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上，为了证实一个要开始的工作——后来查明这不是真的——我撞上了老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确切地说不是撞上。我正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乱转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环顾四周不见人影，抬头望去发现他正从法院楼顶向我招手。他以自己干练的方式已经在这楼顶干了两个星期，好像专门在那里观察古伯斯威尔镇上人来人往似的。
　　“见你在下面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找活儿干呢。”他解释说。这时我已经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梯子，喀嚓喀嚓地踩着已被他铲除了积雪的又滑又陡的雪道来到他跟前。我注意到从他坐的地方可以饱览全城，因此就无法再抵赖。
　　“是啊，我已经找了一阵子了，”我尴尬地笑了，“你还看见什么了？”
　　“看见你在古伯斯威尔剧院门口偷偷地拣掉在地上的爆米花。”佩里边说边用牙齿咬下烟头，他的大长尖脸绽开了笑容。
　　“那是为了喂鸟。”我撒谎说。
　　“用爆米花喂！”他挤眉弄眼诡谲地说道。
　　“大冬天的你爬到房顶上来干吗？”
　　“你看像干什么的？”他边笑边指挥我干活，让我从钉在屋顶的一块平板上给他递瓦板。
　　我扔了一阵子后又爬上去骑到法院屋脊上。一旦放松下来放眼望去，全城厚雪覆盖的屋顶尽收眼底，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佩里对修房顶的工作这么热衷。佩里从越南回来以后越来越远离人群。我靠着烟囱看他小心翼翼地往一块新铺的瓦板上钉钉子，心想他还能选择什么比这更好的职业呢？我在房顶上找到了平衡，心中也隐隐约约意识到，那种极度的快乐正是来自这处只留给鸟与疯子停留的地方。从一方面讲，这工作给了人们以希望，我是这样认为的，佩里不分冬夏不停地在房顶上做修缮工作，使之不再漏雨渗水。我是说，这是一方面。然而，佩里的与世隔绝隐含着某种东西使我焦虑不安——尽管我说不上来究竟是什么。
　　“嘿。醒醒。起来。别在那儿瞅着我睡觉了。”他在离房檐只有一寸远的地方喊道。“拿过一捆来。”我提起一捆瓦板，战战兢兢地慢慢朝他挪动，尽量不朝房檐下边瞧。就在他从我手中抓过那捆重物时恰巧一股强风直冲檐下刮来。我感到自己就要被风刮下房顶了，拼命往回退去，总算及时爬到了烟囱那里，为了我宝贵的生命我死死抱住烟囱再也不肯松手。
　　“真笨。”佩里朝我笑起来，他的两只脚轻松地站在那么陡的地方，真玄。
　　“不要惊慌。凡是掉下去的都是害怕的人。”
　　“我是很怕。”
　　“嘿，想不想很快挣到50块钱？”他大声说。
　　“在这高处？”我颤抖地说。
　　“不。不。你要做的是开一个窗户。”
　　“什么样的窗户？”
　　“窗户就是他妈的窗户呗。就是一个大玻璃的观景窗，懂吗？很容易。你至少会做个窗户吧？”
　　“你不想干那份活儿？”我支支吾吾地说。
　　“我是想你不正急着找活儿干吗？”他说。他敲着钉子，嘴上的香烟耷拉着。“听着，别问我这么多混账问题。你要干的就是简单地开一个口子，把窗户装进去，然后——嘿，你可别干砸了，不会吧？”他忽然想起什么抬起头看了看我说。
　　“当然不会，为什么干砸了呢？”
　　“别问我呀。听着，如果我送你去，你可一定得把活干漂亮才行。是我推荐你的。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当然明白。别那么紧张。相信我。”我说着耳边响起50个银币掉进取款机的叮当声。
