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公关部的那个人说。
　　埃利斯叹了口气。麦克弗森耐心地笑笑。“这是导致暴力行为的一个器质性原因，”他说，“问题应该这样来看。”
　　他们三个人正坐在紧挨着医院的四王餐馆里。吃早晚餐是麦克弗森的主意。麦克弗森说要埃利斯出席，于是埃利斯就来了。埃利斯认为事情就是这样。
　　埃利斯举起手，示意侍者再给他来点咖啡。这时他想，再喝点咖啡也许会赶走他的睡意，但喝不喝其实无关紧要：他今晚无论如何不会睡得很沉。这在他的第一个第三阶段病人手术的前夕是不可能的事。
　　他知道他会在床上辗转反侧，思索手术的步骤，一遍遍地琢磨他已了如指掌的手术方式。他为许多作为第三阶段手术对象的猴子动过手术，确切他说是一百五十四只猴子。猴子与人不同，它们撕缝合的伤口，拉电线，尖叫，进攻你，咬你——
　　“来点科涅克白兰地怎么样？”麦克弗森问道。
　　“很好，”公关部的人说。
　　麦克弗森用询问的目光看了埃利斯一眼，埃利斯摇摇头。他朝咖啡里倒了点牛奶，靠到靠背上，忍住没打呵欠。其实，那名公关人员的模样倒有几分像猴子，一只小猕猴：和猕猴一样粗短的下颌，一样明亮机敏的眼睛。
　　公关人员的名字叫拉尔夫，埃利斯不知道他姓什么。公关人
　　员都不告诉别人自己姓什么。当然，在医院里人们不喊他公关人员，他是医院信息部官员或者叫新闻官员或诸如此类见鬼的称呼。
　　他确确实实像只猴子。埃利斯发现自己正注视着他脑袋的耳后部位，也就是要移植电极的地方。
　　“我们对暴力行为的种种起因还不很了解，”麦克弗森说，“乱七八糟的理论倒是不少，写的人都是社会学家，他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我们确实知道有一种叫做ＡＤＬ综合症的特殊脑科病
　　可能导致暴力行为。”
　　“ＡＤＬ综合症，”拉尔夫重复道。
　　“是的。急性无抑制伤害综合症是由脑部创伤引起的。在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我们认为伤害他人的事对于那些从事重复性暴力行为的人来说是极为平常的——像某些警察、歹徒、暴乱者和横冲直撞的年轻摩托车手。没人认为他们是身体有病的人。我们只是接受二种看法，认为这个世界里有许多脾气不好的人，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也许这并不正常。”
　　“我明白了，”拉尔夫说。他看上去真的像是明白了。埃利斯心想，麦克弗森应该去做小学教师，他的杰出才能是教书。当然他从来就算不上一名真正的研究人员。
　　“说到现在，”麦克弗森说着用手理了理他花白的头发。“我们还是没有确切地知道ＡＤＬ综合症到底有多常见。但我们猜测约有百分之一或二的人可能患有此症。也就是说有两百万到四百万的美国人。”
　　“天哪，”拉尔夫说。
　　埃利斯呷了口咖啡。天哪，他心理在想，老天哪……
　　“由于某种原因，”麦克弗森边说边朝端科涅克白兰地来的侍者点头示意。“ＡＤＬ病人容易在他们进攻时采取暴力的攻击行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这是事实，这种综合症的其它症状有性欲过度和病态的兴奋。”
　　拉尔夫开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
　　“我们有过一个患此症的女病人，”麦克弗森说，“发作的时候她一夜同十二个男人性交都不觉满足。”
　　拉尔夫喝下白兰地。埃利斯注意到拉尔夫戴着一条新潮的幻觉图案的宽领带。一名时髦的四十岁的公关人员畅饮着白兰地，脑子里想着这个女人。
　　“病态的兴奋指的是微量饮酒——只是一两口酒所引起的过度而又强烈的酒醉现象。这么少量的酒精也会释放出一次发作。”
　　埃利斯心里想着他的第一个第三阶段病人。本森：一个小矮个儿，一个举止温和的计算机程序编制员，他喝醉了酒就打人——男人，女人，遇上哪个打哪个。想通过设置在大脑里的金属线治愈他的病似乎是天方夜谭。
　　拉尔夫好像也是这样想的。“这个手术能治好他的暴力行为？”
　　“是的，”麦克弗森说，“我们相信是这样。但这种手术以前从未在病人身上做过，明天早上医院将对病人实施这种手术。”
　　“我明白了，”拉尔夫说，他好像陡然领悟了请他吃饭的道理。
　　“用记者的话说，这事非常敏感，”麦克弗森说。
　　“嗯，是的，我看得出来……”
　　一阵短暂的沉默。拉尔夫最后说：“谁来主刀？”
　　“我，”埃利斯说。
　　“好吧，”拉尔夫说，“我要查一下档案，看看我那边是否有你的近照和发表消息用的个人简历。”他皱皱眉头，合计着摆在他面前的工作。
