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沙村得天独厚，地处钱塘江边，背靠天下闻名人称天堂的古城杭州，与西湖风景区毗邻连壤。江水滔滔，潮涨潮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一块新生的涌潮平原，海涂绿洲，占尽了舟揖车马之便，享尽了稻粱豆麦之肥，是天赐的富庶之乡。
　　田稻是第一个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第二个是他的孪生弟弟田麦。阿稻、阿麦、铜钱沙，都是田土根当年取的名字。
　　田稻犯了什么法被押在乡政府了？村里人都说：“村长被扣押了，不准回来了。”村民们骂声一片。有骂乡长的，也有骂田稻的。
　　更多的是田稻的支持者。四五十岁以上的人要冲到乡政府去，去说理，去要人。当然也有看戏不怕台子高的，巴望田稻摔下来。这个人是杨三赖正名杨来福。他拎着个老酒瓶儿在桥头小卖部门前，呷一口老酒，摸一把皱巴巴的下巴，从脏兮兮的涤卡中山装左下兜里抠一粒兰花豆，往上一抛，猴腮儿一抬，鼠嘴儿一张，两颗焦黄的大门牙把那粒豆儿叼住，尖舌一伸，进了口腔，牙床磨得嘎嘣嘎嘣响，吞了，再用食指拇指揪左右两边那两撮带点灰白色寸把长的山羊胡子，揪住了，在食指头绕一圈，抖开。这是他的绝技，许多小青年学了几年终不得要领。他一抖开山羊胡子，往往会带出一句精辟绝伦的几乎要被小油条们奉为经典的骂人话：“娘卖×，什么特区开发区的，不就开发他妈的两样东西吗？不就是两样东西又兴买卖了吗？”他又重复了一次绝活。几个无聊的小青年一边欣赏，一边异口同声地问：“赖爹，哪两样东西？”他狠带劲地一抖山羊胡子，啐了一口：“×、田，卖×、卖田！生意火啦！”众人捧腹大笑，连柜台里的小老板娘也笑得前合后仰。
　　赖子不笑，鼓起眼睛：“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不是吗？老村长被押在乡里，不就是要他签字，卖掉铜钱沙，卖给开发区，卖给港台商，卖得连×毛也不剩一根。”他下意识地揪住那撮细长胡子，狠狠地一抖，很像是要揪下来扔掉，卖掉。可惜那胡子一文不值。
　　“把你的两撮毛也卖掉吧！哈哈哈……”又是一阵大笑。
　　他虽然是村中长辈，却连三岁小儿也不尊重他。老油条、老光棍、老酒鬼，幸好一生没娶，不然他连老婆也会拿去换老酒。他也从来不尊敬别人，包括极有权威的田稻。天下，他没骂过的人极少，什么人他都敢骂。骂了要砍脑袋，砍掉了骂不成，他才怕。除了田稻，谁也不曾把赖爹当回事。
　　赖子一生没说过几句人话，即使是极严肃极重大的事一经他口中出来，也带有了臊气荤味。用他的话说：“老子一生趴下一个屁股仰起一根屌，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就图个嘴头子快活。瞎吃乱说，管他娘的。”惹得人笑是他惟一的乐趣。他说乡政府把田稻关起来，要他签字，卖掉整个铜钱沙倒是真话，只不过被他一说，就不像句人话了。这件事，村里的三岁小孩都知道。他们要搬家，房子要拆了。铜钱沙被划进了旅游开发区，这里要修建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从去年到今年，从传说到发正式文件，大会小会层层开，直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大政方针、具体规则、文件都订成几本，正本副本好多套。眼下是具体实施，征地，开始迈开第一步。