　　又给佩里递了几捆沉重的瓦板后，终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佩里若有所思地瞪着天空连抽了几口烟，忽然转过头来问我：“你到底为什么不离开古伯斯威尔？要知道你在这里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到。”
　　“我还没有试完所有的机会呢。”
　　“你应该住在大城市，努德尔曼，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不错，跟纽约市那些犹太人之流住在一起，啊？”
　　他笑起来。
　　“自然。”佩里重复说。他一直垂涎我林中的安乐窝，只要有可能就偷偷从妻子身边溜出来或者从房顶上下来到我的厨房去，他只是静静地坐者，喝着咖啡，观赏小鹿在地里吃草。
　　是的，我紧靠着烟囱，心中同意他的意见，他说得对。离开这里。应该。可是我怎么能离开呢？明知道已经度过了艰苦的几个月，春天就要来临，过不了几个月就又可以听见冰柱融化的滴答声，闻到嫩草的香味，看见第一朵鲜花绽开在依然覆盖着白雪的大地上。接着便是酷热的夏季，鲜美的果品大量上市，百虫齐鸣，一片热闹，然后盛夏很快过去，接着……秋高气爽，碧空白云，秋天不期而至。我怎么，怎么能现在离开这里呢？
　　早晨天空阴沉沉的，我去上门安装窗户之前先在厨房里认真地读了会儿报纸。由于我的好朋友马尔文·曼德尔（他那些科学家同事都知道他是曼博士）的热心关照，我成了《纽约时报》的定期收报人。今天我读的是上个星期天的报纸，不过就我目前不足挂齿的状况，看哪一天的报又有什么关系，上个月的或者去年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何况我已经与当今文明的美国社会不同步了。今天的情况实属例外，我确确实实是在读报。通常那些旧报纸是和旧衣服一起堆在餐桌上的，曼的妻子贝蒂把穿小了的衣服拿来给我的孩子们穿——旁边躺着的几个塑料袋子里装着曼德尔晚餐剩下的残渣剩饭，他们无心养狗因此总把这些东西赏给我们。
　　有的时候那些袋子一搁就是好几天，直到我无心再观赏世界被纷飞的大雪吞噬的景象，才想起把袋中的东西抖给我的狗吃；我的孩子口腔上膛太娇嫩，不肯吃曼剩下的东西。不过这些袋子倒也表明了一个极有趣的事实。从那些剩饭可以看出来，曼德尔家的主食是意大利通心粉和坎贝尔公司的罐头食品。正像顺口溜说的：“坎贝尔放在饭柜里就像钱存在银行里。”虽然年收入区区四万，你也不必过于精打细算。
　　“通货膨胀对你的打击也像对我们一样致命吗？”几天前我碰见贝蒂时她这样问我。她纤细的胳膊上挎着几个购物袋子。
　　是的。《纽约时报·周日版》。我经常先读经济栏。大量的信息，的确不错。《时代》就是时代，它警告人们，由于近来商业的繁荣和超速膨胀我们将面临——系好安全带，伙计！——一次大萧条。
　　我急不可耐地把维维卡叫过来把这条消息读给她听。如果目前的状况算是繁荣昌盛时期的话，那将来的大萧条更会是什么情况呢？我边收拾工具边琢磨。维维卡真的担心了。我倒觉得怪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已跌到了谷底最深处，然而事实上我一直生活在当代繁荣的簇拥之中。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在开着我那辆用电线和依波斯胶带缠绕在一起的破旧的老爷车进城的路上，索性把车速又提高了危险的几公里。我口中嚼着口香糖，两眼不停地搜索证据，以证明《时代》的消息是正确的。我从南向北朝佩里给我的位于古伯斯威尔高地的地址开去。沿途掠过一间间陋室、一座座俗气的楼房、一幢幢火柴盒似的建筑以及活动房屋。古伯斯威尔这个偏僻地方的生活比阿巴拉契亚①还阿巴拉契亚。