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矿工这一行，依我看，丝毫无损于健康。一个矿工，除开由于长期缺乏空气和阳光而会患上贫血等疾病外，他可以象住在空气新鲜的乡下的农民一样健康。在不受恶劣气候的侵袭，在避雨、避寒、进高温等方面，他甚至比农民还要优越。
　　对矿工来说，严重的危险是矿井塌顶、瓦斯爆炸和水灾。当然，由工作上的粗心和不熟练所造成的事故也是危险的。
　　在我预定要离开瓦尔斯的前一天，亚历克西带着一只受伤的手回来了，正是由于操作不熟练，他的右手被一大块煤压着了，半个手指头砸坏了，整只手青肿得很可怕。
　　公司的医生来看了他的伤势，给他包扎过以后说，这是挫伤，不甚要紧，青肿会消退，手指头会长好，但必须休息。
　　加斯巴尔大叔是个不生气、不发愁、听天由命的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叫他一反平时随和的常态，那就是不让他工作。
　　一听说亚历克西要歇好几天，他便大声嚷了起来：“要歇那么多天，那谁来推他的车？”的确没有临时可以代替亚历克西的人。如果干脆换掉他，另外从外面再找一个，那倒是可以的，但仅仅从井下的伙伴中找个人来替几天工，那是找不到人的。井下人手太紧，至少童工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想试试给亚历克西找个临时替工，当晚他就出去着实奔忙了一阵，他回来了，没有找到。
　　于是他开始怨天尤人地抱怨起来。他真是愁死了，因为他自己也只好歇工了，而他的钱袋很可能是不允许他歇工的。
　　我看到了这一切，心里明白他烦恼的原因，我感到在这种情况我应当用自己的方式去报答他这些天来对我们如此好心的款待，这已几乎是我的一种责任，我便问他推车这个活是不是很难。
　　“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只要在铁轨上推推车就行。”
　　“煤车沉吗？”
　　“不太沉，连亚历克西都推得动。”
　　“对了。既然亚历克西推得动，那我也推得动。”
　　“你，一个孩子？”
　　他放声笑了起来，但很快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当然啰，如果你愿意，你是能推的。”
　　“我愿意，因为这样就可以帮你的忙了。”
　　“你是个好孩子。就这样说定了，你明天和我一道下井。这倒是真的，你帮了我的忙，但对你自己可能也是有用的。你要是对干这个活有了兴趣，那可比走江湖要好得多。你在井下也用不着害怕狼。”
　　我下了井，马西亚干什么好呢？我不能让他成为加斯巴尔大叔的负担。
　　我问他肯不肯一个人带着卡比在附近演点节目，他立刻就答应了。
　　“我太高兴了，我要一个人为你挣钱买头奶牛。”
　　自从我们一起生活三个月以来，马西亚一直都在户外活动，他早已不再是那个背靠着圣梅达尔教堂、看来快要饿死的孱弱和忧伤的可怜孩子了；尤其已经完全不象我在伽罗福里的阁楼上第一次看到他时的那副样子，当时他病容满面，发育不良，守着滚沸的汤锅，不时用双手捧着疼痛的脑袋。
　　他的头痛病已经好了，也不再整天害怕整天发愁了，身体也长结实了。卢尔辛街的阁楼使他变得那样苦恼，阳光和新鲜空气给了他健康的身体，也给了他欢乐。
　　在我们一起流浪卖艺的日子里，他是个开心人，爱笑，他看什么都好，玩什么都高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使他高兴半天，他把坏的也都看成是好的。没有了他，叫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不是多少次都被疲乏和忧伤压倒过吗？
　　我们两人间的这种差异，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气质、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的出身和种族的不同而造成的。
　　他是意大利人，生性无忧无虑，和蔼亲切，遇上难事，容易迁就屈从，这种不发脾气、不反抗的随遇而安的性格，是我的国家的秉性好斗的人所没有的。
　　“那么什么国家是你的祖国？你有祖国吗？”有人会这样问我。
　　这个问题以后总会有答案的。我现在只是说，马西亚和我之间虽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相处得却非常和好，甚至在我要他用功学习音乐课和阅读课时也是这样。说实在的，他的音乐课一直进展得很顺利，但阅读课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可能会产生别扭的，因为我既没有教书先生所具有的那种耐心，也没有宽宏大量的胸襟。但事实上这种别扭从未产生过，因为即使在我完全不讲道理的时候，马西亚也从不发火。顺便说一下，我那不讲道理的时候是绝不止一次的。
