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竭尽一切努力去猜想这个如此突兀的变化的原因，但都像我曾提出过的问题一样，毫无结果。布里吉特病倒了，而且就是不开口。整整一天，我又是求她说明原委，又是费尽心思地猜来想去的，但均无济于事，我便走了出来，但又不知道上哪儿去。走过歌剧院的时候，一个经纪人送给我一张票，我便像是个老看客似的，信步走了进去。
　　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去看台上或者观众席：我因巨大的痛苦而悲伤至极，同时我又惊诧不已，因此，我可以说我只是内心在活着，而外界的事物对我的感官一点影响也没有。我的全部力量全都集中在一个思想上，而且，我是越想越糊涂，不知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可恶的障碍，会突然而至，在我们临出发之际，竟然就这么一下子把我们那么多的计划和希望全都给推翻了？如果是事关一个平常变故，甚至或者是一个真正的不幸，譬如一次偶然事故或失去了某个朋友，那又何必非这么一声不响的呢？在布里吉特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在我们最美好的梦想似乎眼看就要实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秘密会毁掉我们的幸福，而她又不肯对我明说呢？怎么！她就是瞒着我！是她的忧伤，是她的私事，甚至是对她未来的恐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悲伤、迟疑或愤怒的缘故——把她暂时拖在了这儿，或者会使她永远放弃我们朝思暮想的这次旅行？她因为什么原因不向我说明真相呢？照我当时的心境，我是不可能设想这其中有什么该指责的地方的。一点点表面的怀疑我都会反感的，会让我深恶痛绝的。另一方面，在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女人身上，我怎么会相信她有什么不忠贞或只是任性的地方呢？我跌进了深渊里了，连一点点微弱的亮光，甚至连让人可以注目的一个小点都看不见了。
　　在我对面，在走廊上，有一个年轻人，他的面孔我并不陌生。如同人们在想自己的心思时常有的那样，我望着他，却想不起他是谁，我便盯住他的脸，拼命地想。突然，我认出他来了：他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给市里吉特送寄自N城的信的人。我连想都没有想，便霍地站起身来，想去问一问他。他的位置离我较远，我得打扰许多观众才能走到他那儿去，所以我只好等到幕间休息时再说。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如果有什么人能够廓清令我不安的那唯一的谜团的话，那非这个年轻人莫属了。几天来，他同皮尔逊太太见过好几次，而且我还想起来，当他离开她的时候，我总觉得她神情忧伤，不仅是第一次如此，每一次他来过之后都是这样。她病倒的那天的头一天，甚至当天上午，他都见过她。
　　他带来的信，布里吉特没给我看。他可能会知道是什么原因致使我们延期动身的。也许他并不完全了解真相，但他起码可以告诉我这些信的内容，我认为他对我们的事情比较了解，所以用不着有所顾虑，可以向他打听。我十分高兴看见了他，所以，大幕一落，我便立即跑到走廊里去找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看见我来了，只见他连忙走开，进了一个包厢。我决定等他从里面出来，便呆在那儿走来走去了一刻钟，眼睛一直盯着包厢门。门终于开了，他走了出来，我立即向他边走过去边点头致意。他神态迟疑地走了几步，然后，突然转身，走下楼梯，不见了。
　　我要找他的意思十分明显，他如果不是有意要避开我的话，是不会这么溜掉的。他应该认得我的面容，再说，就算是认不出来，但是，一个人看见别人向他走来，起码也应该等他一下的呀。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走廊里就我们俩人，因此，毫无疑问，他是存心不想跟我谈话。我并不想认为他这么做是无礼之举：一个天天到我住的寓所来的人，而且我每次遇见他的时候，总是热情相待的，态度谦和，平易近人，我怎么会去以为他是想侮辱我呢？他只是想躲开我，免得有一场难堪的谈话。还会有什么原因呢？这第二个哑谜几乎同第一个一样地让我心乱如麻。我无论怎么想驱除疑惑，但我总也无法不去把这个年轻人的突然躲开同布里吉特死不吭声联系在一起。
　　猜测不定是所有苦恼之中最难以忍受的一种苦恼，在我的生活中，有许多次，我都因没能耐心等待而遇上很大的不幸。当我回到寓所的时候，我发现市里吉特正在仔细阅读寄自N城的那些致命的信。我告诉她说，我不能老这么疑三惑四地呆下去，我无论如何也要摆脱这种困境，我一定要知道是什么突然而至的原因使她改变了初衷的，如果她拒绝说出来的话，我将视她的沉默为正式拒绝和我一道离去，甚至视作她要我永远离开她的一道命令。
　　她厌恶地把她拿着的一封信递给我。她的亲戚们在信中说她这么离去将使她永远无颜见人，说谁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走，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预先告诉她这样做的后果，说她公开地像个情妇似的与人生活在一起，尽管她是自由身，是寡妇，但她必须考虑自己的姓氏，如果她一意孤行，那他们也好，她过去的朋友也好，谁都不会再见她的。总之，他们又是威胁又是好言相劝，让她一定得回去。
