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午夜时分，莎拉锁上了剑桥寓所的前门。只有客厅前门还亮着灯，保姆安伯乐躺在洛兹懒人椅上打着盹儿，胸前盖着一本《波士顿使者》。
　　安伯乐这位71岁的寡妇兼曾祖母长得圆实敦厚，头发烫了小卷染成蓝色，一双小眼睛睡意胧。她住在剑桥周边地区的工薪区裟蒙维尔，杰理德就是她照顾大的。现在杰理德已经八岁了，所以她来得也就少多了。只是莎拉的工作时间总是太突然，这样一来，安伯乐能够随时待命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莎拉她把摇醒，递给她工资，然后道了一声晚安。几分钟后，安婆婆的雪佛兰“古典顺风曲”（雪佛兰汽车的一种型号）老爷车就“呼嘟嘟”地在门外发动了引擎。莎拉上楼来到儿子的房间，打着昏暗的手电筒小心跨过堆满玩具的地板，结果差点踩到儿子的最新杰作：他用一个泡沫塑料杯做成筐，一个四方泡沫做成栏板，搭建了一个桌子高的投篮筐。
　　床头一层架子上坐了一排胖嘟嘟的绒布小动物：有小猪爱尔和戴着卡里拉太阳镜的小熊克克。另一只小熊哈克?贝利被儿子抱在怀里睡着了。
　　杰理德穿着他自己在维尔港跳蚤市场挑选的扎染衬衫和侏罗纪公园睡裤，棕色的头发睡得蓬乱，呼吸柔和而平静。他的睫毛特别长。手腕上绕着一个土黄色带子，上面写着：Cowabunge（冲浪者冲浪时喊的口号）。
　　莎拉坐在床边望着儿子——她常常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就这么看着儿子睡觉——直到他突然嘴里嘟囔了两声翻了个身。她吻了吻他的额头，关门下了楼。
　　莎拉从厨房的壁橱里拿出一杯加了冰的威士忌。每次完成任务回来精神都会处于亢奋状态，所以她需要点什么东西来帮助睡眠。不过，威士忌也不是好喝的，现在她早上起床时连一丁点儿宿醉的头痛感都受不了。于是，她放下了酒杯决定去用微波炉热一杯牛奶喝。
　　调好微波炉的时间，莎拉走进厨房。晚餐用过的碗碟照原样堆在餐桌上，灶台上面的罐子上还粘着意大利面酱。她跟杰理德说过要擦干净的，显然他没擦。这本来也应该是安婆婆分内的事，不过可能只怪电视太诱人了。她觉得很烦躁，原本就不好的心情现在更糟了。
　　每次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见到科洛林，莎拉都会觉得很压抑。有时她也会想要个伴儿在身边陪着，希望杰理德在家里能有个爸爸。
　　但一定不是科洛林。除了科洛林，谁都可以考虑。她对这个男人实在是厌恶之极。过去那段不幸的婚姻已经证明和他之间有任何瓜葛都是噩梦。这个男人既自私又没教养，可惜等她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不仅儿子看出了自己对前夫的鄙夷，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挺无耻的。儿子对这个在自己面前总是扮演海军训练官的父亲敬而远之。科洛林一周只能见儿子一次，可能他以为这种方式最能把儿子培养得有男人味。根据法律规定，科洛林每个星期只能在周末，也就是周六，带杰理德出去一次。而这也是儿子最不希望来临的日子。一般来说，科洛林先过来带儿子去餐馆吃个早点，偶尔身边还会带着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接下来要么就是去福克斯波罗看拳击赛，要么就是到南端区的健身房练散打。在杰理德眼里，跟着老爸在一起的周六除了运动还是运动。可是，这也是科洛林惟一能够和儿子相处的机会了。
　　杰理德是个活泼好动的小孩。虽然有时候难免脾气有点乖戾，但是相当聪明。最近他迷上了棒球——到处收集棒球卡片、搜寻棒球赛事的得分结果。而一旁的莎拉却担心儿子这么做是对他爸爸的种种误导而产生的逆反。尽管杰理德聪明伶俐，但是他怎么都想不到：无论他做什么，他的努力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父亲，可是从科洛林身上他永远都无法找到这个“人”。早点清楚这个事实对杰理德的成长有好处。
