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稻，悠闲哪！今日城里逛逛，明日乡下溜溜，什么时候组织我们集体坐飞机逛逛北京城哪？老哥们跟你干了一辈子，也该享受享受啰！别光顾自己。什么时候到香港去玩？听说阿麦又要回来，接你和老太太、少太太去玩。革命到头啰！你也要投靠资本主义啦！”
　　“我不跟你闲扯。心烦哩。”
　　“嚄，别人说无官一身轻，你无它像丢了魂似的，到处寻魂。嘿嘿！喂，搓两盘，散散心儿。”他居然约他搓麻将，真是老鼠玩起猫胡须来了。
　　“你赌，当心我抓了你！”
　　“抓，抓鸡巴毛，扯卵蛋，谁还怕你呀！约你做只脚，是看你同我们一块长大的，退了没人陪你玩。别不识抬举。”
　　“无赖。要你抬举，我成什么人啦！”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社长，队长，书记，村长，你全不是啦！跟我一样，鸟男人一个。老朽！”
　　田稻一阵哀戚之感。
　　他甩开赖子，也不去找阿才了。天晓得此时他是在家里，还是在城里。
　　他一个人往江边塘堤上无目的地走，真有点像赖子说的在寻魂。地卖了，为什么赖子反觉得实在呢？他不解。
　　合作化土地归公之后，赖子才觉得真正地获得了解放。生存的逼迫幽灵一样在他脑海里飘得无影无踪。他终于找到了一座坚实的大靠山，靠社。是谁想出这好主意，绝妙呀！他举一百只手赞成，一万只手欢呼。
　　“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这两句歌词赖子常挂嘴边，五音不全地唱。他趿着一双木拖鞋，“呱哒呱哒”在村里走，尤其是走石板路时，像简板打得有板有眼。他嘴里哼着歌，叼着烟，拎个瘪酒瓶，时不时抽一口烟，呷一点酒，从口袋里拈出两粒炒豌豆往口里扔，嘎巴嘎巴，嚼得有滋有味，神仙般优哉游哉。兴儿起来，还胡编两句，哼着：“坐着吃，站着想，没有吃的找社长。”“社长”是比爹娘更可靠的东西，爹娘可靠，但会死。他爹娘未等他过十岁，就把他扔了，死了。社长是不会死的爹娘。姓田的社长死了，姓杨的补上，管吃管住管生管死，田也由他管种管收，不用自己操心了。因此，第一个报名入社的就是他。他有田，你不能不要他。
　　他的名字被写上了社员花名册。社里有几条几款的章程，他懒得记。共产党的政策法令他记不住，但他牢牢地记住了一条根本原则：不准饿死一个人。
　　饿死人的事旧社会太多了，谁管？新社会有党管政府管。
　　他是人，自然属于不准饿死的对象。
　　他饿死了，得找田稻负责，他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上面追查责任，得归罪社长，要削了他的职，取了他的乌纱帽。还有乡长、区长、县长都得负责。多么保险啊！懒人的逻辑就这样成立了。
　　田头去转，地边去看，玉米熟了就掰，甘蔗甜了就砍。谷子打场去撮，番薯大了就翻。他把田交给社里，人也交给社里，全交。
　　入社之前，他也难过了一阵子。他想把分得的田卖了，一半去讨个女人，一半吃喝，好生舒服一阵。合作化一来，这计划就破灭了。也好，讨个女人有玩的，却要给她吃的，下个崽就更麻烦。社比老婆好，索性把自己嫁给社吧。
　　他总算盼到了一个最适于他的生存方式：土地国家管，集体大生产。众多人在一块干一样活，大树底下好乘凉，人群之中好偷懒。他独自个儿是干不好什么活的，队长知人善用。他不图表扬，也不怕批评，“脸皮厚，衣食足”是他的生活哲学。反正，大家瞧见他阿三下地了，就得记工分，而且他是长屌的，跟别的男人一样，记少了，他要吵翻天。他有的是时间，吵也要记分。你队长不惹我，我会跟你吵吗？吵也要力气，力气是吃了饭才有的，我要吃饭，就得要工分。
　　他扛着一把锈钝的锄头，在晒谷场边的一块石头上磨了三五下，就混在一群女人中下了地，耘田，锄草。
　　他扛着锄，走在田塍上，哼着他随兴所至编的歌——
　　吃得好，睡得牢，
　　种田不用把心操。
　　你锄草我锄草，
　　你割稻我割稻，
　　田边地头睡大觉。
　　东边日出西边落，
　　工分牌上画道道。
　　——公鸡打水母鸡叫，
　　——驴子赶着牛爬骚。
　　惹得女人们大笑。
