用耗资较大的高温消毒法，仅是把血浆倒进一只大桶，取样检查一下了事。德国联邦卫生局本来有严格检查血液的法令，但由于像哈佩尔这样的卫生局“政府主管”被恩格尔等人收买，“血浆巨头”得到“充分谅解”，在德国的医院、红十字会的血库里，就出现了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和血样，艾滋病这一死神直接走进了手术室。于是，几年之内即有500人被夺去生命，数千人被确认已感染病毒。这种灾难性现实只是因为政府不能对血浆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监控而造成的。《血浆黑手》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雄辩他说明正是人的贪欲为艾滋病毒的蔓延大开方便之门。作品还特别交代：恩格尔在伯恩哈根的生物-血浆公司，只是一个子公司，总公司设于列支敦士登。这就暗示出慕尼黑出现的可怕幽灵，游荡于欧洲乃至世界更广阔的地域，从而也就使得这部小说的警世意义超越了国界。
　　如果说，丧心病狂的贪欲是可怕的，不择手段牟取暴利是应当诅咒的，那么，身居要职的官员怂恿、庇护甚至参与“拿人命换钱财”的过程，则更为可怕，更应当受到诅咒。对于官商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幕，杰出的退休警察基费尔想必是十分清楚的。他曾经对利欧·马丁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知道，到目前为止，唯一应该受到判罪的是谁吗？是哈佩尔，是这个最不道德的人。恩格尔只是一个流氓，而哈佩尔却体现了一种制度。利欧，你明白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哈佩尔”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物。没有这个“政府主管”、联邦卫生局要员、“生物学家”，恩格尔之流还能找到另一个庇护者。哈佩尔所置身于其中的“制度”、体系，使他有可能对艾滋病组织的申诉、医院的抗议、血友病患者协会的控诉、新闻界的批评，统统置若罔闻。这个身居高位的贪财忘义者曾在一封信中写道：艾滋病和血友病患者组织“搞的那些不恰当的耸人听闻的宣传，明显地具有政治上的企图”。哈佩尔这一说法，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袭用了他那一类人的惯用伎俩：把自己肯定为某种高不可攀、不容怀疑的“政治”的代表或化身，把揭露、批评、反对自己的力量一概说成是由“政治”企图、“政治”阴谋所驱使的。人类的天良、道德、善恶、正义与反正义等问题，被归入“政治”这个荆棘丛生的范畴，足以使人听而生畏。这固然是哈佩尔之流的一种反击方式，可也的确显示了一种客观事实：他们确实体现了一种“政治”，一种制度。这种政治，这种制度与体系，必然会“充分倾听”恩格尔之流的“忧虑和愿望”，并给予他们“大力的支持”。《血浆黑手》在对哈佩尔这个形象的描写中，无疑显示出它的深刻性。
　　《血浆黑手》高于一般侦探小说和纪实文学之处，还在于它通过感染艾滋病毒者的不同心理反应和生活态度，探讨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莱斯纳尔和基费尔，利欧和维拉，在得知自己染上或可能染上病毒之后的心态是各不相同的。莱斯纳尔一听说抽血检查的结果为“阳性”，马上完全陷入绝望。他根本听不进医生关于他妻子被传染的可能仅在20-25％之间、孩子的可能则更小的说明，当晚就杀死了熟睡中的爱妻与幼女，随即自杀。这位一贯善于“预先估计到最坏的情况”、“作出必要的决定”的先生，在作出最后一次决定时还这样安慰自己：“死亡是爱的唯一形式。”莱斯纳尔的结局虽然也是对恩格尔、哈佩尔之流的一种控诉，却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与莱斯纳尔恰成对照，年老的退休警官在得知自己因接受输血而染上艾滋病毒后，远没有像前者那样堕入绝望的深渊。他用四年时间极为冷静地搞清了带病毒的血浆非法生产、进入医院的来龙去脉，掌握了罪魁祸首恩格尔、哈佩尔的全部罪行材料，制定了惩治刽子手的周密计划和行动方案，并成功地动员记者利欧帮助自己完成了任务。他懂得，哈佩尔“体现了一种制度”；但正如利欧所想到的，基费尔本人也曾体现了一种制度，并为之自豪。只是基费尔终于不愿依旧被纳入“官方控制电路”中去，而是更加“重视自己”了。他在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方法，是用一种谋杀对抗另一种谋杀——非法生产与推销带病毒血浆。他在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之后死去。这种对抗方式也许有一定的消极性，但又是处在他的生存环境之中所能够采取的一种不无震动效应的抗议方式。
　　明星记者利欧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在得知血液检查结果显示“阳性”后，一度与莱斯纳尔一样被恐惧和绝望所控制。但是后来他醒悟过来：不能听任命运的摆布，不能把一切都看成是不可改变的，不能让恶棍恩格尔和哈佩尔逍遥法外。促成利欧醒悟的，除了赫尔措克医生的解释与劝慰、基费尔精神的影响之外，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利欧的妻子维拉。这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她在第一次听到丈夫与艾滋病的“联系”时，立即来吻他与拥抱他。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爱给了利欧以生活的信心。维拉内心有着不可避免的惊恐和痛苦，却决不在丈夫面前流露。她当时的生活内容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继续过下去，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她信奉的是她祖父的哲学：“生活里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即你得生活。”上帝似乎不忍心让这个乐观、开朗、单纯、充满爱心的女性遭到巨大的不幸：从赫尔措克那里传来了利欧并未染上艾滋病毒的检查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仿佛是维拉的生活哲学的胜利。维拉这一形象的存在，为整个作品增添了一种明朗的色调，一种生活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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