　　莎拉想起一个月前一个周六的下午，杰理德和爸爸呆了一天以后眼泪汪汪地回到家里，身上有明显的淤伤，一只眼睛竟然肿得睁都睁不开。莎拉情绪激动地奔到街上，赶在科洛林发动引擎之前拦下了他那款“标兵”汽车。
　　“你他妈的对儿子做了什么？”莎拉吼道。
　　“嘿，别激动，”科洛林说，“我只不过冲他给了一记左勾拳，他没躲开而已。我在教他怎么用胳膊肘接拳。”
　　“没躲开？科洛林，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而已！”
　　“杰理德学会习惯受点伤，对他有好处。”科洛林永远只会把儿子叫成“杰力”或者“小家伙”。
　　“你敢再这么做的话，就试试看！”莎拉警告说。
　　“别冲我嚷嚷对儿子不能做这不能做那的，”科洛林回道，“你想送他去上什么钢琴课什么写诗班是吧，省省吧你。你不会是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娘娘腔（男同性恋者）吧？”说完，科洛林发动引擎开车走掉了。
　　微波炉响了，不断地发出哔哔声。牛奶热过头了，洒了一炉子。莎拉先拿纸巾把微波炉擦干净，再用勺子把杯子里牛奶最上面一层的奶油挑走，又往杯子里加了一点糖浆。
　　她放起了一些柔和的室内乐（贝多芬还有舒伯特的钢琴三重奏是她最常听的，可是科洛林却常常以此嘲笑她的品位），躺在了洛兹懒人椅上。
　　她突然想起了薇蕾莉，不是死在床上的那个，而是最后一次见面时美丽动人的那一个。薇蕾莉说她“不想干”了，又聊了一些以前常说的话题，还说在华尔街找了一份“位高权重”的工作。她的要价越来越高，就是为了早点洗手不干——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的应召女干不久了，而钱也不像以前那么好赚了。
　　薇蕾莉走得很安详，就像是一个以为找到了“甜爹”（指靠送奢侈礼物来博取女人欢心的人，尤指其中年纪较大的。）靠山的买家，可惜，她的“支票”过期了。她喜欢一面嫌弃唾骂“山姆老爹”（指美国政府）给自己的钱，一面却又死皮赖脸想多从它那儿多捞点好处。
　　对莎拉来说，薇蕾莉的“支票”是过期了，至少是超支了。虽然一个好的线人能够保证你的股票价格扶摇直上，但是像她这样的线人接触的都是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不是高官就是黑手党，所以要支付的酬劳自然就不能是一般的数目。
　　现在，她死了，可是又不像是谋杀。妓女常常会是暴力、谋杀的受害者，要不然就是在社会的生存法则下做了牺牲品。然而，目前的情形却没有迹象表明薇薇的死跟她的特殊职业有关。也没有证据显示她的死跟她做线人的事实有联系。
　　不过，薇蕾莉藏在假药柜后面的现金——总共差不多有五千美金，那一扎面值五十美元被对半切开的钞票——显然证明了她的确在为某人做事。
　　是谁呢？如果是黑手党，那留下的钱怎么解释？有谁杀了她以后，明知道有钱却不拿的呢？如果她是因为给FBI提供线报而遭到有组织犯罪的杀害，那钱是从哪儿来的？她是因为当线人才被杀的吗？
　　FBI一向不会介入凶杀案的调查，但是这个案子牵涉到FBI的一个线人，情况就另当别论。
　　科洛林叫他前妻来犯罪现场的目的，不单是让她来确认尸体，更不可能是出于慷慨大方。说白了，不单只有线人才懂得讨价还价。如果科洛林想进入FBI数据库，他就得先出让一些小小的线索，比如那本“罗拉带”地址簿。他只能交易，没的选择。
　　凌晨两点，莎拉爬到三楼卧室，换上了睡觉时喜欢穿的加长T恤，爬上了床。犯罪现场的情景就像一部令人作呕的幻灯片在她脑海里闪过，背景里响起记忆中支离破碎的对话。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钟头后，莎拉终于进入了时断时续、不怎么踏实的睡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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