　　“笑，笑个鸡毛。”他挥动锄柄，在女人头上晃着，惹得女人们躲闪逃避，也不顾脚下踩了禾苗，笑得两个奶子直抖，让他看了馋涎欲滴。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不把女人像田一样收归集体？男人统住一处，女人也统住一处，跟集体干活一样。白天既然一起干活，晚上就一起快活，下了崽，集体养，索性一起吃饭得了！他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母系氏族和群婚制，要是他知道，他一定愿意回到原始社会的。男权社会是有责任的社会呀！
　　闲了一阵，踩死了不少禾苗，队长田永和走过来，吼了一通，骂了几句：“我扣你们工分。”女人们伸了伸舌头，老老实实干活去了。赖于挨了几句骂，到田塍上躺倒，头枕着锄柄，反而不干了。田永和走过去，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要困你死回屋里团去！”
　　“屋里困你给工分不？给，我马上回去！”
　　“你别钻到女人堆里混。到那边去，锄一垄地，给你工分。”
　　赖子连身也懒得翻。田永和走了。
　　一个女人叫：“阿三，一条蛇，蛇钻到你屁眼里啦，快爬起来！”
　　赖子仍不动：“你帮我把蛇尾巴踩住，我再爬，省力气。”
　　女人们又笑：“真懒到家啦！”
　　他躺了一会，觉得也没意思，就爬起来，东一锄西一锄挖了几下，倒是眼观四方，想找开心事儿。
　　有三个女人嘀咕了几句，放下锄，走到一边，其中两个站住，一人蹲下了。赖子的眼光立即扫过来。他知道女人要在庄稼地里撒尿啦！这些女人一早在家烧饭、洗衣、奶孩子，饭后涮锅、洗碗、晾衣，忙得连撒泡尿的工夫也没有。队长一吹哨子喊出工，夹着一泡尿到地里来，三三两两，你给我当屏障，我给你当屏障，利用出工的时间，从从容容地，一边聊些隐私一边撒个痛快。队长是不好干涉的。
　　“早晨忙死我了，一泡尿都憋成水啦！”
　　“肥了四五棵苗哩，让队长来瞧瞧，给你加一分工吧！”
　　“别说我，瞧你，像牛尿。”
　　“你屁股又白又大，难怪下胖崽的。”
　　悠悠的南风把女人的话和尿臊吹到了赖子的耳边鼻下，他拿眼去看。
　　“赖子，朝这边看啥，再看，给壶臊尿灌你！”
　　“看你的屁股，像上了粉的冬瓜。”赖子索性嬲起来。
　　“你再敢说一句，老娘们对你不客气。”
　　“我到队长那里告你们，见队长不在，懒屎懒尿偷工。”
　　“好呀！你也做起人来啦！”三个女人向他围过来。
　　“我不是人？”
　　“你是和尚的卵，没用的玩艺，哈哈哈！”
　　“谁说我没用？我比你们多写两分工哩。”
　　“你敢再邪，我们把你那两分工用锄头刨掉。”
　　“你敢！”赖子退了几步，“你们再上，我亮出来啦！”他手往裤裆里掏，做出威胁的姿态。
　　三个女人举起锄头：“你拿出来，我们连根挖！”女人把他围住，又上来四五个，把他按倒在田塍上，有的伸手扯他的裤子，有的举锄头要刨，嘻嘻哈哈，闹成一团。
　　田稻从田塍上走过来。
　　“社长来了！”有人喊。
　　按住赖子取乐的女人兴头正高，没听见。
　　赖子捂住胯：“嫂嫂们，饶了我吧！”
　　女人们把他抬起来，正要往沟里扔。
　　“邪门了！干活的逗疯子，禾苗都踩死了！放下！”田稻吼道，“我扣你们工分。”
　　女人们丢了赖于，连忙去抢锄把，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低着头，忍住笑，干活。
　　赖子打了个滚，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扎了扎裤带，傻笑：“社长，嘿嘿，她们不像话。”恶人先告状了。
　　“她们不像话还是你不像话？她们怎没有惹我？”
　　“谁敢拿你取乐，你是社长嘛。”
　　“你怎么到这块田里来了？谁派你来的？”
　　“队长没派他，是他自己来的。”有女人告状。
　　“他见这田里女人多，来闻尿臊。”大嫂子连社长也不怕，社长不过是小叔子。
　　“哪里有你，哪里就坏事。”田稻数着踩断的禾苗，把歪了的扶正，“死了十八棵苗，扣你五分工。”
　　“扣我五分？”赖子跳了起来，“她们踩死的！”
　　“队里派你看牲口，你倒好，跑过来凑热闹，误工坏事。八号田让小犊吃了半分地的秧苗，扣你半个月的口粮！我叫你知道寻欢作乐的好处。”
　　女人们一个个不敢吭声。社长的话是金口玉言，赖子这下完了，半个月口粮，还得了吗？社员吃粮是按月分的。她们埋头干活，生怕祸及自己。
　　赖子一跳三尺高：“你田稻扣我工分扣我口粮！”
　　“我说话一句算一句。”
　　。你敢！”
　　“我凭什么不敢？”
　　“好啊，你当社长，饿死我吧！你可要一视同仁，别偏心护自己哟。”