那里至少还产煤，而这里除了连印第安人都不想要的贫瘠的农耕地外什么也没有。这里当然也有民众，是被迫离开土地转入工厂的人。古伯斯威尔虽然又冷又潮湿，但是空气中却夹杂着点火即着的不满情绪。倘若要爆发革命，我想爆发地不会是大学校园，引发革命的人也不会是被剥夺了权利的黑人，更不会是善意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会爆发在像古老而文明的古伯斯威尔这样的地方。这里被贫穷所笼罩，对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敌对情绪在上升，人们视这些人如同青少年背上的痤疮一样，对他们极其厌恶。有趣的是在日子好过的那些年里我对这一切竟视而不见。日子好过是对我个人而言。
　　
　　①　阿巴拉契亚：美国东部山区，古老而贫穷。
　　我继续向前开去，山城的市景逐渐代替了农村风光。低矮的房舍与破败的农舍渐渐退去，连成一片由粉红和碧绿点缀的开阔地，仰视着山上的高楼大厦。下坡。下坡。道路开始向坡下延伸，直抵位于谷地的古伯斯威尔——这里群山环绕，踞于东边山头俯瞰全城的是著名的古伯斯威尔大学，与它相对的西边山顶上是名气不小的下因特斯坦古伯斯威尔学院。西边山上据说是住宅区，而北边山的高处则是军工厂，那里每天24小时不停地生产迫击炮、火箭筒以及炸弹。我开始确信，正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才具有改变这里的能力。
　　我终于开进了乱糟糟的市区。这里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镇，可是现在杂乱无章，参差的房屋和油毡覆盖的山墙相互拥挤在一起，间或看到几处孤零零的维多利亚式和都德式的旧房子——藏在古伯斯威尔镇中心贫民窟里的宝贵财产，它们向我讲述了一个令人觉得比现在幸福的时代。
　　老实说我开始厌恶这次旅行，便摸索并找到了将痛苦减到最低程度的办法。我只瞅着让人心旷神信的建筑物——旧市政厅，一座带塔尖及屋顶窗的白色建筑，白色建筑内有医生诊所。带有白色廊柱，高雅的老饭店被改建成了廉价旅馆。
　　古伯斯威尔是一座多么奇怪的城镇呀，在等绿灯的时候我不禁联想着。这时我瞧见一位营养不良的母亲正拖着五个流着鼻涕、龇着黄牙的孩子，她跟我一样清楚，山上古伯斯威尔大学里那些自命不凡的学者们正逍遥地打发时光，遐想着今年夏天是去尼罗河还是去雅典，要么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们可以边喝葡萄酒边开假想的数学会议。真令人恶心。真令人嫉妒。我仍然能够深情地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那时我定期收到支票，简直像个王公贵族。又起风了，簇簇雪团敲打着挡风玻璃噼啪作响。我有点担心了。也许正如曼德尔博士所言，我已经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绿灯亮了，我的思想又回到手头的工作上来——安装窗子的活又让我烦恼起来。
　　昨天晚上我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不假思索地告诉维维卡时，她问我：“可是，你知道窗户是怎么安的吗？”
　　“有什么好知道的？我以前盖过房子。”
　　“你也安过窗户吗？”
　　“噢，天啊，别给我把分数打得那么低。你需要钱，对不？”
　　“我只是担心。那是位于高地的房子呀。你知道住在上面的那些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
　　“我也不是。等着瞧，我会干得很漂亮。说不定以此为契机而带来其它活计，更大的活计。说不定能开个修理公司什么哩。谁能说得清。”
