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星期一，上午十点
　　托马斯把照相底片印在八寸乘十寸的蜡光纸上，然后前往他的上司加尔林的办公室。他的双手握着照片，沿着长长的走廊前行，走下一段楼梯，穿过一扇安全门，将身份证划过一个传感器，然后进入了迷宫一般的房间。他向一名士兵点头致意——四处都站着士兵，履行着他们的职责——然后走上另一段楼梯，经过一间张贴着世界地图的会议室。军方的人们常常在这间会议室里讨论病毒的蔓延情况。现在里面正有人开会。他转身来到另一侧的一套房间。其中，有个房间杂乱得让人叹为观止，称得上是一片狼藉。这个房间属于吉恩，那位曾经领导过卡塔姆洞穴探险的生化防疫专家。而对面就是加尔林的办公室。这个房间保持得比较整洁，虽然空间比较狭小，不过还好有一扇窗户。加尔林把自己的办公桌放置在窗户旁边，以获取更多的阳光。而墙壁上挂着他的孩子们完成的图画作品。其中有一幅是他女儿画的，画面上是一只兔子在灿烂的黄色太阳下方。搁板上放着一件非洲雕塑品，其形状是人类的指尖上握着一个鸡蛋，仿佛鸡蛋中包含着什么即将孵化的饶有趣味的东西。
　　“有什么事吗，托马斯？”加尔林问道。
　　“我们有大麻烦了。”托马斯把照片在加尔林的办公桌上一字排开。现在是11月，天气阴冷，窗外的光线柔和地洒在“蛇发女妖”图像上。“这是来自雷斯顿的猴子，”托马斯说，“我认为它是一种蜷丝状病毒，而且很有可能是马尔堡病毒。”
　　加尔林想起自己曾经闻过那个长颈瓶，他说道：“你和我开玩笑吧？这可不是好玩的。”
　　“这可不是玩笑，加尔林。”
　　“你确定吗？”加尔林问道。
　　托马斯表示他感到非常的确信。
　　加尔林仔细地看着这些照片。是的，他可以看见蠕虫。是的，他和托马斯已经把它吸入肺里了。唷，他们却没有头痛。他记得当时，切碎锡纸里神秘的粉红色的小块肉时，他对这位病理学家谈及的话语：“幸运的是这并非马尔堡病毒。”是啊，正确。
　　“这块标本的尺寸对不对？”加尔林问道。他取出一把尺子，测量这些颗粒。
　　“它似乎比马尔堡稍微长一些。”托马斯说。马尔堡病毒颗粒会形成类似燕麦圈的环状物。而这块材料更像是意大利面条。他们翻开教科书，把托马斯拍的照片与教科书中的照片进行比较。
　　“我看它不错，”加尔林说，“我会把它给彼德斯瞧瞧。”
　　加尔林，这位军方的非军职人员，决定向军方指挥系统通报此事。首先应该通报给军医署的克拉伦斯?詹姆斯?彼德斯上校。他是研究院的疾病评估部门的主任，负责对付危险的未知微生物的医生（他称这些微生物为“有趣的材料”）。彼德斯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建立了疾病评估部门，而且他也是单枪匹马地管理着这个部门。他属于那种另类的军人，悠闲自得，才华横溢，却又漫不经心。他戴着丝框眼镜，红润的圆脸，面色愉悦，留着胡须，说话慢吞吞，带有轻微的得克萨斯腔调。他的身材不算高大，不过很爱吃东西，连他自己都相信体重过重了。他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这是他早年在中非和南非的丛林中搜寻高危微生物的时候学会的。军队的规章制度要求他在早上八点钟上班报到，但是他常常在十点钟左右才悠然而来。他不喜欢穿制服，常常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火红的夏威夷衬衫，连同一双凉鞋和“德维比希”白色短袜，看起来好像他刚刚在一家墨西哥饭店里度过一宿的模样。他不穿制服的借口是得了脚气，声称这是他在中非染上的一种不能治愈的热带毒株，而且永远不能彻底去除，于是他不得不穿短袜和凉鞋，以保持他的脚趾附近空气流通，而牛仔裤和火红衬衫则是套装的一部分。彼德斯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在夜里下班，常常在其他人下班之后很久才回家。
　　在官僚系统中，彼德斯能够像鲨鱼一样游刃有余。下属全都对他忠心耿耿，而他还会轻易地而且是故意地制造敌人，只要能让他满意。他驾驶一辆红色的丰田汽车，曾经阔气过一阵子。在热带雨林和稀树大草原上旅行时，他会愉快地享用当地人吃的任何东西。他曾经吃过青蛙、蛇、斑马肉、水母、蜥蜴，以及不剥皮的整只蛤蟆。不过，他认为自己还从来没有吃过蝾螈，至少在菜汤里没有认出过。他曾经吃过煮熟的猴腿，还喝过用人的唾液发酵的香蕉啤酒。有一次，他在非洲中部探险，率领一支队伍搜寻埃博拉病毒，当时正值分蜂季节，他发现自己处于白蚁国度里，于是他静候在蚁穴附近，等待白蚁涌出来时收集它们，然后生吃它们。他认为它们有一种爽口的坚果味道。他是如此地喜欢白蚁，以至于把它们与血液样本冷藏在一起，使白蚁终日保持新鲜。这样，当太阳从非洲大草原上落山时，他就可以像吃花生一样吃白蚁点心，伴着晚间杜松子酒下肚了。他还喜好闷死的天竺鼠，把它们连同血液和内脏一起烘烤。天竺鼠会像书本一样翻开，提供珍品，而他喜欢挑吃天竺鼠的肺脏、肾上腺和脑髓。于是，不可避免地，他会为此付出代价。“我总是生病，但这样值得。”他曾经对我这样说道。他非常迷信地图，而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总是挂着许多幅地图，上面标记着病毒蔓延的位置。