　　第一步就碰上了田稻这个扎脚的钉子。旅游开发区大部分是国营农场，小部分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附近几个村也都或多或少地被征，只有铜钱沙将全村覆没。别的村长虽然也叫苦叫难嚷了一阵子，但都被各个击破，签了征地合同，惟独田稻拒不签字。所以，他被留在乡政府里。碰上了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头，这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人们犯了个历史的经验错误。田稻老村长历来都是第一个响应党的号召，紧跟政策，这次也以为他会第一个带头签字，拥护开发区建设，谁知他到关键时刻挡了坝。大家围着他一个人，有的唱红脸，有的唱黑脸，集体攻关，希望尽快地拿下这个顽固派。已经三天了，毫无战果。他就是不肯拿笔在那张打印得很漂亮的合同书上写“田稻”二字。村里人说他被关押了，似乎含有逼迫的意思。谁敢关押他，逼迫他呢？乡长只差叫他亲爹了。
　　田稻住在招待所里。那招待所简直像栋小别墅，吃喝拉撒睡，不用出屋子，餐餐有人陪，香烟老酒不用自己买。这些都打在征地的费用中，是工作，是生意。
　　田稻有生以来出现了惊人的耐心。前三天，由开发区及区、乡组织举行的征地正式签字仪式之后，他就一直沉默。新闻也发布了，宴会也举行了，他都巧妙地溜号了。合同是先由开发区跟区总签，再由区跟乡镇分签，然后由乡跟村签。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有步骤的行政任务。开发区是代表国家向农民征地，是买方，同时也是卖方，由开发区把征得的地批租转卖给投资商。当然，要把从农民那里买来的土地，加工一番，即把农田翻得不像农田，才能卖出。农田是村里的，村是卖方，卖掉的是他们祖宗开辟的、儿孙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那张合同书放在桌子上，田稻能将它倒背出来。村委、支委们也个个都读得烂熟。征地办公室的主任拿着副本，到村里来了五趟，形成这份合同许多人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和气力，争争吵吵，参照了一大叠国法、政策和规定。新娘子要出嫁了，他却憋屎憋尿不肯上轿，不知耍什么花枪。
　　田稻在招待所里睡了三天，抽了一条香烟，喝了三斤老酒，却没说一句话，没写一个字，闷着，堪称史无前例。没有发火，没有骂人，温湿得像在水里浸过的炮仗，用火烧也不着。
　　村里像是烧开了的一锅水，沸沸腾腾，田稻却像坐在冷水盆中，纹丝不动。
　　他一人住着一个单套间，那是乡里专门用来招待上司和贵宾的，这回轮到他享受一番。仿佛要过足了瘾才肯离开，离开了，永远也不会再来。他一生劳累奔波，马不停蹄，像一根上紧了的时钟发条，稍一松弛又被人拧紧，一分一秒也不曾停歇，滴滴答答，走过了五十八个春秋。他冥冥之中感到这是最后一次被拧紧，拧到了极限，待走完了这一圈再也不必拧，自动散盘。生命的力度再也不会有紧迫感了。他似乎在抓紧最后一刻，把五十多年的疲劳在这几天里全部解除，领略一下休息的味道。他没有休息好。事情迫在眉睫，开发区的红线图也绘制出来了。国土乃国家之土，最大的拥有者是国家，一个小村长，当然挡不住开发区的开发。田稻是明白这一点的。他在装糊涂，因为许多中介环节是一本说不清问不明的糊涂账。也许他软拖硬抗又会给村民们捞到一点意外的好处。再说，他一拿起笔就发抖发昏，心就像被一刀剜空了似的，背熟了的条款一片模糊，死人一个个向他扑来，活人的呼喊令他头脑发麻。他几次拿起笔感觉都一样，放下笔，那感觉顿释。
