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大厅中渐渐涌入人潮，有许多法国昆虫学家，也有几位外国的，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捷克人，听说是新体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许是一位部长或是科学院院长，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纯然好奇的观点，他是与会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产主义黑暗时代结束后一个历史新时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刚才好一阵子，大家抢着来和他握手，问他几个问题，但谈话总是比他们预期的停顿得早，交换了几句寒暄之后，他们便不知该和他说什么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通的话题。法国人总三句不离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试着注意聆听，偶尔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们国家”，随即他明白没有人对他的“相反地，我们国家”感兴趣，他走离人群，脸上罩着一层既非苦涩亦非愁苦，却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伤。
　　当其他人熙攘地挤满附设有吧台的大厅时，他走进空荡荡的会场，会场中四张长桌摆成正方形，等待研讨会开幕。门旁有张小桌子摆着与会名单，以及一位看起来像他一样孤单的小姐。他倾身向她报了姓名。她要求他重复了两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乱地在名单上找与她听到的发音相近的名字。
　　充满父执辈感情地，捷克学者弯下腰在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着：CECHORIPSKY。
　　“啊！是谢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说。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难念！”
　　“此外，也写错了，”学者说。他拿起桌上的笔，在C和R两个字母上加了像长音符号颠倒过来的符号。
　　秘书看这些符号，看看学者后叹了口气说：“真复杂。”
　　“正好相反，非常简单。”
　　“简单？”
　　“你知道强·禹斯（Jean Hus）吗？”
　　秘书快速地将眼光投向与会名单，捷克学者急着解释：“诚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纪教会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驱。同时也是夏尔勒（Charles）大学的教授，此大学，如你所知，是圣罗马帝国时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学。你所不知的，是强·禹斯同时也是字汇拼写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将字汇拼法简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这个音，必须用三个字母拼出，t，C，ho德文还需四个字母：t，S，C，h。但拜强·禹斯之赐，我们只需一个字母，C，加上头一个小小的符号。”
　　学者又倾身在秘书桌上名单空白处，写下一个大大的C，
　　V加上长音符颠倒过来的符号：C然后他看着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发音：“契(Tch）！”
　　秘书也望着他的眼睛。跟着念：“契（Tch）。”
　　“对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没在我们国家流传。”
　　“强·禹斯的改革……”学者假装没听到秘书犯的错，继续说：“……并非全然被漠视。在另一个国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吗？”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书一边重复，一边试图想出这个国家到底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在拉脱维亚也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捷克人如此为这个字上的小符号自豪了吧。（带着微笑地说：）我们可以背叛一切。但为了捍卫这个小符号，我们不惜流干最后一滴血。”
　　他向秘书点头示意后，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张椅子前面都有一张写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许久，随后拿起来，带着悲伤但谅解的微笑，拿去给秘书小姐看。
　　此时另外一位昆虫学家，正站在入口处的桌前，等着秘书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个小记号。她看见捷克学者，便对他说：“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个宽容的手势表示：别担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并带着感人的谦虚，他在桌旁等着，（又有两位昆虫学家到来），当秘书终于闹下来时，他把小卡片递给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吗？”
　　她并没看出个所以然：“谢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号标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寻常的长音符号！他们忘了将它颠倒过来!再看看符号标在哪里！在E和O两个字母上！变成了
　　谢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对，你说得对！”秘书也愤慨起来。