　　我一边摇摇摆摆地往陡峭而时髦的古伯斯威尔高地爬，一边找地址。威洛路311号。几个急转弯之后就到了要找的地方。高级的地方，我是这么认为的。气派的老式石头房子与雪松及红杉木结构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相互交错，现代风格的房子也夹杂其中。这里与古伯斯威尔其它地方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个山头上住的都是古伯斯威尔镇上的人杰中之人杰。301。303。305。银行家，律师，汽车商，还有——噢，不！真糟糕！我在311号门前停了车，读着邮箱上的名字，心中不禁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天底下那么多人，怎么偏偏就是根茨的家呢？马丁·根茨。从前的同事、荣誉教授、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带有典型的德国口音，蓄着德国式的胡子——那个板着面孔、目中无人、自命不凡的混蛋，他一直认为我是无用之徒。我把车停在房前，熄掉发动机。我满心忧虑，拿起工具又放下，在工具箱里摸索来摸索去，企盼把锤子或者别的什么重要工具丢在家了。妈的。我究竟有多需要那50块钱？非常需要。不。我绝对不能进去。我启动了汽车朝坡下开去。开出几百码后我又开始想那钱，想那笔钱能派上哪些用场。我把车调了头又朝原路开去。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我需要这份工作。径直走进去，怏怏地把窗户装上，拿上我的钱走人。我收拾起锯子、卷尺和工具箱，踏上了用扫雪器和扫帚扫得干干净净的长长的石径。我一眼便看出来根茨博士的住宅是照原样重新修复过的维多利亚老房子。没有半点漆皮脱落或磕碰的痕迹。尽善尽美，按门铃时我心中嘀咕说，同时尽量让自己不去想马丁·根茨。
　　前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位皱巴巴的青灰色头发老太婆，她的块头很大，好像一个下面伸出两根细棍当腿用的大箱子。看她那方下巴、克罗马农人的前额和疑神疑鬼的眼神就知道，他是根茨博士的老娘。我没准儿挺幸运哩，心中想着，眼睛朝她后面空荡荡的房间望去。他们也许都出去了。我赶快干完活，把窗子揳进去，赶在根茨夫妇回家之前离开这里。
　　“你好。我是木匠。”我说着高兴地把电锯举起来以证明我的身份。
　　“你来晚了。”她大声吼道。
　　“是晚了，我知道。天气太坏。道路很滑，因为……”
　　“进来。冷风都进来了。热气也，”她带着德国人的严密性说，“全出去了。”
　　“噢，是的。”我急忙踏进屋门。
　　“先把鞋底刮干净。”
　　“对不起。”我说着又跨出门槛把鞋底蹭了蹭。
　　“这边走。跟着我。”根茨司令官似地命令道。我毕恭毕敬地在她身后亦步亦趋，踏着一踩一个坑的通屋厚地毯进了副客厅。
　　“错了，在这边！”老太婆弗劳大吼一声。水晶枝形吊灯和笨重的德国古玩把房间装饰得宫殿似的，神魂颠倒的我走着走着就转向了。
　　“这就是窗户。马丁想把它装在这里。丝毫不差在这个地方！”她指着墙上用铅笔勾勒出的框子说。这间嵌有上好橡木壁板的后屋想必是那位了不起的教授的书房。
　　“我先看一看。要闹清窗框的位置准不准确。”
　　“马丁已经检查过了。他知道在什么位置。”这个丝毫不懂得幽默的煤油桶说。她的乳房高高隆起，像是随时准备出击似的。
　　我怎么也得装一装样子，于是到墙跟前敲了几下，发现了藏在墙内的窗框。不错，根茨博士的判断是对的。“的确不错。”我装出一副笑脸，试图感化那冰冷的机器人。
　　“嗯——”她答应了一声便走开了。