　　加尔林把托马斯的照片放进一个文件夹里。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这些照片。他发现彼德斯正在那间挂着世界地图的会议室里开会。加尔林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不清楚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彼德斯，但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加尔林双手握着合上的文件夹。“这事情有点敏感。我实在不想在这儿打开它。”
　　“什么事这样敏感？”
　　加尔林略微地打开了文件夹，只让彼德斯瞥了一眼，然后赶紧合上了。
　　上校的脸上露出惊奇的表情。他站了起来，没有与其他人说一句话，甚至没有请准提前离开，就同加尔林一道走出了房间。他们回到加尔林的办公室里，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托马斯在那里等着他们。
　　加尔林在办公桌上铺开照片。“瞧瞧这些，彼德斯。”
　　上校浏览着照片。“这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问道。
　　“那些来自雷斯顿的猴子。看起来不太妙。托马斯认为它是马尔堡病毒。”
　　“我们以前被愚弄过，”彼德斯说，“很多东西看起来都像蠕虫。”他凝视着照片。这些蠕虫是不会弄错的——还有这些类晶体——这些砖状物。看着它是真实的。感觉它是真实的。他不禁皱起眉头，后来，他将此描述为“严重的皱纹因子”。他想，对于弗吉尼亚的那个城镇及其居民来说，这件事情将会是一个可怕的麻烦。“第一个问题，”他继续说道，“就是实验室污染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材料有可能是军方自己的卡迪纳尔毒株——它或许不知怎的从冷冻柜里泄露了出来，而且进入了那些长颈瓶中。不过那似乎不大可能。而且他们考虑得越多，越觉得不可能。卡迪纳尔毒株保存在大楼的另一块区域里，位于好几堵生物隔离墙的后面，与猴样本之间有着很远的距离。还有众多的安全措施防止马尔堡-卡迪纳尔之类的病毒被意外地释放。那几乎不可能。不可能是一次污染。然而它可能是不同于病毒的某种东西，或许只是虚惊一场。
　　“这儿的人们每当看到长长的纤维状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自认为发现了蜷丝状病毒，”彼德斯说，“我表示怀疑。很多东西看起来像马尔堡。”
　　“我同意。”加尔林回答说，“它或许什么也不是。它或许只是又一头尼斯湖水怪罢了。”
　　“你打算怎样确认它？”上校问他。
　　加尔林解释道，他打算使用人类血液样本来化验这些细胞，倘若这些细胞感染了马尔堡病毒，它们就会发光。
　　“好的，你化验一下马尔堡病毒，”彼德斯说，“你打算包含埃博拉病毒的化验吗？”
　　“当然。我已经那样考虑了。”
　　“你的化验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因为假如那些猴子身上有马尔堡，我们就必须评估该怎么做。”
　　多戈德，比如说，是可能染上马尔堡病毒的最佳候选人，因为他曾解剖过那只猴子。
　　“我会在明天之前给出是否马尔堡病毒的明确答案。”加尔林说道。
　　彼德斯转过身子，对托马斯表示他需要更多的证据。他希望看到照片上明确地显示着微生物正在猴肝脏中生长，而且猴肝脏明确来自那只死于猴舍的猴子。那样就会证实这种微生物生活在猴子体内。
　　彼德斯能够察觉出一次军事和政治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如果公众认识到马尔堡病毒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引起恐慌。他手里握着一张蛇形物的照片，站起来说道：“倘若我们要宣布马尔堡病毒在华盛顿附近爆发，我们最好深信不疑自己是正确的。”然后，他把这张照片扔到加尔林的办公桌上，转身到世界地图下面开会去了。
　　彼德斯离开加尔林的办公室后，一段微妙的对话在加尔林和托马斯之间展开了。他们关上房门，平静地谈论着“嗅探事件”。那是他们彼此之间最好的沟通。彼德斯对于他们曾经闻过那个长颈瓶的事情一无所知。
　　他们计算着暴露的日期。自从他们打开那个长颈瓶，用鼻子吸入潜在的马尔堡“香水”之后，十天已经过去了。明天就是第十一天了。时钟在滴答作响。他们正处于潜伏期。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的家人怎么办呢？
　　他们想知道，如果彼德斯上校了解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后会怎样处理。他或许会命令他们到“班房”里头去——那座4级生物隔离医院。他们会去密封舱和两扇钢门后面的班房里度过余生，由身穿宇航服的护士和医生来照料。在班房的一个月里，医生们会穿着宇航服在你身边徘徊，提取你的血液样本，只是等着你崩溃而已。