　　“我觉得奇怪，”愈来愈悲伤的捷克学者说，“为什么人们总会忘记这些符号。它们如此诗意，这些倒过来的长音符号！你不觉得吗？像只飞翔的小鸟！像伸展羽翅的白鸽！（柔声地：）或者，如果你愿意，像蝴蝶。”
　　他又倾身拿起桌上的笔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动作如此谦逊，像在道歉似的，之后，他没说一句话地走开了。
　　秘书注视着他离开，高大且怪异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颠倒的长音符号，换化成一只蝴蝶，在学者身畔飞舞，最后落在白发上。
　　走向座位时，捷克学者转头看见秘书感动的微笑，便也回了一个微笑，抵达座位的途中，他又回头对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伤却又骄傲的微笑。一种悲伤的骄傲：我们不妨如此定义这位捷克学者。
　　　
15
　　他因为看见名字上摆错位置的符号而悲伤，大家都能了解。然而他的骄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军入侵后的一年，他被赶出昆虫研究院，被迫从事建筑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军占领结束，前后约二十年。
　　然而，数百数千，在美国、法国、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们为此受苦却一点也不感到骄傲。为什么捷克学者感到骄傲而那些人却不呢？
　　因为他被赶离工作岗位，不是因为经济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因经济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较不严重，比较不值得敬佩呢？一个因不讨上司欢心的职员被辞退就该觉得丢脸，而因政治理念丢掉工作的人却有权利以此为傲？为什么？
　　因为因经济原因而遭解雇，被解雇的人是被动的，在他的行为中，并没有任何值得赞赏的勇气。
　　这状似明显，事实不然。因为一九六八年后被解雇的这位捷克学者，当俄军在他的国家成立极其令人厌恶的政体之时，他也并没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动。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组的主任，专门研究苍蝇。有一日，突如其来地，十多个众所周知的反动派涌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拨一个研究室让他们举办半地下化的集会。他们以道德柔道的规则行事：突然地到来，组成一群观察者。这出其不意的对质使捷克学者非常困窘。说个“好”字会立即招来不幸的危险：他将会丢掉工作，三个小孩将来也无法人大学。但要对这群嘲笑他胆小的人说个“不”字，他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最后答应了，并开始鄙视自己，因他的胆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摆布的无能。因此，正确说来，是因为他的懦弱，才使他后来丢了工作，小孩也被学校开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么可觉得骄傲的呢？
　　随着时光，他逐渐淡忘他对反动派原存的憎恶，愈来愈习惯将自己答的“好”字视为一种自愿、自由的表示，视为他个人对令人厌恶的政权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属于登上历史大舞台的一份子，自这种确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骄傲。
　　但是，长久以来，数不清的人扯进数不清的政治冲突之中，他们也都能因晋升历史大舞台而觉得自豪吗？
　　我必须表明我的论点：捷克学者的骄傲来自于他并非在随便一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而是正好在舞台上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历史舞台灯光亮起的那一刻，称为全球历史性的时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灯的照射及摄影机的注视之下，是全球历史性时刻最体现的一刻，捷克学者至今还自豪彼时的幸宠。
　　然而，某个重要的商务协商正在举行，全球各国首脑人物聚集一堂，这也是件重要的时事，也被重视、拍摄、评论；为什么那些主角并没有同样被激起骄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后一点：捷克学者所拜的并非随便一次全球历史性时刻之赐，而是人们称之为崇高的那“次。那个时刻之所以崇高，是因为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后方回荡着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舞台上方且飘荡着死亡天使。
　　因此最终的程式如下：捷克学者因参与崇高的全球历史性时刻而感骄傲。他深知这使他不同于厅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麦、法国、英国的与会者。
　　　
16
　　主席所在的桌上有一个空位，供发言者轮流上台发表；他根本没在听。他等着轮到他，不时伸手摸摸口袋中五页准备好的，他自知写得并不好的讲稿：离开科学工作二十年了，他只能把以前年轻时发现并写下关于一种不为人知，他命名为布拉格苍蝇（musca prngensis）的一篇研究做一个简介。当听到主席念出一串他相信是他名字的发音时，他起身走向发言台
　　抵达发言台的二十秒钟内，一件不期然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他情绪一阵激动：天啊，经过这么多年后，他又重新回到这些地敬重，也被敬重的人之间，回到这些令他亲切而命运却将他们分散的学者之间；走到发言位他不坐下；这一次他要听任自己的感情，要宣泄，要告诉这些他不相识的同僚们他心中所感。