　　“我家有谁破坏禾苗，误了生产，照扣。”
　　“你娘昨天把队里的苗拔了一溜子，我没说哩。”
　　“我娘是疯子。”
　　“疯子，哼，疯子是人吧，她能吃能喝能说会干，我管不住，牲口不会说话不会听话，它要吃秧苗，我管得住？”
　　“你——混蛋，你不负责任。你敢把我娘比牲口！”田稻气得抡起拳头欲打。
　　“社长打人啰！”赖子叫起来。
　　田稻收了手。赖子巴望社长打他一下，他就可以假装被打伤，躺在床上要工分，要口粮，还要一斤红糖治伤。不管有伤没伤，他都会赖个十天八天。田稻知道这利害，没打。
　　“牛啃了青苗，归我负责，人坏了青苗，我管不？你娘是社员不？是社员归你管，是牲口，归我管。”
　　这一下可把田稻问愣住了。除了孩子，所有的人都是社员呀！他娘是不是？他明确地知道，社员花名册上没有他娘。入社前，他娘就精神失常，丧失了正常的劳动能力。虽然她劳动起来不比谁差，十分认真卖力，但那是她自个儿胡搞，不能记工分的。豆女的名字在工分册上是找不到的。偶尔，她也参加田间劳作，且活做得很好，队长要给她记工分，抑或是给兰香名下多记几分，算是报酬，田稻也坚决不要，因为他娘仅仅限于在他家原有的十亩地界上劳作，过一点她都不干，而且对别人指手画脚，俨然是地主，而别人是帮工。社员们还得对她笑着说：“豆姐，今日帮你种秧啦！”“豆婶，今天帮你家割稻啦！”她才笑着请别人下田，甚至回家烧了茶水，送到田头来。如果别人不按她说的干，她就不客气把苗给拔了。社员们是按队长的分派和要求在挣工分呀！还得边干边陪她说些疯话才可以干下去，否则，就要被轰走。怎么给她记工分呀！
　　豆女不认同集体劳动，跟集体不认同她的劳动一样。
　　豆女精神失常，不能进入新的历史，历史也把她排斥在外了。
　　赖子指控田稻娘拔了田里的一大溜苗，确有其事。因为其中有一块田在她的十亩中，却是社长的高产试验田，密植的，比正常的株距行距密度加大了两倍。豆女认为这不叫种庄稼，不会长出庄稼来，苗多了，会沤死的，于是就拔了。田稻也怀疑这种密植难以高产，甚至保产也做不到，所以打折扣只试栽了一亩田。按上级要求要五亩。他是种田人，但他更是共产党员，是社长。他要指挥社员，他就得听从上级的指挥。
　　“不信，你去看，还是社长高产试验田的苗哩。老虎嘴上的毛，除了你娘，谁敢拔！”赖子说。
　　田稻跑到高产试验田一看，我的天，我的娘啊！刚刚分菜的秧苗被扯去了一半，扔在田塍上，已经晒蔫了，大抵还是昨天拔的，今天似乎还要拔，还没有拔完哩。如果不是疯子，干这种破坏青苗、破坏生产、破坏党员试验田的，抓到乡里去，关上一个月也叫不得冤枉的。
　　田稻怒火中烧，无言以对。
　　“是先罚你，还是先罚我？要不要我到乡里去反映反映？”赖子挑衅地说。
　　“都得罚。”田稻咬牙说。
　　田稻找到会计和记工员，下达命令：“扣杨来福今天五分工和半个月口粮。扣我田家两个工分，我娘一月的粮。”
　　口粮册上有豆女的名字，她是吃全粮的。当年的政策是人六工四分口粮：即人头粮百分之六十，工分粮百分之四十，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者，无工分去争夺那百分之四十，就吃全粮，能享受者不多，连儿童也没有吃全粮的资格。也许因为儿童百分之六十就够吃了。孩子多的人家，还吃不完哩。再说，父母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就得下地挣工分，把孩子的份额保住，不让人家夺走。那年月，好的地方，每人平均每月是五十斤稻子，一个壮年男人是不够吃的。所以赖子必须到田里去混工分，夺孩子的一点份额。生产队的口粮份额是严格按国家规定分配的。超分叫瞒产私分，要受党纪政纪处分的。队里收的粮要交给国家，叫做余粮任务。
　　赖子眼看面临饿肚子的危险。
　　田稻家里还可以挺过去，因为他家有三个劳动力：田稻是带薪干部，吃公粮，兰香和菜儿是妇女劳动力。菜儿早已不上学了。
　　菜儿上学晚，十五岁才初小毕业，上了高小，读五年级，却长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姑娘了。一双大辫子长长地拖到了饱满圆润的臀部，走起路来忍不住地扭动腰肢，胸部的乳峰成熟得像两座小坟儿，长长的脖子，长长的腿，跟嫂嫂兰香一般高。在学校操场上一站，鹤立鸡群，格外醒目。她学习成绩平平，使满力也没满分。女孩子大了，尤其是农家女儿，熟得早，自家身子上的事就够烦的了，听课时精力总是难以集中。那年轻的班主任马老师总爱拿眼看她，或者到她桌前指导。不指导犹可，一指导她就心慌意乱了。有女同学悄悄说：“某某老师喜欢田菜啦！”调皮的男生说得更露骨：“马（老师）想吃甜（田）菜哩！”她浑身不自在。村里跟她同年的姑娘都在办嫁妆，毛脚女婿都登门了，她却还背着书包同孩子们去上学。她不敢跟同学们一起走。这全怪她哥，压着她上学学文化，提倡什么男女平等，拿妹妹给人家做样子。