　　班房的房门一直锁着，空气保持着负压，而且你的电话会被监听——这是因为班房里的人们往往会情绪崩溃，并试图逃跑。他们从第二个星期开始打瞌睡，渐渐变得情绪低落，不爱说话。他们会凝视着墙壁，沉默不语，反应消极，甚至不看电视。其中一些人会变得激动而惶恐。一些人还需要持续打“安定”点滴，以防止他们撞向墙壁，或者打碎观察窗，或者捣毁医疗设备。他们被扣押在单独监禁的死囚区中，等候着高烧尖峰、内脏剧痛、脑中风以及最后的临终阶段的来临，而这个临终阶段往往伴随着突然的令人惊诧的无法控制的喷血。绝大多数人不断地声称自己从来没有暴露于任何东西。他们否认自己身上出了什么毛病，而通常情况下，从肉体上说，他们在班房里确实安然无恙，而且会健健康康地出来。然而精神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在班房里变得偏执妄想，确信军方的官僚老爷们早已遗忘他们了，留下他们自生自灭。刑满释放时，他们常常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出现在密封舱的门口，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对军方很愤怒，对自己很愤怒。护士们试图让他们振作起来，送给他们一块蛋糕，蛋糕上面插着蜡烛，而蜡烛的数目正好等于他们在班房里生活的天数。他们慌乱而恐惧地眨着眼睛，看着插在班房蛋糕上的许多根燃烧的蜡烛，或许比自己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还要多。有个家伙在班房里被锁了四十二天，因而他的班房蛋糕上有四十二枝蜡烛。
　　许多曾被隔离到班房中的人选择终止他们在4级区域的工作，他们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说明自己如何如何不能穿上宇航服，今天不能，或者明天不能，或者明天的明天不能。其中不少人辞职不干了，全然离开了研究院。
　　加尔林觉得，总的说来，他没有感染病毒的很大风险，托马斯也没有。假如他确实感染了它，他应该会及时知晓的。他的血液化验会呈阳性，或者他会感到挥之不去的头痛。无论如何，他非常强烈地相信马尔堡病毒并不是那么容易染上的，而且他认为他的家人和城镇附近的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危险。
　　但是要考虑到多戈德曾经解剖过猴子。当他剖开它们的腹部时，他会俯下身体，会呼吸到猴子的气味。他俯身靠近它们的肠子，靠近一滩马尔堡血液。那么，多戈德为何没有死掉呢？啊，他推论着，多戈德身上没有发生什么，那么大概我们身上也不会发生什么。
　　它来自何方？它是一种新的毒株吗？它能够对人类有什么影响？一种新的病毒毒株的发现者可以命名这种病毒。加尔林也想到了那一点。假如他和托马斯被锁在班房里面，他们将不能对这种病毒进行任何研究。他们正接近于一项重大发现，或许是由此而生的荣耀挑逗了他们。在华盛顿附近找到一种蜷丝状病毒是一项具有终生意义的发现。
　　基于以上的所有原因，他们决定保持缄默。
　　他们决定对自己的血液进行病毒测试。加尔林对托马斯表述了“我们要立刻从我们自己身上提取血样”诸如此类的话。如果他们的血液呈阳性，他们会马上去班房报到。而如果他们的血液仍然呈阴性，而且他们身上没有显示出其他病症，那么他们传染其他人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很显然，他们不愿去正规诊所，让军方的护士来提取他们的血液。于是他们找到一位友好的非军职技术员，这位技术员在他们的手臂上缠了一根橡皮筋，他们注视着他把血液抽进试管里。他了解个中细节，而且他表示会保持缄默。然后，加尔林穿上一套宇航服，拿着他自己的血样进入了他的4级高危实验室。他还携带了托马斯的血样，以及盛放那些乳白色标本的长颈瓶。当你穿着宇航服握着你自己的血液时，这种感觉十分奇特。然而，倘若他的血液洒到别人可能意外接触的地方的话，那似乎是相当冒险的。他的血液必须被隔离在高危地带之中。假如它感染了马尔堡病毒，他不愿意看到它杀害任何人。他自言自语地说，假设这是从猴子尸体上找到的一块神秘的肉片，我就会更小心一些了……
　　托马斯则回去收集一些酸洗过的猴肝脏，以便拍摄病毒的照片，期待着能够证实类似马尔堡病毒的微生物生活在猴子体内。他找到一个塑料罐，这个罐子里面盛放着经过消毒的O53猴的肝脏切片。他从罐子里捞出一些肝脏，夹住其中的几个小块，然后把这些小块固定在塑胶上。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要花数小时才能完成。他准备第二天来加工塑胶，于是先回家一趟，力图睡上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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