　　事情就这样定了，在我第二天下井干活的时候，马西亚去演奏音乐和表演喜剧，以增加我们两个人的财产。我向卡比解释了我的安排，它好象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亚历克西的工作服给了我。
　　我最后一次叮嘱了马西亚和卡比，要我的这两个伙伴在他们第一次独立作战中多加小心。嘱咐完毕，我就跟着加斯巴尔大叔走向矿井。
　　“注意！”大叔把矿灯交到我手里时说，“踩着我的脚跟走。从木梯上下去的时候，在还没有踩稳下一个梯级前，千万不能挪动脚步踩空。”
　　我们向着巷道的深处走去，他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跟。
　　“你要是在梯子上滑倒的话，”他继续说，“你一定要想法抓住点什么，决不能让自己一个劲儿滑下去。下面又深又硬。”
　　我用不着听这些嘱咐就已经够害怕了，当人们离开阳光进入黑暗，离开地面进入地下的时候，总难免要感到提心吊胆的。我本能地回转身去向后看看，发现我们已经在巷道里前进得很深了，那个在漆黑的、长长的巷道口外面的天空，看去成了个不大的白色的圆球，它象一个远离我们的、悬挂在没有星星的昏暗的天上的月亮。
　　我对自己这种本能的刹那间的恐惧心理感到可耻，立刻赶上了走在前面的加斯巴尔大叔的脚步。
　　“台阶！”他提醒我。
　　我朝下面看去，眼前是一个漆黑的洞穴，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有着一些隐约摇曳的亮光，它们在向前飘浮移动，开头还大一点，后来渐渐缩小；越走越远，越远越小，最后几乎成了豆子般大小的火星。这些都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先下井的工人的矿灯，他们交谈的声音象低沉的耳语，由迎面吹来的暖气流送进我们的耳朵。气流中有着一股我从未嗅到过的气味，好象是乙醚和汽油的混合物。
　　下了台阶便是梯子，梯子之后又是另一个台阶。
　　“现在到了第一水平。”他说。
　　我们是在一个拱形的巷道里。笔直的墙是用砖砌的，拱顶有一人多高，但有的地方要猫着腰才能通过，那是因为拱顶变低或者地面升高的缘故。
　　“这是岩层的压力。”大叔对我说，“因为上面有的地方已被开采过，有着空穴；如果岩层本身不坚固的话，当它承受的压力太大时，它就会下陷，这就有可能造成塌顶，把矿井砸坏。”
　　第一水平的底面上铺着铁轨，边上流着一条小溪。
　　“这都是岩层里渗出来的水，这条小溪同别处巷道里的井下水汇合在一起，流进一个渗井，抽水机每天从这个渗井抽一千或一千二百方水送进蒂汶纳河。机器一停，矿井马上就会被水淹没。再说，我们现在正是在蒂汶纳河底下。”
　　我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他却放声大笑起来。
　　“在五十米深的地下，蒂汶纳河不会淹没脖子的。不用怕。”
　　“万一有个漏洞呢？”
　　“啊，对了，一个漏洞。巷道不下十次在河底穿过来穿过去。有的井怕水灾，但不是这里，这里怕瓦斯爆炸和塌顶。这样的事故，在这里太多了。”
　　当我们来到工作面之后，加斯巴尔大叔就教我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当我们的吊斗装满煤块后，他就和我一起推车，教我怎样从铁轨上把煤运到提升井下面和怎样避让迎面而来的别的推车工。
　　加斯巴尔大叔说得对，推车这个活并不是太难学的。在几个钟头里，虽说我还谈不上熟练，但至少已经可以对付几下了。我缺乏的是灵活和熟练，没有这两样东西，那是不论什么活儿也都干不好的。既然明白自己手脚不熟练，那就只好多拼命、多使劲来弥补这个弱点，我这样做的结果，是活儿出的不多，人却累的够呛。
　　幸好我在这几年所经历的生活里、尤其是在近三个月的流浪卖艺生活中得到了锻炼，使我战胜了疲劳。看到我毫无怨言，加斯巴尔大叔就夸我棒，说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好矿工的。
　　我的确很愿意下井，可我丝毫没有一直留在那里的愿望；我有做矿工的好奇心，却没有愿意做矿工的志向。
　　在地底下干活，必须具备一种我所没有的性格，那就是要爱静、爱孤独，干活的时候还要心思集中；在井下，你只能一个人待在那里自己想自己的心事，你没法找人谈话。你也找不到可以让你玩一玩、解解闷的东西。老实说，我没有这种天性，我过惯了流浪生活，成天赶路和唱歌。我在阴暗的巷道中推着煤车的时候，感到悲伤和忧愁，那里除了我的矿灯外，看不到任何亮光；除了远远的有着煤车的滚动声和溪水流动的汩汩声外，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至于在这儿或那儿发出的井下的爆破声，那只能使这死一般的沉寂变得更加沉闷和凄厉。
　　因为这是一种必须从下井一直干到上井的活儿，所以一天中的整整十二个小时，矿工都得待在井底下，他们不能回到地面在家里吃饭，饭是在采区的地上吃的。