　　我想赶紧把活做完，但是想到维维卡的担心，我便想一定要把活干好。于是我在墙上标出窗框的位置后悄悄地从后门出去，查看外面的墙壁，又快快地量了一下放在车库里的窗子。行啦，这窗孔凿起来一定很容易。回到屋里我拿起电锯正准备开始工作，那老太婆偷偷摸摸地过来了。
　　“看地上！”她气喘吁吁地指着从后面延伸到“窗”前的脚印说。
　　“噢，对不起，我忘了蹭了——来，让我来收拾干净。”我朝她走过去。
　　“不。不许动！”她见又有了新脚印大声喊道，“老实呆在那儿。”她边啧啧着边把报纸塞到我脚底下。
　　“我也许还要出去。”我不好意思地说。
　　“还要出去？”她差一点把头发拽下未。
　　“嗯，再待一会儿。”我打算先从里边试一试，暂时先这样干，最好别把外头弄得不成样子。
　　豪斯弗劳·根茨又打扫了一会儿后终于不见了。我放松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仔细研究我要凿的洞的边线。我正用水平仪标出准确的水平线，忽然感觉到脑后有一阵沉重而令人讨厌的骚动。我慢慢地转过头来，恰与站在我身后的弗劳·根茨对了个照面，她双手又腰，用大脚趾点着地。
　　“我又做错什么了？”我看着她那双既难看又凶狠的眼睛说。
　　“没什么……还……”她礼貌地坦诚相告。
　　我挤出一丝微笑，转过身继续画线。尽管我努力使精神集中，可是旁边的老根茨使我心神不定。我有心把线条画直，但是两只手却不听使唤，不是放好水平仪却掉了笔，就是拣起笔又斜了水平仪。我想让她离开，别在这儿烦我，不过，总而言之，谁让这是她的势力范围呢？我是谁呢？不过一个不起眼的木匠而已，想到这里我开始琢磨一两千年前的那位木匠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我把锯子插进镶板开始锯起来。干了一辈子木匠活，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厚的镶板，十分难锯，所以干得很慢。挣扎着锯了几英尺后我停下来喘口气，不曾想转身发现老太婆正在我背后忙着用吸尘器吸散落下来的木屑。她每吸干净最后一粒微尘便关掉吸尘器怒冲冲地瞪着我。我打心眼里不愿意让锯末落满地，可是要想在这么硬的壁板上开一个窗口而不掉锯末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呀。幸亏她明白这个道理，我想。
　　我大喘一口气，换上新锯条，拿起电锯接着锯起来。我听见身后的吸尘器又响了起来。这一次锯子忽然加速了，我越锯越快，陡然间眼前闪出一道强光，一阵电击一样的震颤很快从电锯传导到手臂，把我用力推到弗劳·根茨身上。倒霉的是，我不但把她撞倒了，还把她压在了我身子底下。
　　“我的天呀。瞧你干的好事！”我从她身上爬起来时她大声喊叫着，用手捂着胸使劲喘着大气。
　　“唉，我扶你起来。”
　　“你怎么搞的！”她用力把我推开，连让我帮助她掸掸身上的锯末都不肯。
　　“我不知道。”我说。此时我仍抖个不停，浑身无力。
　　“灯呢？整所房子。停电了！”
　　“一定是我割断了电线。我看，小姐……太太……问题不大。”她一间屋一间屋地乱撞，我跟在她后面向她做着解释。“只不过烧断了一根保险丝。也许是两根。也许是大保险丝。不过问题不大，相信我。”
　　“问题不大？”她站在昏暗的屋中间嘲笑地说。
　　“听我说，先让我锯完它，我就能找到那根电线了。我把线接上后再换一根保险，一切就完好如初。”
　　“那就快点去干，还戳在这里干什么？电冰箱要毁了，肉块还在烤箱里呢。我正打算熨衣服哩。”
　　我急忙拿起电锯接着干，这时才发现，不光她的电冰箱、雪柜、熨斗和烤箱停止了工作，连我的电锯也开不了了。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只知道傻笑，接着便不顾一切地拾起凿子和锤子开始狠命地凿墙，试图凿出一个洞口好找出藏在里面的电线。电线不时地露出一点，不过只有在我找着线头并把它们联结起来之后才可能使老太婆从我背后离开。