　　“请原谅我，亲爱的女士先生，把我的情绪说出来，它一时袭上我心头。经过二十年的缺席之后，我终于又能在与我思考相同问题，与我有相同热爱的人士的集会中发言。在我来自的国家中，一个人只因大声说出心中所想，便会被剥夺生命的全部意义，因为对一个科学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科学。诚如各位所知，数百万的人，我们国家的知识份子们，于一九六八年悲剧的夏季之后被赶离工作岗位。六个月前，我还做着建筑工的工作。那一点也不可耻，我们可学到许多东西，可赢得一些单纯、亲切的人的友谊，我们同时也了解，从事科学的人是幸运儿，因为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就是幸运，是的，朋友们，这幸运是我那些建筑工人伙伴所没有的，因为人不可能热爱扛水泥。这份幸运二十年来拒绝了我，今日我重新拥有而欣喜若狂。这是之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把此刻视为一份真正的快乐，尽管这份快乐带着些许忧伤。”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他觉得泪水涌上双眼。这让他有点窘，想到他的老父最容易感动且爱哭泣的样子，但他立刻告诉自己，何不放任自己一次：这些人应该因他的感情觉得荣幸，这是他馈赠的来自布拉格的小礼物。
　　他没想错。与会者深受感动。他刚说完最后几个字，贝克便站起来鼓掌。摄影机马上移近，拍下他的脸，他鼓掌的双手，也拍下捷克学者。厅中的人都站起身，缓慢或快速，脸色微笑或严肃，所有人都鼓着掌，他们鼓得如此忘形以至于不知何时该停，捷克学者站在他们面前，高大，非常高大，笨拙地高大，这笨拙愈是笼罩着他的身形愈显感人，他自己也愈受感动，因而眼泪不再隐藏眼皮下，庄严地沿着鼻子流至嘴唇、下巴，眼见如此，所有鼓掌的同事尽可能地更加卖力。
　　终于，欢呼声停歇，大家重新坐下，捷克学者以颤抖的声音说：“谢谢你们，我的朋友，我衷心地谢谢你们。”他点了个头朝向他的座位走去。他知道此时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刻，光荣的一刻，是的，光荣，为什么不说这字眼呢，他觉得自己伟大俊美，他觉得自己出名了，希望走回座位的这段路长得走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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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朝向座位走去时，沉默笼罩整个会场。或许说许多种的沉默笼罩更正确。捷克学者却只辨认出其中一种：被感动的沉默。他并没察觉，逐渐地，如同难以察觉的转调将奏鸣曲的调子变了，被感动的沉默转变为尴尬的沉默。大家都了解这位有个不知如何发音的名字的先生，被自己感动地忘了念他该向大家揭示他新发现的苍蝇的讲稿。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提醒他是很不礼貌的。好长的一阵迟疑之后，会议主席咳了一声说：“感谢契诃西比河（Tchecochipi）先生……（他停顿好一会儿，给与会者最后一次机会提醒讲稿的事）……那我就请下一位发言人。”此话一说，会场后方一阵窃笑短暂地打破了沉默。
　　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捷克学者既没听到笑声也没听到下位同事的发言。其他发言者轮流上台，直至一位也是研究苍蝇的比利时学者发言时，才将他从冥想中惊醒：天啊，他忘了念讲稿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那五页稿纸证实自己不是在梦中。
　　他的双颊滚烫。觉得自己好可笑。他还能挽回什么？不，他知道什么也挽回不了了。
　　一阵羞惭之后，一种奇怪的想法又使他稍感安慰：他是可笑，但其中并没有什么负面、羞耻或得罪人之处；这种可笑使他生命中既有的忧伤更紧密，使他的命运更令人神伤，却也更伟大悲壮。
　　不，骄傲永不离捷克学者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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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集会总会有开小差的人，躲到邻室中饮酒。凡生，听烦了昆虫学家们的演讲，且不觉得捷克学者奇怪的表现如何有趣，便和其他开溜者聚在大厅中，围着吧台旁一张长桌子。
　　沉寂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成功地加入那些陌生人的谈话：“我有个女朋友要我举止粗暴一点。”
　　因为彭德凡说完这句话时停顿了一下，使听众陷入一片专心聆听的沉寂。凡生有样学样地停顿了一下，的确，他听到笑声扬起，一声大笑，这使他信心大增，眼睛发亮，他作了一个手势让听众安静下来，但在此时，他察觉大家转朝向桌子另一端，兴致盎然地看着两位先生用精话互相叫骂。
　　一、两分钟后，他终于又把注意力吸引回来：“我刚才说到我的女朋友要我举止粗暴一些。”这会儿大家都听他说话，凡生不再犯相同停顿的错误；他愈说愈快，好像要逃避什么人追在身后要打断他的话：“可是我做不到，我太细致了，不是吗？”为了回应这句话，他自己笑了起来。察觉他的笑并无人应和，他赶紧继续，加速他的叙述：“我家中常有一位年轻的打字小姐，我说什么她就打什么……”
　　“她用电脑打吗？”一位先生突然产生了兴趣。
　　凡生回答：“是的。”
　　“什么厂牌的电脑？”
　　凡生说了一个厂牌名称。那位先生的电脑是另一个厂牌的，他开始叙述他那台电脑每次都出状况搞得他如何地火冒三丈。大家纷纷开起玩笑，哈哈大笑了几回。
　　凡生，悲伤地，又勾起他原有的想法：人们总以为一个人的运道多少取决于他的外表，脸蛋的美丑，身材好坏或头发多寡。错了。是声音决定一切。凡生的声音又弱又尖；当他说话时没人会注意，当他一大声时，大家又觉得他在喊叫。彭德凡则正好相反，说话既缓且柔，低沉的噪音回荡，悦耳，美丽，有魄力，使所有人只听到他的声音。
　　啊，好个彭德凡。他答应要和那票人一起来参加研讨会的，之后又丧失了兴趣，吻合他光说不练的本性。一方面，凡生很失望，另一方面他觉得更不能违背主人的命令了，出发前夕，彭德凡对他说：“你得代表我们。我赋予你以我们之名的全权，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努力。”当然，这是个滑稽可笑的命令，但加斯科咖啡厅这票人确信在我们存活的这无意义的世界中，只有滑稽可笑的命令才值得去执行。在记忆中，彭德凡机灵的头旁边，凡生看见马修巨大的脸上带着同意的微笑。这个指示和这个微笑支持着凡生，他决定开始行动；他张望四周，看见吧台旁一群人中，有一个不错的年轻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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