　　埃利斯对他的反应感到惊讶。他就想这些吗？想他可能需要一张近照？可麦克弗森轻松简单地了结了这个问题。“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他说。三个人的碰头会到此结束。
　　罗怕特·莫里斯坐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正吃着盆子里最后几口并不新鲜的苹果馅饼，这时他的寻呼机响了，寻呼机尖利的电子呜叫声响个不停，莫里斯只得伸手关掉了皮带上的寻呼机。下一会儿，尖利的叫声又来了。他诅咒了一声，放下手中的叉子，去挂壁式电话机旁回话。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把皮带上的这个灰色小盒子看作一个神奇的玩意儿。他喜欢寻呼机在他和姑娘一起吃饭的时刻响起来，要他去回话。这叫声表明他是一个肩负重任的忙人，在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寻呼机一响，他会立即道歉，然后去回话，显出一副责任重于娱乐的神情。姑娘们都很喜欢他这种样子。
　　但几年之后，这东西不再神奇了。这小盒子不通人情，使人时刻不得安宁。在他看来，腰里挂着这东西便表明他不再是自己。他自始至终是在随时听候某个更高权威的召唤，不管这呼叫多么反复无常——护士凌晨两点想确认医嘱；捣蛋的家属在病人的术后治疗问题上无理取闹；在他来到会场后还会呼叫他去出席这该死的会议。
　　现在，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他回家后把这小盒子扔到一边的几个小时。人们再也呼叫不到他了，他也因此变得自由自在，他喜欢这样。
　　拨号的时候，他的目光穿过自助餐厅落到了他剩下的几口苹果馅饼上，“莫里斯医生。”“莫里斯医生，２４１７。”
　　“谢谢你。”这是七楼护士办公室的分机号码。大学医院的主要分机号码他早就熟记在心。他拨完护士办公室的号码。“莫里斯医生。”
　　“喂，你好，”一个女护士说。“我们这里有个女的，她有一只小旅行包要交给病人哈罗德·本森。她说是私人物品。可以转交给他吗？”
　　“我马上上来，”他说。
　　“谢谢你，医生。”
　　他回到盘子前，拿起盘子，端到垃圾处理区。这时，他的寻呼机又响了。他转身去回电话。
　　“莫里斯医生。”“莫里斯医生，１３５７。”
　　那是代谢科的电话号码。他拨完号。“莫里斯医生。”
　　“我是汉利医生，”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道，“我们不知道你能否过来看看一位女士，我们认为她可能患有甾醇性精神病。她是一位溶血性贫血患者，来做脾切除手术的。”
　　“我今天不能去了，”莫里斯说，“明天很忙。”他想这是轻描淡写的陈述。“你找过彼得斯吗？”
　　“没有……”
　　“彼得斯在甾醇性精神病方面很有经验。找他吧。”
　　“好的。谢谢。”
　　莫里斯挂上电话。他走进电梯，按了按去七楼的电钮。他的寻呼机第三次响了起来。他看看手表，六点三十分，照例是他下班的时候了。但他还是回了电话。找他的是儿科住院医生凯尔索。
　　“想扭扭屁股吗？”凯尔索问。
　　“行啊。什么时候？”
　　“嗯，半小时以后怎么样？”
　　“有球吗？”
　　“有。在我车上。”
　　“球场上见，”莫里斯说完又补充道，“我可能要晚一会儿。”
　　“不要太晚，”凯尔索说，“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
　　莫里斯说他尽早过去，随后挂断了电话。
　　七楼静悄悄的。医院的其它大多数楼层是闹哄哄的，这时候早已挤满了家属和探望者。但七楼始终是静悄悄的，护士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安详平静的气氛。
　　办公室的护士说：“她在那边，医生。”说完她便朝坐在长沙发上的一位姑娘点点头。莫里斯走到她面前。她年轻而又非常漂亮，一身俗艳的娱乐行业的打扮。她长着两条修长的腿。
　　“我是莫里斯医生。”
　　“安吉拉·布莱克。”她起身和莫里斯握手，显得非常正规。“这是我带给哈里的。”她提起一只蓝色的旅行包。“是他叫我带来的。”
　　“好的。”他接过她手里的包。“我会负责交给他的。”
　　她犹豫不决，随后说道：“我能见见他吗？”
　　“我看最好不要。”本森现在一定是剃光了头发，手术前被剃光头发的病人常常不愿见人。
　　“就几分钟时间？”
　　“他使用了大剂量的镇静剂，”他说。
　　显然她很失望。“那你能带个口信吗？”
　　“当然可以。”
　　“告诉他我回到我原先的公寓厂。他会明白的。”
　　“好的。”
　　“你不会忘吧？”
　　“不会。我会告诉他的。”
　　“谢谢你。”她笑了笑。尽管她戴着长长的假睫毛，浓妆艳抹，可这微笑还是挺迷人的，姑娘们为什么要把她们的脸弄成那样。“我想我现在该走了。”她走了，短短的裙，长长的腿，迈着轻快而又坚定的步伐走了，他目送她走了，接着他提起了那只似乎很重的旅行包。