　　在加斯巴尔大叔干活的采区旁边，有着一个也是干推车活儿的矿工，他当然是我的最贴邻的同行了，这个人和我们这些推车工不一样，不是童工，而是个白胡子老头。我说他是白胡子，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应该说只有在星期天这个大洗一番的日子，他的胡子才是白的；因为在整个一周里，星期一白胡子开始变灰，到星期六就完全变黑了。他年近六十，年轻时做过支架工，就是管支撑和维修杉树圆木支架的木工。在一次矿井塌顶中，他被砸断了三个手指头，这样，他就只好放下他的斧子再也干不了木工这一行了。他干活的那个公司给了他一笔小小的抚恤金，以表彰他在这次事故中救出了三个同伴的功绩。他靠这笔抚恤金生活了几年。后来，那家公司破产了，他就成了既无生活来源又无职业的人；为了吃饭，他重返矿井，这个当年干手艺活儿的木工，现在干的是特鲁耶矿的童工的活儿：推车。现在人家都管他叫“老夫子”，换句话说，就是“老师”，因为他知道很多挖煤工、甚至连矿井老师傅也都不懂的东西，也还因为他见了人总爱把他一肚子的学问掏出来讲给对方听，以致在别人眼里显得有点以老卖老的样子。
　　在吃饭的时候，我和他渐渐互相认识了，他很快拿我当朋友看待。我是个出奇的爱问东问西的人，他是个爱天南海北闲聊的人，我们变得形影不离了。在矿井里，矿工一般很少说话，因此他们管我们两个叫“健谈家”。
　　过去，我想知道的事情，亚历克西没有全给我讲过、加斯巴尔大叔的回答同样也不能使我满足，譬如，我问他：
　　“地下的煤是什么东西？”
　　他总是回答我：
　　“就是人们在地下找到的煤。”
　　加斯巴尔大叔关于煤的这种解释以及他给我作的其它类似的解答丝毫不能满足我的要求，而维泰利斯却不允许我在知识上不求甚解。在我向老夫子也提出同样问题时，他给了我完全不同的回答。
　　“煤，”他对我说，“其实就是木炭。我们把现在你看到的木头放在壁炉里一烧，就成了木炭；而煤炭呢，它是生长的古老的森林中的树木，靠自然的力量，变成了煤。我说的自然的力量，就是指火灾、火山爆发、地震等。”
　　我惊异地注视着他。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闲聊了，”他说，“该推车了。明天是星期天，你来找我吧！我在家里给你解释这个问题。我收集了不少煤块和岩石，收集了将近三十年。你明天来看看吧。把你耳朵听到的东西，明天再用眼睛去看看，你就明白它们是什么了。他们爱闹着玩，叫我‘老夫子’，你会看到这个‘老夫子’多少还有点用处。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全靠手，也要靠脑子。我象你这样的年纪，和你一样，也好奇。我生活在矿里，我就喜欢弄明白我每天所看到的东西。在工程师们愿意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我总喜欢向他们问长问短。我也看书。我受伤以后，有的是时间，我就用来学习。人都长着两只眼睛，那是为了看东西的；眼睛不管用，就得戴眼镜；书本就是眼镜，你把它架在眼睛上，你就会看得更清楚，而且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现在我没有很多时间读书，也没有钱买书，但我有眼睛，我的眼睛始终睁开着。明天来吧，我很愿意教会你怎样去观察周围的一切。老话说：‘话落进了肥沃的耳朵里是会萌芽生长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可惜不是个个人都能懂得它。我曾经把一位名叫布隆尼亚的学者带进了贝赛吉矿，在他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谈论，因此我就有了学习的念头，也因此今天我比同伴们懂得稍微多一些。明天见吧！”
　　第二天，我告诉加斯巴尔大叔说，我要去看老夫子。
　　“啊哈！”他笑着说，“你可找到一个陪你聊天的人了。去吧，小家伙，你愿意找他，你就去；你愿意信他，你就信。不过，你当真在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的话，可不要因此自以为了不起。老夫子如不以老卖老的话，倒是个大好人。”
　　象大部分矿工一样，老夫子也不住在城里，他的住所离城还有一段距离。他住在一个叫做“艾斯贝达格”的贫穷破烂的地方。这地方处在半山腰中，四周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城壑，他住在一个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是个寡妇，丈夫原是个矿工，因矿井塌项被压死了。她把一个象地窖似的窑洞租给了他。他在最干燥的地方放了一张床，可是不等于说这是块十分干燥的地方，因为他的床铺的脚上已长出了几只蘑菇。但是，对一个已经习惯于让自己的两只脚受潮、身上整夭都淋着水滴的矿工来说，这已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在他看来，租这个住所最大的好处是靠近山洞，在那里他可以从事研究，尤其可以随意搜集煤块和有地质或矿物特征的岩石以及化石。