　　“法人代表签字”这几个字他看了几百遍。只需在这行字后面潦草地写上“田稻”二字就完事，太轻而易举了。这字不能由别人代签，否则，不是作假就是违法。区长、乡长们签的是责任状，他签的是“地契”。我是这一千五百亩土地的法人代表？他怎么也适应不了这个说法。“法人”这个词近几年才听说，后来才在文件中看到。领什么执照时，有这么一栏。私人企业、个体户们，最先出来充当了这个角色。他们对自己对国家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给公家当法人的人，谁负过责？谁又负得起那个责？他田潮生能负起这个责吗？他觉得好笑，太好笑了！看着“田潮生”的签字就想笑。开发区主任，法人代表，买方。堂堂正正，副厅级干部。我是什么？老百姓举手选的，社长、大队长、村长、支部书记，名称四十年换去换来，都是“田稻”。他从来没有感到是什么法人，只是感到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他不知签过多少字，“田稻”二字划得烂熟，而且极具特征，任何人都学不来，谁要是模仿了他的签字，他一眼就能辨出来。从一把扫帚到一百万的经济合同，从母猪下崽到女人生娃他都签过字。而这回签字是要把整个铜钱沙卖掉，铜钱沙就会在他签字了之后消失掉，同匈生死簿一样，一笔勾销。他有一种像法院院长在死刑犯的布告上打“Ⅴ”一样的感觉。
　　这可是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打“Ⅴ”呀！
　　他觉得有点滑稽，有点荒唐。
　　合同书上的买方法人居然是田潮生。
　　田潮生是他田稻的儿子啊！儿子！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准备来铜钱沙投资建度假村的是田麦，资本雄厚的港商，他的同胞弟弟。
　　这是怎么回事？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搅了个漩涡，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搅乱了。一个怪结。一块土地，三代人，还有第四代，搅浑了。他害怕黑笔落在白纸上，死后见了父亲，做鬼也说不清。还有村里人会怎么说，怎么看。历史给他出了个难题，逼他回答。
　　月光从窗口照进来。他走到窗前，抬头一望，月儿弯弯，星斗满天，银河横跨天际。他推开铝合金玻璃窗，一股热风吹进来与房间里的冷气汇合。他腹背同时感到冷热交错，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娘卖×，这空调。”他打了一个喷嚏。他的脑子和身子全被调乱了。他关了窗，走出来，站到阳台上。一阵夜风吹过来，楼下的一丛罗汉竹沙沙响。院内樟树上知了突然嘶叫起来，烦。小院里静悄悄的无人。他脱下背心，只穿着一条短裤。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他虽然是快六十岁的人，身子骨硬朗得像壮汉一般，黑发中夹杂着几根白发，三天没刮的胡子板刷一样又硬又黑，古铜色的肌肤泛着光泽。他酒量很好，饭量也大，吃喝自然不差，肚皮却没有隆起来。这得益于他习惯田头劳作。他平日很少西装革履，衣着饮食随便，一副农民本色难脱，保持着许多乡下人的坏习气，如随地吐痰，随地小便，不洗手就进餐。但他从来不生病，没住过医院。
　　他感到体内有一股说不出名堂的东西在膨胀，欲向外倾泻，渴望获得像儿时挺起肚子往江中撒尿时那种淋漓尽致的快感。他望着月亮，望着山影，山下有一片稻田，山坡上是茶树。他恍若回到了江边，回到了那遥远的童年。
　　他仿佛看到母亲从铜钱沙款款向他走来。