　　坐在７１０房门外的那个警察说：“进展如何？”
　　“很好，”莫里斯说。
　　莫里斯把旅行包拿进房间的时候，警察朝包看了一眼，但什么话也没说。
　　哈里·本森正在收看电视里播放的一部西部电影。莫里斯调低音量。“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带给你的。”
　　“安吉拉？”本森笑笑。“是的，她的长相很漂亮。没有很复杂的内部机械，但有漂亮的外表。”他伸出手来，莫里斯把包递给他。“她把东西都带来了吗？”
　　莫里斯望着本森打开包，把东西摆到床上。一套睡衣睡裤，一把电动剃须刀，还有一些剃须后搽的润肤霜和一本平装小说。
　　接着本森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假发套。
　　“那是什么？”莫里斯问。
　　本森耸耸肩膀。“我知道我迟早会需要它的。”他说完又哈哈大笑。“你总要让我出院吧，不是吗？早晚的事。”
　　莫里斯和他一起大声笑了。本森把假发套放回包中，又拿出了一个塑料盒。他了当一声打开了盒子，莫里斯看见一个塑料袋的套子里装着一套大小不等的螺丝起子。
　　“干什么用？”莫里斯问。
　　本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接着他说：“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什么？”
　　“我总是带着它们。防卫用。”
　　本森把起子放回旅行袋。他小心翼翼，几乎是虔敬地把它们收起来的。莫里斯知道，病人们，尤其在病重的时候，经常把稀奇古怪的东西带到医院里来。他们对那些物件存有一种图腾崇拜的感情，好像它们能保你平安似的。他记得有个患转移脑瘤的帆船运动员总带着一个修船帆的工具包，一个患晚期心脏病的妇女总带着一罐网球，诸如此类的怪事应有尽有。
　　“我懂，”莫里斯说。
　　本森微微一笑。
　　远程信息处理房里一个人也没有，罗斯走了进去。落地式打印机和电传打字机静静地躺在那里，屏幕上闪现着一串串毫无规则的数字。她走到角落里为自己倒上一杯咖啡，随后把本森最新心理分析的测试卡塞进了计算机。
　　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在研制另外几种用计算机处理的心理测试的同时，也研制了这种卡式心理分析测试。这是麦克弗森所说的“双重目的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双重目的思维，他是说像计算机一样的大脑从两方面，即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发挥作用。一方面，你可以利用计算机来探查大脑，帮助你分析它的活动。与此同时，你又可以利用对大脑的更进一步了解来帮助设计更好更高效的计算机。正如麦克弗森所说：“计算机是大脑的模范，大脑也是计算机的模范。”
　　在神经精神病研究室，计算机科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已共同工作了几年时间。他们的联手合作诞生了Ｑ模型以及像乔治和玛莎一样的项目，以及新的精神外科技术和心理分析测试。
　　心理分析测试相对较为简单。这种测试要求对心理问题作出直截了当的口答，然后根据复杂的数学公式对回答作出处理。当本森的测试数据被输入计算机时，罗斯望着屏幕上闪出一排排计算数字。
　　她没去理会它们。她知道这些数据只是计算机的草稿，是它得出最终结论前所要经历的中间步骤。她微微一笑，心想格哈得将如何来解释这一切——３０×３０的矩阵中元素的交替，从矩阵中获得因子，使矩阵成为正交矩阵，然后对它们作加权处理。这切听起来复杂而又专业化，她真的是一窍不通。
　　她早就发现，人们不懂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同样可以使用计算机，这和人们使用汽车、吸尘器——或大脑是一回事。
　　屏幕上闪出“计算结束。调用顺序显示”。
　　她按动键钮，打出三维评分的顺序显示。计算机告诉她三维为百分之八十一的变化作出了解释。她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山峰似的三维图。她朝三维图凝视了片刻，然后拿起电话筒，传呼麦克弗森的寻呼机。
　　麦克弗森朝着屏幕皱眉蹙额，埃利斯站在他后面望着计算机。罗斯说：“清楚吗？”
　　“非常清楚，”麦克弗森说，“什么时候做的测试？”
　　“今天，”她说。
　　麦克弗森叹了口气。“你是不成功就决不罢休，是吗？”
　　罗斯没有答话，她按动键钮，调出了第二个山峰，这个山峰要平缓得多。“这是再上一次的测试。”