　　有一次她到女厕所去，还没进去，就听到里面有笑声。她驻足侧耳一听，她们笑的刚好是她：“田菜的奶子那么大，都能奶娃娃了，难怪斑马（马老师的绰号）想吃她。”田菜气得跑进教室，哭了。
　　学校里实在熬不下去了，菜儿扔了书包，扛起锄头，下地了。
　　嫂嫂劝，哥哥骂，几乎要打她。马老师上门，她不见。校长来，她也不去，宁死不上学了。
　　田菜帮家里挣工分了。
　　人们说：“菜儿白读了五年书。”
　　田稻本想让妹妹一直读下去，读完小学读中学，直到参加工作。那时一个女中学生到政府部门工作是抢着要的呀！菜儿的拗犟打破了田稻的美梦。豆女则不以为然。兰香说她辜负了哥的一片苦心：“我爹有钱也不让我识字哩，你莫后悔。”
　　田稻家有一正两副的劳力，疯娘吃全粮，只有潮生一个小孩子，日子过得很充裕。家里的事，不用田稻管，社里的事他日夜忙。以社为家，为了大家。他要把铜钱沙建成模范社，让大家过上一样的好日子，决不允许谁破坏这个理想。
　　田稻从试验田里回到家，娘正在喂猪食。
　　“娘！是你把田里的苗拔了吗？”他怒气冲冲地问。
　　“是呀！那是谁种的？没吃过肉，也没看见猪跑？那像是种田人干的生活吗？密得插不下脚板，会长稻子吗？”
　　“那叫密植试验，娘，你不懂的。你再也不要下田去了。”
　　“试验，拿田和庄稼做试验？田是爹娘的肚皮，苗是田的儿，生孩子也要试验？”她只知遵守传统，一切按先人传下来的去做，殊不知先人也是试验出来的。神农尝百草，始有五谷。
　　“娘，这是上面的号召，你知道个啥呀！”
　　“我不知道？我跟你爹种了几十年田，种田人种田，看天行事，上面是什么？”她往头顶一指，“是天，扭天行事，要遭殃的。”
　　“你已经把秧糟了，上面要追查，领导批评我不响应号召，反对密植，才叫扭天行事呢！你别给我惹祸了。”
　　“田是我的，我到田里弄庄稼，谁敢拦我？”
　　“田是社里的，不是我们的了。跟你说过多少回啦？”
　　“社是谁？社是地主？社姓什么？”
　　“社是大家。地主早打了，没有地主啦！叫社会主义。”
　　“大家是长工？怎么像长工一样被赶到一块地上做生活？”
　　“大家集体，集体生产，叫挣工分。”田稻也说不清这个很深奥的问题。
　　“大家种田是闹着玩，非把田种坏、人种懒不可。”
　　“你别瞎说胡闹，你是病人，娘。”
　　“我病？呸，你才有病呢！哪朝哪代的人像你这样干事？”
　　“娘，你是疯子！”田稻第一次当着母亲的面使用他最忌讳的这个词。全社的人在他的面前也避讳“疯子”一词，不得已时只用“精神有问题”的说法。
　　“你才是疯子哩！”娘回击道。“你把男人女人赶到一块田里去干活，收了稻谷放在一起，然后又一筐一箩地分。分分，收收，收收，分分，做了生活不开工钱，画个圈儿，什么公分母分。”
　　“这叫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你不懂。”田稻也半懂不懂。
　　“你才不懂，你才疯。下田做活，打钟，和尚尼姑做课念经？吹哨子，训话，看升旗倒旗……”
　　“娘，别说了！”
　　兰香回来了，劝田稻：“你就别再说娘了，都怪我没看牢娘。”
　　菜儿也回来了，忿忿地说：“你罚一个疯子算什么能，就会欺负自家的人。”
　　豆女举起搅猪食的棍子，向菜儿打来：“我疯，怎么生下你们这些小疯子来。你哥把秧栽得密密匝匝，还说是试验，要女人一胎生十个息，不成了猪？”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家人不再理会她，煮饭的煮饭，喂鸡的喂鸡。
　　天快黑了，一家人才围坐拢来吃饭。
　　赖子拿着个搪瓷碗过来了。这碗还是土改那年分得的，很大，连饭带菜一起装，管饱，不用第二次麻烦。有时，还能当锅子煮，省事。这碗他用了好几年，没损一点，至于筷子，他是从来不讲究的，常用常丢，常换常新，有时就地取材，竹棍树枝芦柴棒子全行。碗筷对吃饭固然重要，但吃的不是碗筷，无须讲究，关键在于碗里盛的，筷子上夹的。刚才，他随手从人家篱笆上抽出半截细竹，折断，做成一双筷子，在袖头上擦了擦，用它敲着搪瓷碗，便径直往田稻家来。