　　母亲是个精神失常近四十年的人。母亲打父亲被大潮卷走后就失常了。如今依然健在。耄耋之年，耳聪目明，还能下地干活，一年四季，不停地种豆收豆，种瓜摘瓜，在地里瞎忙。她是个远近闻名的疯子，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不仅仅因为她是田稻的母亲，也是大港商田麦的母亲，是田潮生总经理的奶奶，是场长林清的老岳母。她的儿孙可谓权倾一方，财聚万千。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奶奶受人尊重，重要的一条是她在这片土地上像个幽灵，她的疯话当时听来的确是一派胡言，谁都不信也不敢信，可过三五年乃至十多年，却往往成为事实。她甚至像个预言家，连某某人怎样死，何时死也料定如神。所以，无论谁见了她都有几分对神一般的敬畏。她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的存在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判断是非的标准停留在她疯的那一刻，也就是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时。她死也不承认自己是疯子，谁说她疯她就说谁疯，所以，她坚决拒诊。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热心帮人，帮倒忙、闹笑话、令人啼笑皆非是常事，然而，却令人笑后深思。所以，她颇有几分令人胆寒的威慑力。除上述两方面原因外，她和丈夫田土根，还是铜钱沙的缔造者、创始人。
　　田稻想：娘知不知道铜钱沙将要卖掉？全村人都知道，娘是不知道的。谁会跟一个疯子去说这事呢？说了她也不信。她不懂，她连合作社、人民公社、国营农场也不承认，会承认旅游开发区，会承认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吗？她只承认过一回现实：分田到户。她只知道毛主席分了地主的田，邓小平又把田分给了庄稼户。娘要是知道卖掉铜钱沙，她会怎样？会彻底地疯狂，会死？她视土地庄稼胜过生命，要她永远离开这块土地，简直不敢设想。
　　田稻记起了娘年轻时说过的一句话。那时他还小，城里的林老爷和二地主陈耀武为争地打官司，娘说：“男人啊！斗呀斗，争呀争，不就为了两样，田和女人。田跟女人一样，谁占去了、买去了就跟谁姓，种的庄稼、生的孩子就属谁。田的命跟女人的命一样，惨啰。”后来，合作化时娘疯了，她看到田归了公，大家一起来种，就说起疯话来：“哪有这样伺候田的？田姓公，公家弄，不成了婊子的×，出得了好谷吗？婊子生得出好孩子吗？”那年他当社长，娘骂他做了王八头。好气又好笑。
　　我当了几十年王八吗？要把自己的娘也卖掉啦！我签字？我是法人？我是三八？娘啊！你又会说什么狂话？
　　田稻回到房里，到卫生间打开冷水龙头，扒下短裤，赤身冲了个透，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试签“田稻”工字。他一口气写了五十多个“田”字。横写竖写斜写，“田”字倒写也是“田”。
　　他油然想起少年时第一次拿笔写第一个字就是“田”字。
　　铜钱沙上的十几户人家，莫名其妙地被乡丁传唤到城里去吃官司，说是有人将他们告下了，原告居然是林老爷。在城里法院的大堂上，原告抖出了一张盖有民国政府大印的地契。十年前他就将铜钱沙注册登记，以每亩五块大洋的价格买下来，并且交了税金。垦荒者们虽然落籍在这江心的沙洲上垦田安家生儿育女，春种秋收，抗潮围塘，生生死死，却拿不出一个字的根据来。凭什么说地是你的？凭天凭地凭人，找谁评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灭了，换叫政府，百姓者，庶民也，国有法，民有规，谁叫你不先注册后开垦呢？一字不识的庄稼汉、打鱼郎不知什么叫“注册”，他们只懂种地。早知五块钱就能买到一亩地，抽了血割了肉也要买。这江心里潮涌起来的无主之士，本是天的恩赐，怎么由一张纸儿一飞，就掉进了林老爷的口袋？他又不是种田人，在城里开了半条街的铺子，他要那么多地干什么？