　　这封信的语气令我气愤填膺，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侮辱。“那个给您送这些信来的年轻人，’俄嚎叫道，“想必负责亲口对您进行规劝，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是阳？”
　　我见布里吉特痛苦万分，不得不收敛了一些，平息了我的怒气。她对我说道：“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您终将会毁掉我的。我的命运就掌握在您的手里，您早就是我的命运的主宰了。我的老朋友们在尽最后的努力，要使我恢复理智，把我抱回到我从前尊敬的那个社会中去，要替我挽回我失去的声誉，您如果想报复，您就随意报复好了。我没什么好反对您的，如果您一定要我照您的意思答复他们的话，我会照您的意愿去做的。”
　　一我不想别的，只想知道您的打算，”我回答道，“恰恰相反，应该是我迁就您，而且我向您发誓，我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您告诉我，您是留下呢，还是跟我一起走，抑或是要我独自离去？”
　　“为什么要这么问呀？”布里吉特问道，“我跟您说过我改变主意了吗？我身体不适，无法就这么走，但是，等我一好，或者只要是能下床了，我们就像商定好的那样，去日内瓦。”
　　说到这儿，我们分开了，但她说这番话时的口气冷漠得要命，比拒绝我都更让人伤心。别人以这类规劝企图断绝我俩的来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这之前，不管这类信件对布里吉特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她都很快地便置诸脑后了。难道就这么一个原因？可是，以前我们并不幸福的时刻，它都未能产生多大的作用，今天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这如何让人能够相信呢？我在努力回想，自从我们来到巴黎以后，我的行为举止方面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地方。我暗自寻思：“难道这会是一个女人的弱点，原先是因为一时的冲动，等到真的要行动的时候，又拿不定主意，退缩不前了？难道是浪荡子们可能称之为最后的廉耻心使然？可是，一个星期以来，布里吉特一天到晚都是快快活活的，那些极其甜蜜的计划，不停地改来换去，拿不准去哪儿更好，那些许诺，那些誓言，所有这一切可都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心实意的，没有任何的勉强的呀！不是我逼她的，是她自己想离开的呀。不，这其中必定有鬼了。可我怎么才能知晓，难道现在让我质问她，她只拿一个不是真正的理由来搪塞我的话，我不能对她说她是在撒谎，也不能强迫她另说出道理来。她对我说她仍旧想离开这里，可是，她这么说的时候的那种口吻，让我难道不该拒绝她吗？她像是在完成任务，像是接受惩罚似的，我怎么能接受她这样的一种牺牲呢？当我以为她是因为爱而向我做出奉献的时候，我难道可以像是要她履行诺言似的要求她吗？哦，上帝！难道我将带着远走高飞的竟是这么一个面色苍白、忧郁萎靡的女人吗？难道我将带走的是一个听天由命的受害者吗？我是要把她带到远离祖国，长久地离去，也许一辈子也不再返回的呀！她说我想怎样就怎样！不，绝不，我不喜欢拖拖拉拉的，我宁可一个人走，也不愿再多看一个星期她这么愁眉苦脸的，如果她仍旧沉默不语的话。”
　　我简直是胡说人道！我哪有勇气这么做呀？半个月来，我太幸福了，简直不敢真的再朝后看，而且，我自感无此勇气，所以我一心想的是如何带布里吉特远走高飞。我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一大清早，我突然横下心来，决定去我在歌剧院看见的那个年轻人的住处。我不知道是愤怒还是好奇在驱使着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找他干吗，但我心想，我找上门去，他至少无法躲避我，而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由于不知道他的住址，我便走进市里吉特的房间问她，借口说是他来拜访过我们多次，出于礼貌，应去回访一下。我只字未提我在歌剧院碰到他的事。布里吉特躺在床上，两眼疲乏，说明她曾哭过。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她伸出手来，对我说道：“您要我怎么样广她的声音很悲伤，但却是温柔的。我们友好地说了几句，便走了出来，心里稍许轻松了些。
　　我要去找的那个年轻人叫史密斯，住得并不远。我举手敲门的时候，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忧虑。我慢慢地走上前去，仿佛突然被一种强光刺了一下。看见他的第一个反应，使我不禁惊了半截。他躺在床上，脸色同布里吉特的脸色一样苍白，一样难看，他看见我时，用布里吉特刚才那同样的声调向我伸出手来，说出了与她同样的话语：“您要我怎么样？”
　　对此，你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人生之中，有一些极其巧合的事，是人的理智所解释不清的。我坐了下来，没法回答他，我仿佛从梦中苏醒过来似的，反复哇叨着他向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我跑到他家来到底要干什么？让我跑来的原因我又怎么启齿呢？假定盘问他对我可能会有好处，可我又怎么知道他肯说呢？他送了信来，也认识写信的那些人，但是，在布里吉特刚刚把信让我看了之后，我对这些情况不是同他一样知道了吗？我无法开口问他些问题，而且我担心他猜到我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们一开始的交谈是一种礼貌的寒暄。我感谢他受累为皮尔逊太太家里传信。我跟他说，离开法国的时候，我们将麻烦他也替我们帮点忙。说完之后，我们便沉默不透了，很惊讶我们竟面对面地呆在一起。