　　他进门，也不向谁打招呼，便往厨房里去了。俄而，盛出一碗饭来：“嗯，好香！”伸出刚做的竹筷，像两支绞水草肥田的绞篙，在菜碗里绞了一下，粉丝青菜被绞去了一半。
　　“赖于，你！”菜儿气忿地一拍筷子。
　　“我不是什么赖子。我是社员，他是社长，社长管社员，跟家长管自家人一样，管吃，管穿！”
　　“难道你就不讲一点脸面？到人家锅里大摇大摆盛饭吃，连招呼也不打一个。”菜儿怒道。
　　“哈哈！脸是什么东西？不就是跟屁股一样两块肉吗？屁股才怕羞，要用裤子捂起来。谁捂过脸？大家的脸，大家的饭，大家的田里长出来的粮食就得大家吃。你哥扣了我半个月口粮，我找谁去？让我饿死吗？除非你们家半个月不煮饭，陪我挨饿。嘿嘿。”他敲了敲盛满饭菜的搪瓷大碗，“这倒省得我烧了。”边吃边走了。
　　赖子挖苦田稻，说他这几日像是在“寻魂”。听来是随口开的一句玩笑，却是一锹挖到了他的灵魂深处。多么不经意的一锹啊，戳开了尘封很厚的记忆，扯开了忙忙碌碌掩着的历史幕帷，豁然看到了过去的一切。以往，哪有这分闲心闲情哪。他这些日子，总爱在铜钱沙上转悠，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唤起他亲身经历过的往事，现在，他简直难以相信，那些事就是他田稻干的。他甚至怀疑眼下的他就是干过那些事的田稻。他越看越想越不像，甚至连潮生是不是他生的儿子都很怀疑，青儿就更不像是他女儿。真实的东西，都变得虚无缥缈，倒是有些不敢承认的真实变得真切起来。
　　人真的有魂吗？没有。他不迷信。但一个人突然觉得失去了故土时，那魂不招而至，总在心田里飘忽，寻找着。“魂系故土”，此话当真，人的魂只有在生养他的土地上才显现出来，只有他自己的躯体才感觉得到魂的存在。“魂”字是蘸着砚台里用无数往事磨成的墨写成的，也只能写在“故土”这张纸上才看得见。他寻到了魂，那魂仿佛不是眼前的自己。自己会那么荒唐吗？自己曾那么认真虔诚地干过那些好笑的事！只有赖子杨来福才适合干那些事。难道他跟赖子差不多？
　　赖子朝思梦想而别人绝没想过的那种日子说到就到。那年月是一个充满奇想且将忽发的奇想顷刻就化为现实，说到做到火热朝天的日子。一年等于二十年啊！初级社种下的庄稼还没成熟就高级社了，高级社播下的种子，刚刚从土里钻出来，蓝天下是人民公社的土地了。社员们一下子就全部成了无产阶级，只剩下爹妈给的“劳力”这惟一的资本了。日夜苦战，突击，社会前进的步伐让人追都追不及。
　　“跟”字成了社会与人群生存的咒语。
　　苏联的卫垦上了天。中国的“卫星”也要上天。
　　一亩水稻收一万斤，十万斤……有个劳模叫官木生，种了一亩试验田，亩产十七万斤，上了大报，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田稻报不出“卫星”的天文数，欺骗自己可以，欺天欺地胡说怎么得了？他被视为保守派，白旗，要拔掉。
　　他被派遣到烈火中去锻炼，到山里去炼钢。
　　国土再度燃烧起来。不是战火，不是野火，而是人点燃的要烧毁旧自然的火。向森林宣战，让钢铁元帅升帐。这场战争不亚于人类自己的厮杀，留下的疮屡比刀光剑影炮火硝烟更难医治。
　　田稻被指令带着一部分壮劳力去砍树炼钢。杨茂生兼任了他的职务。
　　他参与了破坏一片原始森林的宣泄，在那原始的山野中，疯狂地肆虐。他一个人创造了一天砍倒一百棵大树的战绩。这些树也许要一百年才能长成。三个多月后，他立了功回到铜钱沙。为了跟上革命的洪潮，他主动申请不做特殊社员，与广大的公社社员彻底打成一片，不拿那份国家工资，转为拿工分。上级组织也没有正式行文批准，他也记不起是从哪一月停发了他的工资。就这样，他把从战场上用命换来的铁饭碗当草鞋扔了，连个文字根据也没留下。他彻底革命了。
　　他钻进久别的家门，惊呆了。家中连锅也没有了，灶也废了，吃饭的桌子凳子，盛米的缸，腌菜的坛，煨汤的罐，晒谷的簟，筛米的筛，全不见了，房子里空荡荡的，如洗劫后一般，只有床在旧处没移动。
　　“怎么搞的！真的实现了？”
　　“实现了，全集中了，公了。打破坛坛罐罐，进入共产主义啦！锅砸了，碗缴了，铜盆化成钢水，桌子凳子搬到食堂里去了。吃大锅饭，可热闹啦！妇女解放，不用守灶台，只要听见敲钟去吃饭。”菜儿欣喜地跟他说。
　　“行吗？好吃吗？”
　　“行，好吃。吃饭不要钱，过路人也可以来吃，吃了就走。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你去看看食堂里的那口大锅吧，三头整猪也煮得熟哩。”