　　种田人被愚弄了。种田人被愚弄了几干年。他们不识字，而国法是由识字的人写的。
　　一场官司一天之内让这批垦荒开拓者沦为佃农。
　　田稻依稀记得那天黄昏父亲和伯叔们荡着小船从城里回来，一个个灰溜溜的。晚上，人们聚在他家的茅草屋里，唉声叹气。这些人都是父亲动员到铜钱沙来垦荒的穷兄弟，大都是老家田家畈来的。他们都很信崇父亲田土根。父亲对兄弟们沉痛地说：“荒了田，只一季不收，荒了儿孙一辈子做不了人。庄稼汉，不就是想在铜钱沙这块土地上顶天立地做一场人吗？我们没顶起天，也立不了地，成了佃家，站在别人的地上，今日才明白过来呀！我们的儿子不能再糊涂了，要识字。我建议，每户出一担稻谷，请先生，教孩子识字。”
　　“行，请先生，教子孙。勒紧肚皮也要识字。”大家应和。
　　穷佃农们丢了开垦得到的土地，突然明白了要认字和法。
　　铜钱沙人请来了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姓韦。田稻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老先生的模样。那个落泊的教书匠穿长褂，吃黄酒，戴眼镜，瘦长脸，深凹的眼窝里陷进两颗黄灰色的小眼珠。他常常闹着眼睛，观察周围的事物更多是用耳朵，激怒时才用眼。满口之乎者也文绉绉，让人听了半懂不懂。老先生读文章时摇头摆脑，仿佛在品老酒，品着品着，脑袋就像个挂在脖子上的秋后的葫芦，随时会“啪”一声落在地上似的。“先生，我娘煮了成水鸡，爹打了老酒，今日请你去。”一听这话，那蔫葫芦顿时活了，眼也亮了，脖子昂起，现出个鸡蛋大的喉结上下滑动。先生用手抹去嘴角上的梦涎，从周公那里回来，“嗯”一声，算回答学生，不苟言笑，用戒尺一拍桌子：“读——读读！”满屋子十多个学生“咿里哇啦，嗯唔啊呀”如池塘里的青蛙乱叫，说明先生在用功施教，值得吃鸡。
　　韦先生又迂又馋，穷困潦倒。他年老体衰，要价不高，向每个学生收三斛稻谷，一年一件长衫，酒饭填饱皮囊足矣。教十五六个学生，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五六岁。一本《三字经》，读。一本《百家姓》，写。孩子们望着茅屋顶，唱着“人之初，性本善”，低着脑袋趴在红印本上，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学堂是东一家西一户出的竹子木头搭起来的。芦苇围的四壁，用稻草和稀泥糊上去，不透风，剜了几个碗口大的小窗儿。顶上是山坡上割来的茅草铺盖，倒也能遮日挡雨。韦先生早已丧妻，一介鳏夫，学堂里间便是先生的卧室，行囊简陋。先生一日三餐在学生家轮流公吃，衣裳脏了，由学生拿回去公洗，倒也清静，优哉游哉。教好教坏，也没人能鉴别。
　　韦先生在稀泥巴糊的壁上，恭恭敬敬贴上一张大红纸，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乃五尊之位。紧靠五尊之位是一张方桌，那是田土根十年前从钱塘江里捞起来的。桌子上有笔墨纸砚，还有孔圣人的牌位。
　　学堂开课，放了鞭炮。一个个家长领了男童，来拜先生。
　　韦先生正襟危坐在五尊之位前。头顶天，脚踩地，君王打倒，民国在南京，委员长是他的同乡，亲者蒙童之父也，他便是五尊之末，师也！至圣先师孔仲尼的牌位前设一瓦陶香炉，炉中香烟袅袅，两只用木头做的烛台上燃着两支小蜡烛，明晃晃。拜师的仪式十分简单。一群捕鱼摸虾捉蟹赶潮爬树掏鸟窝撵野兔的顽童，平日光屁股挺雀雀撒野，一下子穿戴齐整，虽然个个身上都有补丁，但毕竟是穿了衣服，还套上了鞋子，装起了斯文，一个个像犯人似的被父亲押上堂来。男人们自然有几分自豪，毕竟让儿子迈进了学堂门槛。
　　这一步迈得十分庄重。