　　我像处于尴尬之中的人们那样，左右前后地看看。这个年轻人住的房间在五楼。屋里的一切都显示出屋主的清贫而勤劳。屋里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些书籍、乐器、白木画框、铺着桌布的桌子上摆放整齐的一些纸张、一张旧扶手椅和几把普通椅子。但是，这一切都透出一种干净利落，整体看来，让人觉得挺舒服的。而他本人，则是有着一副开朗、活泼的容貌，先就让人产生好感。我瞥见壁炉上有一张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肖像。我若有所思地走了过去，他便告诉我说，那是他的母亲。
　　于是，我想起来了，布里吉特曾经常常提起他，因此我所忘记了的各种细节全部回到脑海中来了。布里吉特打小就认识他了。在我来到当地之前，她有时去N城看看他。但是，自我来了之后，她就去过N城一次，而他当时根本就不在那儿了。因此，我是纯粹由于偶然才听说过一些有关他的事，可这些事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没有什么财产，全靠一点点工薪收入来养活母亲和妹妹。他对母亲和妹妹的照顾真堪称表率。他为她们节衣缩食。尽管他作为音乐家拥有可贵的天才，足以使他发财致富，可是，他却极其诚实，安分守己，总是宁可安贫乐道，而放弃了遇到的成功的机遇。总而言之，他是属于那些为数不多的人，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很高兴别人没有注意到他们真正的价值。
　　有人曾跟我讲过一些他的情况，足以把他这个人描绘出来：他曾经热恋上邻里的一个漂亮姑娘，经过他一年多的执著追求，人家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这女子同他一样贫穷。当婚约正要签订，结婚的一应准备全部就绪的时候，他的母亲问他道：“你妹妹怎么办？谁来负责她的婚嫁？”只这一句话便让他明白了，如果他要娶妻的话，他所挣的那点钱将用在自己小家庭的花销上，因此，他妹妹将来就不可能有嫁妆了。于是，他立即终止了开始进行的所有一切，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到了巴黎，找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
　　我曾在当地听人说起过这段故事，一心想知道这个主人公是哪一个。我觉得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比疆场上所有的丰功伟绩都更加令人敬佩。看到他母亲的肖像的时候，我便立即想起了这个故事，我转眼看着他，惊讶地发现他是那样地年轻。我禁不住问起他的年龄。原来他与我同岁。八点钟了，他起身下床。
　　他刚一下床，我见他摇摇晃晃的。他摇了摇头。“您怎么啦？”我问他。他回答我说该上班去了，可又觉得走不动路。
　　“您病了？”
　　“我在发烧，难受得要命。”
　　“您昨晚还挺好的，我想我看见您在歌剧院来着。”
　　“请您原谅我没认出您来。我有这家剧院的入门证，我希望在那儿再看见您。”
　　我越是仔细审视这个年轻人、这个房间、这幢屋子，我就越是没有勇气说出我登门造访的真正原因。我昨晚的那种认为他可能会在布里吉特的思想中造成对我不利的想法，不由得便自行消散了。我觉得他有一股率直而严肃的劲头，令我欲言又止，肃然起敬。渐渐地，我的思想转换了方向。我注意地看着他，我觉得他也在好奇地观察着我。
　　我俩都是二十一岁，可我们的差别有多大呀！他习惯于一种报时钟似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从一间孤零零的房间到部里的一间无人知晓的办公室；他把任何靠劳动谋生而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让人快活的钱，全都寄给了自己的母亲；他因生了一晚的病而懊恼，因为第二天就上不了班了；他只有一个念头、一件幸福的事，那就是关心他人的幸福，这是自他孩童时代起，自他能用双手劳动时起就已经有了的！而我，我在这转瞬即逝、宝贵如金、一去不回的时间里，都干了些什么？我是个男子汉吗？我们俩人谁没有白活？
　　我在此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其实一眼便能看个明白。我俩的目光刚刚碰到了一起，再没分开。他跟我谈到我的旅行和我们要去的那个国家。
　　“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他问我。
　　‘俄不知道。皮尔逊太太身体不适，都卧床三天了。”
　　“三天了！”他不由自主地浑身一颤地重复道。
　　“是的。有什么让您惊讶的？”
　　他站起身来，扑向我，双臂前伸，两眼发直。他浑身一阵可怕的寒战，抖得很厉害。
　　“您不舒服？’俄握住他的手问道。但是，与此同时，他用手捂住了脸，眼泪不禁哗哗直流，他慢慢地拖沓着走向床边。
　　我惊愕地望着他。他因过于激动，一下子软瘫无力了。我很犹豫。不忍撇下他就走，因此，我又向他身边走过去。他用力地把我推开，好像带着一种奇特的恐惧似的。后来，他终于情绪稳定了，声音微弱地说道：
　　“请您原谅我，我体力不支，无法接待您。只要我稍稍恢复一点，我将登门致谢，感谢您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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