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鲍曼如鱼得水。他常常伪装成各种身份出没在拥挤的人群里，然后在绝对的匿名状态下放心地安排计划，购买所需的所有东西。
　　开始他在人称“执行塔”的纽约希尔顿酒店四十一层定了一个单人房。本来他可以找到更舒适、价格更便宜的房间，可是鲍曼看重的却是这个高度。
　　他把“M连线5000”卫星电话放到朝东的窗台上，打开盖子调整好天线的角度和方向，再检查信号强度。不过这一次他没用听筒，而是把从四十七街上买来的一个小型传真机插到了卫星电话接收器上。旁边的桌子上放了一台也是刚买回的廉价电子打字机以及几张发票。
　　行动开始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压力。情况有所变化。
　　鲍曼没想杀死这个追查自己的FBI负责人，都是这个老头逼的。他已经竭尽所能把现场布置成一桩普通暴力事件的样子。他先偷了泰勒的钱包，然后用装了消音器的手枪往他的头上和喉咙上开了两枪，跟着拿走了那张印有特别小组成员名单的机密绿纸，除此之外再没有拿其他的东西。鲍曼希望能让调查人员认为杀死泰勒的凶手连汽车后备箱都没有去过，就算他们怀疑到自己头上，也希望对方不会发现自己拿走了名单。
　　不管怎么说，FBI的人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做的手脚。问题严重了。如果这样的话，行动就要面临失败，自己也会被抓。鲍曼第一次对行动产生了怀疑。
　　自己已经收了戴森的钱，如果有必要自己完全可以携款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自己从来没有主动放弃过行动，只有一次,还是上面的人取消的。躲在幕后的人必须谨慎小心，甚至本质上得心狠手辣得让人畏惧。鲍曼觉得自己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再加上他一向以机智狡诈、捉摸不定而自命不凡。
　　事实上，虽然危机四伏，可鲍曼还是坚信自己可以继续伪装下去而不会被捉住。现在自己被收买所做的这件事情——是这辈子最大、最冒险、最有野心的一次行动——一定要坚持到底。鲍曼清楚自己擅长什么，而且自尊心和自负感使得自己没有了后退的余地。
　　作了这个重大决定之后，鲍曼开始往回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什么地方疏忽了——一定是什么地方疏忽了，人不可能在真空里面生活——但是反复想过之后，他觉得好像自己这方面没看到什么遗漏的地方。这是事实，里格的拆弹专家只知道自己小部分行动计划，那只跟炸弹的制造和引爆有关。但是其他事情他几乎不了解——所以一定不会成为FBI的线索。
　　对，漏洞只能出在戴森那边。问题就是戴森的什么人做了手脚，或者是他们的保安系统出了差池。
　　先考虑第一种可能性——戴森的人说了——那么这次行动干脆就完了。见鬼，这就是为什么鲍曼不肯相信一群人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就清楚了。那么自己就得更加小心翼翼地依计划行事，而且一旦需要的话立即退出行动。
　　但是如果这次的事故不是人为，而是技术问题呢？电报、电话或是戴森的电话被窃听了？俄国、英国还有美国都实现了卫星监听电话。但是戴森和他的人从来不在普通电话上聊事情，鲍曼已经特别提醒过他们这一点。可如果戴森的人在什么商场买来一部哄骗大众的非专业安全通讯工具，那怎么办？
　　这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说是自己在和戴森用卫星通讯工具联络时出的问题，那显然说不过去。因为每一次自己在电话里说的话都非常简洁含蓄。的确，CIA、NSA以及GCHO都有能力使用光谱分析仪截获自己卫星电话上的信号。可是谁会这么机灵呢？
　　鲍曼以前尝过使用所谓“保密”通讯工具的苦头，所以这次他尽量把可能出现问题的概率最小化。1986年他受雇于一个利比亚人去炸联邦德国一家叫“拉贝拉”的迪斯科舞厅。结果这帮人蠢到从黎波里塔尼亚给民主德国发了一条“秘密”讯息，上面提示说联邦德国某一家俱乐部将会发生“很好玩的事情”。美国人中途截获了这条讯息，只不过因为不知道到底谁是恐怖分子的确定目标，所以紧急关闭了联邦德国所有的俱乐部。行动的失败使得鲍曼非常恼火。从那以后，只采用人力方式递送情报，这也是惟一安全的途径。
　　如果再用卫星电话就可能有风险，但是小电话就不一样。尽管如此，鲍曼每一步都必须谨小慎微。除非是特别紧急的情况，这应该是自己最后一次联络戴森。
　　所以鲍曼选择了保密传真机。
　　他先给巴拿马银行打了个电话，对方确认第二笔33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自己在列支敦士登的户头。非常好，现在离行动开始的日期正好还差一个星期。戴森给钱挺爽快也挺细心。这330万美元肯定也是在做了货币兑换之后才打到账户上的。
　　鲍曼又打电话到列支敦士登银行，用所有的钱兑换了稍稍低于660万美元的金条。虽然损失了几千美元，但是从长远来看值得这么做。