　　“大锅煮饭？”
　　“用大甑蒸饭。大甑里立得下八个人哩。”
　　“怎么盛？”
　　“用大铁锹挖饭。”兰香挖苦说，“比打地主还彻底哩。”
　　“茂生叔搞的？”田稻问。他不相信这么快就共产主义了。
　　“他比你积极哩，红旗都扛来啦！”兰香说。
　　田稻见妻子那副讽刺的神情，告诫她说：“你千万别说落后话，我说了几句，被拔了白旗。我可是红旗下的人，你呀，注意一点。”
　　兰香委屈地说：“你悔起来啦！我当初就怕影响你进步，现在更不敢说落后话，怕拔你，罚你，处分你，不给你发工资。都是我拖了你的后腿。”兰香嘤嘤地哭起来。“我也不反对吃大锅饭呀，只是打个比方。这家里的坛坛罐罐都搬到队里去了，不像当年我家那情形吗？我又没阻拦，主动搬的。只有你娘不肯。”
　　“娘呢？”田稻问。
　　“老样。她不肯吃大锅饭，不进食堂，用瓦罐煮豆。阿才要消灭她，把她拖进共产主义，她死也不肯，在爹的坟旁挖了个土灶，自己烧，还拉潮生吃豆。”
　　“我的娘啊！干吗自找苦吃。”
　　“她说吃公共食堂是遭罪，天要报应的。”
　　他突然听到“叮叮叮，当当当”的钟声乱响。
　　钟声响过，赖子对着一个铁皮卷成的一尺五寸长的喇叭，放开嗓子吆喝：“开饭啰，今晚有鱼有肉，开荤啰！宰猪啰！吃吧！开饭啰！”
　　赖子得到了一个最佳的职位，专门吆喝。“开饭”，“开会啰”，“开工啰”，一日数遍，呼来唤去，只要认识那个钟就行了。会认手中的那个闹钟上的时间直到会摆弄它，他足足学了五天才得要领。它比日头月亮精细得多。时间表贴在食堂门口的墙上，他总算把它记牢了。他有三样工具：闹钟，哨子，铁皮喇叭。在当年，这三件玩艺多少带点革命的骄傲。赖子革命了，队长派他干了这项差使。赖子第一次感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了。他是队长的传声筒。他听一人的，一百人听他的，这就值得骄傲。
　　公共食堂是新盖的一间大屋，四分之一是厨房，四分之三是餐厅。厨房里大锅口径一米五，大灶台两三级台阶跨上去，大饭甑足有半人高。厨案是两块大门板，是从陈耀武的旧房子上卸来的。陈耀武的大瓦房是全村惟一的瓦房，上改时做了农会，土改后做了学校兼会堂。后来，学生全集中到乡小学去了，那屋做了大队部兼仓库。公共食堂把两扇厚重的门搬来做案板，只有它才经得起大刀阔斧的砍剁。厨房里七八个妇女主厨，三个男劳力煮饭。女人是拿不动大铁锨做的锅铲的。一筲箕米两个壮劳力才抬得动。厨房里飘出来的肉香已让大人小孩滴涎了。
　　餐厅里横七竖八高矮不一的桌凳是各家各户搬来的，重新编号，用红漆写上了号码。田土根从江流中捞来的那张方桌是“五”号。兰香抱着潮生坐在五号上。田稻也坐下了。餐厅里挤满了人，说笑哭闹一片乱哄哄。孩子们饿了等不及，哭着要吃。老人们在议论：“这哪叫过日子，倒像赈饥放粮的，却又不是灾年。”妇人们枕戈以待，不仅要拿到自己的一份，吞进去，还有三个两个孩子。男人们只管自己，八个一桌，大老爷赴宴似的。有人吼了：“厨房的人尝饱啦！娘卖×的！”于是，一片责骂声，盖住了厨房飘过来的饭菜香。厨房的人也不回击，他们挣了工分，先饱了肚子，由他们骂吧！餐厅里响起敲碗声，一人敲百人应，胜过了喧天锣鼓，好不热闹。“叮叮当当”像是在呼救天狗吃日。
　　餐厅里贴着几幅大标语：“公共食堂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超英赶美，打倒美帝！”
　　赖子跳上一张方桌，“嘘——的的！”一声哨响，接着扬起铁喇叭：“雅静——雅静——”他近日学到一个文雅词儿。
　　餐厅里雅不了，也静不下来。这个词显然用得不是地方。
　　“我日你们的祖宗，聋了！雅静！雅静！聋了吗？”
　　他吼叫两遍后，只剩下幼儿们的清脆哭声了。
　　“排队领菜！一家一个人排队！不许挤，不许插，只许吃不许带。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大跃进万岁！毛主席万岁！”他高呼两句口号。
　　“日你死娘，你撑饱了，才有劲喊，老子还饿着哩！”有人朝他骂。
　　“老子吃饱了，有的是劲，日你老婆去！老子光鸡巴，没得日，借你的用用。”他摘下喇叭回敬那人。
　　一阵哄堂大笑。
　　“不愁锅里煮，只愁胯下杵！”赖子沾了便宜，得意洋洋，跳下桌子，去维持排队的秩序。