　　我全身被汗水浸透，木屑不断往脸上蹦，半小时之后我终于凿出一个难看的大豁口，没错，那个就是被齐整整切断的电线头。我将绝缘外层剥去，把导线拧好，再用胶带将它裹好，然后举起火苗摇曳的蜡烛跌跌撞撞地去黑暗的地下室里寻找保险闸盒——正找着，不小心把架子上一层的罐装黄豆、腌酸菜和甜菜统统推到了地上，我连忙把碎玻璃瓶连菜带汁踢到架子底下。我终于找到了闸盒，换好熔断的保险丝，整所房子又亮了起来。我松了一口气，回到了干活的地方。结果发现身后留下一溜甜菜汁的脚印，一直延伸到地下室去。
　　我得离开这里，我警告自己，于是急速地据起来。老太婆不在的这一刻我发了疯似的拼命，嗖嗖嗖，乓乓乓，木头被锯开，窗框的木屑纷纷往下掉。我满腹仇恨似地撕掉绝缘线，从里边把壁板敲掉，这时老太婆又出现了，肯定是她。
　　“老天爷！”她喊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她指的是血一样的脚印。
　　“太黑了，你瞧。出了点意外，”我嘟囔说，“碰掉了一小瓶罐头。我猜是甜菜。不过我想这不会渍住的。我妻子常用一点热水、肥皂和……”
　　“快收拾家伙给我滚，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咆哮如雷。
　　“我也是这么想呢，只是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请不要老站在我身后边。”我说着猛拉一块板子，结果它不仅没从画线部位掉下来反而扯松了上沿，上沿接着又把天花板豁出了个裂缝，白粉刷刷掉下来落了我们一身。“好啦，别担心，没关系。看上去比刚才还糟糕。其实不过掉下一点点灰泥。我把窗户安上就把它修补好。只需要涂上点白灰，马丁根本不会注意它。我保证。真的。让我想想我刚才干到哪儿了？”我设法跟她轻松地交谈，好把她的注意力从天花板引开。天啊，维维卡是对的，想到这里我意识到，必须加劲干，要赶在根茨博士回来之前离开这里，免得让他看见我这狼狈相。真想甩手不干马上离开这里，但是我不能。我已经使自己陷得太深了。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活应该容易一些。我只需把窗框楔进去。补好天花板。然后溜之大吉。
　　我到外边慌手慌脚地撑起梯子，爬上去修整锯过的地方。
　　我拼命地加劲干，可是总干不成我预想的那个样子。什么地方不对头，可我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去它的吧。接着干。快点把窗子装上去，然后走人。
　　这窗子是那种豪华的赛莫潘式双层隔热玻璃窗，拉动一下机关便能打开。这扇窗户很可能花掉了根茨教授好大一笔钱呢，起码得五六百块钱。我一定不能出丝毫差错，千万别把它打破了。老太婆一直在监视着我，尽管她在厨房里假装忙着干这干那。我使出浑身的劲小心翼翼地把窗子从车库里搬出来。我仔细地把鞋底蹭干净，搬起又大又重的窗子穿过客厅中央进了书房。我把窗子举起来，压进开口处，不无骄傲地发现真是太合适了。不光合适，简直是完美无缺。瞧瞧那一处，我计算得不错。再瞧这屋子（泥灰和凌乱不包括在内）！窗户使这间书房显得大了许多，也更明亮更令人心旷神怡。多好的改变呀。多豁亮呀。真是书写关于残疾儿童发展状况的伟大文章的理想之地。我正打算快一点用斜钉固定住窗子，忽然听见外面有汽车开上车道的声音。我看了一下手表。3点半。已经3点半了！都没有给我一点饭吃。难怪我觉得又累又头晕哩。我听见前门开了。声音传了过来。噢——噢。太熟悉的声音。就是根茨博士。回家来了。我像发了疯似的拼命敲钉子，想赶忙把活干完。屋顶可以先放一放，等他明天不在家时我再来刷浆。门厅里的声音又大又兴奋。