　　跟着他写了一条讯息：你那边漏水了。美国情报有点见识。彻底清扫一下房屋、办公室、通讯工具，检查一下人员。别用电话。我会退出。在末尾他又补了一句：特此声明已收到第二笔酬劳。
　　鲍曼捧着从巴黎买的红色塑料皮韦伯袖珍字典——戴森也有一本一模一样的——把讯息上的字转换成简单的代码再打到预先印好的表格上。完成好的讯息条跟一张寻常的支票简直相似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货物＃101.15”、“货物＃13.03”等等。只有戴森知道在字典的第一百零一页下面找十五个相应的单词破译这张支票上真正的内容。因此，这些密码虽然简单，但几乎找不出破绽。
　　鲍曼设置了一个五分钟时限的窗口，等待戴森回复一个简单的传真，然后在房间内要了一份午餐。午觉之后，鲍曼重新打开“M连线－5000”。
　　五分钟时限的窗口精确地跳了出来，闪动的卫星电话表明正在接收一个信号。传真机上嘀嘀答答地出现了戴森的回复。
　　鲍曼看了一遍传真纸上的内容，随即连同其他文件放在烟灰缸里烧掉了。他把烧剩的纸灰倒进马桶冲掉，然后出去散了个步。
　　维嘉尼的任务是和国家安全局联络。其实，这个任务只有一个目的：搜刮所有关于电话截取片断的资料，并进一步催促截获更多相关情报。莎拉已经通过高层获得了查看国家安全局电话截取片断的批准。
　　国家安全局不但一向以狭隘的保密措施在业内颇具骂名，而且它甚至宁愿公开消息来源和渠道，都不愿意和同行分享情报。因此，为了在这里找一个有实权能说话并且愿意谈话的人，不知耗费了维嘉尼多少时间。
　　最后，一个名叫林德赛的安全局分析员用第三代保密电话机给维嘉尼打来一个电话。他说话的声音诚恳热忱，好像知道一些卫星电话截获片断的事情。
　　“我们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情，”维嘉尼说，“是你们有没有查出打电话的人或者接电话的人的电话号码？”
　　“没有。”
　　“没有？你确定。”
　　“是。答案是没有，我们没查出来。”
　　“一个都没有。打电话人和接电话人都没有。”
　　“正确。”
　　“为什么？”
　　林德赛犹豫了一下：“怎么说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是在中途无意间截获的电话片断。就是说，在一个电话进行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时候截获的几分钟录音。”
　　“但是，卫星截获片断——”维嘉尼对自己想要说的话不是很有把握。
　　林德赛明白她是在这方面知识有所欠缺，就用简单的话解释给她听说：“事实上很难查到电话号码。”他说，“纯粹得靠运气。我们得从一开始就锁定某个电话，这样才能听到拨号时发出的按键声或者旋转声。”
　　“真有这么原始吗？”
　　“现在的技术只发展到这一步。”
　　“好吧，我们想让你们再通过卫星搜寻更多类似的密码图式。我们的想法是拨这个电话的人肯定还会再次使用相同的电话，既然现在我们手里有了钥匙，那么就肯定能再查到什么的。”
　　“没那么简单。”林德赛说，“我们的卫星分辨不了密码的图式，得靠连线地面分析之后才能得出结果。”
　　“你说笑的吧。我是在跟国家安全局的人说话吗？”
　　林德赛冷冷地没作声。
　　“好吧，”维嘉尼继续问，“你们现在对电话片断了解多少？”
　　“知道一些。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个数码信号，因为目前太空中的数码电话信号还不多。以后可能会多起来，不过现在还不多。”
　　“其他呢？”
　　“我们知道电话片断是在一个微波接收站截获的。确切地点是日内瓦北部一座山上的微波接收站，编号阿尔法3021。如果对方再使用同一部电话，信号还会被这个接收站截获。到时候就能锁定目标了。”
　　“好……”
　　“还有，每一个接收站都有一套公开固定的频率。我们可以通知自己的接收站监听、扫描这些频率。当然，我们同时还会联络英国情报部门，让他们也同时监测并分析这些频率。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我们就能获得另外一个不需要破译的信号。”
　　“好的，”维嘉尼说，“但是这一次把电话号码弄到手，行吗？”
　　“嗯，行。”这个安全局的员工冷淡地回答，“明白了。随你想要什么。”
　　维嘉尼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来到莎拉的办公室。一进门，她发现所有人都站成一圈看莎拉对着电话说什么。每一个人，包括莎拉在内，都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
　　“怎么了？”她问罗素，“怎么回事？”
　　“是泰勒。”他头也没回地答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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