　　人们在呼叫吵闹中领到了鱼肉菜肴，各就各位。饭被三个男人抬出来，搁在一张结实的方桌上。于是，男男女女，一窝蜂拥上去抢着盛。白花花的米饭雪花似的乱舞，天上地下，连头发梢上粘的都是饭。笑声一片。
　　大家开始吃饭，狼吞虎咽，抢着食着笑着。
　　田稻吼了一声：“不许浪费！”
　　一群养得又肥又大的狗不知何时钻进来，在桌子下争食，咆哮，惹得孩子惊叫。
　　兰香用个缸于私藏了几块肉鱼，揣进衣里，带回家给婆婆吃。她本来就怀了四个多月的身孕，没人怀疑。
　　公共食堂开了不到三个月，队里粮库空了。饥荒在晴天朗日里突然像饿虎般扑来。
　　田稻又挑起一千多亩地和几百人口的沉重负担。
　　青儿在饥肠辘辘中诞生。
　　兰香在临产时还在公共食堂里切萝卜。青菜萝卜当主粮了，挣十个工分也只能在食堂的大锅里舀一瓢青菜叶熬的稀粥。去年那波澜壮阔的火红幸福结下了旷日持久的苦果。“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推动过历史车轮的巨手，受到了锅碗瓢勺的困扰，忙时也没稀粥喝了。青儿好在先天很足，生出来仍是个胖娃娃。当兰香觉得要生了，放下切菜刀，捂住肚子坚持走回家时，刚刚趴到床沿，就解了怀，不像生儿子潮生那么波澜迭起，那么严峻，那么生死攸关。豆女说：“这年月，人命如青草，就叫这孩子青儿吧。自生自长，命大。”
　　青儿却是个大福命，一天罪也没受过。
　　青儿刚落地，豆女就从地里摘了一衣兜豌豆角儿回来。这些豆是她在野地上种的，自种自收，谁也不管。许多人都羡慕她这分自由，恨自己不是神经病。疯子用不着听谁的指挥，和谁去统一思想，也不用去挣工分，更可贵的是她自己种自己收。地归了集体，大块大块的，边角零星地就没人管了，被荒废了。田已不再是个人财产，谁也不再珍惜土地。集体是地主，人为了生存才去劳作。劳作者获得的不是田里直接收获的东西，而是工分。工分成了与生存价值发生直接价值关系的抽象“物质”（换算方式）。人们再不以那块地收多少，哪种庄稼长势好来衡量哪个农民的能力与人格人品。那是干部受到上司批评或表扬的依据。农人的价值在于他能挣多少工分。有人一年挣四百个工分，有人一年只挣两百个工分，后者就掉价一半，哪怕他做得一手好活。他不能在一块田里显示他的才能和成果。他得听从别人指派，今天干这，明天干那，失去了独立操作一块田地的权力。农人不再是农人，而是种田的工人，就跟工人获得的是工资一样，他获得的是工分，是比直接的货币更复杂的抽象利益，所谓“一多八多”，即工分多，分的钱、粮、油、柴、布……也多。农人不再对田负责任了。在某种程度上讲，田是敌人。田多的地方农民必须承担更重的劳作，向国家缴纳更多的粮食和棉花。田少的地方，农民就轻松得多，可以干副业。而副业产品比农业产品的价格高得多，一个工分顶几个工分。农人恨田多，这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工分迫使农人放弃了对土地的情感。
　　豆女没有进入这个价值换算的轨道，她仍在她的轨道上运行。人们谅解了她，因为她是疯子。她种的豆她得，她种的瓜她得。
　　她进屋来。永和老婆正在处理兰香的产后事，恭喜说：“嫂，一个千金哩！”
　　豆女看了孙女一眼，胡说了一句什么，便架起瓦罐儿煮了满满一钵青豆，填饱了儿媳的空腹。
　　此时，田稻跟赖子正吵得天翻地覆。
　　杨来福居然狂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撕掉了贴在食堂大门口上的工分榜，触犯了众怒。
　　工分榜是标示社员生命线的“皇榜”啊！社员的生存权，劳动权，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全标记在上。在你的姓名之下，每天一格，干什么活，记多少分，生病，回娘家，坐月子，天晴天雨，生死婚嫁全查得出来。工分榜一月张贴一次，以供人们查询，优劣一目了然。工分榜是社员们的“流年簿”。
　　赖于在队里的粮仓空虚之后，也放弃了三件法宝，被田稻赶到地里去干活了。食堂再也无须那么多人烧煮，也不再集中吃饭了。没味了。每日三顿，凭了人头和工分，拎个饭桶，到食堂的大锅里舀几瓢稀粥回家，举家共喝。