　　父亲们把儿子牵到先生跟前，不由分说，按倒在一个稻草编的蒲团上：“作揖，跪下，叩头，叩响头，喊先生！”
　　铜钱沙上长大的孩子，没习过这一套，挺肚子，蹶屁腚，有辱斯文。前一个拜，后一个笑，轮到自己，尤其是五六岁的，竟哭了起来。
　　“先生，小孩不听话，尽管打好啦！”父亲们一样的话。
　　先生作微笑状，嗯唔几声。
　　轮到田稻田麦了。田土根一手牵着一个儿子，站到蒲团前。
　　田土根左手推出田稻：“先生，这是老大，阿稻。叫先生！”
　　韦先生睁大眼，扶了扶老花镜，仔细打量。
　　田土根右手推出田麦：“这是老二，阿麦。叫先生！”
　　阿稻不吭声，阿麦倒先叫了：“先生。”
　　韦先生凝视了好一会：“怎么一样？”
　　田土根笑了：“双胞胎。嘿嘿。”
　　先生闭上眼，“哦——稻和麦，稻粱粟，麦黍稷，瓜儿菜儿，你打算生六男二女啰！有福有福也！”
　　“先生，不敢。种田人家嘛。快拜先生！”土根把阿稻按倒，阿稻像头小犊，犟头扭脖子。
　　“不是说来学认字吗？又不是拜菩萨。”他不作揖，一只腿跪着，一只腿站着。
　　“跪好！”田土根踹了儿子一脚，在他屁股上掺了一巴掌：“小畜牲，字是容易学来的吗？教一个字，叩十个头也值！叩，叩响头！”他把儿子的小光头接到蒲团上。
　　田稻拗不过父亲的大手，弹簧似的在草蒲团上碰了三下，自己爬起来。
　　田土根狠狠地给了阿稻三巴掌。
　　田麦没等到父亲指令，自作聪明，学着别人的样子拜了起来，三叩九拜，一点不差。众人被他那认真的样儿惊呆了。韦先生一反常态，如获至宝，把阿麦从地上拉起来，叹道：“玉不凿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此童将大有出息也！”
　　田土根心里总算平衡了，由怒转笑。
　　田稻是铜钱沙上的孩子王，大孩子也惧他几分。他又蛮又野，打架眼尖手快，在坡上是只虎，在水里是条龙，一口气能潜过半条江。这只小虎这条小龙在书桌上顿时变成了一条虫。写字果然不如摸鱼捉蟹那么容易。
　　韦先生第一课教孩子们写自己的姓。
　　田稻拿过先生写的一个红色的“田”字。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姓，原来是这么简单，就像一块田，周边四条田塍，中间横竖两条塍。看来很亲切，不像姓杨的杨字那么多勾勾刀刀，扭来扭去。韦先生对他有了成见，想抓住把柄，治一治他身上的野气，命他仿照红字写一个试试。他吃力地握起笔，五寸长的笔杆比一丈长的鱼叉还难弄。他笨拙地一笔画成了个“回”，然后，从下到上从右到左在中间画了个“十”，递给先生。
　　先生冷笑一声，抓起他的右手，抖了两下，说：“抓螃蟹的手，横爬！”举起檀木戒尺，冷不了地打下来。连打十下，火辣辣地痛。他充好汉，没哭。
　　“这不是‘田’吗？”他觉得十分委屈。
　　“耕田耙地也有个倒顺。”
　　“我爹耕田就是先耕四边的，不信你去看。”
　　“这是写字，不是耕地！再写！”
　　阿稻换了左手，先画了个“十”，再画“回”。
　　先生又抓住他的左手。他把手猛地抽回来：“不是吗？”
　　“伸出左手，搁在桌上，我要教你！”
　　田稻伸出了左手，以为先生要把“田”字写在他手心上，不让忘记。
　　“啪！”檀木戒尺重重地打在手心上，手心手背一阵麻。头上的冷汗冒出来。
　　“为什么？”
　　“我教你，左手不是写字的，用右手。再写。”
　　先生拿起笔，示范了一遍，
　　田稻有所悟了。他按照先生的写法，摹了一遍，以为不会再错了。殊不知先生跟他是对面，他刚好写反了。
　　“哼，你倒不笨呀！”
　　“不是吗？”他拿起那张纸，倒看横看，“反正倒顺都是田呀。”
　　“你还蛮有理的。田麦，你来写。”
　　田麦一直在一旁看着，听先生这么一说，他拿起笔，按照先生的写法，写了个“田”。先生摸了摸胡子，老脸一动，笑了。
　　“我跟他写的一样。”田稻不服。