　　我进屋时，他跑到我面前，用兴奋的语调说：
　　“我专门为你做了一份烘栗子。年轻人有眼睛，也有耳朵，同样也有食量。要想成为年轻人的朋友，最好的办法是同时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烘栗子是在白葡萄酒中泡着的烤熟的栗子，是筵席上的讲究食品，在塞文地区是用来招待贵客的。
　　“吃了烘栗子后，”他继续说，“我们就聊天，一边聊，我一边给你看我的收藏品。”
　　他说“我的收藏品”这句话的口气，证明了他的伙伴们对他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一个博物馆馆长的声调，也绝对不会比他更神气了。不过，他的搜集看来确是非常丰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它们占满了整个住处，排列在木板和桌子上的是小样品，堆在地上的是大标本。二十年来，他搜集了他在干活时候感到好奇的一切东西，由于在赛尔河和蒂沃纳河盆地的矿井中，有丰富的植物化石，因此他就有了也许曾经使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都感到过喜出望外的稀有标本。
　　他急于要讲，同样我也急于想听，烘栗子很快就下了肚。
　　“既然你想知道，”他对我说，“煤是怎么回事，听着，我只想用几句话先给你解释个大概，好让你看懂我所收藏的东西，它们会向你解释得比我还清楚，因为即使人家叫我老夫子，我也并不是学者。唉，还差得远哩！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从前远不是今天的样子。一种叫作地壳变迁的力量，使它经历了无数次的变化。在很远很远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是被一种今天只在热带地方才生长的植物覆盖着的，比如象树形蕨类那样的东西。后来经过了一次变迁，这些植物就被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植物代替了；然后又轮到这些植物被另外新的植物所更替；这样经历了数千年、也可能数百万年周而复始的变化之后，这些堆积在一起的植物，慢慢变质，最后形成了煤层。你不要不相信，我一会儿就给你看我搜集的一些煤块，特别要给你看从我们叫做‘墙’或者‘盖层’的地层中取出的大量岩石，它们带有我说过的那些植物的所有印模，就象保存在植物标本图集中的标本一样。我对你说过了，煤是树木和植物堆积形成的，根本不是由于树木的腐烂和互相挤压而形成的。你会问：‘这堆积物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呀，是很难解释的。我相信就是学者们也不一定能解释清楚。因为他们也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认为：这些被海水冲来冲去的树木，在海上形成其大无比的木排，它们被海浪打到这儿或那儿的岸边，就在那里堆积起来；另一些人认为：煤层是由一代植物接着一代植物连续堆积并就在原地被掩埋而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学者们曾进行过演算，简直弄得人晕头转向：他们发现一公顷森林的树木被砍伐后铺在地面上，整个厚度只有八毫米；而这一厚度的树木层变成煤层，就只有二毫米。然而，埋藏在地下的煤层有二十至三十米厚，这些煤层得多少年才能形成呢？你是懂的，对不对？一棵大树不是一天就能长成的。要长成一棵巨树，大约要一百多年时间，要形成三十米厚的煤层，那就要在同一个地方一代接一代长五千棵大树，这就是说，要五十万年，这已经是个惊人的数字了，对吗？但这还不准确，因为这些树并不是如此有规律地一代一代地生长的，它们需要一百多年才能长成巨树，从长成到死去还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而当一种树代替另一种树的时候，还需要一系列的变化和演变，才能使这一层变质的植物去滋养另一代新的植物。这样，五十万年的时间已经算不了什么啦，也许还需要更长的历史。需要多长呢？我不知道，象我这样的人是找不到答案的。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地下煤层的概念罢了，好让你能观察我的收藏品。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吧。”
　　参观一直持续到天黑才结束。对每一块煤和带有植物印模的标本，老夫子都又重新给我作了解释，终于使我开始差不多明白了当初使我如此惊异不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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