　　赖子一户一口，拿了那个大搪瓷碗来打粥。他耐不住了，提前从田里溜回来。开粥的时间没到，他站在工分榜前，搪瓷碗盖在头上，像日本兵的钢盔。工分榜是刚贴上的新榜，记的是上月的工分细账，每个人都必须看的。赖子一看自己名下的月工分总数，跳了起来：“我日你娘，老子一月才二十五点五分，胡造！让老子喝西北风去吗？还不如一个大姑娘。”他一看田菜名下居然比他多五个工分，更来气了，指着记工员骂。“你瞎了×眼，老子天天出工！”其实，他好几天下雨在家睡觉。“老子撕了这榜！”他一口唾沫吐上去。
　　“你狗胆！”记工员要揍他。
　　“老子就敢撕它去揩屁股！”
　　“你个懒鬼，二十五个工是照顾你的。下田，你全是混的。”
　　“老子只要人影去晃一晃，你就得给我记分。”
　　“你没晃，我怎么记？我秉公办事。”
　　“老子撕了它！”
　　“你敢动一指头！”
　　“瞧老子的。趴下两块屁股，仰起一根鸡巴，天王老子也不怕。”他一把抓了榜，扯成三四片。
　　记工员跟他打起来，将他抵在墙上，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他双手捂头，头上扣着的铁碗撞得嘣嘣响。
　　“干部打社员啦！”他杀猪般地嚎叫。
　　食堂门前围了一些拎着饭桶的男人女人，虽然饥肠辘辘，还是鼓起劲来笑，一边喊着：“打，打，打。”人们对记工员和赖子都有意见：赖子偷懒偷食，记工员则给自家人多记工分，还常常躲在家睡觉也记工分，名曰算工分账。社员不敢说他，谁得罪了他，他笔头子一歪，让你白干半天去。
　　赖子打不过记工员，瞅住了一个还击的机会，双手捂住头上的搪瓷碗，背紧靠着墙，扬起一只脚，向记工员的胯下猛地一踢，击中了记工员的卵子。记工员“哎哟”一声，放开了赖子的头，蹲在地下叫唤。
　　有人叫：“卵蛋破了！”
　　田稻正是此时赶到的。
　　“反了天啦！”田稻指着赖子的鼻尖：“你撕的？捡起来，给我贴上去！你撕工分榜，还打人！”
　　“他打我你没看见。”
　　“他想混账！”工分多的人齐声怒责赖子。
　　“我混账？老子才二十五个工分，啃卵子去！”
　　“你已经啃了一个啦！”有人笑。
　　记工员站起来，欲上前报复，被田稻拦住。
　　“你混账，我扣你五个工分！”田稻骂道。
　　“你才混账哩。你一个月在公社开了三天会，到区里开了两天会，到县里参观了五天，回来，大队又开会。光鸡巴会就是半个月，还记一等工分。”
　　赖子的这段话倒替所有人道出了心声。干部们开会就相当是休息，还有吃的，回来，记头等工分，谁敢说。只有赖子敢说。开会是要工要钱的。
　　“你！”田稻气得七窍生烟。“是我要开会吗？上面通知，派任务，传达精神，学习经验，不去行吗？你有资格，你去！你以为开会是玩？你没受过那分罪。你们以为我喜欢开会吗？”
　　“我喜欢开会，今后有会你通知我代你去开好啦！我想受那罪，品那味。”赖子说，“闭着眼睛听，张开嘴巴吃，谁不会？一开就会。”
　　众大笑。
　　“笑什么？开会，傻瓜都会的。吃他娘，睡他娘，逛他娘，听报告打瞌睡，报告完了，掌声把你吵醒了，你跟着拍几下不就完事了，回来，工分照记，口粮照给。你敢讲句真话不成？牛皮吹吹，大话不要兑现的。你那支书让我当三天试试！”他受到鼓动，即兴发挥。
　　赖子的一番话居然赢得了几个人鼓掌。
　　“你放毒，攻击社会主义！”田稻抓住了他的衣领。
　　“共产党打人啦！”他嚎叫起来，居然随势瘫倒在田稻腿下，不起来了。
　　田稻欲将他一脚蹬开，他反抱住了田稻的腿。
　　菜儿跑来叫：“哥，快回去，嫂嫂生了！”
　　“生了什么？”他气昏了头，没领悟。
　　“生了个女儿。”
　　田稻才明白，老婆生孩子啦。他把一条腿从赖子的怀抱里猛地拔出来，拔腿往家里跑去。
　　赖子还坐在地上。当他听到田稻老婆生孩子的事，恍然大悟，抓住那扔在地上的搪瓷碗，虾儿打弓似的跳起来，骂道：“老子饿得连拉屎的劲也没有，他倒有劲干出个孩子来！呸！准他妈从屁眼里生的。”
　　女人们说：“人家的孩子是去年吃饱饭，大跃进时怀下的。”
　　赖子说：“今年是持续跃进，持续怀吧！”
　　男人们说：“稀粥也喝不饱，还怀他娘的。哪有劲干那事！”
　　那两年，村里出生的孩子极少。
　　这过去的一幕幕难道是真的吗？公共食堂的那口大铁锅后来熬农药倒是派上了用场。也不知哪年哪月被人当废铁偷卖了。工分榜是哪年不见了呢？
　　他还在，赖子也还在。青儿是那年出生无疑。他要给女儿取名“跃跃”，即怀她时跃进，生她时也是跃进，母亲反对，坚持叫“青儿”，妻子也同意叫“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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