　　“拿凳子来！”先生命令一个比阿稻大三四岁的学生。
　　大同学搬过一条长凳，不知先生要干什么。
　　“教化教化，不教不化。趴上去，我看你嘴硬还是屁股硬。”
　　糟啦，要打屁股。
　　他趴了上去。“先生，别把裤子打破了，我就这条新裤子。可不可以打别处，打背？”他撩起后襟，赤了背，运足了气。
　　“扒开他的裤子！”先生命令道。
　　同学笑了笑。
　　“扒！”
　　大同学拍了拍阿稻的背，扒开了他的裤子，露出两块圆滚滚黑黝黝的屁股。
　　先生把一根两尺多长一寸多宽的竹板递给大男孩：“给我打，打十板，让他自己数。”
　　田稻想反抗，可如果得罪了先生，学不到字，父亲打起来是更不留情的。他抱住条凳，蹶起屁股。
　　“啪——啪——啪——”竹板韧性好，弹力大，那同学又会使力，打得清脆悦耳。先生十二分满意。
　　阿稻皱着眉，数着：“———二——三——”好汉一条。
　　众生目瞪口呆，最小的吓得哭了起来。
　　“啪——”先生一拍惊堂木，谁也不敢哭了。
　　“先生！”田麦跪下，“分三板给我吧，我帮哥挨。”
　　“唔，梯道天悟。你能代他写字吗？”
　　“能，先生，我帮哥写。”阿麦恳求。
　　“你能替他一辈子？”
　　“不要你替，打吧！”田稻咬紧牙关说道。
　　“看在同胞手足情上，免去三板。”
　　阿稻从凳子上跳起来，立得稳稳的，左右各一掌，贴紧裤子，收了收腹，扎紧裤带。“老子姓田，不信就写不好一个田字，写不好，老子不姓田！”他抓起笔。
　　韦先生说：“好，我教你。先左一竖，接着上一横，连着折竖，下面空着，再写中间一横一竖，最后封门。”他边说边写了个红色的一田。
　　阿稻一学就会，一口气写了五个“田”字。
　　“原来，你不笨啊！”
　　“为什么不早说？”
　　“早说，哼！那么容易？写字有写字的规矩，由你乱画？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撇后捺，先中间，再两边，先进人，后关门。先人创下的规矩。读书可不像种田，使蛮力出生活。做文章不是撒种种庄稼，学问呀！磨穿铁砚啊！看来，你尚不是没眼的石头。瞧，这个字是打进去的。”
　　先生再教阿稻写“稻”。阿稻全神贯注，忘了痛，很快记牢。
　　田稻上学的第一天挨了老师的打，也学会了写自己的姓名，还学会了六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那天，放了晚学，田稻扔下书包就去放牛。田土根把耕地的牛从轭头上解下来，将牛绳递给儿子：“先生教啥字啦？”
　　“名字，田字稻字，还念了狗不叫，没写，只写姓名。”
　　“嚄，写给老子瞧瞧。”土根把牛鞭递给儿子当笔。
　　阿稻接过，在沙地上写了两个很大的字：田稻。
　　“值，这么繁的‘稻’字老子还不会认不会写哩。一天就超过了老子。”
　　“是从屁眼里打进去的。”
　　“哈哈哈，打也值。忍着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不识字如猪狗。爬上铜钱沙的那天，我就在这沙滩上写了个‘田’字。我只会写一个字呀！未想到，十年之后，儿子都这么大了，田却不是我的了。”
　　“是谁的？怎么会哩，这田从来就是我们家种的呀！”
　　“是城里林老爷的，整个铜钱沙全是他的，包括荒地、芦苇、沙滩，还有江心没冒出来的，全是他的。我们全是他的佃户。”
　　“这是为什么？他又不是种田的。”阿稻曾同父亲到城里去卖鱼，到林老爷家去过两次。
　　“儿子呀，人家出五块钱一亩，十年前就把这江心岛全买下来了。人家拿得出白纸黑字红印巴的地契来，我们拿不出一个字。人从书理乖，计巧得便宜。我们出了十年憨力气。”
　　“字就这么重？难怪先生说，一字值千金。爹，我懂了，打我不怕，它不往我肚里钻我也要往书里拱。”
　　“阿麦哩？也学会了，也挨了打？”
　　“不，阿麦聪明，一看就会，先生喜欢他了。”