　　“在这张评分图上，这高度表示——。”
　　“精神状态，”她说。
　　“也就是说他的状态现在越来越明显了，”麦克弗森说，“甚至要比一个月前明显很多。”
　　“是的，”她说。
　　“你认为他在和测试开玩笑？”
　　她摇摇头，按动键钮，依次调出了前四次的测试，趋势显而易见：测试图上的山峰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尖。
　　“那么，”麦克弗森说，“他的情况肯定是越来越糟。我想你仍然认为我们不该进行手术。”
　　“比以前更坚信这一点，”她说，“他无疑患的是精神病。如果你要把金属线放进他的脑袋——”
　　“我知道了，”麦克弗森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会感到自己被变成了一台机器，”她说。
　　麦克弗森转向埃利斯。“你是否认为我们可以用氯丙嗪把这上升趋势压下去？”氯丙嗪是一种主要的镇静药，它能帮助有些精神病人进行较清晰的思维。
　　“我认为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麦克弗森点点头。“我也这样认为。珍妮特你呢？”
　　她两眼注视着屏幕，没有回答。这些测试的运转方式真是神奇无比。图上的山峰是抽象的东西，是用数学方式表示的感情状态。它们和人的手指脚趾或身高体重不一样，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
　　“珍妮特？你怎么看？”麦克弗森重复道。
　　“我认为，”她说，“你俩只想求助这次手术。”
　　“你还是不同意？”
　　“我不是‘不同意’。我认为手术对本森来说是不明智的。”“你对用氯丙嗪怎么看？”麦克弗森坚持道。“那是赌博。”“不值得的赌博。”“也许值得，也许不值得。但那是赌博。”麦克弗森点点头，他转向埃利斯。“你还想为他做吗？”“是的，”埃利斯望着屏幕说，“我还想为他做。”
　　和往常一样，莫里斯发现在医院的网球场上打球总不是滋味。高高的医院大楼俯视着他，使他感到几分内疚——所有的窗户，所有那些不能像他一样出来打球的病人都使他感到惭愧。当然还有声音或者说声音的消失使他扫兴。一条高速公路从医院附近通过，网球发出的激动人心的刷刷声被汽车单调的奔驰声彻底湮没了。
　　天色渐黑，他已看不清了。球好像是突然飞进他的场地的，凯尔索则眼目清亮，几乎不受影响。莫里斯常开玩笑说凯尔索胡萝卜吃得大多，但无论怎样解释，傍晚和凯尔索打球，莫里斯尽是输球。夜色帮了他的大忙。莫里斯不喜欢输球。
　　莫里斯早就泰然接受了他喜欢竞争的事实。他从未停止过竞争：比赛要争，工作上要争，和女人也要争。罗斯不止一次向他指出过这个问题，随后又狡黠地回避这个问题，这是精神病科医生先提出问题再避开回答的特有方式。莫里斯并不在乎。竞争是他生活的本色，无论它的内含是什么——强烈的忧患意识、证明自己的需要或是自卑感——他都泰然处之。他以竞争为乐，以取胜为满足。到目前为止，他在生活中多半是胜者。
　　他加入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的挑战非常激烈，潜在的报答也特别丰厚。莫里斯心里一直希望自己在四十岁前成为外科教授。他以前的成就是杰出的——这也是埃利斯接受他的原因所在——他对他的未来同样充满信心。把他和外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联系起来并不过分。
　　总而言之，他的情绪不错。他尽情地打了半小时的网球，现在他累了，天也黑得看不见了。他朝凯尔索打了个手势——拉着嗓门去和公路上的汽车声比高低实在没有意义——示意到此结束。他俩来到网前握了握手。莫里斯看到凯尔索汗流浃背，心中感到了莫名的安慰。
　　“真过瘾，”凯尔索说，“明天老时间怎么样？”
　　“我说不准，”莫里斯说。
　　凯尔索略加思索。“噢，”他说，“对了，明天是你伟大的日子。”
　　“伟大的日子。”莫里斯点点头，天哪，难道消息都传到儿科住院医生那边了？他顿时感受到了埃利斯此时此刻肯定会有的感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强大压力，因为埃利斯知道整个大学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都关注着这个步骤。
　　“好吧，祝明天好运，”凯尔索说。
　　他俩回到医院的时候，莫里斯看见远处埃利斯孤单的身影，看见他步履蹒跚地走过停车场，钻进他的汽车，驾车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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