　　“木匠？”我听见老太婆哑着嗓子在抱怨。“根本不是什么木匠。他是个只会剁木头的屠夫！你根本不会相信他都干了些什么。”
　　嘀咕嘀咕嘀咕嘀咕。我听见这位对付残疾儿童时有足够耐心的根茨博士正用他低沉而又有共鸣的男中音安慰他那快要发疯的老母亲。
　　“来，妈咪，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听见他朝这边走来了。我不由自主地转过来把身子撑在窗上。
　　“嗯——让我瞧瞧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噢，窗户呀……”他站在那里瞧着。“嗯——先生……你好？”他又说了一遍，以唤起我的注意。“先生？你好呀？”他再一次向我打招呼。我知道无法脱身了，便慢慢地转过身，把一张淌着汗水的花脸暴露在根茨博士面前。他仍然穿着上好的、厚厚的、真正的毛皮大衣，头上带着与大衣相匹配的俄罗斯皮帽。
　　“努德尔曼！”他差点儿兴奋起来。“是你。”
　　“你好，马丁，”我挥了一下手中的锤，无力地笑了笑。
　　“可是——可是——”他结巴地说着，脸一下子红了，几乎跟我一样尴尬——老弗劳·根茨迷惑不解地把个脑袋摇来摇去，看我一眼再看一眼她大有名气的儿子。
　　“可是你在这里干什么呀？”他终于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安装窗子。”我尽量用若无其事的口气说，并且急忙收拾工具准备快点撤离。
　　“噢，是这么回事，”他看了看屋顶的豁口，仍然感到困惑。“嗯，是的，窗子……”他喃喃地说。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一阵子。
　　“瞧呀，马丁，你瞧见没有，错了。”根茨的妈妈跟刚才一样令人讨厌地说。
　　“没有错。”我边收拾工具边安慰他们说。
　　“当然错了。瞧呀，马丁。你瞧那些在墙上画的框线。瞧见了吗？现在再瞧这窗子。它……它……”
　　“你说得对……天啊。我看它是斜了。”根茨说。
　　“没有，一点都不斜。”我企图打消他们的疑虑。我开始恶心起来，对这个活也厌恶透了。时间这么长，报酬这么低，还不给饭吃。
　　“让我用水平仪看一看，”他说着打开我的工具箱在里面翻腾起来，然后把水平仪放在窗台上。他惊呼起来：“这是真的。是斜了！”
　　“老天爷，连一毫米都不到。没有人看得出来。”
　　“我就看出来了，”那个头发青灰的老煤油桶说。
　　“上帝，你看出个鬼。”
　　“等一等。她可是我母亲！”
　　“不是开玩笑吧。我可万万没想到。你有一位多么可爱的老太婆呀。”
　　“我可从来没……”妈咪气得火冒三丈。
　　“有件事我必须说清楚。这倒霉的窗子如果真掉下来的话，”那位失去理智的木匠说，“你得感谢这位老太婆。打我进屋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跟在我屁股后边。”
　　“你要是肯稍微动一下脑筋想——”根茨又开始摆出高傲的架子来。
　　“我想个屁。听我说，你们不是不喜欢这窗子吗？”我边问他们边抄起锤子，妈咪条件反射地举起胳膊猫下腰去，“好哇，我们干活保证质量。你们不十分满意，对吗？那就让我还把它拆掉算啦。”说着我便举起锤子朝窗子砸去，震碎的玻璃哗哗地散落下来。“你们可能也不喜欢那一块，对吧？像是快掉下来了。”我指着另一头一块长条玻璃说。
　　“住手！住手！”他们齐声喊起来。
　　“努德尔曼！”根茨气得鼓鼓的，像个大蛤蟆，“你疯了吗？”
　　“没关系。我为的是讨你们喜欢。”我仔细看好目标，对准上下两端以极快的速度敲了两锤。“二位还想修改别的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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