　　“好，等你哥俩长大了，挣了钱，把这田写回来。林老爷私下答应过的，每亩三十块的低价，卖给我们十亩，与我签字画押订合同。让埋了爷爷奶奶骨头的地永远姓田。”
　　他想起父亲的话：“让埋了爷爷奶奶骨头的地永远姓田。”
　　他扔下手中的笔，看着桌上的合同，看着“卖方法人代表”一行字，眼里一酸，流不出泪来。是人在捉弄土地，还是土地在捉弄人？为什么刚好轮到他来签字？
　　凌晨四点他才睡去，旧梦联翩，早上八点也没醒。
　　他沉睡在童年的梦中。
　　乡长到招待所，推开老田的门。田稻四仰八叉地躺在席梦思床上，有节奏地拉着鼾。那张合同书落在地毯上。乡长捡起来一看，没签。他有些火，耐住，没发。一看枕头边，有一张写满了“田稻”二字的纸。他拿过来笑了。有门了！这老头子，心里阵脚乱了，动摇了。乱七八糟的签字虽然写得不是地方，却也说明了他欲签又止的心情。慢磨总比大动干戈好。他已准备了几套方案。这老头子硬的不吃，软的不买，后台又大，有时真拿他没治，弄翻了，他乱捅马蜂窝。他把合同书与乱签字拼了拼，真想抠下两个字，贴在那空白处拉倒。人家急得火急火燎，他在睡大觉。
　　“老田！我的大爷，喂！”
　　田稻醒来。那梦还没断哩。
　　“田村长，田太爷，我的活祖宗，瞧，你把字签到哪里了，练字呀？签吧，往这儿签！”
　　田稻说：“往哪儿签，我要你教？”
　　“都到这时候了，你这泡屎夹着不拉行吗？老阿爹，你的党性到哪儿去了，”
　　“你的党性强？我入党，你还没出世哩！给我上党课！”
　　“哎呀！别摆老谱啦。签吧！又不是书法比赛，练三天才上阵，拿奖杯。”乡长尽量说得轻松一些。
　　“我问你，乡里这么积极，从中得了多少好处？”
　　“天地良心，我个人没沾半分利。一切按文件办的。”
　　“你们又买了一辆奔驰，是不是从征地款中抠出来的？”
　　“奔驰？奔驰又不是乡政府的车，是茂发公司的。上面有文件，我哪够奔驰的级别？莫开玩笑。你儿子才坐奔驰哩。”
　　“开发区十万一亩下来，为什么到村里只剩下六万，到户到人只有两万？”
　　“不是讲了几十遍了吗？你还没懂？明知故问，政策又不是我定的。用湖水煮湖鱼，将来有几千人要吃饭嘛，统筹安排。移民，再征地，修路，办厂，办第三产业，要花多少？区里截去两万，也没向乡里摆账。有项目嘛。”
　　“项目，哼，在纸上在嘴巴上，钱却落进了你们的金库。”
　　“你别瞎说。”
　　“瞎说？阿光又买了一辆新车，全都配上了大哥大，哪来的钱？我听阿麦说，每亩二十多万哩。”
　　“你一个村长，我一个乡长，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可以不管，我可得管。地卖了村卖了，每人两万，能吃几年？全村七十九个六十岁以上的，三年死不光。还有两百七十七个十八岁以下的，长大干什么？把女人的洞塞起来不生？”
　　“政府不是有安排吗？每亩地转非农业户口半个人，发展旅游业。”
　　“把我们的地十万一亩卖给国家去开发，又让村里十二万一亩买邻村的地做宅基办厂，这公平吗？论地，我们的好几倍，靠城郊。低价卖优，高价买劣，天下哪有这个理？”
　　“不是早跟你讲过吗？这是个性质问题。国家征地是大局，是国家征集体的。而你们村要迁居，用的是另外村里的地，是集体征集体，农民对农民。十二万还是国家协调价哩。”
　　“农民该坑？农转非，拔萝卜，从地里拔起来，晾到哪里？”
　　“这你就别跟我说啰。”
　　“我不签。”
　　“嘿嘿，死了张屠户，难道就吃带毛猪？党委有个倾向性意见，当然，还没有形成决议。你不签，让别人来签。村长是可以撤换的嘛。”
　　“你撤我好了。”
　　田稻一扔合同，夺门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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